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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三个乞丐》中晓苏用简洁的叙事结构，多变的叙事视角，书写了内地乡村社会复杂的生存状况。小说挖掘了人物内心的需求与纠结，展现了转型期社会伦理模糊的精神表征，折射出对乡村社会道德观、价值观的困惑与反思。叙事场景“老三篇”使小说具有反讽意味和独特的审美价值，故事中人物关系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增加了作品的深度与魅力。小说对世俗人性欲望的多样性表现与真切的人性关怀，体现出晓苏对现实人生的独特思考，凸显出作品内在的深刻性。
关键词：叙事结构 多维视角 平民立场 反讽意味
著名评论家洪治纲在评介晓苏的《三个乞丐》时说：“作者立足于一个乡村小饭馆，让不同的人物轮番登场，对三个乞丐的关系进行各种合理的解读与诠释。这些解读，看起来都有根有据，合情合理，然而，对所有的解读进行整合，我们会发现，这些解读的背后，都凸现了传统乡村社会伦理的崩溃和物欲冲击下的人性奇观。三个倏然而至的乞丐，成为一面镜子，照亮了当下乡村的人性图景，或者说像一把利刃，剖开了乡村农民的精神肌理。”[1]
小饭馆的看客们最感兴趣的是三个乞丐之间的关系，在这些津津乐道的故事背后，因为好奇心、窥探欲而产生的各种猜测和疑惑，对打破禁忌的羡慕、鄙视、不堪和惊恐，都是对传统价值土崩瓦解的不同认知。晓苏通过离奇怪诞的世俗众生相的刻画，呈现了现代乡村社会的伦理困惑。小说叙事视角多变，既有对平民生存现实的关注，也有人文精神的价值追寻，其人物关系的相似性凸显出作品内在的深刻。
一
晓苏把故事时间安排在入伏的头五天，用最简单清晰的顺序式结构，按故事发生的时间娓娓道来，但在片段叙事中，又用了倒叙、插叙、混叙结构，明线暗线交织，冲突悬念不断铺展，人物关系扑朔迷离。人物和其所处的时空相互依存，入伏的天气慢慢燥热，人们的情绪中也因不解的谜题和难辨的是非变得愈发躁动焦灼。
故事从油菜坡脚下小饭馆突然出现的三个乞丐切入，叙事起点选择在入伏第一天的早晨。小说一开场就铺设悬念，挑逗起围观者的探究欲。晓苏有意模糊三个乞丐的身份，用复杂多义的人物关系，吸引读者的关注。出现在小饭馆门口的三个乞丐，五十岁多岁的高个子男人，大约三十岁皮肤很白的女子，四岁左右长得黑黑的看不出性别的小孩。三人是一起的，但彼此没说过几句话，也未称呼过对方。性别、年龄，若即若离的距离，使这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有太多的不确定。
随着时间的顺序推展，人物出场也自然流畅。入伏第二天退位村支书汤白虎和他的丫头、外孙出现在小饭馆。看到汤白虎他们祖孙三个，打杂的不由眼前一亮，她想到头天三个乞丐进入食堂的情景。性别年龄等特征的吻合，打杂的斩钉截铁地认定三个乞丐的关系是父亲、女儿和外孙。
故事慢慢展开，三个乞丐之外的线索不断牵扯出来。入伏第三天，几位修高速公路的外地工人给没有头绪的猜测者带来了新的信息。外地工人找来的女按摩师宋至美，这位油菜坡的小嫂子和她公公的关系却引起大家极大的兴趣。看客们都想窥探别人的隐私，宋至美和她公公的隐私被“老三篇”的厨师抖落出来，这比他的任何一道拿手菜都更满足客人们的胃口。更重要的是，宋至美的出现给大家的猜测又提供了一种可能，让人感觉那个女子和那个男人就是宋至美和她公公的那种关系。
入伏第四天晚上，万千一的出现让大家兴趣盎然。让人最感兴趣的不是万千一要结婚了，而是要和他结婚的黑羊山妮子只有二十五岁，而他的年龄给妮子当爹都绰绰有余。万千一的故事曲折感人，小饭馆打杂的听得眼圈都潮湿了。男人女人孩子，年龄也相仿，看到他们，小饭馆老板联想到那三个乞丐，觉得那个男人和那个女子应该是两口子，那个小孩是男人和女子一起生的。
小说用了简洁的顺序式结构推出汤支书、宋至美和万千一，但叙述他们每组三人的故事时又用了插叙结构，让读者从客观的角度去观察到这些人真实的生存状态。故事的真实取决于讲述的细节，看似很生活化的片段描写和人物介绍，实际都是作者的用心选择和加工。故事是生活的隐喻，真实性是吸引读者的一个极其关键的因素。人物的成功，是当读者走进人物，能发现某些共通的人性。晓苏在讲述这三组人物时，关注到故事细节，让读者感受到人物的真实性，同时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
