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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试从科学技术与社会维度出发，论述旅游社会学研究中的文化交流与汇通现象，阐述旅游社会学与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联。通过系统分析，研究旅游活动中由于文化融接而产生的具体事例及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活动规律等相关问题。文章首先基于诠释学的研究视域，通过具体事例论证旅游行为中文化因素对某些旅游事件中人类心理所产生的影响，之后运用事理学学派的心理性个体概念及知行本征机制对旅游个体进行分析。借助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分析方法，探讨旅游活动中异域文化因素如何影响人类的理解方式，从而实现旅游业和社会科学共同发展，拓展科学技术在解释某些旅游现象中的应用面，以期为旅游社会学提供一个新的研究与诠释方法。
[关键词]旅游社会学；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technology andsociety，STS）作为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交叉学科，属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交融的研究领域，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及应用的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综合性新兴学科。
旅游社会学则是研究旅游社会文化现象主体（旅游者）在社会中的特质，并且有这样一种趋向，即把“旅游者”作为独特的群体及个体进行研究。STS与旅游社会学二者之间的关联鲜有人关注，特别是目前国内从STS维度界定旅游文化层面的研究尚属空白。本文试从STS视角出发，结合诠释学及事理学学派的相关理论，对旅游活动过程中涉及的文化差异、旅游个体及不同文化背景对旅游个体及整个旅游产业产生的科学技术、经济利益、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影响进行论述。
1 STS与旅游社会学
STS通常被认为是以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源于英美国家，主要是想改变科学和技术渐行渐远的关系，改变科学、技术和社会彼此相互脱节的状态，使科学和技术相融合，并更好地造福人类。从STS产生的背景来分析，由于其产生并广泛流传于科学技术相对发达的国家，所以发达国家在科学及社会学方面的领先优势势必引导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化及社会的科学技术化。刘兵认为，STS囊括了科学史、技术史、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科技政策研究等众多学科，是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它是以传统的科学史、技术史、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等学科为基础，形成的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之相互关系新理解的一门新兴交叉新领域，并且，它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在整体上的性质、特点、结构和相互关系及其协调发展的动力学机制。”
旅游社会学的研究同样起源于欧洲大陆国家。例如，鲍德奥（Bodio）在19世纪末发表了《意大利外国旅游者的流动及其花费》，它是目前有据可查的最早研究旅游经济的著述；20世纪初期维斯（Wiese）首次将旅游放入社会学的范畴中进行考察与研究；到20世纪中期，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种观点，认为旅游者是受旅游企业操控的“文化吸毒者”，对于旅游群体，应该从经验主义出发对整个旅游体系做出更详尽的、不带任何偏见的论述；之后，科恩（Cohen）开始从社会学角度对旅游做出系统性分析，其发表的Toward a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Tourism是比较重要的旅游社会学著述。可以看出，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的大环境中，旅游社会学集中于旅游者自身、旅游者与接待地、社会相互关系、旅游系统、旅游影响等研究。到了20世纪90年代，“旅游社会科学系列”丛书和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旅游社会科学”专辑的出版，才从跨学科角度出发对旅游社会学进行了综合论述，引起了社会学家及相关学者广泛的研究兴趣。特别是西方国家关于旅游社会学产生的7个流派——发展演进学说，新迪尔凯姆学说，冲突和批判学说，功能主义学说，韦伯主义学说，形式主义、现象学和人种学方法论，符号互动主义更是从理论层面为旅游社会学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基础。
