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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年鉴（以下简称年鉴）：人类来自大自然。人类的生产、生活与自然息息相关。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共存共发展，即天人合一的境界是否就是人类自身诗意的生存方式呢？征服自然、宰制自然、掠夺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既破坏了自然的生态平衡，也给人类的发展埋下了诸多隐患。作为一个艺术家，您是怎么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的？
朱训德：伊索寓言中有个段子，讲渔夫们起网，网很沉，以为收获很多，哪知拉到岸上鱼不多，石头多，他们心里很懊丧，结果他们当中一个老人说，朋友们，别难过，痛苦本是欢乐的姐妹，我们刚才高兴过了，现在该苦恼苦恼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味为了获得功利，一切以自我价值观为准则的掠夺方式和评价方式是错误的，过分的欲望膨胀和以掠夺为目标的方式，最后都是毁灭自我的。自然与宇宙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合乎自然规律的生存发展方式，就像四季轮回，风霜雨露自然滋润一样，就像人在自然中呼吸和吐纳一样，这里深藏着一种本质规律，那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在风和日丽的空间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创造着的朴素的和谐，语言代替不了由心灵引起的相互默契的感觉，对于我的愿望来说这是非常美好的。
人们的生活和艺术家的创造都需要平和澄明的空间。就像人们每天满怀美好的期待，迎接日之初升一样，这就是自然，人的生命应该像自然一样，带着纯洁之境，带着宽厚之怀，人人拥有，但不能占有。也像生命源头的甘泉，一切都在自然中流淌。只有如此，人们才能感觉自然的珍贵、生命的珍贵，艺术创造的珍贵。
年鉴：中国山水画历来主张“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如北宋的范宽，近代的黄宾虹、李可染，倡导“搜尽奇峰打草稿”。师造化，就是师法自然，亲近自然，即真山真水是艺术中第二自然的本源。请问，您是怎样看待中国画与自然的关系的？
朱训德：老老实实地画画是一种甘甜，范宽、黄宾虹、李可染都是我敬佩的画家。而正是您所提到的这些杰出的大师的艺术经典，都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典范。他们都是吃透了中国文化艺术精神的画家。
如果把朴素作为一种文化的纯度，如果一个艺术家能始终生活在一个富于灵思的诗化的文化时空里，当你迎看山野清风和云气能感悟些什么的时候，又渴望把此刻的亲身经历化作画面的感觉的时候，这就正是中国画家对于自然的一种心态，这样形成的中国画的语言已成为中国人心性文化的经典。师造化，就是师法自然，亲近自然。范宽在画史留下的作品已不多见，《溪山行旅图》是画家用毕生心智把半壁江山浓缩于六尺之中，用一笔一笔的笔触去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黄宾虹的山水画，几笔线下来就体现出宇宙的循环意味。李可染谓“面对山水要画出有意境的山水来”，一种光感，一种构图，一种墨法画了近三十年，境界在岁月中不断净化，纯之又纯。他以过人的人格定律追求东方既白的艺术理想。再如八大的画冷冽如剑，金农的画如冬日阳光，齐白石的画心明气朗如田园诗，梁楷笔下大写意的李白像，简到两三笔，只剩下一泓清气，倪云林的逸笔山水乃是一泓清泉中淡然的秋荷，笔墨既出自具象之物，不失其神采，而又飘然于物外。
