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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 1946年生于浙江省余姚县，中国著名文化学者，理论家、文化史学家、散文家。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出版有《戏剧理论史稿》《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戏剧审美心理学》。曾经贴地历险四万公里考察了人类全部重大古文明遗址，获台湾读书人最佳书奖、白金作家奖、桂冠文学家奖等。最近三年任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奠基教授、香港凤凰卫视首席文化顾问、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
一
早在一九九七年，我写过一篇题为《长者》的长篇散文，记述当时还在世的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研究员张可女士。这篇文章曾收入《霜冷长河》一书，但在后来编印的选集、合集中都没有收入。理由是，重读时觉得文笔过于散漫拖沓了，不符合我的严选标准。
据我的经验，一个人重读自己以前的文章，如果已经隔了十年，那么，特别在乎的是文笔，而不是内容。内容已经熟悉，而遣字造句、口气表情却还愿意一再玩味，并决定是保留，还是遗弃。
再过十年，也就是相隔二十年，情况又会发生变化。内容已经在记忆中模糊，因此又有了关注的好奇。一关注，一些幽幽微光，又会撞击心灵。这就像墙角淘汰多年的老家具，一直盖着灰布，也忘了是什么东西了，偶尔掀开灰布，居然眼睛一亮。
那天，我不小心掀开了那篇旧文。
张可老师早已不在人世，学院里几乎没有人记得这个名字，各种记录资料中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然而，她实在是中国现代女性的一个特殊典型，比现在被传媒反复描写、讲述的那些“才智丽人”“民国女性”，更有深度。因此，我决定重写一篇，不仅仅是为了她个人。
二
张可老师并不担任课程，属于“教育辅助人员”编制。当初导演系刚刚成立时，系主任吴仞之先生要求设置一个“研究室”，专职人员只有张可老师一人，后来也没有扩充。张可老师是研究莎士比亚的，如果导演系要排演某部莎士比亚戏剧，她可以提供一些咨询。然而一年年下来，这样的机会一直没有出现。因此，张可老师安静而空闲。来上班时，也独进独出，无人注意。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张可老师会顷刻成为全院焦点，那就是外宾来访。
上海戏剧学院的外宾一直比较多，包括在尚未开放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来的外宾多是表演团体，一行艳丽妖娆，语言激动夸张，多数翻译人员都有点应付不了。即使勉强应付过来了，后面却还有几个绅士模样的高傲理论家，满口故弄玄虚的语言更让翻译人员头痛。在这种情况下，学院领导总会低声吩咐：“叫张可来！”
张可老师一到场，外宾全都安静了，为她的美貌。她肯定比林徽因滋润，比王映霞清秀，比陆小曼典雅。面对外宾，她并不是热烈地一一握手打招呼，而是迎着他们的目光，在他们五六步前站定，介绍自己是莎士比亚学者，很高兴与他们在学院路遇，然后再充满好奇地询问他们来自什么机构和单位。浅浅问答几句，几乎和所有的外賓都粘连上了。而对那几个高傲的理论家，她会故意多谈一些，不露声色地吐露出让对方很难再高傲的专业素养。
她的英语，是标准的伦敦口音，却又增添了美国的开朗和热度。一开口，就让外宾们非常吃惊，却又障碍全消。于是，她立即成了人群的核心。
只要听说张可老师出来接待外宾，学院里的教师、学生、职工都会远远近近地围观，看她的优雅风范。上海戏剧学院美女如云，因此经常会有“民间口碑”式的“选美”。在嘁嘁喳喳间，入选名单不断更换，但列为第一名的总是她，张可。
三
美貌是第一惊讶，英语是第二惊讶，第三惊讶更重大：这么一个大美人，居然是老革命！
她在一九三八年十八岁未到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长期潜伏在美国新闻处和上海戏剧界的一些单位工作。后来据几位认识她的老人告诉我，正是她的美貌，给地下工作带来很多方便，即使身上藏有情报也容易混过去。但是，这一定是没有藏过情报的人的“外行臆想”。在真正的血火战斗中，外貌的作用并不太大，危险始终近在咫尺。年轻的张可就在危险中奋斗了十多年，直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真不容易。
共产党掌握政权了，她还不到三十岁，本应风风光光地担任某个单位、某个部门的领导，却又出现了第四个惊讶：她功成身退，决然退党。
这第四个惊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为什么？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退党的人很多。有的是叛变，有的是观念产生了严重分歧，有的是流亡海外失去了联系，更多的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刻考虑到了家人的安危……张可却是举世罕例：在自己的党隆重执政的时刻决定退党。
仅仅是几天之隔。几天前，共产党员只要被抓住就会被立即处决，她虽然没被抓住，却在心里坚定自认；几天后，共产党员已经可以在大街上昂首阔步，她反而已经不是。在历史转折关头的这种“反转折”，足以震动四方。
关于她的退党，有好几个传闻。
第一个传闻，在地下党员由暗转明的“报到处”，负责接待的领导人是一位级别不低的军事干部。突然见到张可这么一位美貌的“同志”和“战友”，他眼睛特别亮，话语特别多，似乎就像前些天快速攻入一座城池一样，便用很不恰当的语言表述自己的美好意图。张可早就听惯上海街市间对一个漂亮女性更“不恰当”的语言，但今天眼前这个人代表的，却是自己以命相托的组织。能在这样的话语中向组织“报到”吗？凭着在地下工作时养成的那股硬气，她扭头就走。
她不是原来就有组织吗？这就牵涉到第二个传闻了。地下工作时的领导，也是一位不错的文化人，看到战争结束，雨过天晴，准备重新安排生活，包括重建家庭。他一直有意于张可，但张可已经结婚。他希望两头都改变婚姻，这在当时的革命队伍中比例极高，但张可不想进入这个比例。
据我的判断，这两个传闻都未必虚妄。
她的退党，其实也出于对共产党的信任。终于掌权了，一切都会好起来，天下既然已经转危为安，我也就可以投入心中最喜爱的文学艺术了。过去出生入死，不也就是为了建设更文明的社会么？ 这也是她公开表述的退党理由。
于是，上海戏剧学院出现了一个安静的莎士比亚研究者。
在刚刚结束动荡的年代，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里，一个安静的人，极有可能封存着一部极为精彩的传奇。喧闹的，反倒一眼就能看穿。在革命资历决定社会地位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张可老师似乎变成了一个不懂政治的普通女性，说不定，街道的居民小组长还会给她补一点党史常识的课程呢。
这让我想起了上海戏剧学院的另一位奇特女性，党委副书记费瑛。一九四九年之前，费瑛在复旦大学读书，系里的激进学生为了打击“立场模糊的保守势力”，把她当作了重点批判对象。他们不知道，恰恰是这位打扮时髦的女同学，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很大一个片区的地下负责人，当时那些大家佩服的学生领袖，都是由她在幕后指挥。这种说法大概是不错的，因为直到她退休之后，好几位国家级高官每逢过年过节还会来问候这位当年的“神秘领导”。
但是，张可老师的资历，还比费瑛女士高得多。当然，更不必说学识了。她们这两位传奇女性每次在学院草地间的小路上相遇，总会快步上前，长时间亲热地握手，然后看看周边有没有人注意，再退到树荫下讲话。当时的费瑛女士是学院的实际掌权者，经常要作报告、发指示，气势很大，但一见张可老师，立即变成了温顺的小妹妹。其实在外貌上，张可老师要年轻得多。
四
好，现在可以说说我与张可老师的交往了。
我是一九六四年在江苏浏河的一个贫困农村首次见到张可老师的，那时我十七岁，算起来，张可老师应该是四十三岁了。
那个年代，凡是大学师生都要不断地到农村去，名为“社会主义教育”，其实就是从事艰苦的农业劳动。每次下去的时间很长，半年到八个月。刚回来不久又下去了，一轮一轮接得很紧。我到今天还没有想明白，当时上面的领导究竟出于什么动机，让学生不学习，教师不上课，校舍全空着，硬挤到破陋的农舍里长时间煎熬。农民显然不欢迎那么些外来人挤到他们屋子里住，却还是去挤；农民更不乐意那么些城里人拥到他们的田里胡乱折腾，却赶不走。
上级有规定，到农村后必须住在全村最贫困的家庭。而几个农村干部则皱着眉头在选最贫困的几家中最窝囊、最不会讲话的那一家，免得今后不顺心了拿着扫帚打架、驱赶。
我就被分配去了这样一家，一起去这家的还有一位外地干部和一位教师。外地干部叫李惠民，他本就是农村的，却为什么要换一个农村来劳动，一直没搞清楚；而教师，就是张可老师。
这家农民有三间破烂的小泥屋。东边一间挤着房东夫妻和子女，西边一间住着房东年老的母亲，还养了两只羊；中间一间放置农具和吃饭，又养着四只羊。我和李惠民住在中间那间，与四只羊相伴。张可老师住在西边一间，与房东母亲和两只羊相伴。这六只羊都是集体所有的，在这家“借住”，和我们一样。
我所说的这一间、那一间，中间隔着墙。但那墙是芦苇秆加泥巴糊成的，六只羊的叫声全都听得见。比羊叫更刺耳的是老太太连续不断的咳嗽声，这实在是让张可老师受罪了。她住的那间泥屋，特别小，老太太的床又窄又脏，紧贴着张可老师的床。张可老师挂了一顶从上海带去的白帐子，但两只已经脏成灰黑色的羊就蹲在帐子边，臭气和霉味扑鼻而来。
这就是我和张可老师初次见面的地方。
我看到这间泥屋的景象就立即大声说：“不行，老师，你绝不能住在这样的地方！”
我当时只知道她是我们学院导演系的教师，还不知道她的名字，但看到这么一个恐怖的住所，一下子就产生了一个男学生要保护女老师的责任感。
她竖起食指“嘘”了一下，让我小声一点。随即问了我的名字，便轻声说：“规定要住最贫困的人家，只能这样了。要换，也没有理由。”
我说：“我小的时候在家乡农村长大，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腌臜的房子。”
“腌臜，这个词用得好。”她说，“你家乡在哪里？”
“余姚。”我回答。
“余姚？好地方。”她说，“考考你，你知道同乡王守仁吗？”
“考考你”，这是一个老师最能向学生表明身份的说法，在这烂泥屋里听到，我特别高兴。
“王守仁就是王阳明。心外无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我说，稍稍有一点学生式的小卖弄。
她这下认真看我了，满脸微笑地说：“我只是随口一问，你就端上了王阳明三个最重要的学说，真要刮目相看了。”