最后几组人物的推出，晓苏变换了叙事策略，用了简笔精练叙事，小说的整体结构变得错落有致。时间顺序推展到入伏的第五天，这天下午接踵而来的几条消息，让一切都乱了套。第一条消息來自电视，打杂的看到四川某地山洪爆发，有三个人失踪了，其中有一个老汉，一个中年妇女，还有一个孩子。第二条消息来自老板的收音机，湖南一所精神病医院的寻人启事，寻找三个从医院溜走的患有间隙性的精神病人，一位六十岁的老头和一位三十岁的妇女，一个五岁的孩子。第三条消息来自报纸上登着的一条通缉令，河南的一个五十五岁的男人，与他年仅三十一岁的小姨子勾搭成奷，这对奸夫婬妇联手杀害了各自的配偶，挟持了一位亲人的四岁半剃着男孩头的女儿，畏罪潜逃。后面这三组人物把整个故事推到了高潮。落水者、精神病人、被通缉嫌犯的性别、年龄、体貌特征都无一例外的让人联想到那三个乞丐。故事在巨大的惊恐中嘎然而止，晓苏向大家展示了一个完全不是理性推导可预见的开放式结局。猜不到的结局才是最有意思的结局，这个出乎意料的结局具有强烈的震撼力，也可以看出晓苏极富表现力的创作功底。
简单的顺序式，短短的五天时间，小说流畅自然地推出包括“老三篇”三人在内的八组人物，生活流在平静或嘈杂中推动着他们不同的命运。晓苏用几组人物的相似性，对三个乞丐的关系进行类化与诠释，其外在相似性似乎是巧合，但其深层的相似却是匠心独运。
二
《三个乞丐》采用了多维视角，多线叙事，小饭馆的三个人是叙事的总视角。三个乞丐突然出现，引起小饭馆的人对他们的议论。从三个乞丐的言语、动作大家做出了自己认为正确的关系判断，但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小说给大家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再不断抛出线索，引导大家去做种种猜测。 叙事视角的转换可以发生在人物内部或叙述者内部，也可以发生在人物和叙述者之间。小说设定汤支书女婿是打杂的中学同学，借打杂之口，把汤支书女婿搞权钱交易的事给抖露出来。汤白虎在台上时，支书娘子和女儿事事“称心如意”，连女婿都得了很多方便。但人走茶凉，当汤白虎从村支书的位置上退下来，所有的不如意就接踵而至。养鸡的聂志达不再白送鸡给汤支书老伴，并恶言相向，支书娘子承受不住羞辱上吊死了。更惨的是祸不单行，老伴尸骨未寒，女儿又离了婚。汤支书们失去权利之后的尊严丧失，是比乞丐们单纯的食物匮乏更令他蒙羞，所以，支书娘子“轻于鸿毛”的死其实是沉重的，在“感伤苦涩的人性沉浮的悲剧中，留给了我们关于人性欲望的苏生、焦灼、变异、困惑的无尽的慨叹。”[3]
因为宋至美是厨师的邻居，宋至美和她公公的关系就从厨师口里抖落出来：宋至美是个风流女人，骚得很，她一直跟她公公睡觉，并生了一个孩子。厨师的讲述满足了大家的窥探欲，也给围观者提供了猜测三个乞丐关系的线索。
油菜坡传奇人物万千一年轻时与“老三篇”老板一起到外地修过水库，是老板的老朋友。万千一和黑羊山妮子的故事便由老板来讲述。万千一在外面寻花问柳，老婆服毒自杀，他给老婆烧纸钱，烧了坟后的森林，逃到深山老林碰到二十岁的妮子和她七十多岁的奶奶。后来他和那个妮子住一起，生了一个女儿。老板的叙述让大家更感兴趣。
小说对几组人物的详细介绍采取了插叙，刚好满足了观众的猎奇需求。故事的发展线索，完全按照读者的需求，一层层剥落下来，这种吸引读者兴趣的写作是故事创作中难以把握的，但晓苏处理得极其自然顺畅。另外的三组人物，被洪水冲走的三个人，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三个人，畏罪潜逃的三个人，则分别来自电视、收音机、报纸三大信息源，每个视角都自然且合乎情理。
而三个乞丐的关系，最后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厨师正和打杂的辩驳，望娘山养猪大户突然插进来说，我看见那个男人在用石头打梨，打下来一个梨，伸手给了那个女子，那个女子又转手给了那个小孩。打杂的因此确定父女外孙的关系判断是对的。宋至美看见那个男人当着那个小孩的面，捏那个女子的屁股，这让三个乞丐的关系的认定再变得扑朔迷离，让人觉得男人和女子又可能是公媳关系。万千一的线索是清早在他家旁边的防空洞门口，那个女子正握着两只拳头给那个男人捶腰，这又让大家觉得他们是两口子。不同身份的各色人物，轮番在饭店出现，分别详细描述他们所看到的三个乞丐的情形。晓苏巧妙地精选细节并安排不同的人讲述出来，读者的想像自然会完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真实可信取决于讲述细节，让读者自己去完成故事，自圆其说，是极其高明的做法。老三篇的每个人通过掌握的信息和自己的经验作出以为正确的判断，但不断有新的证据的出现，大家的判断也反反复复，肯定再否定，再肯定再否定，使故事越来越有意思了。
