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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更小的时候，大约五六岁吧，那时候我的家在昆明。我在那里开始了我的学业……最难忘的是我学会了唱一首非常好听的歌，那是一首送别的歌，我并不全懂那歌词是什么意思，但一唱起来就想哭。后来我才知道，那歌词并不是‘长城外，古道边’，而是‘长亭外，古道边’也不是‘一壶浊酒’，而是‘一瓠浊酒’，原来那歌词是李叔同填的，叫《送别》。直到今天，我唱起来仍旧想哭……”
这是著名导演吴贻弓的“童年的梦—我和《城南旧事》”，李叔同的《送别》是吴导童年最难忘的歌。今天我们深情追忆吴贻弓导演，难忘的是他留给我们的心系电影德艺双馨的艺术和文化精神。10月25日，中国电影家协會、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了吴贻弓导演纪念座谈会，与会嘉宾回忆了与吴贻弓共事的时光，从不同方面追思他的艺术生涯，总结了吴贻弓导演的艺术成就及文化贡献。
电影在我的成长经历里成了我的一个十分特殊的伙伴，也许还称得上是一位良师益友吧。—吴贻弓
吴贻弓的一生是电影的一生，他用电影和他的人生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陈东曾与吴贻弓在文联共事过，她说：吴贻弓亲切、平和，没有架子，文联同事们不论官职大小都亲切地称呼他“老吴”。他拍电影，就获得第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他当导演，就成为第一个可以“走出去”为国产电影争光的导演;他当主席，就可以把活动搞得很好。有事找到他，只要他有时间，只要他身体吃得消，他一定去“站台”，他不是为某个人“站台”，他是为文联“站台”。所以他要干什么就能成什么，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永远值得我们缅怀。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罗毅：吴贻弓同志的一生，是为中国电影艺术辛勤付出、努力奋斗并获得杰出成就的一生。作为中国第四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执导、创作的大量影片以及音乐剧、话剧等，均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精湛的艺术性，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和丰富的社会人生哲理。吴贻弓同志的作品，实现了幽沉的历史感与鲜明的时代性的统一，实现了浓郁生活气息与高度文学提炼的统一，实现了精妙艺术构思与鲜活人物刻画的统一，实现了细腻情感表达与抒情诗般唯美风格的统一。
原上海市文广局艺术总监吴孝明：吴贻弓导演是上海电影的一座丰碑，几十年来，他就做了一件事—电影，而且把这件事做得那么好，这就是一种工匠精神，是我们当下要弘扬和学习的精神。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作品，他的音容笑貌，他所有的精神在我们城市中间、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是永存的。
中国影协副主席、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影协主席，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任仲伦：吴贻弓导演的电影体现出第四代导演的艺术信仰，他们与前辈的电影表达出强烈的政治激情有区别，与后来者顽强的表达自己的艺术倾向有不同。这一代导演是有童话情怀的，但是他们不是纯粹的童话诗人。他们是有理想的。他的电影总是有一种纯粹，过滤黑暗，去寻找生活的暖色。《巴山夜雨》描写“文革”这段苦难，你看不到那种戏剧般的剑拔弩张，而是温润的人性复苏和化解。《姐姐》是当年被错过的一部很好的电影，吴导从几个女兵的信仰出发，坚强也是一种女性坚韧的坚强。我认为这部影片对中国电影影像与声画的探索是具有先驱意义的。
我们每个人都张开想象的翅膀，在每一个画面，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眼神中，充分地把我们自己的感情注进去，引导观众进入我们希望的那个思考过去、立足现实、展现未来的主题境界中去。—吴贻弓