由于旅游社会学的基础理论体系尚未发展成熟，所以旅游社会学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我国学者张进福和肖洪根在2000年曾经探讨了旅游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特别是将旅游群体与旅游个体之间的阐述拓展至引起旅游者行为的动机、心理、价值取向与审美观念等领域，可以说，其观点为旅游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发展指出了鲜明的方向，提供了坚实的研究基础。燕海鸣于2011年指出，对群体而言，旅游表现为两种世界观的激烈碰撞：一方面，这种文化碰撞是指，旅游在现代社会技术个性的有力基础之上推动了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特别是交通工具的使用及交通工具技术的提升极大程度地影响了人们的出行观念；另一方面，“旅游本质上所追求的是一种异于现代化生活的原汁原味”。“农家乐”、“留民营”等生态旅游模式的开展体现了现代技术社会下人们对传统古朴、自然的生活方式的期盼与渴望。李因和仓理新则巧妙使用人类文化学和社会学理论方法，力图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旅游文化现象。总的来说，从STS的角度研究旅游业，具有一些初步的研究基础，还存在广泛的研究空间。
概而言之，在STS视角下对旅游及旅游社会学相关问题的论述仍然在同一研究领域之中。比如，旅游社会学将旅游者研究划分为个体研究与群体研究两种。从STS视角下审视这种分类，旅游者作为群体研究对象而言，它与STS研究中其他实验群体一样，属于地方性群体的一种，而地方性群体在实验室研究之外的公众的生活世界成为理论实体文化现象之下的一种表象。它又包含技术、宗教、艺术与媒体等多方面因素，而基于多元化因素促生与形成的现代旅游社会学的意义又属于人类个体理解的产物。从某种角度来看，旅游社会学属于多学科交叉研究的领域。
2 诠释学维度下的旅游行为分析
如果把旅游行为视为人类的基本活动之一，那么旅游社会学研究的本质可也看作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会活动的研究，它包括一系列关于自然、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文化、人文、语言、心理等多种因素在内的共同演化的图景，各种异质性因素对于科学研究与人类活动的影响使其不能局限于一元的自然决定论或者社会决定论的认识论模式，从而无法单纯依靠某种单一的研究方法来解释，因此，人们需要动态地对待其间的耦合与能动关系。 首先，旅游行为发生在人类生活的世界之中，任何形式的人类行为的意义都要依靠语言进行交流，并且与文化、教育背景等多种因素息息相关。在形成一种特有的模式之后，以语言或类似语言的表达符号和交流方式为媒介传承下来，并且不可避免地受语言、文化、环境与历史性因素的导向所影响。旅游作为人类行为或人类活动的种属，它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及经济意义受到许多非客观性因素的影响，这些非客观性因素时刻充斥并改造着人们的生活及出行经验，重要的是，它也会影响人类对流传下来的事物及旅游观念的理解。希兰（Heelan）曾经从现象学一诠释学的角度对人类行为做出阐述，他认为，人类群体活动的意义是由行为、理论与语言所构成的，理论意义形成了抽象的概念，而实际行为构成文化或者实践的组成部分。而群体性的旅游作为公众经验，其意义不仅是个体的精神表现，还是公众的经验表现，这意味着，无论人类拥有何种经验，经验的客体总是与人类生活文化息息相关。
