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澄迈清代中晚期龙窑
　　早在1964年，广东省文物工作者在海南考古调查期间就发现了澄迈福安窑址。直到2002年，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领到国家考古发掘证照后，才对福安窑址进行了第一次发掘。主持发掘工作的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郝思德说明道，2002年的发掘工作主要是试掘，2004年才是全面发掘。两次考古共发掘出土3000余件陶瓷器文物，其中以瓷器居多；另外还有14000余件烧窑器具，绝大多数为垫饼；瓷器釉色有青釉、青黄釉、酱釉、褐釉、青花釉等，其中青釉和青花釉占大多数；器形则有罐、壶、碗、盘、钵、碟、盆、杯等，还有香炉、灯盏、瓷权（秤砣），甚至有烟斗和象棋；青花瓷花纹则以花卉、水草为主。而根据在福安窑址发掘出土的陶瓷器文物的釉色、器形及窑炉形制特点等，有关专家初步断定福安窑址应该是清代中晚期窑址。
　　根据统计，现在全省范围内共发现了26处窑址，其中以陶窑居多。而这26处窑址中有7处都在澄迈县，由此可见古代澄迈地区陶瓷业的繁荣兴旺。福安窑址的发掘是到目前为止海南唯一一次针对古窑址的全面发掘考古工作，共发现六座窑炉。有两座保存得比较完整，其中要属2号窑最大，长1.5米，宽3.1米，有7间大小不一的窑室，窑室两边各有一个投柴孔。窑炉沿着逶迤山丘的地形顺势而建，似一条斜卧的龙，因此这类窑址也称作龙窑。郝思德说，福建的龙窑规模很大，有长达上百米的，一次能烧制几万件瓷器。而碍于地形地势等自然条件，福安窑址的龙窑规模就要稍小一点，只有十几米。龙窑采用自然通风的方式，以杂柴、树枝为燃料，火焰主要在窑炉内平行流动。因窑炉依山坡而建，火焰抽力大，升温快。龙窑装烧面积大，产量也高。
　　而这种多建于福建、广东等南方地区的龙窑出现在海南澄迈地区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那时，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的日益繁荣，再加上海南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日益发展，不少闽粤地区的人民迁移到海南，至明清时期达到高峰。而清代中晚期的福安窑址应该也是受了闽粤移民的影响和带动，才会沿山丘地形建造龙窑。而窑址的选择除了要“依山”外，还要“傍水”。一来，是因为烧制陶瓷器时需要大量的用水，近水楼台先得月，省时省力；二来，也为陶瓷器的销售运输创造了良好的交通条件。福安窑址临近的福安村旁有一条河流，叫作美杨河，是南渡江的支流。顺着美杨河下南渡江，顺风顺水，抵达海口用时不长，不管是对于陶瓷器的岛内销售，还是经海口再运往其他地区的对外销售，这无疑都是条快捷便利的水上通道。
　　曾经灿烂一时的海南粗瓷
　　福安窑址属民窑。从出土的瓷器器形绝大多数为罐、壶、碗等可看出，福安窑址生产的多为百姓日常生活用品。瓷器的原料多为高岭土，但整体工艺水平一般，属于粗瓷。发掘过程中发现不少残次品，许多碗、碟等重叠粘连在一起，还有瓷器外部出现釉滴……所以福安窑址生产的陶瓷器大多是由民间生产，再销往全省各地。郝思德说，在白沙、保亭等地发现了一些瓷器，和福安窑址烧制的是一样的，可见当时福安窑址生产的瓷器的销售范围颇广。而除了“自产自销”外，当时福安窑址的窑工还会“自产自用”，如出土的陶瓷文物中就有一些人头像、孔雀、青蛙等工艺品，还有一些烟斗和象棋。由此，我们不难想象，当时窑工们充分利用了生产余料，烧制了动物模型给自家孩子当玩具，还给自己烧制了烟斗和象棋等器物。闲来对弈怡情，不失为一大乐事。
　　根据海南文昌人韩槐準所著的《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一书，其中提到“于‘粗瓷器’之起源，及自然本质，书为其小碗、壶及杯，最适合于平民之应用”，又“道光光绪年间，我国贾舶亦有由福建之厦门，广东之樟林、广州，暗铺（属高州石城县），及海南岛等处，载来华南窑烧制，价贱而用多之粗瓷及陶器与南洋交易”。这些史料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海南岛窑址生产的陶瓷器可能除了在岛内销售外，还有一部分销往了东南亚一带。由此可见，海南的陶瓷贸易已不再局限于岛内，而是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往岛外发展。
　　如今，位于澄迈县桥头镇红坎岭的红坎岭陶艺园主要以制陶为主。我们过去采访的时候，陶艺园的李师傅正在赶一批养生堂会所的订单。李师傅笑着说：“现在我们不只做省内一些旅游景点、酒店和商务会所的订单，就连在陶瓷业那么发达的广东，一位广州商家在网上看到我们的介绍后都来找我们要样品看。因为现在大部分的陶器都是用机器模型做了，只有我们还在坚持手工制作。但是如今都没有人愿意学陶艺了，吃不了这个苦。”
　　直至今天，海南人民仍在坚持先辈亲力亲为的精神理念，手工制作，并在此基础上精益求精，这般执着、追求与用心在当今社会实属难得。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将重启，海南的陶瓷业也必会重现光芒，迎来一个全新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