作为第四代导演的领军人物，吴贻弓奉献了一部部佳作，对此大家从各自的角度做出了评价。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闫少非：吴贻弓先生始终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锲而不舍，锐意创新，以顽强的力量和博大的胸襟，挽起坚韧之“弓”，射出求索之“箭”，为中国影坛、为广大电影观众奉献了一部部经典佳作。《巴山夜雨》流露的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城南旧事》表达的细腻克制，《姐姐》刻画的真实质朴，《少爷的磨难》表现的人性反讽，《流亡大学》关注的国家命运，《阙里人家》探讨的文化传承，《月随人归》宣扬的人性至善，《海之魂》演绎的海洋深情，无一不印证了先生驾驭不同题材不同类型的、高超的导演艺术，以及先生守正创新的艺术态度和文化精神。
中国文联副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奚美娟：《巴山夜雨》《城南旧事》《阙里人家》三部影片是吴贻弓老师成熟电影风格的代表作，吴老师用美轮美奂的艺术表现手法，创造了独特的抒情风格，在电影综合艺术上，整体性地提高了我国的电影创作水平，并且在把重大社会题材与美好抒情叙事相结合的探索实践中，提炼出宝贵的经验。《巴山夜雨》，在山河美、人性美、抒情美的电影叙事中，描写出黑暗时代的一线光明，让人在惆怅中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和生活的暖意。《城南旧事》把台湾作家林海音的怀旧之作搬上银幕，通过呈现老北京的日常生活细节，推出了“文化电影”的新视野。一年以后，第五代导演拍出了标志性的文化电影《黄土地》，但是作为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作《城南旧事》已经“春江水暖鸭先知”，预报了中国当代电影艺术春天的到来。
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评协主席，复旦大学教授汪涌豪：吴贻弓的《巴山夜雨》《城南旧事》以及《阙里人家》等电影所体现出的诗意的温情，独具个人风格的含蓄的抒情性。《巴山夜雨》聚焦人性的表现，而非好人坏人的区分，尤其大到以船为核心意象，含示风雨如晦的大时代中，国家与个人命运的流荡与播迁;小到以主人公秋石房间中的杜甫塑像、《陆游集》和鲁迅素描等物来烘托人物的性格趣味，以及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总基调，人们大抵都给出了肯定的评价。对于《城南旧事》有意调用“艺术上的重复”，包括让《骊歌》音乐不断唱响，伴着井台打水、学生放学等镜头的多次出现，长镜头特别多，空镜头的运用特别成熟，都很完满地实现了导演“要留出时间让观众去想”的初衷，适切地不加说明地传达了电影想要表现的主题，更早已使电影成为了难得的经典。或许，面对当今工业制作和硬科技特性的狂飙突进，对他能接续老一辈电影人如郑正秋、张石川、吴永刚、沈浮、孙瑜的探索与创造，走出一条“散文电影”“诗化电影”的新路，给予怎样高的评价都是不过分的。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巴山夜雨》主演李志舆： 吴导运用镜头语言十分细腻严谨，分镜头剧本中，每个镜头的长度都有严格的把控。影片末尾秋石父女相认，脸贴脸拥抱的那场戏，吴导发现长度不够，坚决要求补拍。但是不可能上船补拍了，摄制组赶快把那个小姑娘找来，最后在厂里的某个角落补拍完成特写。后来看这个镜头的补拍很有必要。我与吴贻弓导演在《巴山夜雨》中的相逢，可以说是两个人心灵的碰撞，是两个人的思想、情感、电影美学观的交融和共振。上个世纪80年代的前面几年，一批有良知，有担当的中国电影艺术家，凭良心、动真情地拍出了一批能够反映中国民心、民意的好电影，一批感人的良心之作、骨气之作，吴贻弓导演的《巴山夜雨》，无疑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部。那几年是中国电影创作的黄金期，构成了中国电影史上辉煌的一章。
上海影协常务理事，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江海洋：吴贻弓导演是一位从不在现场发火、骂人的导演，这在我所有认识的导演里凤毛麟角。我师从他拍摄了三部电影，仅仅看到他发过一次火。那是在《城南旧事》拍摄现场。影片中小英子和她生命中重要的人宋妈的离别，从此天涯，这完全是影片精华之笔。突然吴贻弓扬起手中茶杯，重重摔在地下—原来是为了一根马车的缰绳。拍摄前，吴贻弓导演就嘱咐过，这是富人家准备的马车，缰绳必须考究。可那天在现场，道具准备的恰恰又是那副麻绳编的缰绳。这是应该发火的。但是当我走到他身边，想安慰他的时候，仍在颤抖的他居然像一个委屈的孩子，他说：“你们可以怠慢我，但不可以怠慢电影。”他为心里神圣的电影而发火，也正是因为这份敬畏与虔诚，他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喊出“电影万岁”的电影艺术家。
电影的繁荣和发展起码要有三个标志：一是好作品源源不断问世;二是人才持续不断涌现;三是电影市场反应热烈，观众热情高涨，尤其对好影片的反响非常热烈。—吴贻弓