以著名的伦敦塔灵异事件为例，进入伦敦塔的一些参观者会出现程度不一的幻听幻觉现象，该事件的报告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比较著名的是英国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曼（Richard Wiseman）领导的研究小组在2001年使用现代化技术和仪器对伦敦塔灵异事件进行了科学调查，并做了大量的甄别及排查工作。随后，研究小组在出现怪异现象的地点调查发现，被游客或者目击者看到出现灵异事件地点的空间位置、环境、光线的变化会影响游客心理从而产生幻觉。此外，研究小组注意到，发现灵异事件最多的都是英国本土或是熟知英国历史的游客。据此，怀斯曼分析这是由于人们的人文文化心理起了很大作用，因为英国本土游客对伦敦塔的历史比较清楚，或者听说过与伦敦塔事件有关的传说，这种“前有”、“前见”与“前把握”的存在起到了心理暗示作用。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解释奠基于“前有”、“前见”与“前把握”的基础上。其中，“前有”是指在理解活动发生之前存在的东西，一般用来指与解释者相关的历史、社会及文化因素的总和；解释是在“前见”与“前把握”中做出的，即在理解发生之前，理解者会对不同的理解现象产生相异的理解视角，并且，理解与解释活动发生的前提条件就是将一些已知的事物作为参考，即便这种前提的假设是错误的，它也构成理解的前提条件。
也就是说，人们在当下无法用理性来解释所发生事情的时候，通常会受文化渗入的影响，而其做出的解释也是在“前有”、“前见”与“前把握”的基础上对发生的现象进行解释、描述与传播。这样就解释了为什么英国本土游客或者熟知英国历史的游客更容易出现幻觉，而不了解英国历史的外国游客就不容易观察到灵异事件发生，这是由于外国游客很少或者甚至根本不了解英国及伦敦塔的历史，所以就不存在心理暗示。
从科学技术的研究领域来看，环境因素在这些游客的描述与形容过程中也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其包括建筑结构、地理位置、磁场、寒冷气流、昏暗及变换的光线等客观因素的影响。特别是近些年建筑学家与物理学家通过进一步的测试发现，伦敦塔的建筑用料为坚硬的花岗岩，这种石料极容易产生次声波，当人们处于次声波干扰的环境下，也极容易做出错误的主观判断。通过怀斯曼研究小组和其他科学研究者的共同努力，终于揭开了伦敦塔灵异事件之谜。
其次，旅游活动中多种文化的融汇对经济也产生一定的影响。从旅游业对当今社会发展与人类生活所造成的影响来看，各国对旅游业都非常重视，旅游业已成为很多国家重要的经济来源，甚至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如意大利、奥地利、泰国。
由于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因素所带来的经济影响体现在以下方面：观念、礼仪、生活习惯等与文化的碰撞一样是无法避免的，这些因素在STS的视角下，表现为两种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并且这些碰撞与交流产生了旅游产业的新业态，特别是以宗教朝圣、游学、商务等为主要目的的旅游，让不同的历史、社会、文化互为交换，反馈到旅游者自己的生活之中。
再者，旅游消费作为一种社会行动者的消费形式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及消费的附属品，这也是旅游及相关产业能够成为许多国家经济支柱产业的原因之一。
被誉为当代文化研究先锋派人物的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mard），其与利奥塔（Lyotard）、詹姆逊（Jameson）的文化研究被认为在社会、经济、政治方面推动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研究。值得指出的是，鲍德里亚所提出的“消费社会”及“符号交换理论”构成了鲍德里亚社会思想的精髓，而其也恰好能够体现出在旅游社会学研究中彰显的消费社会的根本属性。他的符号交换理论的构架如下公式所示：
也就是说，鲍德里亚认为现代消费社会中，所指价值的取消预示符号形式所指向的真实内容不存在了，符号只是内部交换而不作为真实互动，并且消费社会中的劳动力与生产过程也发生着变异，生产只能发挥符号的代码或编码的功能。按照鲍德里亚的观点，“消费从物质性、实用性和功能性中脱离出来……从原来关注商品使用价值的功能性消费转变为脱离其使用价值的非功能性消费，对消费品的价值评判从原来的客观价值评判（客观论述）转变为主观价值评判（主观论述）”，即在旅游行为中，原有的消费特征发生了转变，旅游者成为消费社会的消费者，旅游者作为消费者所选择的旅游方式、环境、品牌、信息等“符号”构成了消费社会的基本特征。旅游行为中“被消费的东西，永远不是物品，而是关系本身”，除此之外，在旅游消费研究中也可以窥见消费社会折射的诸多方面，而只要符合消费社会的特征，其主旨都离不开“消费符号”到“符号转换”的循环中。
总之，无论旅游作为人类活动而产生的认识论意义上的文化差异，还是实际旅游产业蓬勃发展中产生的文化对经济因素的影响，都会为旅游社会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领域，所以，文化作为异质性因素的一种，它在旅游社会学研究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可忽视。
3 事理学维度下的旅游个体分析