五
刚下乡时，正逢雨季。村里有规矩，天一下雨就要开会，开会的地方离我们的烂泥屋不近。这就太难为张可老师了，因为门外一片泥泞，她走一步摔一跤，浑身是泥。其实，她到河边洗漱，也寸步难行。雨停了，就要下田劳动，但田埂还是泥泞，她仍然无法行走。
这就需要我来搀扶了。我小时候在农村时成天赤脚玩泥，不把泥泞当回事。因此，几个月中，我成了张可老师最趁手的拐杖。
对于吃饭，当时还有一个奇怪的规定，尽管交了饭费，但绝不能吃饭桌上的任何荤菜，连农民在河沟边自捞的小鱼小虾也不能动。幸好这家人家沒有这种麻烦，下饭的菜永远是一碟盐豆。为了怕费油，青菜都不炒一个。几个月下来，我们的脸色已惨不忍睹。
张可老师看着我说：“你正在长身体，不能长时间这样。”但是，又能怎样呢？她叹了一口气，说：“现在上上下下都喜欢摆弄苦，炫耀苦，却忘了当初革命是为了什么。”
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说这句话的人，最有资格说“当初”。
也有下雨不开会的日子，我们就可以在烂泥屋中间那一间的门内，看看书，说说话。
那天，我在一角看书，张可老师从她的泥屋子走了出来。只是远远地瞟了一眼，她就说：“不要只读兰姆，要读原文。”
这下我脸红了。我确实在读兰姆姐弟（Mary Lamb and Charles Lamb）合编的《莎士比亚故事集》，从外文书店买来的英文版。原来以为已经很牛了，却被真正的莎士比亚专家一眼看破。她怎么粗粗瞟一眼就能认出哪一本书呢？这就叫专业。 我嗫嚅着：“莎士比亚原文是上了年纪的英语，很难。”
“你真不知道该原文的乐趣有多大！”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满脸都是光辉。
“如果由中国的剧团来演出，用谁的译本比较好？”我问。
张可老师说：“一般用朱生豪的，他只活了三十二岁就翻译出了二十七部，令人感动。但也正因为太匆忙，有点粗糙，对那个时代的神韵传达不够。这些年北京大学吴兴华等人进行了校译，质量就提高了。梁实秋倒是翻译全了，翻得从容不迫，但少了朱生豪的那种激情，又不太适合演出。”
顿了顿，她说：“记住，现在中国最好的翻译家是傅雷，我们很熟。你听说过他的儿子傅聪吗？大钢琴家……”
我知道，这就是上课，就恭恭敬敬地找了一把小小的竹椅子摆端正，请她坐下，我就坐在对面三块叠着的泥砖上。她一笑，便坐下了，显然，她也愿意在这被大雨封住的小泥屋里讲这样的课。以后每次这样一坐，彼此心头就都响起了学院的铃声。
“你能读兰姆，也算不错了，那书是在福州路外文书店买的？”张可老师问。
我说：“兰姆是我的中学英语老师孙珏先生吩咐买的，现在这样的书买不到了，满架都是《毛泽东选集》的各种外文版。前两次下乡，我为了学英语，把《毛泽东选集》的英文版读了一遍。”
“那是偷懒的办法。”她说，“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人的词汇，猜都猜得出来。读英语，先读狄更斯，再读莎士比亚。”
“你们系里平常上一些什么课？”她问。
“太差了。当时是以全国最难考的招牌把我们吸引来的，一听课，多半是政治教条。我们等着顾仲彝先生来讲贝克技巧。”我说。
她笑了一下，说：“贝克不重要。技巧只是技巧。”
“亚却呢？”我追问。贝克和亚却，都是美国的编剧教师，小有名气。
“也不重要。”她说。
“劳逊呢？”我又问。劳逊的书，已在中国翻译出版。
“稍稍好一点，讲到了结构，但还是浅，而且啰唆。”她说。
她三下两下，就把我们所企盼的课程全给否定了。其实按照当时已经泛滥起来的以政治压倒一切的极左思潮，这些课程也不可能进课堂了。这就像一群应招女婿还没上门，就被她婉言谢绝了。当时我听了，是心存怀疑的。
她看出了我的怀疑，就讲了一段话：“艺术的最高处，不在技巧。莎士比亚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向他学什么编剧技巧，实在是委屈了他。而且，学戏剧文学，目光也不能只在编剧。中国话剧的发展，关键在导演。戏曲，关键在演员。一切都靠时代力量和个人天赋。”
“那是不是要学习斯坦尼和布莱希特的表演理论体系？”我问。
“也不必。他们两人都是好导演，但是一钻到理论里就夸张了，把架势撑得太大。凡是艺术家自己搞的体系，都不能太相信。”她说。
后来我每次回想，都感谢张可老师在我刚懂事的年代示范了如何做减法。这种减法思维，使我毕生受益。
别的老师喜欢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全都当作宝贝往学生肩上压，张可老师正相反，以自己的阅历衡量轻重，对比高低，去芜存菁，早早地为学生减省负担。并且，把减省负担当作一个重要的学术门径，启发学生。
我想，如果不是那间雨中烂泥屋，而是一直在高楼深院里接受一系列正规教育，那么，我不知道会在大量“看似重要的不重要”中浪费多少年月。
有一天又下雨，她与我谈起了文学。她对中国现代小说全都看不上，包括一系列已经上了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作家”在内。
“都不大气，缺少人性和神性。只是社会化、观念化、个人化的东西，显得神经兮兮又可怜兮兮。”这两个“兮兮”是上海女性的口语，一说出口，她就笑得很开心。
“您会不会也去翻翻当代小说？”我问。
“翻得很少。粗粗的印象，我觉得陕西的作家比较认真，像柳青、王汶石。看起来王汶石更好一点，笔下有一种爽朗的劲道，可惜题材太窄。”
我对她读过王汶石有点吃惊。
接下来是她问我了：“外国小说你喜欢谁？”
“法国的雨果，俄国的契诃夫和美国的海明威。”我说。
“我知道了，你不喜欢精神撕裂型、心灵忏悔型的作品。”她说，“正好，我也不喜欢。”
就这样，过了五个月。一天上午，乡里一个通信员推着一辆很旧的自行车来通知，说上海戏剧学院的领导来慰问下乡劳动的师生，今天就不用下田劳动了，大家到南边一个旧祠堂里去集中，中饭就在那里吃。
这是让人高兴的事，我陪着张可老师走了不少路，找到了那个旧祠堂。来慰问的领导就是费瑛书记，她一见张可老师便着急地迎过来，握住手之后又一遍遍上下打量着，那表情的意思是，真不该让她在这里待那么久。
分散在各村的同学和老师重新见面，都非常开心。这时才发现，旧祠堂的一角正烧着两只大锅，飘出阵阵无法阻挡的香味。原来，费瑛书记听说我们在乡下不仅劳动艰苦，而且吃得很坏，就决定來一次最实际的慰问。那就是请学院食堂的厨师一起下来，办一次聚餐，每人分两块草扎肉、两个馒头，进行“营养速补”。
所谓草扎肉，就是把五花肉切块后用一根根稻草扎了，放到锅里焖煮。煮烂了也不会散块，掂起稻草分给各人。由于已经有五个月没有好好吃饭了，很多男同学打赌，能一口气吃下十块。女同学只闷笑，心想十块怎么够。看到同学们的狼吞虎咽，费瑛书记眼泛泪光，轻轻摇头。张可老师只吃了一块肉，把另一块放到我的盘子里，就起身又到费瑛书记那里去了，我连推让的机会都没有。
这时，在我们邻村劳动的胡导老师挨近我，问：“你知道为什么费瑛书记这样尊重张可老师吗？”
我摇头，看着胡导老师。
胡导老师打趣说：“看你和她在一起劳动快半年了，她都没有透露。可见我也不能透露，这是地下工作的规则。”
看我发呆，胡导老师又加了一句感叹：“传奇啊，了不起！” 六
“文革”开始后，舞台美术系的同学带头“造反”，组织了一个叫作“革命楼”的造反组织，全系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同学参加。表演系也有同学“造反”了，大约占全系人数的三分之一。我们戏剧文学系和导演系的同学没有人“造反”，就由我带领着，对抗造反派同学临时学来的暴行，例如批斗老师、抄家、打砸抢。他们开大会，我们也开大会；他们刷出了打倒谁的标准，我们就紧挨着刷出正面标语；他们准备要抄哪个老师的家，我们先赶到一步，贴出布告“这家已由革命群众查检完毕”；他们要烧图书，我们就围成三圈高喊反对的口号……
我的这些对抗行为，被造反派称为“保皇派代表”“三座大山之首”。但有一段时间，毕竟是反对暴力的师生要多得多，我一时广受拥护。有一次，在红楼前的热闹通道口，一位年迈的女教师大声表扬我是“正派的好孩子”，边上很多人鼓掌。我正为“孩子”的说法烦恼，肩上被拍了一下，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最近有没有见到李惠民？”
我转身一看，居然是张可老师。李惠民，是我们在农村同住一家的那位地方干部，几乎忘了，她怎么突然提起？原来，她是想用一个陌生的话题把那个女教师的表揚和别人的掌声打断，把有可能发酵的对话打断，把我引开。
我跟着她走到一个无人的角落，她轻声而快速地说：“你应该赶快躲起来。在学院里我们是多数，但这是暂时的，从中央的势头看，会有大翻转。你不能站在风口浪尖上。”说完，她拍拍我的手臂，转身就走了。
其实我也在关心形势，已经预判造反派会很快压倒我们。既然这样，张可老师说得对，应该往后退。正好我爸爸被他们单位的造反派打倒了，我要天天代笔为爸爸写交代，就从学院隐退了。
此后我经常想起突然拍肩又突然转身的张可老师。她在“文革”中，没有引起造反派的注意，因为她不是党员，不是干部，也不是正式教师。她原来所在的导演系没有造反派，而后来她的编制又划到了演出科，那是一个由裁缝、木匠组成的舞台服务机构，没有人对“文革”有兴趣。但是，如此安全的张可老师那天对形势做出的判断，实在是一种充满政治经验的远见。她喊一声陌生人的名字把我引出来的情景，让我联想到了某些间谍片。
当时我的遭遇已经是一片凄风苦雨，爸爸被关押，叔叔被逼死，全家八口人失去经济来源，而我又是大儿子。正在苦得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上面又下达通知，立即下乡劳动。
下乡不久前的一天，我拿着造反派掌权者为我做的“长期对抗文革”的最低等级思想鉴定，丧魂落魄地在学院里走，又遇到了张可老师。与上次一样，她喊了我名字后先从一个陌生人开头：“我家邻居是你中学时的同学，最近从北京回来了……”边说边往小路引。看到周围没人了，就转入正题。
“听说你们又要下农村？”她急切地问。
“是的，已经动员过了。”我说。其实，动员到出发的时间很短，这两天我正在想办法用卖书所得的三元钱买一套防雨的棉衣，但还没有买到。
“去多久？”她问。
“说是一辈子。”
她突然沉默了，低下头去一会儿，又抬起头来。
“一辈子，让带书吗？”她艰难地问。我猜度刚才她沉默时也许会想起我们在烂泥屋里靠谈论书籍熬过了半年的往事。但这次是一辈子，而不是一年半载。
带书，这事我也在想，前几天卖书时还咬着牙齿留下了几本，因而就对张可老师说：“让不让带书还不知道，总可以带几本吧。”
说是这么说，心里却明白，如果允许带几本，也一定不是张可老师所说的那种书。
“一辈子，与父母商量了？”她又问。
刚问，她又露出一个抱歉的表情。因为在那个年月一切命令都无法与父母商量，父母只有听命的份。而且我想张可老师也听说了，我家已陷于大祸。
她叹口气，轻轻地拍了拍我的手臂，说：“好好照顾自己！”
没想到，不是一辈子。
一九七一年，由于林彪事件、重返联合国、准备欢迎美国总统，“文革”的逻辑断了。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文化建设悄悄地代替了文化破坏。