中国画家笔下的自然已是艺术人格化的自然。
年鉴：自然作为艺术的一种审美品格，凸显着一种自在、自为、自足的生命意识，张扬着一种“巧夺天工”的审美理念。请问，在您的创作中是如何表现您的宇宙观和自然意识的？
朱训德：自然是人类永远依恋的精神家园。自然是艺术家一切创作的灵感源泉。人类在快速的生活节奏里感到疲惫窒息时，自然向往深空广袤的空间，在各自的窗口凝望遥远的山麓和仰视天宇间的祥云。“一月映一切水，一切水映一月”，我喜欢这句话。我喜欢这种心境。清空是一种心境，一种诗人的遐思，它又是人的自然品格，和一种冲淡的气韵。杜甫《送郑虔贬台州》诗“……万转千回，清空一气，纯是泪点，都无墨痕。”道出清气来去无痕的人格。清空之气不为冗事所动，清空的纯度把现实浮化为精神的家园。清空之境是一种气韵在物中行走，似云、似雾、似水，人在自然中散步，让情怀如水充满灵思，观山水而知天理，得呼吸而悟宇宙循环，瞩石鸟而观世态。所谓养心得境，化境为象是真正的艺术家精神生活的一种境界。当我们能有这样一种心襟和怀抱，把现实生活中的“小我”变成精神生活中的“大我”，我们的思维与画笔才有可能散淡无羁，俯仰自如，画家的性情与自然性情才有可能合为一体。我画过一件作品《春兆》，这件作品曾入选北京的“国际和平年展”，又选送联合国总部展出并被其收藏。“作品中表达了一种‘大音希声’的静态美，一种‘大空恒寂寥的静中寓动的宇宙意识。那大片空白是皑皑白雪覆盖下的屋顶，屋顶下包容着多少个农家暖融融的春梦，烟窗里升腾出来的不仅是缕缕青烟，还是画家和欣赏者在心灵得以静化后吐出来的快意，树枝上萌发的是这个民族的希冀，树干上的红纸裹着人们对未来岁月美好的信念和期待。在那银妆素裹的世界里，大自然在冬季的严寒中运化，勃发的生机在冥冥中酝酿，纯洁与静穆，宇宙与自然在这里充分展示了他无与伦比的力量。”
年鉴：中国最早的三幅帛画都出土于长沙，马王堆的漆器盛载着汉代的文明，里耶古城的竹简抒写着远古的历史，岳麓书院的砖瓦含蕴着楚地的书香……湘土之地的湖南铭刻着“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辉煌。这种深厚的文化积淀是每一位湖湘学人的幸运。请问，这种独特而浓厚的文化积淀对您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朱训德：中国绘画史最早最完整的三件作品出土在长沙，这无疑是激励湖湘中国画家不断进取的精神力量，也正是这种精神力量成就了阵容强大的中国画家群体，也成就了“湖南工笔艺术大省”这一荣誉。辉煌灿烂的楚汉艺术和丰厚的湖湘文化，更是我们艺术创作生活的最好人文环境。岳麓书院是我经常去的地方，我也经常把来自全国各地和国外的艺术家，学者朋友请到那里去。在书院的竹林、清泉、天井、书斋、长廊中散步和品茗是一种幸福，端起茶杯，茶的清香和暖气化作一种自然历史、人文的幽思，脑际间浮现着推动着整个历史文化进程的湖湘学人在这里相会，交谈和砥砺；我经常站在马王堆出土的帛画前沉思，我们的前人将天、地、人间的万物那样睿智自然地绘于一图，飞腾的笔势，蓬勃的气象，突破时空的笔力，仿佛有一股雄浑遒劲的灵气穿云走水，摇山荡谷，带出满幅的生动和活络。面对如此画脉和文脉，历史和时空融会贯通的画局，作为当代画家，你还能想什么？还应该做什么？我们工作在这样的文化艺术环境中是一种历史幸运，同时也有一种无穷的内在动力。我想起前人的两句诗“何物羡人，二月杏花八月桂；有谁催我，三更灯火五更鸡”。我辈惟努力才对。 年鉴：您的家乡湘潭人文荟萃。近代曾国藩先生的道德文章，当代伟大政治家毛泽东的诗词和书法艺术，杰出画家齐白石的写意水墨画，都为丰富中华民族的艺术宝库作出了巨大贡献。