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明的峰巅处才能清晰鸟瞰人类的未来，因为各种迷雾似的地方性问题，在人类精神普照的文明峰巅上，往往能被一一廓清。对我来说，纽约就是当代文明的峰巅之一。在曼哈顿西57街、毗邻中央公园和时代华纳公司总部的假日酒店里，我从徒步漫游的兴奋和疲乏中逐步恢复过来，凭借行囊中唯一的中文书《世界是平的》和对纽约百老汇大街“平坦世界”的鲜活观感，构思我为大二、大三学生及研究生们即将开讲的第一堂“全球通史课”。
　　漫步在曼哈顿闹市街头，令我感慨极深的是那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由各种肤色、装束、表情，以及繁多种族和信仰所组成的“彩色的人类河流”。你会看到所有人都因为某种梦想而眼睛发亮、欣喜若狂，无论是衣装鲜丽的白人中产阶层，还是身着“极低腰”的牛仔裤以致整个臀部和内裤都暴露在外的黑人少年。曼哈顿第五大道和西50街交会处的洛克菲勒中心广场镌刻着美国富翁小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袭自美国宪法的名言：“我相信个人的最高价值和他追求生存、自由和幸福的权利！”在纽约街头，人人步履匆匆但都欢天喜地，因为梦想是人生的全部本质，而美国文化的最大成功就是它的“造梦能力”，这一能力使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稳居全球研发、生产、供应链的最高端。
　　
　　潜移默化的文明力量，决定着“平坦世界”里全球竞争的最后获胜者
　　
　　居纽约仅半月，我已经是全美两家最大的连锁书店Barnes and Noble和 Borders的会员。从这些书店，我购买了极其精美的图书、画册和古典音乐、流行音乐的光碟。打开这些出版物的包装，你会发现，精美画册、摄影集、图书的出品国往往是意大利、法国等欧美发达国家，而古典音乐的出品国是德国、荷兰等欧洲国家，流行音乐的出品国是美国；当我不得不花30美元为承载这些精致品而再添置一个旅行箱时，我在旅行箱的底部如期发现了“中国制造”的字样。
　　恰如《世界是平的》作者、美国三度普利策奖得主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观察和预言的，处于全球供应链之中端、低端的国家（比如印度和中国）此刻正拼命向高端突进，美欧日三大经济体若不奋起向更高端、更高附加值、更多科技、文化含量的、更数字化、更精致的产品突进，就会被超过。
　　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结尾处提出富有启发性的思想：“我们需要用高概念（High Concept）和高接触（High Touch）来补充高科技”，以便将引导全球供应链的全球“价值链”向上推进，使全人类拥有创造财富能力之上的、创造艺术美、情感美、灵魂美的能力。
　　当我数度徜徉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弗里克美术馆、古根海姆美术馆、惠特尼美术馆、现代艺术博物馆那些举世奇珍的极乐海洋中，兴奋疲乏到几乎倒地，以至一家我经常光顾的华人餐厅的老板误以为我是目前赢利极巨的大陆“古董商”！畅游在各大美术馆那些举世奇珍的美丽气氛中，我骄傲地发现，我是博物馆里少数几个不需要任何解说及借助耳机，就能欣赏、把玩那些举世奇珍的游客，因为全部美术史、文化史中的重要信息，就存储在我的头脑之中；同时我仿佛发现了美中文化教育上的差距——美国中产阶级，非常重视培养年轻一代的艺术、文化教养。各大美术馆门前会聚着全美各种“校车”，许多名画脚下，常有老师在为学生讲解，许多家长追逐着贪玩的美国孩子，在各展厅间穿梭走动；全球各种肤色、语言、信仰的人群，簇拥在一起观赏，在梵高的《自画像》前默默排队留念，正是这种潜移默化的力量，支撑着、决定着“平坦世界”里全球竞争的最后获胜者！
　　回想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院的展览大厅，鲜见大陆中小学生的身影，多见的却是每逢周末，家长硬逼着睡眼惺忪的孩子，背负着沉重的书包，奔走于各种高分辅导班的漫漫征途中；寒暑假期间，北京各大书店的教辅读物柜台，蜂拥着学生和家长。一个长久积习而成的急功近利的教育模式、文化模式，乃至社会评价模式，不仅使中国许多著名高校蜕变为美欧名校的“预科”、人才仓库，更使中国在全球经济链中长期处于低端。
　　在归途的飞机上，我身边坐的是一位金发的美国大三女生，她自称来中国某大学学习中文，我对其大谈美国文学的经典作家如惠特曼、爱默生、梭罗、艾伦·坡，以及金斯堡、杰克·凯如阿克，等等，这女生瞪着淡蓝的大眼睛如听天书，我心想，看来大学生不读书是全球风尚，我也可以对自己的中国学生稍稍放宽一点要求了。
　　我深知，造成目前大学生知识水准和审美趣味如此这般的一股重要力量，就是1990年代崛起的数字媒体，凭借互联网席卷全球，这股潮流的实质是使一切信息“数字化”进而更快速更便利地传播，但“数字化”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削平一切深度模式、精确论述、深刻体验，妨碍“高概念”、“高接触”的价值模式产生，即被著名传播学家哈罗德·伊尼斯、尼尔·波兹曼等人严厉批评为“娱乐致死”的倾向。
　　
　　国民教育体系呼唤“文明教育”，从思想和情感的深处告诉年轻人“文明生活的意义”
　　
　　凭借长期高校执教的直觉，我深感自2000年直至2008年入学的大一、研一新生，以及在职研究生的学习心态、人生态度极其浮躁，这种态度使其根本不能长久地专注一件事情，更不用说读书这种艰苦的功夫，家庭、学校、传媒、社会环境的急功近利和浮躁肤浅，造就了“空洞的一代”。这一代除了发财致富别无所求，而一旦发财不成，就会陷入自我沉沦、自我扭曲等性格变态。最近时有发生的留美中国学生命案就是一例。