复课、编教材、编词典、办学报，都火烧眉毛般地着急推进。这是另一种逻辑的启动，极左派想阻挡也比较困难。我们也就随之从农村回到了上海。
上海戏剧学院遇到的第一件好事，是抽调专家去编《辞海》，抽到的第一个人，恰恰是张可老师。她当然合适，《辞海》里的很多条目都能够参与。
接下来的事情就分好几个等级了。复课招生是第一等，既热闹，又有点权；编学院里的专业教材是第二等；与外校一起编通用教材是第三等；到外校去编我们学院用不着的教材是第四等。我分到的是第四等，到复旦大学去编我们学院用不着的鲁迅教材。第四等倒无所谓，比较麻烦的是复旦大学太远，去一趟要换好几路车，没人想去。我同意去，是另有所图，想利用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外文书库来充益我已经独自在编的教材《世界戏剧学》。
从我们学院到复旦，我看到教育恢复的势头十分振奋。有趣的是，所有的造反派骨干成员，全都置身在这个势头之外，他们气鼓鼓地等待着一场“反击”运动。
那天我回学院，看到教育楼的红砖外墙上新贴出一条标语：
不要资产阶级文痞，
宁要无产阶级文盲。
这种标语在“文革”中看得多了，但这次，显然是针对着教育恢复的势头来的。
我历来不怕极左派，现在更不怕了，就立即在标语边贴了一张纸条，在当时叫“戳一枪”。我写的是：
上海的流氓总把别人说成是流氓，
上海的文痞也是一样。
写完，签上自己的名字。刚贴出，就围着很多人在看，表情兴奋。可见，社会气氛已变。当天下午我还在那里转悠，看到张可老师也来了，她又把我拉到路边，说：“那一枪，很准。”
我说：“看了那么多年，发现破坏文化的，都是文人。他们是真正的文痞。” 张可老师说：“这我早就知道。但文痞很滥，你要小心。”
我说：“不怕他们。”
果然，第二天下午，在我贴纸条的下方，一条新标语又出现了：
警惕老保翻案！
我又在这条标语边“戳一枪”：
天地大案尚未审，
何人翻案未可知。
这次我干脆署名为“老保大山”。这是当年造反派封我的，“保皇派”“三座大山之首”，我把它们合在一起了。这条标语贴出后，他们不再来闹，可见形势确实变了。
这事的两年之后，他们发动了全国性的反击，叫作“反击右倾翻案风”。但不到一年，“四人帮”被逮捕了，天佑中华。
其间事情太多，不去写了。我只记得，自从那次在教育楼标语前讨论“文痞”之后，一直没有见到张可老师。偶尔想起，估计她还在编《辞海》，什么时候有空，应该去拜访。但是一直没有找到有空的时间，而且我也始终没问过她住在什么地方。
就这样，又过了三年，我遇到了一件与她有关的事。
这件事，让我一时目瞪口呆。
七
一九七九年春天，我在學院资料室里翻阅北京的一本学术杂志，发现一篇用中西比较方法研究《文心雕龙》的文章，心中一喜，却不知道作者王元化是什么人。当时正好有一家上海报纸向我约稿，就写了篇读后感寄去。没想到，几天后报社的编辑亲自来到我家，满脸抱歉。
“感谢您终于为我们报纸写了专文，而且写得那么好。但是，这篇文章暂时还不能发表。”编辑说。
“为什么？”我笑着问，因为这是第一次遇到退稿。
“原因只有一条，王元化的历史问题还没有结论。学术杂志发表他的论文可以，但我们报纸……”
“王元化究竟是谁？”我问。
“您写了文章还不知道他是谁？”编辑十分惊讶，“我们编辑部还以为，是因为您与他爱人同在一个学院的关系呢。”
“他爱人在我们学院？”我好奇极了。
“张可嘛！您真的不知道？”
“啊！”这下我倒真是发呆了。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在房间里走了几步，又到窗口站了一会儿，回想着张可老师与我交往的点点滴滴。她怎么一点也没有吐露，而我怎么一直也没有追问一句？
这就是中国人的师生伦理。好像学生不应该去揣测老师的家庭生活，更不应该随便打听。结果，代代传承，变成习惯，连想也不会去想了。
我怀着慌乱的心情，去找了那次在乡下向我暗示张可老师有“传奇”的胡导老师。胡导老师听我一问，就把隔壁办公室的薛沐老师也叫来了。他们都是见多识广的长辈，兴致勃勃地轮番叙述着，让我知道了这篇文章前面写到过的张可老师的历历往事。她宁肯退党也不愿意改变婚姻，正因为有这位丈夫王元化。
但是，在退党事件后没几年，王元化被牵涉进了“胡风案件”，因为他是新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与诗人胡风有业务交往。由于案件快速膨胀，他被逮捕入狱。那时张可才三十出头，不仅对蒙冤入狱的丈夫不离不弃，而且还处处寻找经常变动的关押地点，又不断地向各个相关部门上访诉冤。王元化出狱后没有单位，没有工资，精神又有点失常，全靠张可一人撑持着照顾。一年年下来，直到眼下，形势才有所变化，王元化可以在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了……
我听了两位长辈的叙述，非常激动。张可老师给人的一个个“惊讶”早已叹为观止，没想到还在不断增加。这中间，还夹带着我自己的一个惊讶。就在我们下乡劳动的那些日子，她仍然处于为丈夫上访、为丈夫治病的过程中。我哪能想象，那顶挤在老太太和羊窝之间的白帐里，兜藏着中国女性最贞淑的品质，最坚毅的心灵。
外面，一天一地都是黑夜、暴雨和泥泞，而那顶小小的帐子，却是如此洁白无瑕。
我托请《辞海》编写组的一个年轻工作人员打听，张可老师什么时候会回学院一次。打听到了，那天我就守在我们经常聊天的那个路口。
果然，她来了。
毕竟是“文革”之后的第一次见面，千言万语不知从哪儿开头。我突然觉得不如“中心突破”，一开口就说了对王元化先生文章的评价，并为他终于能发表文章而高兴。
张可老师的表情很吃惊，连问我怎么全都知道了。我正支支吾吾，她又拉着我的衣袖到一边，轻声说：“他到现在还没有平反，但从种种消息看，快了。平反后一定请你到我们家去长谈。”
“为什么要等到平反才去？王元化先生什么时候有时间，我随即登门拜访。”我说。
“他呀，什么时候都有时间。”她笑得很开心。
我们又聊了很多话，临别时，她又说：“我一定把你对文章的评价立即告诉他。”
过了三天，与张可老师一起在编《辞海》的柏彬老师找到我，交给我一封厚厚的信。拆开一看，署名是王元化。
王元化先生详尽地叙述了以前如何在张可老师那里一次次听说我，了解我的过程，然后郑重约请我去他家一聚。在长信的最后他写了一段话：
秋雨，尽管身边还有大量让人生气的事，但我可以负责地说，就学术文化研究而言，现在可能正在进入本世纪以来最好的时期。
这段话让我感动，因为写的人还没有获得平反。
收到信的第二天，我就按照地址找到了他们家。是在淮海中路新造的一幢宿舍楼里，按当时上海的居住水准，已经算是不错的了。他们是新搬进去的，我想，既然上面有了给他们分房的举动，平反的事可能真的不远了。这在中国官场，叫作“正在走程序”。
张可老师一见我乐坏了，忙忙颠颠地端茶、送点心。他们家里雇了一个头面干净的老保姆，张可老师说：“她是你的同乡，余姚人。”老保姆用余姚话与我打过招呼，就去忙饭菜了。
王元化先生坐在我边上，说：“开头要说的话都写在那封信里了，今天开门见山吧。你读了这篇文章没有？”他拿起一本杂志放在我眼前，我一看，是李泽厚的《论严复》。 “我觉得这一篇，比他五十年代发表的《谭嗣同研究》写得好，尽管那篇资料收集得更细致。”王元化先生说。
张可老师一听，立即嗔怪起来：“人家秋雨那么远的路赶过来，茶都沒有喝一口，一下子就谈得那么严肃！”说着就拐身到厨房里去了。
我就与王元化先生谈李泽厚。我说王元化先生有眼光，这几年李泽厚进步很大，远超自己的五十年代。尤其是他以康德为背景的美学理论，已经把朱光潜、宗白华比下去了。
王元化先生睁大眼睛看着我，估计他会把朱光潜看得更高一点。但他还没有开口，张可老师已经在招呼吃饭了。
菜不多，但很精致。张可老师不断地在往我的盘里夹菜，自己几乎不怎么吃。他们家的饭碗很小，我几口就吃完了，张可老师忙着一次次添，添完又夹菜。连王元化先生看了也觉得有点过分了，不断笑着说：“让秋雨自己来，自己人不用太客气。”
我看着张可老师，想起在烂泥小屋我们一起吃盐豆五个月，想起她在老祠堂把草扎肉让给我……她似乎也想起了什么，说：“秋雨像骆驼，可以吃很多，也可以饿很久。”
吃完饭，王元化先生一挥手，要我到隔壁房间谈学问。张可老师向我一笑，说：“你们谈学问我就不参与了。”
乍听这话像家庭妇女，但我分明记得，在农村，她一直在给我谈学问啊，而且谈得那么好。
与王元化先生谈了一会儿我就发现，他此刻浑身蕴藏着一个被废黜已久的学者对于学术交谈的强烈饥渴。反过来，他的知识结构又让我不无惊喜。他出事是在五十年代前期，那时，中国在文化领域的极左思潮还没有形成气候。等到他被羁押之后，社会上倒是越来越左了，他已经没有权利投入，因此也就保持了一份特殊的纯净。
为此，我们两人决定多谈几次。
在第一次拜访之后，我又在一个月里三次重访。为了谈得长一点，我一般都是下午二时去，不要与晚饭靠得太近。张可老师还是不参与，只是与老保姆一起，在厨房准备点心和晚饭。大概在三点半左右，点心就端出来了，非常细致，比如四个煎馄饨，或一小碗酒酿圆子。
通过几次长谈，我大体领略了王元化先生的知识结构。
王元化先生的父亲是教师，所以他小时候就住在清华园，“那里连鞋匠都讲英文”，因此有不错的西学背景。原是基督徒，后来加入共产党，较多的时间着力于革命思想的传播。虽然没有出国留学经历，也没有安心求学的可能，但对十八、十九世纪欧美的文化思潮都有了解，又更多地受到俄国别林斯基、丹麦勃兰兑斯和法国罗曼·罗兰的影响，因此在社会关怀、人文激情上，都超过了很多留学归来的“民国学人”。
“胡风事件”使他改变了文化道路。从监狱释放后，他随张可研究了莎士比亚，自学了黑格尔哲学，又把《文心雕龙》作为理论解析的中国标本。这使他从一个文化评论者转化为专业研究者。
他文化视野的下限，大概止于德国社会学家麦克斯·韦伯，这也是“文革”结束后几年他看书自学的。由于年龄的制约，他不可能学得更多。因此，对于弗洛伊德的学说，对于荣格所代表的文化人类学，对于接受美学，对于由卡夫夫起头的现代派文学，对于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文学，他都没有太多时间关注。虽然也会提及，但基本不在他欣赏和研究的范围。因此，他是一个带有十九世纪的文化印记，再加上二十世纪革命责任的学者。他的重返，对上海文化界来说，是一种隔代风格的隐约重现，颇为可喜。
在整个长谈过程中，我一直等待着张可老师的出现。我暗想，即使在学术上，张可老师也会产生一些独特的观点，让王元化先生和我惊喜。但是她一直没有出现，始终在厨房里忙碌。
夏衍曾说：“大家都在称赞钱钟书，我却更欣赏杨绛。妻子比丈夫写得更好。”我对张可老师，也有近似的判断。至少在对文学艺术作品的直觉上，她一定强过王元化先生。而这种直觉，来自天性。不错，张可老师应该比王元化先生更靠近无邪天性。
八
终于，我要写出最沉痛的笔墨了。
就在我与王元化先生几次长谈的三个月后，一九七九年六月，张可老师突然在一次会议上脑溢血中风。
送到医院，情势十分危急，昏迷十天不醒，半个多月一直处于病危之中。
王元化先生在医院号啕大哭，一遍遍高声呼喊着：“我对不起她！我对不起她！”
医院的走廊上，回荡着一个苍老学者撕肝裂胆般的声音。
张可老师虽然暂时挣脱了死神，却像彻底换了一个人。这种情景我不忍描述，一切略懂医学的人都知道。其实，原来的张可老师已经不在了。