请问您的人格锤炼和艺术探索是否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朱训德：是啊。从我家往北走10里是毛主席的故里，往东走30里是白石先生的杏子铺星斗塘，往南走20里则是曾国藩的富厚堂，应该说这些为世人敬重的乡贤的人格风范，趣闻轶事从小就耳濡目染着我。我一直认为湘中人的性格中融有北方人之豪迈和南方人的聪慧。一方面敢担当，敢作为，敢为天下先；一方面富浪漫，好想象，重理想。也许这都是成就艺术家的重要因子。我一直认为毛主席的书法、诗词，齐白石的写意水墨画，曾国藩的学问文章都创造了历史的高度，其间云蒸霞蔚，气象万千，有许多为后人研究和思索的地方，自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这些后来人。
年鉴：有人认为您近年来的工笔画创作画风由从线的表达转向对形体的强调，色彩由单纯而丰富，由清爽而浓丽，画面效果由静而趋于动。请问您同意这种艺术判断吗？您自己怎样看待这种画风的转变呢？
朱训德：我的工笔画应该说分两个阶段，前阶段重传统，富装饰表现手法，《春花集锦》、《春水长流》、《山乡秋韵》、《洞庭初醒》，以及后来《唐诗宋词系列》等作品都是一种倾向，画面清朗，俊雅宁静。而《暮光》、《井湾》、《山月无声》、《冬语》、《洞庭吟月》、《朝天辣》、《晚炊》等到近两年创作的《中国年系列》则趋淳厚，朴厚、丰富、灿烂，画面效果则走向沉郁而飞扬，表现手法更丰富厚实，也更接近自己的艺术理想。总的来说在工笔重彩领域的探索是由简而入繁，由清新而朴厚，由宁静而飞扬灿烂。这种变化是画家思想容量和艺术技巧更有深度，画面结构更富张力和画面份量更凝重的变化。作为我本人，我更喜欢后阶段的作品。
年鉴：您以前主要是以工笔人物画创作为主，近几年来似乎开始注意水墨画创作，而且，短短几年的时间，您的写意画又达到了与工笔画同样高的艺术水准，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请问促成您这种创作重心转移的基本动因是什么呢？
朱训德：其实我画工笔画的同时也一直在画写意画。写意与工笔，繁与简对于我来说只是两种表现手法，追求艺术高度的本质则是一致的。我在工笔画中追求写意画的总体意象，在写意的纵横洒脱中追求画面的精致。繁到极时则简，简到极时则繁，笔墨的单纯与复杂都可以走向极致，画面得失则全在其总体分寸的把握上。“讲究的随便”，“经意之极，若不经意”，“朴素的自然”永远都是艺术感觉的高度。
的确，我画水墨画时感觉很愉快，热情洋溢，直抒胸怀。最近我有一组水墨画作品参加了一个学术提名展，得了一个卓越艺术成就奖，这是对我在水墨画探索中的一种肯定。在这里要感谢周韶华、邵大箴等老前辈对我的鼓励。工笔画讲定力，写意画重性情。而笔墨的文化底蕴的修炼则是一辈子的事。
年鉴：在您的写意画作品中，似乎有很强烈的构成意识。而构成往往需要一种理性的推敲方才符合视觉法则，而创作又多强调“随意挥写”、“抒发性灵”的自由。请问您是如何处理这种“有法”和“无法”的关系的？
朱训德：实在的说，在我的写意画里并没有刻意体现构成的手法。当然我近年注意研究了西方现代绘画和现代设计，前年在欧洲考察西方美术时我对几个现代艺术馆特别关注，在巴黎的毕加索艺术馆的百多件作品前留连忘返，对毕加索的作品有了深刻的体会。如果说有某些新的视觉效果，也只能说是一种化入各种体会的自然流露。我画写意前，往往是随意浏览唐诗宋词，翻一翻前人的日记手札，听听古典的和意识流风采的音乐或在自然中散步归来时而生发作水墨写意画冲动的。每画之前并不求胸有成竹，若有所思即动笔，画一笔而自然定全局，笔笔映衬自然生发，随心所欲，而心随笔运，气概成章而已。
年鉴：您大学时代创作的《春花集锦》在全国美展中获得了银奖。后来又创作了大量的工笔画作品。风景、人物、花鸟，每个画科都有涉猎。您的作品宁静中充满激情，乡思里浸润着浪漫，沉郁中饱含着灵气，传统与时代的语素和谐地融为一体。作为一个画家，您认为如何吸收诸多丰富的创作源泉和表现语素呢？