小说中小饭馆的三个人既是围观者，是看客，又是叙述者，但同时在他们的需求和欲望下，他们也是乞丐。这三个人承载了多重身份，满足了读者的多视角观察，使故事更真实，更具可看性。三个人在小说中叙事角度的变化，使人物关系呈现更多线索。不同人物不同角度的叙述，围观者在自己掌握的信息和自身的理解上猜测并作出自以为合乎逻辑的判断。叙事角度的丰富也使故事的指向更多义，从个体指向群体，从特殊指向普遍，极大拓宽了故事意指。小说中出场的每组人物都有他们最切近的需求，晓苏从情调和趣味出发层层铺展，质朴低调，但故事却让人感到亲切、轻松、“有意思”。小说人物和事件展示了现实环境的各种混乱。小说挖掘人物内心的需求与纠结，展现了转型期社会道德模糊的精神表征，折射出当今乡村社会道德观、价值观的困惑。
三
晓苏把叙事环境放在油菜坡脚下的小饭馆，一个可以容纳八方来客的空间，使小说中几组人物的登场自然而不刻意。油菜坡这个偏僻、闭塞的乡村，富有独特的地域特色和精致的故事。油菜坡是晓苏生活过的家乡的 “变形创造”，晓苏对他所营造的这个空间了如指掌，这使他的故事环境真实可信。油菜坡上发生的故事，晓苏无所不知，因此他的故事蕴涵便更厚重，对社会问题的探讨就更深入。
小饭馆原来叫新时代餐馆，生意不怎么好，改名小饭馆以后，生意一下子火爆起来，那些五十几和六十几的人都纷纷跑来吃。人们不愿意上餐馆，却愿意进食堂，对新事物的不适应，对旧环境的认同和怀念，是典型的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思维特征。油菜坡的这群人就在这新旧变化、忆古怀昔的情绪中疑惑、纠结。小说建构了一种内在的整体性空间，有一定封闭性又有具象感，使整个叙事真實自然且表意集中。故事所讲述的已经不是这个具体场景，实际另有所指。
反讽是言非所指，即陈述的实际内涵与其表面意义相互矛盾，它依赖于语境的作用而完成。小说中，反讽往往是在内心痛苦的过程中寻找一个与它相适应的世界，“讽刺也塑造了造物主上帝对所有懦弱反抗其巨大而毫无价值的劣质作品所遭到失败的幸灾乐祸，也塑造了救世主上帝对其还不能进入这个世界所感受到的无以言表的痛苦。”[4]小饭馆的墙上供着老三篇。当年，老板对老三篇能倒背如流，现在他常常见缝插针地取下老三篇，架起老花镜，大声朗读。旧的观念被打破，新的思想尚未建立，社会转型导致的价值断裂，权威和崇高被消解，时代的思想彷徨和精神虚无显现出来。“道德……正在经历着骇人听闻的危机和磨难。……转眼之间，我们的社会结构竟然发生了如此深刻的变化。……其速度之快、比例之大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与这种社会类型相适应的道德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影响力，而新的道德还没有迅速成长起来，我们的意识最终留下了一片空白，我们的信仰也陷入了混乱状态。”[5]埃米尔·涂尔干的这段描述也许可以作为新旧交替，今不如昔，让人感概万千的道德状况的注解。
当下乡村社会开始默许并宽容人们实现个性，传统伦理规范随着各种道德价值观的解体而崩溃，变得模糊。人们感叹今天的中国市场发达了，欲望被放大，但伦理规范和道德底线却无所适从。小说中的几组人物，晓苏都没有直接的判断和评价，显得很暧昧，但正因如此，更让人感受到人们身处这个环境的尴尬与无奈，也使小说更具反讽意味和独特审美价值。 四
作家对叙事立场的选择有多个维度。晓苏的作品大多是从平民立场出发的叙事，“常常显得有些模糊，有些暧昧，有些缠绕，甚至有些矛盾，表现出含混的特点。”[6]因为民间生活本身就是含混不清的，“作家只有带着含混性动机去展开叙事，才有可能把一个藏污纳垢的民间和盘托出。反过来说，如果作家的叙事动机过于明确和集中，那他就可能把民间生活所固有的复杂性和多义性过滤掉，导致作品的情调和趣味大打折扣，从而减少和消弱小说的可读性。”[6]晓苏的《三个乞丐》无疑是一篇有意思的小说，但更重要的是小说中人物生活的起起伏伏让大家看到的不僅仅是有意思，人物关系暗含的社会隐喻无处不在，对人性欲望的多样性表现和人性关怀也无处不在。
小说中人物身份模糊、不确定，才有了围观者对其身份的种种猜测，猜测的过程自然带出很多趣味性。晓苏将眼光投向了当下乡村社会中最普通的世态人伦，普通人最具体的生活，投向了人们精神与灵魂。晓苏引导读者超越故事的表象去探究事物真相，作品中的人都在按自己的意愿获取所需，食物、权利、爱情、自由，但物欲和情欲从来不可能有满足的时候，所有欲望下的人实际都是乞丐，都有他们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小说中的这些人物身上，读者看到了共通的人性。