不到半年，王元化先生彻底平反。不久依照他的革命履历，升任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这是一个不小的官职，家里人来人往。张可老师已经不能招待了，躺在床上，眼睛直直地看着窗外的云天，又像什么也没有看。那情景，就像一尊卧姿的汉白玉雕塑。
我想，这又是这位传奇女性的又一个令人震撼的“惊讶”拐点了：苦苦陪伴了半辈子的丈夫终于要恢复名誉的关键时刻，她走入了另一个空间。
就像在一九四九年，终于要昂首阔步的关键时刻，她走入了另一个空间。
这时，我不能不对这尊中国女性的卧姿雕塑，我的老师，动用平日不会动用的两个字：伟大。
九
对于王元化先生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我在高兴过后，更多的是担心。因为，他与这个社会已经脱离太久。
那天有通知下达，新任的市委宣传部长要向全市各单位的宣传干部作一场报告，地点在淮海中路的社会科学院。我因为心中挂念，也赶去了。
我到现场一看，就知道大事不好。坐在会场前十排的，全是农民打扮，是郊区十县赶来的，因为路远，出发早，就先到了。城里的宣传干部坐在后面，主要是工厂、街道来的，那个时期还整体贫困，都极其朴素。所有听讲的人每人都拿着一本土黄纸封面的“工作手册”，准备记录。
王元化先生那天的讲题是“现代市民的理论素养”，讲得很好，具有学术高度，但他没想过这是在给谁讲。出现最多的引文来自于恩格斯、黑格尔和罗曼·罗兰，还两次动用了《文心雕龙》里的段落。那么多“工作手册”，几乎一句也没有记下来。 他也知道自己讲砸了，越讲越快。在即将结束的时候，他看到了坐在第三排最边上的我。一讲完，他为了不想听随从官员尴尬的评语，立即向我走来，并把我拉到了一间小小的休息室。他當着随从官员的面说：“我有一件公事和一件私事，要与秋雨商量。”随从官员听说有私事，也就止步了。王元化先生随手关上了休息室的门。
坐下他就说：“部里的工作人员事先没有提醒我听报告的对象。”
我想，如果张可老师还像以前一样，事先提醒的一定是她，因为这是第一场报告。失去了张可老师的提醒，王元化先生有点乱。但是此刻我必须安慰，便说：“这个报告如果在复旦、师大、同济讲，就会很好。”
他笑着摇了摇头，随即回到正题，说：“先商量公事。我上任后连续收到一个匿名者的三次揭发，说巴金参加过上海的‘文革’写作组。这事让我挠头，因为巴金太重要。”
我说：“这里存在着词语误读。”
“词语误读？”他让我讲下去。
我说：“按照正常词语，写作组是几个人聚在一起写文章，但在‘文革’中就不对了。那时流行小词语，连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文革’都叫小组，下面跟着来，结果上海市政府也就变成了工业组、农业组、公交组、财经组，等等，其实都是一个个大系统。写作组是指当时全市文化宣传教育系统，与那些组并列。”
“那为什么不叫文化组、宣传组？”他问。
“因为毛泽东断言文化宣传系统是阎王殿，谁也不敢了。”我说。
这下新任宣传部长笑了：“哦，果然有词语误读。这在中外历史上比比皆是。”
我想，由于张可老师挡除了一切风雨，使得王元化先生长期隔绝世事，心地如此单纯，居然对那样的匿名信也有点相信了。我说：“巴金在‘文革’中受尽迫害，最后被收留在写作组系统独自翻译赫尔岑，有什么问题？按照匿名信的逻辑，连张可老师也编过‘文革辞海’呢！我肯定，匿名揭发者是一个迫害狂，当年迫害巴金留下了劣迹，所以要再度迫害，把水搅浑。”
王元化先生说：“你说到迫害狂，那就可以引出我的私人问题了。你们戏剧文学系有一个很坏的教师，在‘文革’中负责张可的专案审查。一次次逼问张可，威胁张可，没完没了，成了我家的恐怖梦魇。现在我看到张可躺在床上这个样子，很想为她出口气，在哪篇文章中提一提这个教师的名字，你看可以吗？”
我连忙问这个教师的名字，一听，就傻了。
这个人一直躲躲闪闪，几乎被所有人厌烦，包括造反派掌权者。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在负责什么专案审查，而且张可老师也根本不属于戏剧文学系。我立即断定，这是一个单人作案的诈骗事件，单位里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却对张可老师造成那么大的伤害。其实，那个不断揭发巴金的匿名者，也是这样的人。
但是王元化先生为了张可老师，要在文章中提到那个教师的名字，我认为万万不可，因为那会产生“佛头着粪”的恶果。高贵永远无法对付卑鄙，圣贤永远无法对付虫豸。一对付，反而抬举了对方。这很无奈，实在是人世间巨大的悲哀，君子们难逃的宿命。
听了我的劝说，王元化先生同意了我，不在文章中提那个人的名字。
那天与王元化先生分手后，我一路在想，以前一直认为张可老师总算在“文革”中大致平安，现在才知道并非如此。祸害的来源不去说它了，只觉得张可老师这一生，真是一天也不得消停。人世间的每一个磨难都不放过她，而且一个一个都咬得那么紧。
她来不及诉说，也不想诉说。此刻不能讲话了，只能让所有的凄楚和苍凉，全然消失于天地之间。
但是，未必全然消失。因为她有一个能够用笔来追踪天下善恶的学生。
我一直想找王元化先生好好谈谈张可老师，然后写点什么。
在这么大的城市当宣传部长确实太忙了，找不出成块的时间。好不容易等到他离休，他、黄佐临、谢晋、我，成了上海市四大文化顾问，经常见面讨论。但四个人一聚，我眼花了。黄佐临和谢晋也是我文学追踪的对象，我想通过他们来唤醒上海文化的自尊，而且，因为他们两人的作品世所共知，写起来也会比较顺手。最难写的是张可老师，我把她放到最后，因此没有在那个时候打扰王元化先生。
后来，国际大专辩论赛邀请王元化先生、我与哈佛、耶鲁的两位教授一起，担任“四人总评委”，中间空闲的时间比较多，坐飞机时更能够联座细谈，我开始不放过王元化先生了。
王元化先生说：“由你的文笔来写张可，就会成为一座纪念碑。”
大概在两个月后，我送去了《长者》文稿。
王元化先生看后，立即通知我到衡山饭店找他。
这是衡山饭店朝西的一间不大客房，王元化先生在这里生活和工作。这是怎么回事？王元化先生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是一个企业家为我租这间房的。”
什么“不愉快的事”？他不说，我也不问。这就像当年对张可老师，她不说我都不问。胡导老师说，这是“地下工作的规则”。
王元化先生从抽屉里拿出我的《长者》文稿，我以为他要提一些修改意见，却不是。他郑重地对我说：“能不能在你的文章中留出一个不大的篇幅，说说我对张可的评价？”
当然可以。而且，这样也增加了这篇文章的份量，我太高兴了。但是我还不太明白，为什么一个很能动笔的丈夫，要把自己的对妻子的评价放在别人的文章里？
王元化先生解释道：“如果由我自己写一篇文章，只能是丈夫对妻子的回忆，容易陷入过程性叙述，会显得一般。你的文章拥有最多的读者，我不妨借一把力，把事情做得隆重一点。但必须特别标明，文章中有一段是以我名义写的，也算是我自己的一份纪念。”
这就清楚了。我就问：“你的评价，是你亲自写，还是我派人来记录？”
他说：“我亲自写。”
“几天？”我问。
“三天。”他说。
三天后，我又去了衡山饭店。我一敲门，门立即就开了，开门的王元化先生手上拿着几页文稿。 下面，就是王元化先生为张可老师写的几段文字。我数了数，共约一千二百个字——
张可，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出生于苏州一个书香世家，受良好早期教育。十六岁时考进上海暨南大学，这是一所拥有郑振铎、孙大雨、李健吾、周予同、陈麟瑞等教授的大学，学风淳厚。一九三八年十八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全力投身革命，大学毕业后主要在上海戏剧界从事抗日活动，自己翻译剧本、组织小剧场演出，还多次亲自参加表演。结识比她早参加共产党的年轻学者王元化。
抗战初年在一次青年友人的聚会中，有人戏问王元化心中的恋人，王元化说：“我喜欢张可。”张可闻之不悦，质问王元化什么意思，王元化语塞。八年抗战，无心婚恋，抗战胜利前夕，有些追求她的人问她属意于谁，张可坦然地说：“王元化。”
以基督教仪式结婚。其时王元化在北平的一所国立大学任教，婚后携张可到北平居住。但张可住不惯，说北平太荒凉，便又一起返回上海。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这两位年富力强而又颇有资历的共产党人势必都要参加比较重要的工作，但他们心中的文学寄托，在于契诃夫、罗曼·罗兰、狄更斯、莎士比亚，生怕复杂的人事关系、繁重的行政事务和应时的通俗需要消解了心中的文学梦，再加上已有孩子，决定只让王元化一人外出工作，张可脱离组织关系。
因胡风冤案牵涉，一九五五年六月王元化被隔离，还在幼儿园小班的孩子张着惊恐万状的眼睛看着父亲被拉走。关押地不断转换，张可为寻回丈夫，不断上访。王元化被关押到一九五七年二月才释放。释放后的王元化精神受到严重创伤，幻听幻觉，真假难辨，靠张可慢慢调养，求医问药，一年后基本恢复。当时王元化没有薪水，为补贴家用，替書店翻译书稿，后又与张可一起研究莎士比亚，翻译西方莎学评论。张可还用娟秀的毛笔小楷抄写了王元化《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和其他手稿。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王元化曾患肝炎，张可尽力张罗，居然没有让王元化感到过家庭生活的艰难。“文革”灾难中，两人都成为打击对象，漫漫苦痛，不言而喻。
“文革”结束之后，王元化冤案平反在即，一九七九年六月，张可突然中风，至今无法全然恢复。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王元化彻底平反，不久，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门主要领导职务。
王元化对妻子的基本评价：“张可心里似乎不懂得恨。我没有一次看见过她以疾言厉色的态度对人，也没有一次看见过她用强烈的字眼说话。总是那样温良、谦和、宽厚。从反胡风到她得病前的二十三年漫长岁月里，我的坎坷命运给她带来了无穷伤害，她都默默地忍受了。人遭到屈辱总是敏感的，对于任何一个不易察觉的埋怨眼神，一种悄悄表示不满的脸色，都会感应到。但她却始终没有这种情绪的流露，这不是任何因丈夫牵连而遭受磨难的妻子都能做到的，因为她无法依靠思想或意志的力量来强制自然迸发的感情，只有听凭仁慈天性的引导，才能臻于这种超凡绝尘之境。”
王元化又说：“当时四周一片冰冷，唯一可靠的是家庭。如果她想与我划出一点界限，我肯定早就完了。”
我把王元化先生亲笔写下的这篇千字文放在《长者》的第六节，并用楷体字排出，区别于其他文字。文章收入书中后，王元化先生写来一封信深表感谢。他说，张可老师已经不可能阅读，他分三次把我的长文读给张可老师听，张可老师躺在床上似听非听，但眼角有泪。王元化先生要我再送十本书过去，后来，又要了四本。
我建议朋友们再读一遍王元化先生所写千字文的最后两段，也就是从“张可心里似乎不懂得恨”，读到“如果她想与我划出一点界限，我肯定早就完了”。
我在读了好几遍后认定，这是王元化先生毕生最好的文字。一个孤独了的丈夫吐露的生命秘密，正是人类的秘密。
不错，人很脆弱。不管多高的官职，多大的财富，多深的学问，多广的人脉，毁灭都轻而易举。毁灭的前兆，是在四周一片冰冷中敏感地打量身旁的眼神，却失望了。