我们知道，STS是以人为主体，并且以人们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行为为客观对象的研究领域。 前文提到，旅游社会学将旅游者研究划分为个体研究与群体研究两种，从事理学维度分析，心理性个体也属于个体研究的一部分。英国事理学学派代表戈登·帕斯克（Gordon Parsk）曾经在其对话理论中提出了“心理性个体”（P-individual）的重要概念，心理性个体是指存在于单个或多个个人之中的一套基本完备的、彼此相容互不矛盾的概念系统。心理性个体概念是针对与物理性个体（M-individual）而提出的——物理性个体是指单一的、生理学意义上的个人。心理性个体与物理性个体的区别及关键点在于：物理性个体（的头脑）中，或许存在不只一个心理性个体，如某人有可能同时拥有两个或若干个互相矛盾的概念系统及从不同视角出发来看待事物的情形，或者具有相互矛盾的立场，或者具有双重人格等；而同一个心理性个体则有可能共存于许多个生理性个体之中，如在旅游相关问题上认识与观点完全一致的一群人或某个利益集团等。
心理性个体的产生与发展是由该心理性个体驱动、与其外界环境“知”与“行”循环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于认知过程存在主观性因素，所以，心理性个体也就是对该心理性个体外部客观世界产生的认知过程，它符合事理学中关于本征机制（Eigen-mechanism）的理论描述，胡继旋将其称之为“知行本征环”，如图1所示：
从胡继旋对知行本征环的说明中可以看出，环境、感知渠道、心理模型及控制渠道4个要素“组成了不断循环往复的‘知行’认知过程，行而知之，知而行之”，而包含M、P、R 3个部分的心理性个体则在此过程中不断发展演进，并且环境E在此过程中不断受到影响而产生变化。他指出“知行本征环的5个建构域心理性个体的知行本征环运行的结果，是在其载体及环境中产生的（建构出）一批本征结果，可以划分出有因果关系的建构域，且按照其产生顺序又可分为意识域、关怀域、承诺域、技能域和影响域。
由此看来，无论从STS视角出发用社会学的方法论对整个旅游业所做的分析与说明，还是对话理论“心理性个体”基础上对旅游个体的分析，都是建立在社会学及相关背景与理论基础之上。由于旅游业涉及众多资源建设与服务设施的内容，且旅游过程本身是一个同时受主、客观性影响的复杂过程，如何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协作关系，更好地为旅游业创造价值，建立健全智能化高效的旅游信息系统，并能够通过产业化方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因与社会学的理论基础，需要从本体的理论构建及对旅游本体理论的组成做进一步分析。
4 结语
旅游社会学与其他交叉性科学研究类似，只是实践的范围和程度不同，既然涉及科学的研究，说明旅游社会学同样也是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因为旅游社会学已经不是特殊知识领域的理论概念的加工厂，它需要更多的实践，或者说需要更多的实例来对其做出更好的说明。由于旅游者的社会行为与社会活动及旅游者在整个过程中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关系都纳入了旅游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范畴体系，加之旅游动机与旅游价值取向等因素影响旅游信息资料的搜集、整理及随后的政策性导向和决策问题，所以，旅游社会学需要从更深层次的心理、价值、审美、动机等因素出发，与社会学关联起来对旅游行为与旅游现象做出恰当的解释，并在得到旅游者反馈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提升。从个体性心理的角度出发，旅游者在离开原有生活条件的基础上进人旅游的征途，势必会导致一系列的生理及心理上的变化，旅游者的年龄结构、个人经历、生活背景等因素也会造成对旅游社会行为的影响。更广泛地说，STS视角下的语言因素也是旅游社会学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语言与类似语言的表达符号和交流方式是在人们对世界的共同理解中产生的。这些符号所传达的意义代表了人类文化交流体系的构建，而其最终会被认为是与人类行为的历史与文化意义休戚相关的理论实体，所以，人们并非没有把握理论体系中的精髓，而是这些理论与实践经常被人类历史文化因素下的语言文化所掩盖。
总之，旅游社会学及其相关知识也是在这种不同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产生的，它通过承载着生命文化形式的语言等媒介表现出来，就像科学的历史那样，任何关涉科学的文化因素都是等同的，起源于语言、历史、文化与地理因素下的旅游不同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流都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只是每个人活动的意义是在旅游者的经验中被很好地履行。