规则的破坏，道德的迷失，都是为了最大限度获取所需。得官之荣，失官之辱，汤支书和支书娘子、女儿只是一个隐喻符号。权利崇拜嘲解了世俗的价值标准，权钱交易、眉高眼低似乎司空见惯，但现象背后看到的是触目惊心的残酷，没有权钱的护佑，普通人的尊严近乎没有。宋至美和她公公的关系是公开的，不隐瞒不回避，从这些打乱常伦的的关系，看到当下人性欲望的自在呈现，人们渴望自我意志满足，渴望权利，崇尚自由，但当传统伦理约束力丧失，当各种关系参杂着权利、欲望，毫无顾忌，只一味满足个人需求，抛却规则后的无序，带来的危害又可能危及到自身利益，这种感觉让人陷入另一种巨大的恐慌。
人们喜欢看到生活现实被扭曲的情景，但当传统道德被践踏，各种混乱被无限度纵容，当混乱无序成为常态，人们情感上的无所归依，新的矛盾和煎熬同样难以承受，平衡被打破，又渴望重建平衡，传统伦理约束营造的安全感又成为人们的需求，循环往复，欲求无止，每个人也便成为隐形的乞丐，掩藏在各种身份的外衣下。晓苏“以他对俗世人性欲望的多样性的表现与真切的人性关怀呈现出鲜明的世俗关怀的人文主义精神。”，表达了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人文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现实与混乱状态的困惑。”，体现出对生存现状和人性的独特思考。[3]
当一切行为规则不再成为行为的约束，人们不再在乎任何价值标准，堂而皇之地炫示恶俗。当人们模糊道德边界，不再介意伦理禁忌和道德底线，许多的反常规和不可控便如“山洪爆发”，围观者也惊恐地发出了“尖叫”。普通个体的人格濒临瓦解，一个没有善恶、美丑、真假、荣辱、罪与非罪，没有基本规则约束的社会，人们无所适从。晓苏的作品“是在对特定历史与现实生活中的演示中来展现民间大众生活的全貌、情绪世界与人性化的俗世众生相的。”[3]
晓苏讲述的很多故事没有大的矛盾冲突，似乎更多的就是日常琐事，但这些日常琐碎才正是现实生活的常态。要把这些不是轰轰烈烈的人物和事件讲述的精彩更不容易，难度更大。故事是生活的比喻，必须抽象于生活，又不能失却生活的原味，故事像生活，但又不照搬。晓苏客观、冷静、理性，不带任何主观故意的把洪水、精神病人、杀人犯带到围观者面前，惊恐的尖叫和飞快的逃离使作品达到高潮。晓苏在作品中提供了许多耐人寻味的生活体验，其人物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无疑增加了作品的人性深度与魅力。他说，“意义是理性的，意思是感性的，感性的东西肯定比理性的东西显得直观，因此更具审美性；其次，意义是大同小异的，意思则是千差万别的，千差万别带来的美感显然比大同小异更加丰富多样”。[2]晓苏把人物和事件呈现出来，给主观主义盛行的思维提供了思考线索，故事讲述的只是事实，而故事背后的道理，留给读者自己去思考。开放式的结局答案只能在个人化的思考中找到，晓苏给了读者一个开放式的结局，让读者自己从生活事件中去看清生活的本质。
《三个乞丐》书写了平民阶层复杂的生存状况，完整且逼近真实。从故事设计可以看到晓苏对社会、自然和人心的洞察力。转型期的社会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人们行为的自我约束以及社会约束显得更为重要。我们需要探讨当下人们面临的困惑，需要面对现实生活中不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挑战来修正和发展现代文明。在社会、思想、文化发生危机的情况下的艺术创作，可以是通过艺术形式的呈现来反映现实，作家并没有责任疗救社会的弊端，但作家可以讲真话和揭示真理，真诚的艺术作品永远是富有责任感的表达。一个讲得好的故事加上潜在的象征主义，才是有深度有魅力的优秀作品。晓苏很自谦，“作为一个热爱小说写作的人，在我没有足够把握写出既有意义又有意思这种完美的小说之前，我希望自己能够写出一些有意思的小说来。”[2]但《三个乞丐》不只是“有意思”，晓苏非常有层次的呈现了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又在作品中不动声色地揭示了乡村社会的伦理意义，其对社会的现实关注和对当下国人道德危机的隐忧，更凸显出作品内在的深刻意义。
参考文献：
【1】洪治纲.序[M]//2015年中国短篇小说年选.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
【2】晓苏.有意思与有意义[J].小说评论，2012（6）：57-58.
【3】王泽龙.俗世的精神与俗世的审美——评晓苏《人性三部曲》[J].小说评论，2002（1）：79-82.