王元化先生的切身感受是，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救助者还是被救助者，思想和意志都帮不上忙，唯一的希望，是仁慈天性所指引的超凡绝尘。
因此，人生在世，必须寻找这样的人。
同时，寻找自己内心的仁慈天性。
简单说来，寻找“张可”，或成为“张可”。
幽幽长者，娉娉吾师，已成寓言。
一
早在一九九七年，我写过一篇题为《长者》的长篇散文，记述当时还在世的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研究员张可女士。这篇文章曾收入《霜冷长河》一书，但在后来编印的选集、合集中都没有收入。理由是，重读时觉得文笔过于散漫拖沓了，不符合我的严选标准。
据我的经验，一个人重读自己以前的文章，如果已经隔了十年，那么，特别在乎的是文笔，而不是内容。内容已经熟悉，而遣字造句、口气表情却还愿意一再玩味，并决定是保留，还是遗弃。
再过十年，也就是相隔二十年，情况又会发生变化。内容已经在记忆中模糊，因此又有了关注的好奇。一关注，一些幽幽微光，又会撞击心灵。这就像墙角淘汰多年的老家具，一直盖着灰布，也忘了是什么东西了，偶尔掀开灰布，居然眼睛一亮。
那天，我不小心掀开了那篇旧文。
张可老师早已不在人世，学院里几乎没有人记得这个名字，各种记录资料中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然而，她实在是中国现代女性的一个特殊典型，比现在被传媒反复描写、讲述的那些“才智丽人”“民国女性”，更有深度。因此，我决定重写一篇，不仅仅是为了她个人。
二
张可老师并不担任课程，属于“教育辅助人员”编制。当初导演系刚刚成立时，系主任吴仞之先生要求设置一个“研究室”，专职人员只有张可老师一人，后来也没有扩充。张可老师是研究莎士比亚的，如果导演系要排演某部莎士比亚戏剧，她可以提供一些咨询。然而一年年下来，这样的机会一直没有出现。因此，张可老师安静而空闲。来上班时，也独进独出，无人注意。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张可老师会顷刻成为全院焦点，那就是外宾来访。
上海戏剧学院的外宾一直比较多，包括在尚未开放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来的外宾多是表演团体，一行艳丽妖娆，语言激动夸张，多数翻译人员都有点应付不了。即使勉强应付过来了，后面却还有几个绅士模样的高傲理论家，满口故弄玄虚的语言更让翻译人员头痛。在这种情况下，学院领导总会低声吩咐：“叫张可来！”
张可老师一到场，外宾全都安静了，为她的美貌。她肯定比林徽因滋润，比王映霞清秀，比陆小曼典雅。面对外宾，她并不是热烈地一一握手打招呼，而是迎着他们的目光，在他们五六步前站定，介绍自己是莎士比亚学者，很高兴与他们在学院路遇，然后再充满好奇地询问他们来自什么机构和单位。浅浅问答几句，几乎和所有的外賓都粘连上了。而对那几个高傲的理论家，她会故意多谈一些，不露声色地吐露出让对方很难再高傲的专业素养。
她的英语，是标准的伦敦口音，却又增添了美国的开朗和热度。一开口，就让外宾们非常吃惊，却又障碍全消。于是，她立即成了人群的核心。
只要听说张可老师出来接待外宾，学院里的教师、学生、职工都会远远近近地围观，看她的优雅风范。上海戏剧学院美女如云，因此经常会有“民间口碑”式的“选美”。在嘁嘁喳喳间，入选名单不断更换，但列为第一名的总是她，张可。
三
美貌是第一惊讶，英语是第二惊讶，第三惊讶更重大：这么一个大美人，居然是老革命！
她在一九三八年十八岁未到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长期潜伏在美国新闻处和上海戏剧界的一些单位工作。后来据几位认识她的老人告诉我，正是她的美貌，给地下工作带来很多方便，即使身上藏有情报也容易混过去。但是，这一定是没有藏过情报的人的“外行臆想”。在真正的血火战斗中，外貌的作用并不太大，危险始终近在咫尺。年轻的张可就在危险中奋斗了十多年，直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真不容易。
共产党掌握政权了，她还不到三十岁，本应风风光光地担任某个单位、某个部门的领导，却又出现了第四个惊讶：她功成身退，决然退党。
这第四个惊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为什么？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退党的人很多。有的是叛变，有的是观念产生了严重分歧，有的是流亡海外失去了联系，更多的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刻考虑到了家人的安危……张可却是举世罕例：在自己的党隆重执政的时刻决定退党。
仅仅是几天之隔。几天前，共产党员只要被抓住就会被立即处决，她虽然没被抓住，却在心里坚定自认；几天后，共产党员已经可以在大街上昂首阔步，她反而已经不是。在历史转折关头的这种“反转折”，足以震动四方。
关于她的退党，有好几个传闻。
第一个传闻，在地下党员由暗转明的“报到处”，负责接待的领导人是一位级别不低的军事干部。突然见到张可这么一位美貌的“同志”和“战友”，他眼睛特别亮，话语特别多，似乎就像前些天快速攻入一座城池一样，便用很不恰当的语言表述自己的美好意图。张可早就听惯上海街市间对一个漂亮女性更“不恰当”的语言，但今天眼前这个人代表的，却是自己以命相托的组织。能在这样的话语中向组织“报到”吗？凭着在地下工作时养成的那股硬气，她扭头就走。
她不是原来就有组织吗？这就牵涉到第二个传闻了。地下工作时的领导，也是一位不错的文化人，看到战争结束，雨过天晴，准备重新安排生活，包括重建家庭。他一直有意于张可，但张可已经结婚。他希望两头都改变婚姻，这在当时的革命队伍中比例极高，但张可不想进入这个比例。
据我的判断，这两个传闻都未必虚妄。
她的退党，其实也出于对共产党的信任。终于掌权了，一切都会好起来，天下既然已经转危为安，我也就可以投入心中最喜爱的文学艺术了。过去出生入死，不也就是为了建设更文明的社会么？ 这也是她公开表述的退党理由。
于是，上海戏剧学院出现了一个安静的莎士比亚研究者。
在刚刚结束动荡的年代，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里，一个安静的人，极有可能封存着一部极为精彩的传奇。喧闹的，反倒一眼就能看穿。在革命资历决定社会地位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张可老师似乎变成了一个不懂政治的普通女性，说不定，街道的居民小组长还会给她补一点党史常识的课程呢。
这让我想起了上海戏剧学院的另一位奇特女性，党委副书记费瑛。一九四九年之前，费瑛在复旦大学读书，系里的激进学生为了打击“立场模糊的保守势力”，把她当作了重点批判对象。他们不知道，恰恰是这位打扮时髦的女同学，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很大一个片区的地下负责人，当时那些大家佩服的学生领袖，都是由她在幕后指挥。这种说法大概是不错的，因为直到她退休之后，好几位国家级高官每逢过年过节还会来问候这位当年的“神秘领导”。
但是，张可老师的资历，还比费瑛女士高得多。当然，更不必说学识了。她们这两位传奇女性每次在学院草地间的小路上相遇，总会快步上前，长时间亲热地握手，然后看看周边有没有人注意，再退到树荫下讲话。当时的费瑛女士是学院的实际掌权者，经常要作报告、发指示，气势很大，但一见张可老师，立即变成了温顺的小妹妹。其实在外貌上，张可老师要年轻得多。
四
好，现在可以说说我与张可老师的交往了。
我是一九六四年在江苏浏河的一个贫困农村首次见到张可老师的，那时我十七岁，算起来，张可老师应该是四十三岁了。
那个年代，凡是大学师生都要不断地到农村去，名为“社会主义教育”，其实就是从事艰苦的农业劳动。每次下去的时间很长，半年到八个月。刚回来不久又下去了，一轮一轮接得很紧。我到今天还没有想明白，当时上面的领导究竟出于什么动机，让学生不学习，教师不上课，校舍全空着，硬挤到破陋的农舍里长时间煎熬。农民显然不欢迎那么些外来人挤到他们屋子里住，却还是去挤；农民更不乐意那么些城里人拥到他们的田里胡乱折腾，却赶不走。
上级有规定，到农村后必须住在全村最贫困的家庭。而几个农村干部则皱着眉头在选最贫困的几家中最窝囊、最不会讲话的那一家，免得今后不顺心了拿着扫帚打架、驱赶。
我就被分配去了这样一家，一起去这家的还有一位外地干部和一位教师。外地干部叫李惠民，他本就是农村的，却为什么要换一个农村来劳动，一直没搞清楚；而教师，就是张可老师。
这家农民有三间破烂的小泥屋。东边一间挤着房东夫妻和子女，西边一间住着房东年老的母亲，还养了两只羊；中间一间放置农具和吃饭，又养着四只羊。我和李惠民住在中间那间，与四只羊相伴。张可老师住在西边一间，与房东母亲和两只羊相伴。这六只羊都是集体所有的，在这家“借住”，和我们一样。
我所说的这一间、那一间，中间隔着墙。但那墙是芦苇秆加泥巴糊成的，六只羊的叫声全都听得见。比羊叫更刺耳的是老太太连续不断的咳嗽声，这实在是让张可老师受罪了。她住的那间泥屋，特别小，老太太的床又窄又脏，紧贴着张可老师的床。张可老师挂了一顶从上海带去的白帐子，但两只已经脏成灰黑色的羊就蹲在帐子边，臭气和霉味扑鼻而来。
这就是我和张可老师初次见面的地方。
我看到这间泥屋的景象就立即大声说：“不行，老师，你绝不能住在这样的地方！”
我当时只知道她是我们学院导演系的教师，还不知道她的名字，但看到这么一个恐怖的住所，一下子就产生了一个男学生要保护女老师的责任感。
她竖起食指“嘘”了一下，让我小声一点。随即问了我的名字，便轻声说：“规定要住最贫困的人家，只能这样了。要换，也没有理由。”
我说：“我小的时候在家乡农村长大，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腌臜的房子。”
“腌臜，这个词用得好。”她说，“你家乡在哪里？”
“余姚。”我回答。
“余姚？好地方。”她说，“考考你，你知道同乡王守仁吗？”
“考考你”，这是一个老师最能向学生表明身份的说法，在这烂泥屋里听到，我特别高兴。
“王守仁就是王阳明。心外无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我说，稍稍有一点学生式的小卖弄。
她这下认真看我了，满脸微笑地说：“我只是随口一问，你就端上了王阳明三个最重要的学说，真要刮目相看了。”
五
刚下乡时，正逢雨季。村里有规矩，天一下雨就要开会，开会的地方离我们的烂泥屋不近。这就太难为张可老师了，因为门外一片泥泞，她走一步摔一跤，浑身是泥。其实，她到河边洗漱，也寸步难行。雨停了，就要下田劳动，但田埂还是泥泞，她仍然无法行走。
这就需要我来搀扶了。我小时候在农村时成天赤脚玩泥，不把泥泞当回事。因此，几个月中，我成了张可老师最趁手的拐杖。
对于吃饭，当时还有一个奇怪的规定，尽管交了饭费，但绝不能吃饭桌上的任何荤菜，连农民在河沟边自捞的小鱼小虾也不能动。幸好这家人家沒有这种麻烦，下饭的菜永远是一碟盐豆。为了怕费油，青菜都不炒一个。几个月下来，我们的脸色已惨不忍睹。
