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职训中心主任吴某光收受17万元贿赂，为商人承揽校园工程提供帮助，一审被判“受贿罪”获刑5年。不过吴某光辩称受贿钱财均用于公务接待送礼。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其犯“单位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
　　构成“单位受贿罪”，关键是受贿行为必须由单位决策机构决定或认可，而不是看受贿钱财怎么花。本案中并未交代吴某光受贿到底是个人行为，还是“班子成员”集体认可。如果单凭吴某光的辩词，“均用于公务接待送礼”，是无法充分认定是单位受贿的。毕竟，受贿来的钱财怎么用，只不过关系到赃款如何使用，并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
　　有必要问一问吴某光被轻判，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应把关键的定罪证据晒一晒；超越个案，更应该审视“单位受贿罪”的不妥之处。受贿罪，按照法律规定，最高可处死刑，非常严厉；但是单位受贿罪，对负责人，最高不过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一般来说是比较轻的。吴某光被处缓刑，即是明证。处罚这么轻微，有悖法理，也是不正常的。
　　和受贿罪相比，单位受贿罪，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危害性更甚。个人受贿，是个体堕落；单位受贿是领导相互支持、配合，研究决定受贿，是集体沦陷。抛去受贿金额不说，一个是集体沦陷，一个是个人堕落，哪个危害大些？况且，单位受贿罪中，是集体“分享”腐败成果，受贿金额很有可能比个人受贿的更大，“行贿人”要付出更大“成本”，社会危害性不容小觑。
　　基于受贿对社会正常肌理的极大破坏力、对执政党形象的极大伤害，理应零容忍，严厉惩治，不给其任何变通的空间。目前来说，“单位受贿罪”的惩罚，和其危害性极不相称，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某些贪官的“避风港”。那么，就有必要增加情节严重、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等规定，针对“单位受贿罪”的不同情况规定更重的刑罚，或者不管是什么情况，一律重罚。
　　（摘自《河南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