【4】（匈）卢卡奇.小说理论[M].商务印书馆，2013： 84.
【5】[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0：366.
【6】晓苏.当代小说叙事中的平民立场[J].当代作家评论，2016（2）：18-25.
（作者简介：任毅，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传播与现代诗学。戢桂荣，闽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文艺学与传播学。）
关键词：叙事结构 多维视角 平民立场 反讽意味
著名评论家洪治纲在评介晓苏的《三个乞丐》时说：“作者立足于一个乡村小饭馆，让不同的人物轮番登场，对三个乞丐的关系进行各种合理的解读与诠释。这些解读，看起来都有根有据，合情合理，然而，对所有的解读进行整合，我们会发现，这些解读的背后，都凸现了传统乡村社会伦理的崩溃和物欲冲击下的人性奇观。三个倏然而至的乞丐，成为一面镜子，照亮了当下乡村的人性图景，或者说像一把利刃，剖开了乡村农民的精神肌理。”[1]
小饭馆的看客们最感兴趣的是三个乞丐之间的关系，在这些津津乐道的故事背后，因为好奇心、窥探欲而产生的各种猜测和疑惑，对打破禁忌的羡慕、鄙视、不堪和惊恐，都是对传统价值土崩瓦解的不同认知。晓苏通过离奇怪诞的世俗众生相的刻画，呈现了现代乡村社会的伦理困惑。小说叙事视角多变，既有对平民生存现实的关注，也有人文精神的价值追寻，其人物关系的相似性凸显出作品内在的深刻。
一
晓苏把故事时间安排在入伏的头五天，用最简单清晰的顺序式结构，按故事发生的时间娓娓道来，但在片段叙事中，又用了倒叙、插叙、混叙结构，明线暗线交织，冲突悬念不断铺展，人物关系扑朔迷离。人物和其所处的时空相互依存，入伏的天气慢慢燥热，人们的情绪中也因不解的谜题和难辨的是非变得愈发躁动焦灼。
故事从油菜坡脚下小饭馆突然出现的三个乞丐切入，叙事起点选择在入伏第一天的早晨。小说一开场就铺设悬念，挑逗起围观者的探究欲。晓苏有意模糊三个乞丐的身份，用复杂多义的人物关系，吸引读者的关注。出现在小饭馆门口的三个乞丐，五十岁多岁的高个子男人，大约三十岁皮肤很白的女子，四岁左右长得黑黑的看不出性别的小孩。三人是一起的，但彼此没说过几句话，也未称呼过对方。性别、年龄，若即若离的距离，使这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有太多的不确定。
随着时间的顺序推展，人物出场也自然流畅。入伏第二天退位村支书汤白虎和他的丫头、外孙出现在小饭馆。看到汤白虎他们祖孙三个，打杂的不由眼前一亮，她想到头天三个乞丐进入食堂的情景。性别年龄等特征的吻合，打杂的斩钉截铁地认定三个乞丐的关系是父亲、女儿和外孙。
故事慢慢展开，三个乞丐之外的线索不断牵扯出来。入伏第三天，几位修高速公路的外地工人给没有头绪的猜测者带来了新的信息。外地工人找来的女按摩师宋至美，这位油菜坡的小嫂子和她公公的关系却引起大家极大的兴趣。看客们都想窥探别人的隐私，宋至美和她公公的隐私被“老三篇”的厨师抖落出来，这比他的任何一道拿手菜都更满足客人们的胃口。更重要的是，宋至美的出现给大家的猜测又提供了一种可能，让人感觉那个女子和那个男人就是宋至美和她公公的那种关系。
入伏第四天晚上，万千一的出现让大家兴趣盎然。让人最感兴趣的不是万千一要结婚了，而是要和他结婚的黑羊山妮子只有二十五岁，而他的年龄给妮子当爹都绰绰有余。万千一的故事曲折感人，小饭馆打杂的听得眼圈都潮湿了。男人女人孩子，年龄也相仿，看到他们，小饭馆老板联想到那三个乞丐，觉得那个男人和那个女子应该是两口子，那个小孩是男人和女子一起生的。
小说用了简洁的顺序式结构推出汤支书、宋至美和万千一，但叙述他们每组三人的故事时又用了插叙结构，让读者从客观的角度去观察到这些人真实的生存状态。故事的真实取决于讲述的细节，看似很生活化的片段描写和人物介绍，实际都是作者的用心选择和加工。故事是生活的隐喻，真实性是吸引读者的一个极其关键的因素。人物的成功，是当读者走进人物，能发现某些共通的人性。晓苏在讲述这三组人物时，关注到故事细节，让读者感受到人物的真实性，同时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