张可老师看着我说：“你正在长身体，不能长时间这样。”但是，又能怎样呢？她叹了一口气，说：“现在上上下下都喜欢摆弄苦，炫耀苦，却忘了当初革命是为了什么。”
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说这句话的人，最有资格说“当初”。
也有下雨不开会的日子，我们就可以在烂泥屋中间那一间的门内，看看书，说说话。
那天，我在一角看书，张可老师从她的泥屋子走了出来。只是远远地瞟了一眼，她就说：“不要只读兰姆，要读原文。”
这下我脸红了。我确实在读兰姆姐弟（Mary Lamb and Charles Lamb）合编的《莎士比亚故事集》，从外文书店买来的英文版。原来以为已经很牛了，却被真正的莎士比亚专家一眼看破。她怎么粗粗瞟一眼就能认出哪一本书呢？这就叫专业。 我嗫嚅着：“莎士比亚原文是上了年纪的英语，很难。”
“你真不知道该原文的乐趣有多大！”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满脸都是光辉。
“如果由中国的剧团来演出，用谁的译本比较好？”我问。
张可老师说：“一般用朱生豪的，他只活了三十二岁就翻译出了二十七部，令人感动。但也正因为太匆忙，有点粗糙，对那个时代的神韵传达不够。这些年北京大学吴兴华等人进行了校译，质量就提高了。梁实秋倒是翻译全了，翻得从容不迫，但少了朱生豪的那种激情，又不太适合演出。”
顿了顿，她说：“记住，现在中国最好的翻译家是傅雷，我们很熟。你听说过他的儿子傅聪吗？大钢琴家……”
我知道，这就是上课，就恭恭敬敬地找了一把小小的竹椅子摆端正，请她坐下，我就坐在对面三块叠着的泥砖上。她一笑，便坐下了，显然，她也愿意在这被大雨封住的小泥屋里讲这样的课。以后每次这样一坐，彼此心头就都响起了学院的铃声。
“你能读兰姆，也算不错了，那书是在福州路外文书店买的？”张可老师问。
我说：“兰姆是我的中学英语老师孙珏先生吩咐买的，现在这样的书买不到了，满架都是《毛泽东选集》的各种外文版。前两次下乡，我为了学英语，把《毛泽东选集》的英文版读了一遍。”
“那是偷懒的办法。”她说，“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人的词汇，猜都猜得出来。读英语，先读狄更斯，再读莎士比亚。”
“你们系里平常上一些什么课？”她问。
“太差了。当时是以全国最难考的招牌把我们吸引来的，一听课，多半是政治教条。我们等着顾仲彝先生来讲贝克技巧。”我说。
她笑了一下，说：“贝克不重要。技巧只是技巧。”
“亚却呢？”我追问。贝克和亚却，都是美国的编剧教师，小有名气。
“也不重要。”她说。
“劳逊呢？”我又问。劳逊的书，已在中国翻译出版。
“稍稍好一点，讲到了结构，但还是浅，而且啰唆。”她说。
她三下两下，就把我们所企盼的课程全给否定了。其实按照当时已经泛滥起来的以政治压倒一切的极左思潮，这些课程也不可能进课堂了。这就像一群应招女婿还没上门，就被她婉言谢绝了。当时我听了，是心存怀疑的。
她看出了我的怀疑，就讲了一段话：“艺术的最高处，不在技巧。莎士比亚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向他学什么编剧技巧，实在是委屈了他。而且，学戏剧文学，目光也不能只在编剧。中国话剧的发展，关键在导演。戏曲，关键在演员。一切都靠时代力量和个人天赋。”
“那是不是要学习斯坦尼和布莱希特的表演理论体系？”我问。
“也不必。他们两人都是好导演，但是一钻到理论里就夸张了，把架势撑得太大。凡是艺术家自己搞的体系，都不能太相信。”她说。
后来我每次回想，都感谢张可老师在我刚懂事的年代示范了如何做减法。这种减法思维，使我毕生受益。
别的老师喜欢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全都当作宝贝往学生肩上压，张可老师正相反，以自己的阅历衡量轻重，对比高低，去芜存菁，早早地为学生减省负担。并且，把减省负担当作一个重要的学术门径，启发学生。
我想，如果不是那间雨中烂泥屋，而是一直在高楼深院里接受一系列正规教育，那么，我不知道会在大量“看似重要的不重要”中浪费多少年月。
有一天又下雨，她与我谈起了文学。她对中国现代小说全都看不上，包括一系列已经上了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作家”在内。
“都不大气，缺少人性和神性。只是社会化、观念化、个人化的东西，显得神经兮兮又可怜兮兮。”这两个“兮兮”是上海女性的口语，一说出口，她就笑得很开心。
“您会不会也去翻翻当代小说？”我问。
“翻得很少。粗粗的印象，我觉得陕西的作家比较认真，像柳青、王汶石。看起来王汶石更好一点，笔下有一种爽朗的劲道，可惜题材太窄。”
我对她读过王汶石有点吃惊。
接下来是她问我了：“外国小说你喜欢谁？”
“法国的雨果，俄国的契诃夫和美国的海明威。”我说。
“我知道了，你不喜欢精神撕裂型、心灵忏悔型的作品。”她说，“正好，我也不喜欢。”
就这样，过了五个月。一天上午，乡里一个通信员推着一辆很旧的自行车来通知，说上海戏剧学院的领导来慰问下乡劳动的师生，今天就不用下田劳动了，大家到南边一个旧祠堂里去集中，中饭就在那里吃。
这是让人高兴的事，我陪着张可老师走了不少路，找到了那个旧祠堂。来慰问的领导就是费瑛书记，她一见张可老师便着急地迎过来，握住手之后又一遍遍上下打量着，那表情的意思是，真不该让她在这里待那么久。
分散在各村的同学和老师重新见面，都非常开心。这时才发现，旧祠堂的一角正烧着两只大锅，飘出阵阵无法阻挡的香味。原来，费瑛书记听说我们在乡下不仅劳动艰苦，而且吃得很坏，就决定來一次最实际的慰问。那就是请学院食堂的厨师一起下来，办一次聚餐，每人分两块草扎肉、两个馒头，进行“营养速补”。
所谓草扎肉，就是把五花肉切块后用一根根稻草扎了，放到锅里焖煮。煮烂了也不会散块，掂起稻草分给各人。由于已经有五个月没有好好吃饭了，很多男同学打赌，能一口气吃下十块。女同学只闷笑，心想十块怎么够。看到同学们的狼吞虎咽，费瑛书记眼泛泪光，轻轻摇头。张可老师只吃了一块肉，把另一块放到我的盘子里，就起身又到费瑛书记那里去了，我连推让的机会都没有。
这时，在我们邻村劳动的胡导老师挨近我，问：“你知道为什么费瑛书记这样尊重张可老师吗？”
我摇头，看着胡导老师。
胡导老师打趣说：“看你和她在一起劳动快半年了，她都没有透露。可见我也不能透露，这是地下工作的规则。”
看我发呆，胡导老师又加了一句感叹：“传奇啊，了不起！” 六
“文革”开始后，舞台美术系的同学带头“造反”，组织了一个叫作“革命楼”的造反组织，全系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同学参加。表演系也有同学“造反”了，大约占全系人数的三分之一。我们戏剧文学系和导演系的同学没有人“造反”，就由我带领着，对抗造反派同学临时学来的暴行，例如批斗老师、抄家、打砸抢。他们开大会，我们也开大会；他们刷出了打倒谁的标准，我们就紧挨着刷出正面标语；他们准备要抄哪个老师的家，我们先赶到一步，贴出布告“这家已由革命群众查检完毕”；他们要烧图书，我们就围成三圈高喊反对的口号……
我的这些对抗行为，被造反派称为“保皇派代表”“三座大山之首”。但有一段时间，毕竟是反对暴力的师生要多得多，我一时广受拥护。有一次，在红楼前的热闹通道口，一位年迈的女教师大声表扬我是“正派的好孩子”，边上很多人鼓掌。我正为“孩子”的说法烦恼，肩上被拍了一下，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最近有没有见到李惠民？”
我转身一看，居然是张可老师。李惠民，是我们在农村同住一家的那位地方干部，几乎忘了，她怎么突然提起？原来，她是想用一个陌生的话题把那个女教师的表揚和别人的掌声打断，把有可能发酵的对话打断，把我引开。
我跟着她走到一个无人的角落，她轻声而快速地说：“你应该赶快躲起来。在学院里我们是多数，但这是暂时的，从中央的势头看，会有大翻转。你不能站在风口浪尖上。”说完，她拍拍我的手臂，转身就走了。
其实我也在关心形势，已经预判造反派会很快压倒我们。既然这样，张可老师说得对，应该往后退。正好我爸爸被他们单位的造反派打倒了，我要天天代笔为爸爸写交代，就从学院隐退了。
此后我经常想起突然拍肩又突然转身的张可老师。她在“文革”中，没有引起造反派的注意，因为她不是党员，不是干部，也不是正式教师。她原来所在的导演系没有造反派，而后来她的编制又划到了演出科，那是一个由裁缝、木匠组成的舞台服务机构，没有人对“文革”有兴趣。但是，如此安全的张可老师那天对形势做出的判断，实在是一种充满政治经验的远见。她喊一声陌生人的名字把我引出来的情景，让我联想到了某些间谍片。
当时我的遭遇已经是一片凄风苦雨，爸爸被关押，叔叔被逼死，全家八口人失去经济来源，而我又是大儿子。正在苦得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上面又下达通知，立即下乡劳动。
下乡不久前的一天，我拿着造反派掌权者为我做的“长期对抗文革”的最低等级思想鉴定，丧魂落魄地在学院里走，又遇到了张可老师。与上次一样，她喊了我名字后先从一个陌生人开头：“我家邻居是你中学时的同学，最近从北京回来了……”边说边往小路引。看到周围没人了，就转入正题。
“听说你们又要下农村？”她急切地问。
“是的，已经动员过了。”我说。其实，动员到出发的时间很短，这两天我正在想办法用卖书所得的三元钱买一套防雨的棉衣，但还没有买到。
“去多久？”她问。
“说是一辈子。”
她突然沉默了，低下头去一会儿，又抬起头来。
“一辈子，让带书吗？”她艰难地问。我猜度刚才她沉默时也许会想起我们在烂泥屋里靠谈论书籍熬过了半年的往事。但这次是一辈子，而不是一年半载。
带书，这事我也在想，前几天卖书时还咬着牙齿留下了几本，因而就对张可老师说：“让不让带书还不知道，总可以带几本吧。”
说是这么说，心里却明白，如果允许带几本，也一定不是张可老师所说的那种书。
“一辈子，与父母商量了？”她又问。
刚问，她又露出一个抱歉的表情。因为在那个年月一切命令都无法与父母商量，父母只有听命的份。而且我想张可老师也听说了，我家已陷于大祸。
她叹口气，轻轻地拍了拍我的手臂，说：“好好照顾自己！”
没想到，不是一辈子。
一九七一年，由于林彪事件、重返联合国、准备欢迎美国总统，“文革”的逻辑断了。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文化建设悄悄地代替了文化破坏。
复课、编教材、编词典、办学报，都火烧眉毛般地着急推进。这是另一种逻辑的启动，极左派想阻挡也比较困难。我们也就随之从农村回到了上海。
上海戏剧学院遇到的第一件好事，是抽调专家去编《辞海》，抽到的第一个人，恰恰是张可老师。她当然合适，《辞海》里的很多条目都能够参与。
接下来的事情就分好几个等级了。复课招生是第一等，既热闹，又有点权；编学院里的专业教材是第二等；与外校一起编通用教材是第三等；到外校去编我们学院用不着的教材是第四等。我分到的是第四等，到复旦大学去编我们学院用不着的鲁迅教材。第四等倒无所谓，比较麻烦的是复旦大学太远，去一趟要换好几路车，没人想去。我同意去，是另有所图，想利用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外文书库来充益我已经独自在编的教材《世界戏剧学》。