在确立了以旅游者为重要研究对象之后，旅游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也变得广泛起来，与其相对应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也成为关键点之一。作为一门交叉性新兴学科，旅游社会学不仅要吸收、借鉴其他方法论的优势，同时要以体现自身特色为主旨，指导旅游社会学实践并将旅游社会学相关理论推广开来，形成系统的、动态的研究方法，更好地为该学科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旅游社会学；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technology andsociety，STS）作为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交叉学科，属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交融的研究领域，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及应用的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综合性新兴学科。
旅游社会学则是研究旅游社会文化现象主体（旅游者）在社会中的特质，并且有这样一种趋向，即把“旅游者”作为独特的群体及个体进行研究。STS与旅游社会学二者之间的关联鲜有人关注，特别是目前国内从STS维度界定旅游文化层面的研究尚属空白。本文试从STS视角出发，结合诠释学及事理学学派的相关理论，对旅游活动过程中涉及的文化差异、旅游个体及不同文化背景对旅游个体及整个旅游产业产生的科学技术、经济利益、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影响进行论述。
1 STS与旅游社会学
STS通常被认为是以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源于英美国家，主要是想改变科学和技术渐行渐远的关系，改变科学、技术和社会彼此相互脱节的状态，使科学和技术相融合，并更好地造福人类。从STS产生的背景来分析，由于其产生并广泛流传于科学技术相对发达的国家，所以发达国家在科学及社会学方面的领先优势势必引导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化及社会的科学技术化。刘兵认为，STS囊括了科学史、技术史、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科技政策研究等众多学科，是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它是以传统的科学史、技术史、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等学科为基础，形成的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之相互关系新理解的一门新兴交叉新领域，并且，它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在整体上的性质、特点、结构和相互关系及其协调发展的动力学机制。”
旅游社会学的研究同样起源于欧洲大陆国家。例如，鲍德奥（Bodio）在19世纪末发表了《意大利外国旅游者的流动及其花费》，它是目前有据可查的最早研究旅游经济的著述；20世纪初期维斯（Wiese）首次将旅游放入社会学的范畴中进行考察与研究；到20世纪中期，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种观点，认为旅游者是受旅游企业操控的“文化吸毒者”，对于旅游群体，应该从经验主义出发对整个旅游体系做出更详尽的、不带任何偏见的论述；之后，科恩（Cohen）开始从社会学角度对旅游做出系统性分析，其发表的Toward a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Tourism是比较重要的旅游社会学著述。可以看出，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的大环境中，旅游社会学集中于旅游者自身、旅游者与接待地、社会相互关系、旅游系统、旅游影响等研究。到了20世纪90年代，“旅游社会科学系列”丛书和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旅游社会科学”专辑的出版，才从跨学科角度出发对旅游社会学进行了综合论述，引起了社会学家及相关学者广泛的研究兴趣。特别是西方国家关于旅游社会学产生的7个流派——发展演进学说，新迪尔凯姆学说，冲突和批判学说，功能主义学说，韦伯主义学说，形式主义、现象学和人种学方法论，符号互动主义更是从理论层面为旅游社会学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基础。