最后几组人物的推出，晓苏变换了叙事策略，用了简笔精练叙事，小说的整体结构变得错落有致。时间顺序推展到入伏的第五天，这天下午接踵而来的几条消息，让一切都乱了套。第一条消息來自电视，打杂的看到四川某地山洪爆发，有三个人失踪了，其中有一个老汉，一个中年妇女，还有一个孩子。第二条消息来自老板的收音机，湖南一所精神病医院的寻人启事，寻找三个从医院溜走的患有间隙性的精神病人，一位六十岁的老头和一位三十岁的妇女，一个五岁的孩子。第三条消息来自报纸上登着的一条通缉令，河南的一个五十五岁的男人，与他年仅三十一岁的小姨子勾搭成奷，这对奸夫婬妇联手杀害了各自的配偶，挟持了一位亲人的四岁半剃着男孩头的女儿，畏罪潜逃。后面这三组人物把整个故事推到了高潮。落水者、精神病人、被通缉嫌犯的性别、年龄、体貌特征都无一例外的让人联想到那三个乞丐。故事在巨大的惊恐中嘎然而止，晓苏向大家展示了一个完全不是理性推导可预见的开放式结局。猜不到的结局才是最有意思的结局，这个出乎意料的结局具有强烈的震撼力，也可以看出晓苏极富表现力的创作功底。
简单的顺序式，短短的五天时间，小说流畅自然地推出包括“老三篇”三人在内的八组人物，生活流在平静或嘈杂中推动着他们不同的命运。晓苏用几组人物的相似性，对三个乞丐的关系进行类化与诠释，其外在相似性似乎是巧合，但其深层的相似却是匠心独运。
二
《三个乞丐》采用了多维视角，多线叙事，小饭馆的三个人是叙事的总视角。三个乞丐突然出现，引起小饭馆的人对他们的议论。从三个乞丐的言语、动作大家做出了自己认为正确的关系判断，但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小说给大家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再不断抛出线索，引导大家去做种种猜测。 叙事视角的转换可以发生在人物内部或叙述者内部，也可以发生在人物和叙述者之间。小说设定汤支书女婿是打杂的中学同学，借打杂之口，把汤支书女婿搞权钱交易的事给抖露出来。汤白虎在台上时，支书娘子和女儿事事“称心如意”，连女婿都得了很多方便。但人走茶凉，当汤白虎从村支书的位置上退下来，所有的不如意就接踵而至。养鸡的聂志达不再白送鸡给汤支书老伴，并恶言相向，支书娘子承受不住羞辱上吊死了。更惨的是祸不单行，老伴尸骨未寒，女儿又离了婚。汤支书们失去权利之后的尊严丧失，是比乞丐们单纯的食物匮乏更令他蒙羞，所以，支书娘子“轻于鸿毛”的死其实是沉重的，在“感伤苦涩的人性沉浮的悲剧中，留给了我们关于人性欲望的苏生、焦灼、变异、困惑的无尽的慨叹。”[3]
因为宋至美是厨师的邻居，宋至美和她公公的关系就从厨师口里抖落出来：宋至美是个风流女人，骚得很，她一直跟她公公睡觉，并生了一个孩子。厨师的讲述满足了大家的窥探欲，也给围观者提供了猜测三个乞丐关系的线索。
油菜坡传奇人物万千一年轻时与“老三篇”老板一起到外地修过水库，是老板的老朋友。万千一和黑羊山妮子的故事便由老板来讲述。万千一在外面寻花问柳，老婆服毒自杀，他给老婆烧纸钱，烧了坟后的森林，逃到深山老林碰到二十岁的妮子和她七十多岁的奶奶。后来他和那个妮子住一起，生了一个女儿。老板的叙述让大家更感兴趣。
小说对几组人物的详细介绍采取了插叙，刚好满足了观众的猎奇需求。故事的发展线索，完全按照读者的需求，一层层剥落下来，这种吸引读者兴趣的写作是故事创作中难以把握的，但晓苏处理得极其自然顺畅。另外的三组人物，被洪水冲走的三个人，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三个人，畏罪潜逃的三个人，则分别来自电视、收音机、报纸三大信息源，每个视角都自然且合乎情理。
而三个乞丐的关系，最后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厨师正和打杂的辩驳，望娘山养猪大户突然插进来说，我看见那个男人在用石头打梨，打下来一个梨，伸手给了那个女子，那个女子又转手给了那个小孩。打杂的因此确定父女外孙的关系判断是对的。宋至美看见那个男人当着那个小孩的面，捏那个女子的屁股，这让三个乞丐的关系的认定再变得扑朔迷离，让人觉得男人和女子又可能是公媳关系。万千一的线索是清早在他家旁边的防空洞门口，那个女子正握着两只拳头给那个男人捶腰，这又让大家觉得他们是两口子。不同身份的各色人物，轮番在饭店出现，分别详细描述他们所看到的三个乞丐的情形。晓苏巧妙地精选细节并安排不同的人讲述出来，读者的想像自然会完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真实可信取决于讲述细节，让读者自己去完成故事，自圆其说，是极其高明的做法。老三篇的每个人通过掌握的信息和自己的经验作出以为正确的判断，但不断有新的证据的出现，大家的判断也反反复复，肯定再否定，再肯定再否定，使故事越来越有意思了。
小说中小饭馆的三个人既是围观者，是看客，又是叙述者，但同时在他们的需求和欲望下，他们也是乞丐。这三个人承载了多重身份，满足了读者的多视角观察，使故事更真实，更具可看性。三个人在小说中叙事角度的变化，使人物关系呈现更多线索。不同人物不同角度的叙述，围观者在自己掌握的信息和自身的理解上猜测并作出自以为合乎逻辑的判断。叙事角度的丰富也使故事的指向更多义，从个体指向群体，从特殊指向普遍，极大拓宽了故事意指。小说中出场的每组人物都有他们最切近的需求，晓苏从情调和趣味出发层层铺展，质朴低调，但故事却让人感到亲切、轻松、“有意思”。小说人物和事件展示了现实环境的各种混乱。小说挖掘人物内心的需求与纠结，展现了转型期社会道德模糊的精神表征，折射出当今乡村社会道德观、价值观的困惑。