这是一位深爱电影艺术、深谙电影创作与审美规律的艺术家和管理者的“金言”。吴贻弓是电影艺术家，又是一位电影事业家、教育家和活动家。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路侃：吴贻弓同志的一生是不断进取、勇攀高峰、追求卓越的一生。他从1984年起开始担任上海电影系统的行政领导职务，为了兼顾行政事务和艺术创作，用他的话说，是“把每一分钟当作两分钟去利用”，拿出双倍的精力学习电影管理、致力电影事业。在他的主导和推动下，上海电影乃至中国电影实现了两项“零的突破”，一是中国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创办，二是《上海电影志》的编纂出版。中国上海国际电影节是中国的第一个国际A级电影节，《上海电影志》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地域性电影志，这两项工作，一件指向中国电影的过去与成果，一件指向中国电影的将来和发展。
上海影协副主席，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今天重新定义吴贻弓，我更倾向于用另外一个词：他是一个诗意的现实主义者：有抒情的传统、诗意的表达，同时也紧扣时代和社会的主题。他为什么要拍《巴山夜雨》？这是当时拨乱反正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他为什么要拍《城南舊事》？是1979年1月1号全国人大发《告台湾同胞书》这样一个重大政治事件所决定的。包括《少爷的磨难》，那是因为上海电影制片厂在经营上陷入某种困境，必须要在市场和商业上有所成就，于是吴贻弓导演自己带头去做，尝试一个自己并不擅长的东西，这才有了《少爷的磨难》。一方面，他的美学观念指向儒家的家国情怀，另一方面，他又立足于现实的土壤当中，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现实提出的任何问题和挑战，这是吴贻弓导演很重要的个性风格。最典型的就是《阙里人家》，我至今认为这是一部被严重低估、忽略的伟大作品。因为它生不逢时，出品在上世纪90年代，正是我们电影市场最不堪的时候，所以没有得到评论界积极的评价。电影中，吴贻弓导演关心的是如何重建我们传统的家庭、人伦和亲情，这对当下中国确实非常重要。
上海影协常务理事，上海评协理事，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厉震林：在中国电影现代化运动中，吴贻弓始终是一个先行者，一个儒雅、睿智和诗情的先行者形象，长长地投在中国电影的历史背影上。吴贻弓提出，现实主义发展必须与现代化相提并论，没有超前便没有进步。他的每部影片，都有既定的美学目标，充满前卫意识与理性自觉，既有可能是“现存审美范式”的舍弃，也有可能向“经典审美范式”致敬，或者开创“新的审美范式”。但是，他又不一味地超前，而是合理的中庸，或是传统的完善，他在创新与经典之间努力寻找着平衡。尽管这种平衡是十分艰难的。中国电影现代化运动所涉及的形式美学、纪实美学和影像美学三个阶段，吴贻弓均以适度超前的先行者姿态，或引领或深化或加魅，将个人的美学理想深深镶嵌其中。吴贻弓的电影历史，对于现今中国电影也有意味的启示，一是电影应是创新与传统的平衡把握，必须超前但又不能一味超前;二是需要防止浅薄的现实主义，电影不能回避社会属性和矛盾;三是工业化过程不是同质化过程，要闪烁着个性美学的光芒。
今年是建国70周年，一首《我和我的祖国》唱响神州大地，而吴贻弓导演曾经在影片《城南旧事》的导演阐述里写道：“‘祖国’的含义是什么？我不一定能讲得清楚。她既抽象又具体，抽象可以到无垠博大，具体可以到及其细微。有位诗人说：祖国就是他故乡门前的那条小河。”1983年，《城南旧事》在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中获得了自建国以来参加的国际电影比赛的第一个大奖—最佳故事片金鹰奖。颁奖典礼的当晚，中国电影代表团成员在一名高举着五星红旗的总统卫队士兵的引导下徐徐步入会场，“我行进在国旗之下，感到无比自豪。我做梦也不会想到，作为一名电影导演，竟能有这么大荣誉，而且，最重要的是，这荣誉是和我的祖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祖国是什么？祖国不就是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依靠的坚强后盾么？”
今年11月16日也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70周年纪念日。“上海电影万岁！”—这是吴贻弓对整个上海电影，以及中国电影的嘱托和期待。记得2005年，笔者曾经就中国电影百年纪念活动采访过时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上海文联主席的吴贻弓导演，当问到中国电影未来的高潮何时到来时，吴导沉思片刻后说道：这需要宽松的条件、良好的政策、心情舒畅的创作人员，一切都要综合起来，当然也包括技术方面的条件等等。其实主观能动性性是最主要的，其他都是外在条件，虽然不能忽视这些条件。
