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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产生的原因既有西方的挑战下的背景，又有湖湘文化的影响，更与经世思潮有密切关系。理性辩证地看待该思想，对今天仍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曾国藩;理学;经世致用;成因;影响
曾国藩的研究无疑是学术界的热点。曾经在中国大陆伴随唐浩明先生的《曾国藩传》的出版，还一度出现了“曾国藩热”。最近中纪委推荐官员读的56本书之中，《曾国藩传》赫赫在目。本文从产生原因角度考察其理学经世思想，作一粗浅的论述，希望有助于推动相关研究。
一、 西方双重挑战下的变局
在被轰出中世纪以前，中西方是“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西方人看东方是神秘的东方，东方人看西方是奇异的西方” [1]。但是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这种格局彻底被打破了。古老的中国仍然继续沉溺于天朝的幻梦中，闭关锁国，拒绝世界潮流。而中国所谓之“泰西”却通过殖民扩张和资本的原始积累，进而通过产业革命，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中西方在近代的交锋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
中国人开始接触到来自西方的旷古未有的文明的冲击。此时的曾国藩刚刚进京散馆开始了他在北京的十三年岁月。这十三年是他官位升迁最迅速，理学经世思想开始积淀的时期，更是奠定了他后半生的理学经世的思想基础的关键的时期。当时的中国人面临着来自西方的双重挑战，一面是西方的侵略与掠夺，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一方面是西方的侵略，客观上结束了中国长期的封闭和闭关锁国状态，使中国人开始认识世界，传统的夷夏观念开始瓦解。
这时的曾国藩充满了民族主义的情感。他的当时的日记中写道“因在樾翁处晚饭，痛谈时事，更初始归” [2]。在1841年正月的日记中，他写道“英吉利豕突定海，沿海游弋，圣恩宽大，不欲遽彰天讨” [2]。可见当时的曾国藩看到了西方之侵略，但是言语之间仍然充斥着浓厚的夷夏的观念。这种观念直达后来他镇压农民起义中看到洋枪洋炮的巨大威力才有所改观。他了解了洋枪洋炮的巨大能量之后，非常希望引进和购买。他在给皇帝的奏折里面写道“至恭亲王奕等奏请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则亦渐失其所恃，够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2]”。
二、湖湘文化的经世传统
在中国的区域文化之中，湖湘文化极具特色。崇尚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北宋周敦颐和岳麓书院在理学发展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著名的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曾经在这里讲学。岳麓书院极大地影响着湖南的士风，程朱理学思想一直在此占据主导地位。著名的学者王夫之在继承湖湘文化的经世传统的基础上，将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他极力主张行先知后，具有很强的经世倾向。
到了有清一代，湖湘文化在奉程朱理学为正统的基础上，重视经世致用与务实，主张包容与兼具融合。曾国藩求学时代是在岳麓书院度过的，因此深受湖湘文化的影响。当时的岳麓书院在偏重理学的基础上，又十分重视经世之学，培养了一大批注重经世致用的士大夫。曾国藩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因此，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就认为他的思想来源于湖湘文化。钱穆在书中写道曾国藩的思想“有闻于其乡先辈之风而起者” [3]。无疑湖湘文化的浸染，使得曾国藩的经世致用思想具有深厚的理学基础。
三、传统理学的复兴与近代经世思潮兴起
儒家学说从来都有经世致用的传统。孔子和孟子都有很强的经世和实践的思想。程朱理学也没有完全抛弃儒家这一优良传统。到了清代中后期，汉学盛行，经世思想有所抑制。在乾隆到道光年间，反理学思潮盛行，宋学也就是理学，曾经面临着严峻的困境。“嘉道之际，学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风”以至于“有宋诸儒周、程、张、朱之书，为世大诟，间有涉于其说者，则举世笑讥唾辱” [2]。随着清朝晚期社会矛盾的激化，贪污腐败充斥，天朝面临新的危机，理学之复兴之气渐起。面临西方的挑战与侵略，面对前所未有的农民起义最高峰——太平天国，中国之前固守的考据之学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渐渐衰弱，宋学开始走向中兴。埋首故纸堆，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考据已经无法适应历史的发展，也无法为面对西学东渐的格局提供现实的答案。当时很多中国士大夫感到要挽救清王朝的社会危机，避免陷入被殖民的境地，非经世不可。因此他们提倡“用伦理道德来激励士大夫的气节，维护封建秩序，压制农民起义，同时，用伦理道德来整顿吏治，刷新吏治，革除封建官僚制度的种种弊端” [4]。而理学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内圣外王之学，所以理学在这个时候得到中兴。梁启超曾经在文章中论到宋（理）学复兴。他曾经写道：“洪杨乱事前后，思想界引出三条新路，其一，宋学复兴，乾嘉以来，汉学家门户之见极深，‘宋学’二字，几为大雅所不道，而汉学家支离破碎，实渐已惹起人心厌倦，罗罗山，曾涤生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5]”。
而面对如此变局，一部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看到时局之危艰，开始研究和接触西方的事务，倡导经世致用之学。他们都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改革的想法，但是具体如果改，怎么改还并不明晰。他们某种程度上还带有旧制度的印记，某种程度上说起到了历史的过渡作用。他们试图在旧的体制上搞嫁接，但是只能是贩古丹。值得关注的还有，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一大批西方文明的著作，这些都对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的产生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曾国藩曾经通读过的《瀛环志略》，他开始对西方有了初步的认知。这些对他的理学经世思想的形成是有着一定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26
[2]曾国藩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4
[3]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632
[4]桑咸之.晚清政治与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57