朱训德：作为画家，在展览会上出展作品，得到肯定，获得各种奖励内心自然高兴，但画画的时候却从未想到有一天会得奖。创作大量作品还是出自内心的艺术感受期待能够表达，寻找一种合适形式和语言来表达。作为画家其实是幸运的。当一种艺术语言，一件作品，能把时代的文化的感受浓缩在自己画面上，这就显示出一种文化生活方式，一种心灵的表达方式。所表达的语汇越单纯，纯度越清晰，作品愈有力度，愈见存在的价值。作品的表达过程实质是思索的过滤过程，也是艺术表现的体验过程，获得丰富创作源泉的敏锐性必然得益于平时对文化艺术修养的厚度，以及对社会生活和自然情趣领悟的深度。而画家所掌握的来自自然，来自生活，来自民间艺术，来自传统，来自东方西方的各种表现语素也会如鱼得水，化作一种气象，一种发自内心的点线结构和神采的乐章，凝化为艺术的永恒。
年鉴：乡村的风物、人情，那低矮的茅屋、斑驳的土墙、蜿蜒的石板路，还有那些歪斜的竹篱笆、有点灰昏的煤油灯、或者一口清澈的古井、一弯涓涓的小溪，常常是画家们最欣赏的一种元素，最神往的一种闲适，而在您的笔下却充满了几分神秘与凝重。您是用一种怎样的心态来感悟和表现的呢？
朱训德：我的画的素材大多都来自我的故乡，在《故里夜话》这篇文章里我曾作过如此表达：“在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一切都是那样恬谈平和，是那样纯真自然，那样独具一格的房屋建筑，古色古香的雕刻家具，别具风味的印花土布，尤其是这里的山歌，这里的人情……我品味着，沉思着。在这些颜色、气味、声音的背后是什么？我分明感受到自然与人生悠悠的吟咏和缓缓跳动的脉搏，也切身体会到我们民族的智慧和那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
“而我更需要在不断的周游中回到这块宁静的地方来。用它培养‘知’、启迪‘慧’，悟‘爱’和‘怨’。用超越世俗的方式，用我的艺术对我所体悟的人生和自然作一种诊释，探索人与自然的灵魂和生命的律动。” 年鉴：在中国绘画史上，自古至今都各有专攻。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吴作人的骆驼，都似乎成了他们的代名词，这种艺术现象对构成一位艺术家的风格特征与品牌效应有独特的功能与价值。但后来，也有了专攻一门的所谓“猫王”、“花王”的一批所谓的“专业画家”。在您的写意鸟画中，鸽子是最常见也最为人乐道的题材。您是如何看待这种“术有专攻”的艺术现象的呢？
朱训德：“非典”时期，人们处于紧张的防治状态。伊拉克战争，巴比伦文明造成毁灭，伊拉克人民生灵涂炭，这给人类带来难以愈合的创伤，也使我陷入沉重的忧虑之中。我曾在一本画鸽册页中写道：“中东人涂炭，国有非典愁，写就万只鸽，但祈天下和。”那段时光每天看电视，读《参考消息》，当时国内“非典”横行，炮火中的伊拉克人民的惨状和那阵阵悲怡哀嚎的反战民歌久久回荡在脑际，闷积于心间，忧心如焚。每天从清晨至午夜除了看电视就是画鸽子，用画笔祈祷和平。两个月下来，画了十多本大册页，数千只鸽。这些册页后来大部分为我的朋友所收藏，我自己仅留下两本。从那时候开始，在一些报刊也发表了部分新作，受到全国画坛内外的关注，得到各种好评，著名画家周韶华曾来长沙看我的作品，他说“我在上海美协与中国美协出的一本抗非典画集中看到你的一件作品，非常激动，很难见到这样大气磅礴的作品了，想不到你的水墨画画得这样好。因此，我专门来湖南。第一次看你这么多作品，才华横溢，不同凡响，不虚此行，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想不到我的水墨画能得这么多朋友喜爱。
抗日战争时期，徐悲鸿先生以画千里马、画醒狮为国内抗战募捐；画家吴作人画骆驼以表达负重致远的奉献精神；白石老人养虾、画虾，研究虾之性情动态，以聊寄浓浓的思乡情怀。画家的画发于心灵深处，又渐渐化为画家精神向往的象征。