相信所有为上海、为中国电影事业奋斗的电影工作者一定不会辜负吴导的期望！
作者 上海艺术研究所副编审
这是著名导演吴贻弓的“童年的梦—我和《城南旧事》”，李叔同的《送别》是吴导童年最难忘的歌。今天我们深情追忆吴贻弓导演，难忘的是他留给我们的心系电影德艺双馨的艺术和文化精神。10月25日，中国电影家协會、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了吴贻弓导演纪念座谈会，与会嘉宾回忆了与吴贻弓共事的时光，从不同方面追思他的艺术生涯，总结了吴贻弓导演的艺术成就及文化贡献。
电影在我的成长经历里成了我的一个十分特殊的伙伴，也许还称得上是一位良师益友吧。—吴贻弓
吴贻弓的一生是电影的一生，他用电影和他的人生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陈东曾与吴贻弓在文联共事过，她说：吴贻弓亲切、平和，没有架子，文联同事们不论官职大小都亲切地称呼他“老吴”。他拍电影，就获得第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他当导演，就成为第一个可以“走出去”为国产电影争光的导演;他当主席，就可以把活动搞得很好。有事找到他，只要他有时间，只要他身体吃得消，他一定去“站台”，他不是为某个人“站台”，他是为文联“站台”。所以他要干什么就能成什么，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永远值得我们缅怀。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罗毅：吴贻弓同志的一生，是为中国电影艺术辛勤付出、努力奋斗并获得杰出成就的一生。作为中国第四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执导、创作的大量影片以及音乐剧、话剧等，均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精湛的艺术性，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和丰富的社会人生哲理。吴贻弓同志的作品，实现了幽沉的历史感与鲜明的时代性的统一，实现了浓郁生活气息与高度文学提炼的统一，实现了精妙艺术构思与鲜活人物刻画的统一，实现了细腻情感表达与抒情诗般唯美风格的统一。
原上海市文广局艺术总监吴孝明：吴贻弓导演是上海电影的一座丰碑，几十年来，他就做了一件事—电影，而且把这件事做得那么好，这就是一种工匠精神，是我们当下要弘扬和学习的精神。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作品，他的音容笑貌，他所有的精神在我们城市中间、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是永存的。
中国影协副主席、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影协主席，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任仲伦：吴贻弓导演的电影体现出第四代导演的艺术信仰，他们与前辈的电影表达出强烈的政治激情有区别，与后来者顽强的表达自己的艺术倾向有不同。这一代导演是有童话情怀的，但是他们不是纯粹的童话诗人。他们是有理想的。他的电影总是有一种纯粹，过滤黑暗，去寻找生活的暖色。《巴山夜雨》描写“文革”这段苦难，你看不到那种戏剧般的剑拔弩张，而是温润的人性复苏和化解。《姐姐》是当年被错过的一部很好的电影，吴导从几个女兵的信仰出发，坚强也是一种女性坚韧的坚强。我认为这部影片对中国电影影像与声画的探索是具有先驱意义的。
我们每个人都张开想象的翅膀，在每一个画面，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眼神中，充分地把我们自己的感情注进去，引导观众进入我们希望的那个思考过去、立足现实、展现未来的主题境界中去。—吴贻弓
作为第四代导演的领军人物，吴贻弓奉献了一部部佳作，对此大家从各自的角度做出了评价。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闫少非：吴贻弓先生始终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锲而不舍，锐意创新，以顽强的力量和博大的胸襟，挽起坚韧之“弓”，射出求索之“箭”，为中国影坛、为广大电影观众奉献了一部部经典佳作。《巴山夜雨》流露的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城南旧事》表达的细腻克制，《姐姐》刻画的真实质朴，《少爷的磨难》表现的人性反讽，《流亡大学》关注的国家命运，《阙里人家》探讨的文化传承，《月随人归》宣扬的人性至善，《海之魂》演绎的海洋深情，无一不印证了先生驾驭不同题材不同类型的、高超的导演艺术，以及先生守正创新的艺术态度和文化精神。