[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C].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32
【关键词】：曾国藩;理学;经世致用;成因;影响
曾国藩的研究无疑是学术界的热点。曾经在中国大陆伴随唐浩明先生的《曾国藩传》的出版，还一度出现了“曾国藩热”。最近中纪委推荐官员读的56本书之中，《曾国藩传》赫赫在目。本文从产生原因角度考察其理学经世思想，作一粗浅的论述，希望有助于推动相关研究。
一、 西方双重挑战下的变局
在被轰出中世纪以前，中西方是“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西方人看东方是神秘的东方，东方人看西方是奇异的西方” [1]。但是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这种格局彻底被打破了。古老的中国仍然继续沉溺于天朝的幻梦中，闭关锁国，拒绝世界潮流。而中国所谓之“泰西”却通过殖民扩张和资本的原始积累，进而通过产业革命，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中西方在近代的交锋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
中国人开始接触到来自西方的旷古未有的文明的冲击。此时的曾国藩刚刚进京散馆开始了他在北京的十三年岁月。这十三年是他官位升迁最迅速，理学经世思想开始积淀的时期，更是奠定了他后半生的理学经世的思想基础的关键的时期。当时的中国人面临着来自西方的双重挑战，一面是西方的侵略与掠夺，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一方面是西方的侵略，客观上结束了中国长期的封闭和闭关锁国状态，使中国人开始认识世界，传统的夷夏观念开始瓦解。
这时的曾国藩充满了民族主义的情感。他的当时的日记中写道“因在樾翁处晚饭，痛谈时事，更初始归” [2]。在1841年正月的日记中，他写道“英吉利豕突定海，沿海游弋，圣恩宽大，不欲遽彰天讨” [2]。可见当时的曾国藩看到了西方之侵略，但是言语之间仍然充斥着浓厚的夷夏的观念。这种观念直达后来他镇压农民起义中看到洋枪洋炮的巨大威力才有所改观。他了解了洋枪洋炮的巨大能量之后，非常希望引进和购买。他在给皇帝的奏折里面写道“至恭亲王奕等奏请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则亦渐失其所恃，够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2]”。
二、湖湘文化的经世传统
在中国的区域文化之中，湖湘文化极具特色。崇尚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北宋周敦颐和岳麓书院在理学发展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著名的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曾经在这里讲学。岳麓书院极大地影响着湖南的士风，程朱理学思想一直在此占据主导地位。著名的学者王夫之在继承湖湘文化的经世传统的基础上，将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他极力主张行先知后，具有很强的经世倾向。
到了有清一代，湖湘文化在奉程朱理学为正统的基础上，重视经世致用与务实，主张包容与兼具融合。曾国藩求学时代是在岳麓书院度过的，因此深受湖湘文化的影响。当时的岳麓书院在偏重理学的基础上，又十分重视经世之学，培养了一大批注重经世致用的士大夫。曾国藩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因此，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就认为他的思想来源于湖湘文化。钱穆在书中写道曾国藩的思想“有闻于其乡先辈之风而起者” [3]。无疑湖湘文化的浸染，使得曾国藩的经世致用思想具有深厚的理学基础。
三、传统理学的复兴与近代经世思潮兴起
儒家学说从来都有经世致用的传统。孔子和孟子都有很强的经世和实践的思想。程朱理学也没有完全抛弃儒家这一优良传统。到了清代中后期，汉学盛行，经世思想有所抑制。在乾隆到道光年间，反理学思潮盛行，宋学也就是理学，曾经面临着严峻的困境。“嘉道之际，学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风”以至于“有宋诸儒周、程、张、朱之书，为世大诟，间有涉于其说者，则举世笑讥唾辱” [2]。随着清朝晚期社会矛盾的激化，贪污腐败充斥，天朝面临新的危机，理学之复兴之气渐起。面临西方的挑战与侵略，面对前所未有的农民起义最高峰——太平天国，中国之前固守的考据之学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渐渐衰弱，宋学开始走向中兴。埋首故纸堆，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考据已经无法适应历史的发展，也无法为面对西学东渐的格局提供现实的答案。当时很多中国士大夫感到要挽救清王朝的社会危机，避免陷入被殖民的境地，非经世不可。因此他们提倡“用伦理道德来激励士大夫的气节，维护封建秩序，压制农民起义，同时，用伦理道德来整顿吏治，刷新吏治，革除封建官僚制度的种种弊端” [4]。而理学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内圣外王之学，所以理学在这个时候得到中兴。梁启超曾经在文章中论到宋（理）学复兴。他曾经写道：“洪杨乱事前后，思想界引出三条新路，其一，宋学复兴，乾嘉以来，汉学家门户之见极深，‘宋学’二字，几为大雅所不道，而汉学家支离破碎，实渐已惹起人心厌倦，罗罗山，曾涤生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5]”。
而面对如此变局，一部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看到时局之危艰，开始研究和接触西方的事务，倡导经世致用之学。他们都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改革的想法，但是具体如果改，怎么改还并不明晰。他们某种程度上还带有旧制度的印记，某种程度上说起到了历史的过渡作用。他们试图在旧的体制上搞嫁接，但是只能是贩古丹。值得关注的还有，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一大批西方文明的著作，这些都对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的产生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曾国藩曾经通读过的《瀛环志略》，他开始对西方有了初步的认知。这些对他的理学经世思想的形成是有着一定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26
[2]曾国藩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4
[3]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632
[4]桑咸之.晚清政治与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57
[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C].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