从我们学院到复旦，我看到教育恢复的势头十分振奋。有趣的是，所有的造反派骨干成员，全都置身在这个势头之外，他们气鼓鼓地等待着一场“反击”运动。
那天我回学院，看到教育楼的红砖外墙上新贴出一条标语：
不要资产阶级文痞，
宁要无产阶级文盲。
这种标语在“文革”中看得多了，但这次，显然是针对着教育恢复的势头来的。
我历来不怕极左派，现在更不怕了，就立即在标语边贴了一张纸条，在当时叫“戳一枪”。我写的是：
上海的流氓总把别人说成是流氓，
上海的文痞也是一样。
写完，签上自己的名字。刚贴出，就围着很多人在看，表情兴奋。可见，社会气氛已变。当天下午我还在那里转悠，看到张可老师也来了，她又把我拉到路边，说：“那一枪，很准。”
我说：“看了那么多年，发现破坏文化的，都是文人。他们是真正的文痞。” 张可老师说：“这我早就知道。但文痞很滥，你要小心。”
我说：“不怕他们。”
果然，第二天下午，在我贴纸条的下方，一条新标语又出现了：
警惕老保翻案！
我又在这条标语边“戳一枪”：
天地大案尚未审，
何人翻案未可知。
这次我干脆署名为“老保大山”。这是当年造反派封我的，“保皇派”“三座大山之首”，我把它们合在一起了。这条标语贴出后，他们不再来闹，可见形势确实变了。
这事的两年之后，他们发动了全国性的反击，叫作“反击右倾翻案风”。但不到一年，“四人帮”被逮捕了，天佑中华。
其间事情太多，不去写了。我只记得，自从那次在教育楼标语前讨论“文痞”之后，一直没有见到张可老师。偶尔想起，估计她还在编《辞海》，什么时候有空，应该去拜访。但是一直没有找到有空的时间，而且我也始终没问过她住在什么地方。
就这样，又过了三年，我遇到了一件与她有关的事。
这件事，让我一时目瞪口呆。
七
一九七九年春天，我在學院资料室里翻阅北京的一本学术杂志，发现一篇用中西比较方法研究《文心雕龙》的文章，心中一喜，却不知道作者王元化是什么人。当时正好有一家上海报纸向我约稿，就写了篇读后感寄去。没想到，几天后报社的编辑亲自来到我家，满脸抱歉。
“感谢您终于为我们报纸写了专文，而且写得那么好。但是，这篇文章暂时还不能发表。”编辑说。
“为什么？”我笑着问，因为这是第一次遇到退稿。
“原因只有一条，王元化的历史问题还没有结论。学术杂志发表他的论文可以，但我们报纸……”
“王元化究竟是谁？”我问。
“您写了文章还不知道他是谁？”编辑十分惊讶，“我们编辑部还以为，是因为您与他爱人同在一个学院的关系呢。”
“他爱人在我们学院？”我好奇极了。
“张可嘛！您真的不知道？”
“啊！”这下我倒真是发呆了。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在房间里走了几步，又到窗口站了一会儿，回想着张可老师与我交往的点点滴滴。她怎么一点也没有吐露，而我怎么一直也没有追问一句？
这就是中国人的师生伦理。好像学生不应该去揣测老师的家庭生活，更不应该随便打听。结果，代代传承，变成习惯，连想也不会去想了。
我怀着慌乱的心情，去找了那次在乡下向我暗示张可老师有“传奇”的胡导老师。胡导老师听我一问，就把隔壁办公室的薛沐老师也叫来了。他们都是见多识广的长辈，兴致勃勃地轮番叙述着，让我知道了这篇文章前面写到过的张可老师的历历往事。她宁肯退党也不愿意改变婚姻，正因为有这位丈夫王元化。
但是，在退党事件后没几年，王元化被牵涉进了“胡风案件”，因为他是新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与诗人胡风有业务交往。由于案件快速膨胀，他被逮捕入狱。那时张可才三十出头，不仅对蒙冤入狱的丈夫不离不弃，而且还处处寻找经常变动的关押地点，又不断地向各个相关部门上访诉冤。王元化出狱后没有单位，没有工资，精神又有点失常，全靠张可一人撑持着照顾。一年年下来，直到眼下，形势才有所变化，王元化可以在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了……
我听了两位长辈的叙述，非常激动。张可老师给人的一个个“惊讶”早已叹为观止，没想到还在不断增加。这中间，还夹带着我自己的一个惊讶。就在我们下乡劳动的那些日子，她仍然处于为丈夫上访、为丈夫治病的过程中。我哪能想象，那顶挤在老太太和羊窝之间的白帐里，兜藏着中国女性最贞淑的品质，最坚毅的心灵。
外面，一天一地都是黑夜、暴雨和泥泞，而那顶小小的帐子，却是如此洁白无瑕。
我托请《辞海》编写组的一个年轻工作人员打听，张可老师什么时候会回学院一次。打听到了，那天我就守在我们经常聊天的那个路口。
果然，她来了。
毕竟是“文革”之后的第一次见面，千言万语不知从哪儿开头。我突然觉得不如“中心突破”，一开口就说了对王元化先生文章的评价，并为他终于能发表文章而高兴。
张可老师的表情很吃惊，连问我怎么全都知道了。我正支支吾吾，她又拉着我的衣袖到一边，轻声说：“他到现在还没有平反，但从种种消息看，快了。平反后一定请你到我们家去长谈。”
“为什么要等到平反才去？王元化先生什么时候有时间，我随即登门拜访。”我说。
“他呀，什么时候都有时间。”她笑得很开心。
我们又聊了很多话，临别时，她又说：“我一定把你对文章的评价立即告诉他。”
过了三天，与张可老师一起在编《辞海》的柏彬老师找到我，交给我一封厚厚的信。拆开一看，署名是王元化。
王元化先生详尽地叙述了以前如何在张可老师那里一次次听说我，了解我的过程，然后郑重约请我去他家一聚。在长信的最后他写了一段话：
秋雨，尽管身边还有大量让人生气的事，但我可以负责地说，就学术文化研究而言，现在可能正在进入本世纪以来最好的时期。
这段话让我感动，因为写的人还没有获得平反。
收到信的第二天，我就按照地址找到了他们家。是在淮海中路新造的一幢宿舍楼里，按当时上海的居住水准，已经算是不错的了。他们是新搬进去的，我想，既然上面有了给他们分房的举动，平反的事可能真的不远了。这在中国官场，叫作“正在走程序”。
张可老师一见我乐坏了，忙忙颠颠地端茶、送点心。他们家里雇了一个头面干净的老保姆，张可老师说：“她是你的同乡，余姚人。”老保姆用余姚话与我打过招呼，就去忙饭菜了。
王元化先生坐在我边上，说：“开头要说的话都写在那封信里了，今天开门见山吧。你读了这篇文章没有？”他拿起一本杂志放在我眼前，我一看，是李泽厚的《论严复》。 “我觉得这一篇，比他五十年代发表的《谭嗣同研究》写得好，尽管那篇资料收集得更细致。”王元化先生说。
张可老师一听，立即嗔怪起来：“人家秋雨那么远的路赶过来，茶都沒有喝一口，一下子就谈得那么严肃！”说着就拐身到厨房里去了。
我就与王元化先生谈李泽厚。我说王元化先生有眼光，这几年李泽厚进步很大，远超自己的五十年代。尤其是他以康德为背景的美学理论，已经把朱光潜、宗白华比下去了。
王元化先生睁大眼睛看着我，估计他会把朱光潜看得更高一点。但他还没有开口，张可老师已经在招呼吃饭了。
菜不多，但很精致。张可老师不断地在往我的盘里夹菜，自己几乎不怎么吃。他们家的饭碗很小，我几口就吃完了，张可老师忙着一次次添，添完又夹菜。连王元化先生看了也觉得有点过分了，不断笑着说：“让秋雨自己来，自己人不用太客气。”
我看着张可老师，想起在烂泥小屋我们一起吃盐豆五个月，想起她在老祠堂把草扎肉让给我……她似乎也想起了什么，说：“秋雨像骆驼，可以吃很多，也可以饿很久。”
吃完饭，王元化先生一挥手，要我到隔壁房间谈学问。张可老师向我一笑，说：“你们谈学问我就不参与了。”
乍听这话像家庭妇女，但我分明记得，在农村，她一直在给我谈学问啊，而且谈得那么好。
与王元化先生谈了一会儿我就发现，他此刻浑身蕴藏着一个被废黜已久的学者对于学术交谈的强烈饥渴。反过来，他的知识结构又让我不无惊喜。他出事是在五十年代前期，那时，中国在文化领域的极左思潮还没有形成气候。等到他被羁押之后，社会上倒是越来越左了，他已经没有权利投入，因此也就保持了一份特殊的纯净。
为此，我们两人决定多谈几次。
在第一次拜访之后，我又在一个月里三次重访。为了谈得长一点，我一般都是下午二时去，不要与晚饭靠得太近。张可老师还是不参与，只是与老保姆一起，在厨房准备点心和晚饭。大概在三点半左右，点心就端出来了，非常细致，比如四个煎馄饨，或一小碗酒酿圆子。
通过几次长谈，我大体领略了王元化先生的知识结构。
王元化先生的父亲是教师，所以他小时候就住在清华园，“那里连鞋匠都讲英文”，因此有不错的西学背景。原是基督徒，后来加入共产党，较多的时间着力于革命思想的传播。虽然没有出国留学经历，也没有安心求学的可能，但对十八、十九世纪欧美的文化思潮都有了解，又更多地受到俄国别林斯基、丹麦勃兰兑斯和法国罗曼·罗兰的影响，因此在社会关怀、人文激情上，都超过了很多留学归来的“民国学人”。
“胡风事件”使他改变了文化道路。从监狱释放后，他随张可研究了莎士比亚，自学了黑格尔哲学，又把《文心雕龙》作为理论解析的中国标本。这使他从一个文化评论者转化为专业研究者。
他文化视野的下限，大概止于德国社会学家麦克斯·韦伯，这也是“文革”结束后几年他看书自学的。由于年龄的制约，他不可能学得更多。因此，对于弗洛伊德的学说，对于荣格所代表的文化人类学，对于接受美学，对于由卡夫夫起头的现代派文学，对于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文学，他都没有太多时间关注。虽然也会提及，但基本不在他欣赏和研究的范围。因此，他是一个带有十九世纪的文化印记，再加上二十世纪革命责任的学者。他的重返，对上海文化界来说，是一种隔代风格的隐约重现，颇为可喜。
在整个长谈过程中，我一直等待着张可老师的出现。我暗想，即使在学术上，张可老师也会产生一些独特的观点，让王元化先生和我惊喜。但是她一直没有出现，始终在厨房里忙碌。
夏衍曾说：“大家都在称赞钱钟书，我却更欣赏杨绛。妻子比丈夫写得更好。”我对张可老师，也有近似的判断。至少在对文学艺术作品的直觉上，她一定强过王元化先生。而这种直觉，来自天性。不错，张可老师应该比王元化先生更靠近无邪天性。
八
终于，我要写出最沉痛的笔墨了。
就在我与王元化先生几次长谈的三个月后，一九七九年六月，张可老师突然在一次会议上脑溢血中风。
送到医院，情势十分危急，昏迷十天不醒，半个多月一直处于病危之中。
王元化先生在医院号啕大哭，一遍遍高声呼喊着：“我对不起她！我对不起她！”
医院的走廊上，回荡着一个苍老学者撕肝裂胆般的声音。
张可老师虽然暂时挣脱了死神，却像彻底换了一个人。这种情景我不忍描述，一切略懂医学的人都知道。其实，原来的张可老师已经不在了。
不到半年，王元化先生彻底平反。不久依照他的革命履历，升任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这是一个不小的官职，家里人来人往。张可老师已经不能招待了，躺在床上，眼睛直直地看着窗外的云天，又像什么也没有看。那情景，就像一尊卧姿的汉白玉雕塑。
我想，这又是这位传奇女性的又一个令人震撼的“惊讶”拐点了：苦苦陪伴了半辈子的丈夫终于要恢复名誉的关键时刻，她走入了另一个空间。
就像在一九四九年，终于要昂首阔步的关键时刻，她走入了另一个空间。
这时，我不能不对这尊中国女性的卧姿雕塑，我的老师，动用平日不会动用的两个字：伟大。
九