由于旅游社会学的基础理论体系尚未发展成熟，所以旅游社会学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我国学者张进福和肖洪根在2000年曾经探讨了旅游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特别是将旅游群体与旅游个体之间的阐述拓展至引起旅游者行为的动机、心理、价值取向与审美观念等领域，可以说，其观点为旅游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发展指出了鲜明的方向，提供了坚实的研究基础。燕海鸣于2011年指出，对群体而言，旅游表现为两种世界观的激烈碰撞：一方面，这种文化碰撞是指，旅游在现代社会技术个性的有力基础之上推动了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特别是交通工具的使用及交通工具技术的提升极大程度地影响了人们的出行观念；另一方面，“旅游本质上所追求的是一种异于现代化生活的原汁原味”。“农家乐”、“留民营”等生态旅游模式的开展体现了现代技术社会下人们对传统古朴、自然的生活方式的期盼与渴望。李因和仓理新则巧妙使用人类文化学和社会学理论方法，力图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旅游文化现象。总的来说，从STS的角度研究旅游业，具有一些初步的研究基础，还存在广泛的研究空间。
概而言之，在STS视角下对旅游及旅游社会学相关问题的论述仍然在同一研究领域之中。比如，旅游社会学将旅游者研究划分为个体研究与群体研究两种。从STS视角下审视这种分类，旅游者作为群体研究对象而言，它与STS研究中其他实验群体一样，属于地方性群体的一种，而地方性群体在实验室研究之外的公众的生活世界成为理论实体文化现象之下的一种表象。它又包含技术、宗教、艺术与媒体等多方面因素，而基于多元化因素促生与形成的现代旅游社会学的意义又属于人类个体理解的产物。从某种角度来看，旅游社会学属于多学科交叉研究的领域。
2 诠释学维度下的旅游行为分析
如果把旅游行为视为人类的基本活动之一，那么旅游社会学研究的本质可也看作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会活动的研究，它包括一系列关于自然、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文化、人文、语言、心理等多种因素在内的共同演化的图景，各种异质性因素对于科学研究与人类活动的影响使其不能局限于一元的自然决定论或者社会决定论的认识论模式，从而无法单纯依靠某种单一的研究方法来解释，因此，人们需要动态地对待其间的耦合与能动关系。 首先，旅游行为发生在人类生活的世界之中，任何形式的人类行为的意义都要依靠语言进行交流，并且与文化、教育背景等多种因素息息相关。在形成一种特有的模式之后，以语言或类似语言的表达符号和交流方式为媒介传承下来，并且不可避免地受语言、文化、环境与历史性因素的导向所影响。旅游作为人类行为或人类活动的种属，它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及经济意义受到许多非客观性因素的影响，这些非客观性因素时刻充斥并改造着人们的生活及出行经验，重要的是，它也会影响人类对流传下来的事物及旅游观念的理解。希兰（Heelan）曾经从现象学一诠释学的角度对人类行为做出阐述，他认为，人类群体活动的意义是由行为、理论与语言所构成的，理论意义形成了抽象的概念，而实际行为构成文化或者实践的组成部分。而群体性的旅游作为公众经验，其意义不仅是个体的精神表现，还是公众的经验表现，这意味着，无论人类拥有何种经验，经验的客体总是与人类生活文化息息相关。
以著名的伦敦塔灵异事件为例，进入伦敦塔的一些参观者会出现程度不一的幻听幻觉现象，该事件的报告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比较著名的是英国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曼（Richard Wiseman）领导的研究小组在2001年使用现代化技术和仪器对伦敦塔灵异事件进行了科学调查，并做了大量的甄别及排查工作。随后，研究小组在出现怪异现象的地点调查发现，被游客或者目击者看到出现灵异事件地点的空间位置、环境、光线的变化会影响游客心理从而产生幻觉。此外，研究小组注意到，发现灵异事件最多的都是英国本土或是熟知英国历史的游客。据此，怀斯曼分析这是由于人们的人文文化心理起了很大作用，因为英国本土游客对伦敦塔的历史比较清楚，或者听说过与伦敦塔事件有关的传说，这种“前有”、“前见”与“前把握”的存在起到了心理暗示作用。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解释奠基于“前有”、“前见”与“前把握”的基础上。其中，“前有”是指在理解活动发生之前存在的东西，一般用来指与解释者相关的历史、社会及文化因素的总和；解释是在“前见”与“前把握”中做出的，即在理解发生之前，理解者会对不同的理解现象产生相异的理解视角，并且，理解与解释活动发生的前提条件就是将一些已知的事物作为参考，即便这种前提的假设是错误的，它也构成理解的前提条件。