中国文联副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奚美娟：《巴山夜雨》《城南旧事》《阙里人家》三部影片是吴贻弓老师成熟电影风格的代表作，吴老师用美轮美奂的艺术表现手法，创造了独特的抒情风格，在电影综合艺术上，整体性地提高了我国的电影创作水平，并且在把重大社会题材与美好抒情叙事相结合的探索实践中，提炼出宝贵的经验。《巴山夜雨》，在山河美、人性美、抒情美的电影叙事中，描写出黑暗时代的一线光明，让人在惆怅中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和生活的暖意。《城南旧事》把台湾作家林海音的怀旧之作搬上银幕，通过呈现老北京的日常生活细节，推出了“文化电影”的新视野。一年以后，第五代导演拍出了标志性的文化电影《黄土地》，但是作为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作《城南旧事》已经“春江水暖鸭先知”，预报了中国当代电影艺术春天的到来。
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评协主席，复旦大学教授汪涌豪：吴贻弓的《巴山夜雨》《城南旧事》以及《阙里人家》等电影所体现出的诗意的温情，独具个人风格的含蓄的抒情性。《巴山夜雨》聚焦人性的表现，而非好人坏人的区分，尤其大到以船为核心意象，含示风雨如晦的大时代中，国家与个人命运的流荡与播迁;小到以主人公秋石房间中的杜甫塑像、《陆游集》和鲁迅素描等物来烘托人物的性格趣味，以及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总基调，人们大抵都给出了肯定的评价。对于《城南旧事》有意调用“艺术上的重复”，包括让《骊歌》音乐不断唱响，伴着井台打水、学生放学等镜头的多次出现，长镜头特别多，空镜头的运用特别成熟，都很完满地实现了导演“要留出时间让观众去想”的初衷，适切地不加说明地传达了电影想要表现的主题，更早已使电影成为了难得的经典。或许，面对当今工业制作和硬科技特性的狂飙突进，对他能接续老一辈电影人如郑正秋、张石川、吴永刚、沈浮、孙瑜的探索与创造，走出一条“散文电影”“诗化电影”的新路，给予怎样高的评价都是不过分的。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巴山夜雨》主演李志舆： 吴导运用镜头语言十分细腻严谨，分镜头剧本中，每个镜头的长度都有严格的把控。影片末尾秋石父女相认，脸贴脸拥抱的那场戏，吴导发现长度不够，坚决要求补拍。但是不可能上船补拍了，摄制组赶快把那个小姑娘找来，最后在厂里的某个角落补拍完成特写。后来看这个镜头的补拍很有必要。我与吴贻弓导演在《巴山夜雨》中的相逢，可以说是两个人心灵的碰撞，是两个人的思想、情感、电影美学观的交融和共振。上个世纪80年代的前面几年，一批有良知，有担当的中国电影艺术家，凭良心、动真情地拍出了一批能够反映中国民心、民意的好电影，一批感人的良心之作、骨气之作，吴贻弓导演的《巴山夜雨》，无疑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部。那几年是中国电影创作的黄金期，构成了中国电影史上辉煌的一章。
上海影协常务理事，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江海洋：吴贻弓导演是一位从不在现场发火、骂人的导演，这在我所有认识的导演里凤毛麟角。我师从他拍摄了三部电影，仅仅看到他发过一次火。那是在《城南旧事》拍摄现场。影片中小英子和她生命中重要的人宋妈的离别，从此天涯，这完全是影片精华之笔。突然吴贻弓扬起手中茶杯，重重摔在地下—原来是为了一根马车的缰绳。拍摄前，吴贻弓导演就嘱咐过，这是富人家准备的马车，缰绳必须考究。可那天在现场，道具准备的恰恰又是那副麻绳编的缰绳。这是应该发火的。但是当我走到他身边，想安慰他的时候，仍在颤抖的他居然像一个委屈的孩子，他说：“你们可以怠慢我，但不可以怠慢电影。”他为心里神圣的电影而发火，也正是因为这份敬畏与虔诚，他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喊出“电影万岁”的电影艺术家。
电影的繁荣和发展起码要有三个标志：一是好作品源源不断问世;二是人才持续不断涌现;三是电影市场反应热烈，观众热情高涨，尤其对好影片的反响非常热烈。—吴贻弓