对于王元化先生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我在高兴过后，更多的是担心。因为，他与这个社会已经脱离太久。
那天有通知下达，新任的市委宣传部长要向全市各单位的宣传干部作一场报告，地点在淮海中路的社会科学院。我因为心中挂念，也赶去了。
我到现场一看，就知道大事不好。坐在会场前十排的，全是农民打扮，是郊区十县赶来的，因为路远，出发早，就先到了。城里的宣传干部坐在后面，主要是工厂、街道来的，那个时期还整体贫困，都极其朴素。所有听讲的人每人都拿着一本土黄纸封面的“工作手册”，准备记录。
王元化先生那天的讲题是“现代市民的理论素养”，讲得很好，具有学术高度，但他没想过这是在给谁讲。出现最多的引文来自于恩格斯、黑格尔和罗曼·罗兰，还两次动用了《文心雕龙》里的段落。那么多“工作手册”，几乎一句也没有记下来。 他也知道自己讲砸了，越讲越快。在即将结束的时候，他看到了坐在第三排最边上的我。一讲完，他为了不想听随从官员尴尬的评语，立即向我走来，并把我拉到了一间小小的休息室。他當着随从官员的面说：“我有一件公事和一件私事，要与秋雨商量。”随从官员听说有私事，也就止步了。王元化先生随手关上了休息室的门。
坐下他就说：“部里的工作人员事先没有提醒我听报告的对象。”
我想，如果张可老师还像以前一样，事先提醒的一定是她，因为这是第一场报告。失去了张可老师的提醒，王元化先生有点乱。但是此刻我必须安慰，便说：“这个报告如果在复旦、师大、同济讲，就会很好。”
他笑着摇了摇头，随即回到正题，说：“先商量公事。我上任后连续收到一个匿名者的三次揭发，说巴金参加过上海的‘文革’写作组。这事让我挠头，因为巴金太重要。”
我说：“这里存在着词语误读。”
“词语误读？”他让我讲下去。
我说：“按照正常词语，写作组是几个人聚在一起写文章，但在‘文革’中就不对了。那时流行小词语，连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文革’都叫小组，下面跟着来，结果上海市政府也就变成了工业组、农业组、公交组、财经组，等等，其实都是一个个大系统。写作组是指当时全市文化宣传教育系统，与那些组并列。”
“那为什么不叫文化组、宣传组？”他问。
“因为毛泽东断言文化宣传系统是阎王殿，谁也不敢了。”我说。
这下新任宣传部长笑了：“哦，果然有词语误读。这在中外历史上比比皆是。”
我想，由于张可老师挡除了一切风雨，使得王元化先生长期隔绝世事，心地如此单纯，居然对那样的匿名信也有点相信了。我说：“巴金在‘文革’中受尽迫害，最后被收留在写作组系统独自翻译赫尔岑，有什么问题？按照匿名信的逻辑，连张可老师也编过‘文革辞海’呢！我肯定，匿名揭发者是一个迫害狂，当年迫害巴金留下了劣迹，所以要再度迫害，把水搅浑。”
王元化先生说：“你说到迫害狂，那就可以引出我的私人问题了。你们戏剧文学系有一个很坏的教师，在‘文革’中负责张可的专案审查。一次次逼问张可，威胁张可，没完没了，成了我家的恐怖梦魇。现在我看到张可躺在床上这个样子，很想为她出口气，在哪篇文章中提一提这个教师的名字，你看可以吗？”
我连忙问这个教师的名字，一听，就傻了。
这个人一直躲躲闪闪，几乎被所有人厌烦，包括造反派掌权者。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在负责什么专案审查，而且张可老师也根本不属于戏剧文学系。我立即断定，这是一个单人作案的诈骗事件，单位里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却对张可老师造成那么大的伤害。其实，那个不断揭发巴金的匿名者，也是这样的人。
但是王元化先生为了张可老师，要在文章中提到那个教师的名字，我认为万万不可，因为那会产生“佛头着粪”的恶果。高贵永远无法对付卑鄙，圣贤永远无法对付虫豸。一对付，反而抬举了对方。这很无奈，实在是人世间巨大的悲哀，君子们难逃的宿命。
听了我的劝说，王元化先生同意了我，不在文章中提那个人的名字。
那天与王元化先生分手后，我一路在想，以前一直认为张可老师总算在“文革”中大致平安，现在才知道并非如此。祸害的来源不去说它了，只觉得张可老师这一生，真是一天也不得消停。人世间的每一个磨难都不放过她，而且一个一个都咬得那么紧。
她来不及诉说，也不想诉说。此刻不能讲话了，只能让所有的凄楚和苍凉，全然消失于天地之间。
但是，未必全然消失。因为她有一个能够用笔来追踪天下善恶的学生。
我一直想找王元化先生好好谈谈张可老师，然后写点什么。
在这么大的城市当宣传部长确实太忙了，找不出成块的时间。好不容易等到他离休，他、黄佐临、谢晋、我，成了上海市四大文化顾问，经常见面讨论。但四个人一聚，我眼花了。黄佐临和谢晋也是我文学追踪的对象，我想通过他们来唤醒上海文化的自尊，而且，因为他们两人的作品世所共知，写起来也会比较顺手。最难写的是张可老师，我把她放到最后，因此没有在那个时候打扰王元化先生。
后来，国际大专辩论赛邀请王元化先生、我与哈佛、耶鲁的两位教授一起，担任“四人总评委”，中间空闲的时间比较多，坐飞机时更能够联座细谈，我开始不放过王元化先生了。
王元化先生说：“由你的文笔来写张可，就会成为一座纪念碑。”
大概在两个月后，我送去了《长者》文稿。
王元化先生看后，立即通知我到衡山饭店找他。
这是衡山饭店朝西的一间不大客房，王元化先生在这里生活和工作。这是怎么回事？王元化先生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是一个企业家为我租这间房的。”
什么“不愉快的事”？他不说，我也不问。这就像当年对张可老师，她不说我都不问。胡导老师说，这是“地下工作的规则”。
王元化先生从抽屉里拿出我的《长者》文稿，我以为他要提一些修改意见，却不是。他郑重地对我说：“能不能在你的文章中留出一个不大的篇幅，说说我对张可的评价？”
当然可以。而且，这样也增加了这篇文章的份量，我太高兴了。但是我还不太明白，为什么一个很能动笔的丈夫，要把自己的对妻子的评价放在别人的文章里？
王元化先生解释道：“如果由我自己写一篇文章，只能是丈夫对妻子的回忆，容易陷入过程性叙述，会显得一般。你的文章拥有最多的读者，我不妨借一把力，把事情做得隆重一点。但必须特别标明，文章中有一段是以我名义写的，也算是我自己的一份纪念。”
这就清楚了。我就问：“你的评价，是你亲自写，还是我派人来记录？”
他说：“我亲自写。”
“几天？”我问。
“三天。”他说。
三天后，我又去了衡山饭店。我一敲门，门立即就开了，开门的王元化先生手上拿着几页文稿。 下面，就是王元化先生为张可老师写的几段文字。我数了数，共约一千二百个字——
张可，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出生于苏州一个书香世家，受良好早期教育。十六岁时考进上海暨南大学，这是一所拥有郑振铎、孙大雨、李健吾、周予同、陈麟瑞等教授的大学，学风淳厚。一九三八年十八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全力投身革命，大学毕业后主要在上海戏剧界从事抗日活动，自己翻译剧本、组织小剧场演出，还多次亲自参加表演。结识比她早参加共产党的年轻学者王元化。
抗战初年在一次青年友人的聚会中，有人戏问王元化心中的恋人，王元化说：“我喜欢张可。”张可闻之不悦，质问王元化什么意思，王元化语塞。八年抗战，无心婚恋，抗战胜利前夕，有些追求她的人问她属意于谁，张可坦然地说：“王元化。”
以基督教仪式结婚。其时王元化在北平的一所国立大学任教，婚后携张可到北平居住。但张可住不惯，说北平太荒凉，便又一起返回上海。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这两位年富力强而又颇有资历的共产党人势必都要参加比较重要的工作，但他们心中的文学寄托，在于契诃夫、罗曼·罗兰、狄更斯、莎士比亚，生怕复杂的人事关系、繁重的行政事务和应时的通俗需要消解了心中的文学梦，再加上已有孩子，决定只让王元化一人外出工作，张可脱离组织关系。
因胡风冤案牵涉，一九五五年六月王元化被隔离，还在幼儿园小班的孩子张着惊恐万状的眼睛看着父亲被拉走。关押地不断转换，张可为寻回丈夫，不断上访。王元化被关押到一九五七年二月才释放。释放后的王元化精神受到严重创伤，幻听幻觉，真假难辨，靠张可慢慢调养，求医问药，一年后基本恢复。当时王元化没有薪水，为补贴家用，替書店翻译书稿，后又与张可一起研究莎士比亚，翻译西方莎学评论。张可还用娟秀的毛笔小楷抄写了王元化《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和其他手稿。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王元化曾患肝炎，张可尽力张罗，居然没有让王元化感到过家庭生活的艰难。“文革”灾难中，两人都成为打击对象，漫漫苦痛，不言而喻。
“文革”结束之后，王元化冤案平反在即，一九七九年六月，张可突然中风，至今无法全然恢复。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王元化彻底平反，不久，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门主要领导职务。
王元化对妻子的基本评价：“张可心里似乎不懂得恨。我没有一次看见过她以疾言厉色的态度对人，也没有一次看见过她用强烈的字眼说话。总是那样温良、谦和、宽厚。从反胡风到她得病前的二十三年漫长岁月里，我的坎坷命运给她带来了无穷伤害，她都默默地忍受了。人遭到屈辱总是敏感的，对于任何一个不易察觉的埋怨眼神，一种悄悄表示不满的脸色，都会感应到。但她却始终没有这种情绪的流露，这不是任何因丈夫牵连而遭受磨难的妻子都能做到的，因为她无法依靠思想或意志的力量来强制自然迸发的感情，只有听凭仁慈天性的引导，才能臻于这种超凡绝尘之境。”
王元化又说：“当时四周一片冰冷，唯一可靠的是家庭。如果她想与我划出一点界限，我肯定早就完了。”
我把王元化先生亲笔写下的这篇千字文放在《长者》的第六节，并用楷体字排出，区别于其他文字。文章收入书中后，王元化先生写来一封信深表感谢。他说，张可老师已经不可能阅读，他分三次把我的长文读给张可老师听，张可老师躺在床上似听非听，但眼角有泪。王元化先生要我再送十本书过去，后来，又要了四本。
我建议朋友们再读一遍王元化先生所写千字文的最后两段，也就是从“张可心里似乎不懂得恨”，读到“如果她想与我划出一点界限，我肯定早就完了”。
我在读了好几遍后认定，这是王元化先生毕生最好的文字。一个孤独了的丈夫吐露的生命秘密，正是人类的秘密。
不错，人很脆弱。不管多高的官职，多大的财富，多深的学问，多广的人脉，毁灭都轻而易举。毁灭的前兆，是在四周一片冰冷中敏感地打量身旁的眼神，却失望了。
王元化先生的切身感受是，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救助者还是被救助者，思想和意志都帮不上忙，唯一的希望，是仁慈天性所指引的超凡绝尘。
因此，人生在世，必须寻找这样的人。
同时，寻找自己内心的仁慈天性。
简单说来，寻找“张可”，或成为“张可”。
幽幽长者，娉娉吾师，已成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