三
晓苏把叙事环境放在油菜坡脚下的小饭馆，一个可以容纳八方来客的空间，使小说中几组人物的登场自然而不刻意。油菜坡这个偏僻、闭塞的乡村，富有独特的地域特色和精致的故事。油菜坡是晓苏生活过的家乡的 “变形创造”，晓苏对他所营造的这个空间了如指掌，这使他的故事环境真实可信。油菜坡上发生的故事，晓苏无所不知，因此他的故事蕴涵便更厚重，对社会问题的探讨就更深入。
小饭馆原来叫新时代餐馆，生意不怎么好，改名小饭馆以后，生意一下子火爆起来，那些五十几和六十几的人都纷纷跑来吃。人们不愿意上餐馆，却愿意进食堂，对新事物的不适应，对旧环境的认同和怀念，是典型的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思维特征。油菜坡的这群人就在这新旧变化、忆古怀昔的情绪中疑惑、纠结。小说建构了一种内在的整体性空间，有一定封闭性又有具象感，使整个叙事真實自然且表意集中。故事所讲述的已经不是这个具体场景，实际另有所指。
反讽是言非所指，即陈述的实际内涵与其表面意义相互矛盾，它依赖于语境的作用而完成。小说中，反讽往往是在内心痛苦的过程中寻找一个与它相适应的世界，“讽刺也塑造了造物主上帝对所有懦弱反抗其巨大而毫无价值的劣质作品所遭到失败的幸灾乐祸，也塑造了救世主上帝对其还不能进入这个世界所感受到的无以言表的痛苦。”[4]小饭馆的墙上供着老三篇。当年，老板对老三篇能倒背如流，现在他常常见缝插针地取下老三篇，架起老花镜，大声朗读。旧的观念被打破，新的思想尚未建立，社会转型导致的价值断裂，权威和崇高被消解，时代的思想彷徨和精神虚无显现出来。“道德……正在经历着骇人听闻的危机和磨难。……转眼之间，我们的社会结构竟然发生了如此深刻的变化。……其速度之快、比例之大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与这种社会类型相适应的道德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影响力，而新的道德还没有迅速成长起来，我们的意识最终留下了一片空白，我们的信仰也陷入了混乱状态。”[5]埃米尔·涂尔干的这段描述也许可以作为新旧交替，今不如昔，让人感概万千的道德状况的注解。
当下乡村社会开始默许并宽容人们实现个性，传统伦理规范随着各种道德价值观的解体而崩溃，变得模糊。人们感叹今天的中国市场发达了，欲望被放大，但伦理规范和道德底线却无所适从。小说中的几组人物，晓苏都没有直接的判断和评价，显得很暧昧，但正因如此，更让人感受到人们身处这个环境的尴尬与无奈，也使小说更具反讽意味和独特审美价值。 四
作家对叙事立场的选择有多个维度。晓苏的作品大多是从平民立场出发的叙事，“常常显得有些模糊，有些暧昧，有些缠绕，甚至有些矛盾，表现出含混的特点。”[6]因为民间生活本身就是含混不清的，“作家只有带着含混性动机去展开叙事，才有可能把一个藏污纳垢的民间和盘托出。反过来说，如果作家的叙事动机过于明确和集中，那他就可能把民间生活所固有的复杂性和多义性过滤掉，导致作品的情调和趣味大打折扣，从而减少和消弱小说的可读性。”[6]晓苏的《三个乞丐》无疑是一篇有意思的小说，但更重要的是小说中人物生活的起起伏伏让大家看到的不僅仅是有意思，人物关系暗含的社会隐喻无处不在，对人性欲望的多样性表现和人性关怀也无处不在。
小说中人物身份模糊、不确定，才有了围观者对其身份的种种猜测，猜测的过程自然带出很多趣味性。晓苏将眼光投向了当下乡村社会中最普通的世态人伦，普通人最具体的生活，投向了人们精神与灵魂。晓苏引导读者超越故事的表象去探究事物真相，作品中的人都在按自己的意愿获取所需，食物、权利、爱情、自由，但物欲和情欲从来不可能有满足的时候，所有欲望下的人实际都是乞丐，都有他们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小说中的这些人物身上，读者看到了共通的人性。
规则的破坏，道德的迷失，都是为了最大限度获取所需。得官之荣，失官之辱，汤支书和支书娘子、女儿只是一个隐喻符号。权利崇拜嘲解了世俗的价值标准，权钱交易、眉高眼低似乎司空见惯，但现象背后看到的是触目惊心的残酷，没有权钱的护佑，普通人的尊严近乎没有。宋至美和她公公的关系是公开的，不隐瞒不回避，从这些打乱常伦的的关系，看到当下人性欲望的自在呈现，人们渴望自我意志满足，渴望权利，崇尚自由，但当传统伦理约束力丧失，当各种关系参杂着权利、欲望，毫无顾忌，只一味满足个人需求，抛却规则后的无序，带来的危害又可能危及到自身利益，这种感觉让人陷入另一种巨大的恐慌。