至于画坛出现各类“画王”，在此就不值一谈了。
年鉴：您为什么如此钟爱鸽子呢？
朱训德：和平鸽，喜群聚，品性善良，雍容纯和，喜与人相处，逗人喜爱。我在去欧洲艺术考察时，在威尼斯广场和艾斐尔铁塔与上万只鸽戏耍一处，鸽子从容飞到你的肩膀上，头上，手臂上，围绕着你飞来飞去，好不亲热，给我留下至深的印象。记得有一次我与文一去上海参观宋庆龄故居，据讲解员说，宋家养的鸽子已随宋庆龄好多年了，每天必亲自喂食，每天散步时，鸽子飞绕在她周围，很有味道。我家所在的大院临烈士公园很近，公园里许多鸽子经常飞到我家屋顶上来，我也借此观察揣摩鸽子的习性、动态，鸽子的神采默会于心。写意画的妙处贵在炼形，能在笔墨随意挥写间得物态神采气度者为上品。我喜欢鸽子，屡屡画鸽，完全是一种内心的喜爱和思想的表达。面对一个全新的时代常常使我思考一个严肃的主题：在现代大工业社会发展至今天，人们似乎觉察到了什么？人们在征服和改造环境的时候，在以枪炮为武力获取一己之利的时候，在争相建筑高楼大厦的时候，却挖空了人类大厦之基。人类竟以自己为敌，科技发达时制造大量毁灭性武器对着人类自己。今天，人们似乎猛醒，爱护环境，亲近自然，珍惜生命，热爱和平是多么重要。
年鉴：“书画同源”是中国书法与绘画关系的一个命题。赵孟頫曾对绘画与书法的用笔之法做了一个具体的描述：“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自古以来，中国画家多在书法中有所造诣。文人画也非常强调这种“写”的表现力。您觉得在中国画中如何处理“画”与“写”的关系呢？
朱训德：我一直以为，读书写字，到自然中散步是画家每天必修功课。做人重温厚磊落，书画重素养重直抒胸怀。我以书法之笔画画，以画画的笔意写字。书法笔意无非是笔墨纵横间修得一种气度，修得一种人格的自然。
年鉴：您曾出版过一本《释然画文集》，书中不仅能欣赏到一幅幅如散文诗一般耐人寻味的画作，也能读到一篇篇轻松优雅的散文。苏轼曾说“读摩诘之诗，诗中有画，味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情与画意融为一体。您的画是文人的画，您的文是画家的文。在当代这种创作语境和判断标准下，美术与文学的关系是否应有新的意涵呢？
朱训德：我是一个以文化审美的态度看世界的人，以一种诗意的眼睛领会事物的人，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没有兴趣的事很难做好，如果兴趣所至，我会非常投人。近三十年来，我读古文、诗集、散文随笔是比较多。我对音乐有一种迷恋，尤其是古典音乐和无标题的意识流音乐都极喜爱，对好的古琴、古筝、箫的曲子我谓之天籁之音。我喜欢武术，尤其太极、醉拳、八卦掌、剑术，遇上这些内容和高水平的电影电视我会爱不释手，我觉得这里面有大写意，大草书的笔法。我喜欢在山水之间散步，在书院的庭院中品茶，我认为这是人生最大幸福。这一切喜好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假如说我有较鲜明的欣赏角度，有自己的审判旨趣，应该说都是这些东西在起作用。我认为中国文学与绘画，包括建筑、园林等都有一个在现代精神的关照下的返朴归真的问题。
年鉴：从某种意义来说，您算是一个纯粹的中国画家，读国文，画国画。但从您的作品中，除了那些纯粹的中国画语素外，也借用了一些西方的表现语言，其中色彩是最强烈的表象。日本画借中国画之体，敷西洋画之色而独树一帜，中国文化也在兼容并蓄中不断发展创新。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请您谈谈如何看待中国画与非中国画之间的关系。