　　综括而言，中国自近代以来就缺乏一种“文明的想象力”，即告诉人们：我们利用自然力建造文明生活的目的、意义、价值是什么，在这一文明核心问题上缺乏想象力、话语权、传播力，始终没有建立起一套稳固有效的文明价值体系，也就是说近代中国人对全球价值链高端处的哲学、历史哲学、文明价值体系等根本基础，尚未能有所建树，因此，在我们的国民教育体系中严重缺乏“文明教育”，这一教育不是告诉年轻人如何遵守“文明生活的习惯”，譬如守法、礼貌、清洁，等等，而是要从思想和情感的深处告诉年轻人“文明生活的意义”，即人生如何才能有价值、有尊严、以自由和美的方式度过。而这一深度的文明教育，在目前仍以考试分数等“硬指标”为录取、评价的最重要指标的教育体系、人才选拔体系中尚无稳固有效的地位。如此，“中国制造”只能徘徊在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的低端，就不难理解了。
　　作为长期执教于高校的学者，我深恶痛绝的是，目前高度机械化、官僚化的教育、学术管理体制，许多高校热衷于各种虚浮的政绩工程和虚假研究项目的争抢，根本没有把精力用在培养学生的“文明教育”上，这不仅有损于中国最近几十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更将贻误全民族的长久未来。
　　记得2008年秋季开学之初，我用整整三学时为大一新生开出古今中外最低限度的60种基本文献的经典著作书目，并且逐一讲解其重要性、阅读研究的方法、途径，最后，我问这些自称“虚心好学”的大一新生：“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愿意在大学四年读完这些书呢？”坐满200多人的阶梯教室，只有寥寥数人举手呼应！
　　无知者最无畏。课上课下，一些不占有任何文献资料的“初生牛犊”们，强词夺理地争辩许多学术上早已成定论的观点，还洋洋自得为“反权威的英雄”，颇能博得学生网站上一些人的盲目喝彩。直到学期终了前，我旁征博引、逐句解说了《论语》、《尚书》等基本经典，这些学生才心服口服。我把“敬读《论语》”、“敬读《尚书》”指定为平时作业，并且自作主张把平时成绩作为结业成绩的60%（学校把死记硬背的期末考试当作结业成绩的60%），反复申说中华文明绵延万年的一大传播奥秘就是“存敬”涵养，即尊重一切文明遗产和文明价值，在深刻领悟、传承文明遗产与价值的基础上，才有“本钱”和本领，进行创造与创新。直到这时，才有学生对我说：“老师，我们懂了！”有的学生直到走上工作岗位多年之后，寄来节日贺卡才说“刚刚明白老师您的苦心”！
　　
　　搜索引擎无法胜任的深度文明，只有在严格而艰苦的文明教育的培育和锤炼下才能养成
　　
　　助长不学风气的一大诱因，就是如今网络搜索引擎的极度便利：使用者自以为任何论文、资料都可以瞬间搜索出来，殊不知，信息的价值，不在于信息本身，而在于对信息进行分辨、取舍和利用这一整套意义解释机制和价值生成模式，这是搜索引擎无法胜任的深度文明，只有在严格而艰苦的文明教育的培育和锤炼下才能养成。
　　因此，当今管理者、教育者、全社会刻不容缓的职责是：第一，迅速改变目前的教育、学术管理体制，尽量让学生走出考试怪圈，进入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自习场所，让学生的文明灵魂获得起码的滋养；其次，花大力气进行“文明教育”，即让学生懂得文明生活的根本涵义与教养，逐步扫除近代以来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对学生成长的不利影响；第三，大力培育学生对经典文化的阅读、感悟、体验、践习、储备、应用的能力，使其真正成为复合型、有创造力的人才，而不是眼下注重培养的技术工匠；最后，全社会树立起对一切优秀文明遗产的尊重、喜爱、修习、实践、更新、创造的精神生活的氛围与习惯，这一点，尤其需要进行制度性、法规性建设和资金投入，譬如以立法、行政管理、奖惩机制等有形方法，促使一切教育机关、传媒机构，承担传播中华文明优良传统的道义责任与法律责任，等等。
　　在曼哈顿西57街假日酒店的寓所窗前，我眺望构成纽约美丽天际线之一的Worldwide Building 的淡绿色穹顶，我想告诉“全球通史”课上的学生们：全球文明已经演进到“数字文明”阶段，这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以往口头传播、手抄传播和印刷传播的文明形态，更使全球紧密联结为不可分割的一体，全人类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以往的文明观念、文明制度，以及地缘政治的许多教条，已经被一一冲破或改造了。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人类为建造文明生活而付出的艰辛的精神努力，尤其在当今金融危机、生态危机席卷全球的低谷时刻，根本不能熄灭文明之火、精神之火，堕入懒散无聊的网络游戏、得过且过的犬儒哲学和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急功近利的投机风气中，而要像弗里德曼所呼吁的那样，让“好奇心商（CQ）和激情商（PQ）超过智商（IQ）”，从而在全球竞争中有源不竭、出奇制胜。
　　当我准备飞返祖国前，我最后检视一遍酒店房间，我留下的是两双足以令我骄傲的中国筷子的红色封套，平日里我把它们作为神启一样地供奉着，上面分别书写着漂亮的两行汉字：一行是“福寿康宁”，一行是“福禄寿禧”，这幸福的企盼，从遥远的伏羲时代，一路清音远扬，汇入了洛克菲勒广场上的铭言，它追今抚昔、烛照未来，鼓舞着人们为“生命、自由和幸福”而奋斗不息！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学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责编：谭 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