人们喜欢看到生活现实被扭曲的情景，但当传统道德被践踏，各种混乱被无限度纵容，当混乱无序成为常态，人们情感上的无所归依，新的矛盾和煎熬同样难以承受，平衡被打破，又渴望重建平衡，传统伦理约束营造的安全感又成为人们的需求，循环往复，欲求无止，每个人也便成为隐形的乞丐，掩藏在各种身份的外衣下。晓苏“以他对俗世人性欲望的多样性的表现与真切的人性关怀呈现出鲜明的世俗关怀的人文主义精神。”，表达了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人文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现实与混乱状态的困惑。”，体现出对生存现状和人性的独特思考。[3]
当一切行为规则不再成为行为的约束，人们不再在乎任何价值标准，堂而皇之地炫示恶俗。当人们模糊道德边界，不再介意伦理禁忌和道德底线，许多的反常规和不可控便如“山洪爆发”，围观者也惊恐地发出了“尖叫”。普通个体的人格濒临瓦解，一个没有善恶、美丑、真假、荣辱、罪与非罪，没有基本规则约束的社会，人们无所适从。晓苏的作品“是在对特定历史与现实生活中的演示中来展现民间大众生活的全貌、情绪世界与人性化的俗世众生相的。”[3]
晓苏讲述的很多故事没有大的矛盾冲突，似乎更多的就是日常琐事，但这些日常琐碎才正是现实生活的常态。要把这些不是轰轰烈烈的人物和事件讲述的精彩更不容易，难度更大。故事是生活的比喻，必须抽象于生活，又不能失却生活的原味，故事像生活，但又不照搬。晓苏客观、冷静、理性，不带任何主观故意的把洪水、精神病人、杀人犯带到围观者面前，惊恐的尖叫和飞快的逃离使作品达到高潮。晓苏在作品中提供了许多耐人寻味的生活体验，其人物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无疑增加了作品的人性深度与魅力。他说，“意义是理性的，意思是感性的，感性的东西肯定比理性的东西显得直观，因此更具审美性；其次，意义是大同小异的，意思则是千差万别的，千差万别带来的美感显然比大同小异更加丰富多样”。[2]晓苏把人物和事件呈现出来，给主观主义盛行的思维提供了思考线索，故事讲述的只是事实，而故事背后的道理，留给读者自己去思考。开放式的结局答案只能在个人化的思考中找到，晓苏给了读者一个开放式的结局，让读者自己从生活事件中去看清生活的本质。
《三个乞丐》书写了平民阶层复杂的生存状况，完整且逼近真实。从故事设计可以看到晓苏对社会、自然和人心的洞察力。转型期的社会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人们行为的自我约束以及社会约束显得更为重要。我们需要探讨当下人们面临的困惑，需要面对现实生活中不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挑战来修正和发展现代文明。在社会、思想、文化发生危机的情况下的艺术创作，可以是通过艺术形式的呈现来反映现实，作家并没有责任疗救社会的弊端，但作家可以讲真话和揭示真理，真诚的艺术作品永远是富有责任感的表达。一个讲得好的故事加上潜在的象征主义，才是有深度有魅力的优秀作品。晓苏很自谦，“作为一个热爱小说写作的人，在我没有足够把握写出既有意义又有意思这种完美的小说之前，我希望自己能够写出一些有意思的小说来。”[2]但《三个乞丐》不只是“有意思”，晓苏非常有层次的呈现了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又在作品中不动声色地揭示了乡村社会的伦理意义，其对社会的现实关注和对当下国人道德危机的隐忧，更凸显出作品内在的深刻意义。
参考文献：
【1】洪治纲.序[M]//2015年中国短篇小说年选.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
【2】晓苏.有意思与有意义[J].小说评论，2012（6）：57-58.
【3】王泽龙.俗世的精神与俗世的审美——评晓苏《人性三部曲》[J].小说评论，2002（1）：79-82.
【4】（匈）卢卡奇.小说理论[M].商务印书馆，2013： 84.
【5】[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0：366.
【6】晓苏.当代小说叙事中的平民立场[J].当代作家评论，2016（2）：18-25.
（作者简介：任毅，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传播与现代诗学。戢桂荣，闽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文艺学与传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