也就是说，人们在当下无法用理性来解释所发生事情的时候，通常会受文化渗入的影响，而其做出的解释也是在“前有”、“前见”与“前把握”的基础上对发生的现象进行解释、描述与传播。这样就解释了为什么英国本土游客或者熟知英国历史的游客更容易出现幻觉，而不了解英国历史的外国游客就不容易观察到灵异事件发生，这是由于外国游客很少或者甚至根本不了解英国及伦敦塔的历史，所以就不存在心理暗示。
从科学技术的研究领域来看，环境因素在这些游客的描述与形容过程中也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其包括建筑结构、地理位置、磁场、寒冷气流、昏暗及变换的光线等客观因素的影响。特别是近些年建筑学家与物理学家通过进一步的测试发现，伦敦塔的建筑用料为坚硬的花岗岩，这种石料极容易产生次声波，当人们处于次声波干扰的环境下，也极容易做出错误的主观判断。通过怀斯曼研究小组和其他科学研究者的共同努力，终于揭开了伦敦塔灵异事件之谜。
其次，旅游活动中多种文化的融汇对经济也产生一定的影响。从旅游业对当今社会发展与人类生活所造成的影响来看，各国对旅游业都非常重视，旅游业已成为很多国家重要的经济来源，甚至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如意大利、奥地利、泰国。
由于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因素所带来的经济影响体现在以下方面：观念、礼仪、生活习惯等与文化的碰撞一样是无法避免的，这些因素在STS的视角下，表现为两种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并且这些碰撞与交流产生了旅游产业的新业态，特别是以宗教朝圣、游学、商务等为主要目的的旅游，让不同的历史、社会、文化互为交换，反馈到旅游者自己的生活之中。
再者，旅游消费作为一种社会行动者的消费形式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及消费的附属品，这也是旅游及相关产业能够成为许多国家经济支柱产业的原因之一。
被誉为当代文化研究先锋派人物的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mard），其与利奥塔（Lyotard）、詹姆逊（Jameson）的文化研究被认为在社会、经济、政治方面推动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研究。值得指出的是，鲍德里亚所提出的“消费社会”及“符号交换理论”构成了鲍德里亚社会思想的精髓，而其也恰好能够体现出在旅游社会学研究中彰显的消费社会的根本属性。他的符号交换理论的构架如下公式所示：
也就是说，鲍德里亚认为现代消费社会中，所指价值的取消预示符号形式所指向的真实内容不存在了，符号只是内部交换而不作为真实互动，并且消费社会中的劳动力与生产过程也发生着变异，生产只能发挥符号的代码或编码的功能。按照鲍德里亚的观点，“消费从物质性、实用性和功能性中脱离出来……从原来关注商品使用价值的功能性消费转变为脱离其使用价值的非功能性消费，对消费品的价值评判从原来的客观价值评判（客观论述）转变为主观价值评判（主观论述）”，即在旅游行为中，原有的消费特征发生了转变，旅游者成为消费社会的消费者，旅游者作为消费者所选择的旅游方式、环境、品牌、信息等“符号”构成了消费社会的基本特征。旅游行为中“被消费的东西，永远不是物品，而是关系本身”，除此之外，在旅游消费研究中也可以窥见消费社会折射的诸多方面，而只要符合消费社会的特征，其主旨都离不开“消费符号”到“符号转换”的循环中。
总之，无论旅游作为人类活动而产生的认识论意义上的文化差异，还是实际旅游产业蓬勃发展中产生的文化对经济因素的影响，都会为旅游社会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领域，所以，文化作为异质性因素的一种，它在旅游社会学研究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可忽视。
3 事理学维度下的旅游个体分析
我们知道，STS是以人为主体，并且以人们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行为为客观对象的研究领域。 前文提到，旅游社会学将旅游者研究划分为个体研究与群体研究两种，从事理学维度分析，心理性个体也属于个体研究的一部分。英国事理学学派代表戈登·帕斯克（Gordon Parsk）曾经在其对话理论中提出了“心理性个体”（P-individual）的重要概念，心理性个体是指存在于单个或多个个人之中的一套基本完备的、彼此相容互不矛盾的概念系统。心理性个体概念是针对与物理性个体（M-individual）而提出的——物理性个体是指单一的、生理学意义上的个人。心理性个体与物理性个体的区别及关键点在于：物理性个体（的头脑）中，或许存在不只一个心理性个体，如某人有可能同时拥有两个或若干个互相矛盾的概念系统及从不同视角出发来看待事物的情形，或者具有相互矛盾的立场，或者具有双重人格等；而同一个心理性个体则有可能共存于许多个生理性个体之中，如在旅游相关问题上认识与观点完全一致的一群人或某个利益集团等。