朱训德：我去许多国家作过文化艺术考察，我深感在一切智慧的民族文化艺术面前，都会使你感到温暖、亲切和启迪。每个民族的艺术家都是有其鲜明特色和独到之处。当你拜读文艺复兴三杰的画作，你会感到什么是伟大的画家；看毕加索的作品，并不像以前宣传的那样怪异；东山魁夷、平山郁夫的作品感到很温厚；在顾恺之、范宽、李唐、龚贤、八大、齐白石、黄宾虹的杰出作品里更可体会东方绘画大师独特悟对自然的方式和过人的智慧之处。东西方各种艺术形式和语汇都是在一定时空里相互融汇的。特色鲜明而又兼融并蓄中不断发展与创新，是推动中国画发展的必由之路。
年鉴：您是一位著名画家，又是成就卓然的教授，院长，还担任湖南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多重身份，多份职责，每一个角色您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发展环境，每份职责都需付出艰苦的努力，而您的每一个角色都做得很成功。请您谈谈创作与教学以及管理的关系。 朱训德：我一直以为，我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社会赋予的责任，愿意承担，没有怨言，如果说有成绩也是社会的给予。个人努力固然重要，没有机会和条件也是不可取的。应该说，湖湘文化养育了我，工作、生活、学习近五十年，对这块土地有着深厚的情感依恋，为之付出做点工作是心甘情愿的。在处事的方式上我认为应该从大处着眼，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再是要重视人文风气的建设和培育，才能形成新的传统和立足长远发展。大家如能团结一致，各方通力协作，通过几年扎实努力，成就一种人文鼎盛的气象和局面是完全可能的，出作品，出画家就不在话下了。
年鉴：最后我们想请您就独有的湖南自然风光，独特的湖南人文精神与性格，作为艺术家的视角有何概括和表述呢？
朱训德：人是世界上最完美的精灵，精神是为主的，他一切的追求，一切的生存方式，一切的作为实际上都是为了某种追求。您看我们对话的地方，漫山遍野都是枫树，湖南人就像枫树，平时是绿色的，它与苍天之高，其他树之奇也许没法比，但枫树一定是真正的栋梁之材，高大而挺拔。一到秋天它就是森林中最灿烂的。由绿色、金黄色到丹红色，到紫红色。秋枫之红有烈酒的性格，如果打开深秋百年老枫的树皮，它流淌出的就象牛血一般的颜色。严冬一到，伴随几场冷雨霜雪，枫叶凌空飘落的身段，在冷彻透明的空气中飘落，一层又一层厚厚的铺在大地上，化作更深沉的泥土。也许自然与人文跟湖南人性情上有某种内在联系。所以外表看湖南人很静纳，但内心却很灿烂，很浪漫，同时很惨烈，做事很彻底。他不会含糊，如飞蛾扑火一般，毫不含糊地扑上去，这种人就是湖南人，在前面我已经讲到，在我看来，湖南人要么出将军，要么出艺术家和诗人。当将军就敢担当，敢做敢为；做艺术家他敏锐，他投入，他浪漫，他彻底，这就是湖南人。湖南人的品格越是在国家艰难的时候，越显示湖南人的风彩。在谭嗣同、陈天华、蔡锷、黄兴身上就可以看到这样的风采。在魏源、曾国藩、左宗棠、毛泽东、胡耀邦、朱镕基的身上我们可以感觉到这种风采。我们在品读楚汉帛画、屈原的离骚、怀素狂草、周敦颐的文章、毛泽东的诗词、沈从文的小说、齐白石的水墨画、黄永玉的随笔时我们会感受到这种只属于湖南人的气象和怀抱。
先贤朱熹与张栻在岳麓书院会讲时，一同登上岳麓山上的赫曦台，写下了“泛舟长沙渚 ，振策湘山岑， 烟云渺变化，宇宙穷高深。怀古壮士志，忧时君子心。寄言尘中客，莽苍谁能寻”的联句。诗人陆游更有“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面对湖湘丰厚人文底蕴，和清朗苍茫的江湖山川风光之美，作为现代的艺术家，吾辈应当有何种作为才对呢！