这是一位深爱电影艺术、深谙电影创作与审美规律的艺术家和管理者的“金言”。吴贻弓是电影艺术家，又是一位电影事业家、教育家和活动家。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路侃：吴贻弓同志的一生是不断进取、勇攀高峰、追求卓越的一生。他从1984年起开始担任上海电影系统的行政领导职务，为了兼顾行政事务和艺术创作，用他的话说，是“把每一分钟当作两分钟去利用”，拿出双倍的精力学习电影管理、致力电影事业。在他的主导和推动下，上海电影乃至中国电影实现了两项“零的突破”，一是中国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创办，二是《上海电影志》的编纂出版。中国上海国际电影节是中国的第一个国际A级电影节，《上海电影志》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地域性电影志，这两项工作，一件指向中国电影的过去与成果，一件指向中国电影的将来和发展。
上海影协副主席，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今天重新定义吴贻弓，我更倾向于用另外一个词：他是一个诗意的现实主义者：有抒情的传统、诗意的表达，同时也紧扣时代和社会的主题。他为什么要拍《巴山夜雨》？这是当时拨乱反正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他为什么要拍《城南舊事》？是1979年1月1号全国人大发《告台湾同胞书》这样一个重大政治事件所决定的。包括《少爷的磨难》，那是因为上海电影制片厂在经营上陷入某种困境，必须要在市场和商业上有所成就，于是吴贻弓导演自己带头去做，尝试一个自己并不擅长的东西，这才有了《少爷的磨难》。一方面，他的美学观念指向儒家的家国情怀，另一方面，他又立足于现实的土壤当中，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现实提出的任何问题和挑战，这是吴贻弓导演很重要的个性风格。最典型的就是《阙里人家》，我至今认为这是一部被严重低估、忽略的伟大作品。因为它生不逢时，出品在上世纪90年代，正是我们电影市场最不堪的时候，所以没有得到评论界积极的评价。电影中，吴贻弓导演关心的是如何重建我们传统的家庭、人伦和亲情，这对当下中国确实非常重要。
上海影协常务理事，上海评协理事，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厉震林：在中国电影现代化运动中，吴贻弓始终是一个先行者，一个儒雅、睿智和诗情的先行者形象，长长地投在中国电影的历史背影上。吴贻弓提出，现实主义发展必须与现代化相提并论，没有超前便没有进步。他的每部影片，都有既定的美学目标，充满前卫意识与理性自觉，既有可能是“现存审美范式”的舍弃，也有可能向“经典审美范式”致敬，或者开创“新的审美范式”。但是，他又不一味地超前，而是合理的中庸，或是传统的完善，他在创新与经典之间努力寻找着平衡。尽管这种平衡是十分艰难的。中国电影现代化运动所涉及的形式美学、纪实美学和影像美学三个阶段，吴贻弓均以适度超前的先行者姿态，或引领或深化或加魅，将个人的美学理想深深镶嵌其中。吴贻弓的电影历史，对于现今中国电影也有意味的启示，一是电影应是创新与传统的平衡把握，必须超前但又不能一味超前;二是需要防止浅薄的现实主义，电影不能回避社会属性和矛盾;三是工业化过程不是同质化过程，要闪烁着个性美学的光芒。
今年是建国70周年，一首《我和我的祖国》唱响神州大地，而吴贻弓导演曾经在影片《城南旧事》的导演阐述里写道：“‘祖国’的含义是什么？我不一定能讲得清楚。她既抽象又具体，抽象可以到无垠博大，具体可以到及其细微。有位诗人说：祖国就是他故乡门前的那条小河。”1983年，《城南旧事》在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中获得了自建国以来参加的国际电影比赛的第一个大奖—最佳故事片金鹰奖。颁奖典礼的当晚，中国电影代表团成员在一名高举着五星红旗的总统卫队士兵的引导下徐徐步入会场，“我行进在国旗之下，感到无比自豪。我做梦也不会想到，作为一名电影导演，竟能有这么大荣誉，而且，最重要的是，这荣誉是和我的祖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祖国是什么？祖国不就是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依靠的坚强后盾么？”
今年11月16日也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70周年纪念日。“上海电影万岁！”—这是吴贻弓对整个上海电影，以及中国电影的嘱托和期待。记得2005年，笔者曾经就中国电影百年纪念活动采访过时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上海文联主席的吴贻弓导演，当问到中国电影未来的高潮何时到来时，吴导沉思片刻后说道：这需要宽松的条件、良好的政策、心情舒畅的创作人员，一切都要综合起来，当然也包括技术方面的条件等等。其实主观能动性性是最主要的，其他都是外在条件，虽然不能忽视这些条件。
相信所有为上海、为中国电影事业奋斗的电影工作者一定不会辜负吴导的期望！
作者 上海艺术研究所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