心理性个体的产生与发展是由该心理性个体驱动、与其外界环境“知”与“行”循环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于认知过程存在主观性因素，所以，心理性个体也就是对该心理性个体外部客观世界产生的认知过程，它符合事理学中关于本征机制（Eigen-mechanism）的理论描述，胡继旋将其称之为“知行本征环”，如图1所示：
从胡继旋对知行本征环的说明中可以看出，环境、感知渠道、心理模型及控制渠道4个要素“组成了不断循环往复的‘知行’认知过程，行而知之，知而行之”，而包含M、P、R 3个部分的心理性个体则在此过程中不断发展演进，并且环境E在此过程中不断受到影响而产生变化。他指出“知行本征环的5个建构域心理性个体的知行本征环运行的结果，是在其载体及环境中产生的（建构出）一批本征结果，可以划分出有因果关系的建构域，且按照其产生顺序又可分为意识域、关怀域、承诺域、技能域和影响域。
由此看来，无论从STS视角出发用社会学的方法论对整个旅游业所做的分析与说明，还是对话理论“心理性个体”基础上对旅游个体的分析，都是建立在社会学及相关背景与理论基础之上。由于旅游业涉及众多资源建设与服务设施的内容，且旅游过程本身是一个同时受主、客观性影响的复杂过程，如何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协作关系，更好地为旅游业创造价值，建立健全智能化高效的旅游信息系统，并能够通过产业化方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因与社会学的理论基础，需要从本体的理论构建及对旅游本体理论的组成做进一步分析。
4 结语
旅游社会学与其他交叉性科学研究类似，只是实践的范围和程度不同，既然涉及科学的研究，说明旅游社会学同样也是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因为旅游社会学已经不是特殊知识领域的理论概念的加工厂，它需要更多的实践，或者说需要更多的实例来对其做出更好的说明。由于旅游者的社会行为与社会活动及旅游者在整个过程中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关系都纳入了旅游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范畴体系，加之旅游动机与旅游价值取向等因素影响旅游信息资料的搜集、整理及随后的政策性导向和决策问题，所以，旅游社会学需要从更深层次的心理、价值、审美、动机等因素出发，与社会学关联起来对旅游行为与旅游现象做出恰当的解释，并在得到旅游者反馈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提升。从个体性心理的角度出发，旅游者在离开原有生活条件的基础上进人旅游的征途，势必会导致一系列的生理及心理上的变化，旅游者的年龄结构、个人经历、生活背景等因素也会造成对旅游社会行为的影响。更广泛地说，STS视角下的语言因素也是旅游社会学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语言与类似语言的表达符号和交流方式是在人们对世界的共同理解中产生的。这些符号所传达的意义代表了人类文化交流体系的构建，而其最终会被认为是与人类行为的历史与文化意义休戚相关的理论实体，所以，人们并非没有把握理论体系中的精髓，而是这些理论与实践经常被人类历史文化因素下的语言文化所掩盖。
总之，旅游社会学及其相关知识也是在这种不同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产生的，它通过承载着生命文化形式的语言等媒介表现出来，就像科学的历史那样，任何关涉科学的文化因素都是等同的，起源于语言、历史、文化与地理因素下的旅游不同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流都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只是每个人活动的意义是在旅游者的经验中被很好地履行。
在确立了以旅游者为重要研究对象之后，旅游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也变得广泛起来，与其相对应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也成为关键点之一。作为一门交叉性新兴学科，旅游社会学不仅要吸收、借鉴其他方法论的优势，同时要以体现自身特色为主旨，指导旅游社会学实践并将旅游社会学相关理论推广开来，形成系统的、动态的研究方法，更好地为该学科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