朱训德：伊索寓言中有个段子，讲渔夫们起网，网很沉，以为收获很多，哪知拉到岸上鱼不多，石头多，他们心里很懊丧，结果他们当中一个老人说，朋友们，别难过，痛苦本是欢乐的姐妹，我们刚才高兴过了，现在该苦恼苦恼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味为了获得功利，一切以自我价值观为准则的掠夺方式和评价方式是错误的，过分的欲望膨胀和以掠夺为目标的方式，最后都是毁灭自我的。自然与宇宙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合乎自然规律的生存发展方式，就像四季轮回，风霜雨露自然滋润一样，就像人在自然中呼吸和吐纳一样，这里深藏着一种本质规律，那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在风和日丽的空间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创造着的朴素的和谐，语言代替不了由心灵引起的相互默契的感觉，对于我的愿望来说这是非常美好的。
人们的生活和艺术家的创造都需要平和澄明的空间。就像人们每天满怀美好的期待，迎接日之初升一样，这就是自然，人的生命应该像自然一样，带着纯洁之境，带着宽厚之怀，人人拥有，但不能占有。也像生命源头的甘泉，一切都在自然中流淌。只有如此，人们才能感觉自然的珍贵、生命的珍贵，艺术创造的珍贵。
年鉴：中国山水画历来主张“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如北宋的范宽，近代的黄宾虹、李可染，倡导“搜尽奇峰打草稿”。师造化，就是师法自然，亲近自然，即真山真水是艺术中第二自然的本源。请问，您是怎样看待中国画与自然的关系的？
朱训德：老老实实地画画是一种甘甜，范宽、黄宾虹、李可染都是我敬佩的画家。而正是您所提到的这些杰出的大师的艺术经典，都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典范。他们都是吃透了中国文化艺术精神的画家。
如果把朴素作为一种文化的纯度，如果一个艺术家能始终生活在一个富于灵思的诗化的文化时空里，当你迎看山野清风和云气能感悟些什么的时候，又渴望把此刻的亲身经历化作画面的感觉的时候，这就正是中国画家对于自然的一种心态，这样形成的中国画的语言已成为中国人心性文化的经典。师造化，就是师法自然，亲近自然。范宽在画史留下的作品已不多见，《溪山行旅图》是画家用毕生心智把半壁江山浓缩于六尺之中，用一笔一笔的笔触去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黄宾虹的山水画，几笔线下来就体现出宇宙的循环意味。李可染谓“面对山水要画出有意境的山水来”，一种光感，一种构图，一种墨法画了近三十年，境界在岁月中不断净化，纯之又纯。他以过人的人格定律追求东方既白的艺术理想。再如八大的画冷冽如剑，金农的画如冬日阳光，齐白石的画心明气朗如田园诗，梁楷笔下大写意的李白像，简到两三笔，只剩下一泓清气，倪云林的逸笔山水乃是一泓清泉中淡然的秋荷，笔墨既出自具象之物，不失其神采，而又飘然于物外。
中国画家笔下的自然已是艺术人格化的自然。
年鉴：自然作为艺术的一种审美品格，凸显着一种自在、自为、自足的生命意识，张扬着一种“巧夺天工”的审美理念。请问，在您的创作中是如何表现您的宇宙观和自然意识的？
朱训德：自然是人类永远依恋的精神家园。自然是艺术家一切创作的灵感源泉。人类在快速的生活节奏里感到疲惫窒息时，自然向往深空广袤的空间，在各自的窗口凝望遥远的山麓和仰视天宇间的祥云。“一月映一切水，一切水映一月”，我喜欢这句话。我喜欢这种心境。清空是一种心境，一种诗人的遐思，它又是人的自然品格，和一种冲淡的气韵。杜甫《送郑虔贬台州》诗“……万转千回，清空一气，纯是泪点，都无墨痕。”道出清气来去无痕的人格。清空之气不为冗事所动，清空的纯度把现实浮化为精神的家园。清空之境是一种气韵在物中行走，似云、似雾、似水，人在自然中散步，让情怀如水充满灵思，观山水而知天理，得呼吸而悟宇宙循环，瞩石鸟而观世态。所谓养心得境，化境为象是真正的艺术家精神生活的一种境界。当我们能有这样一种心襟和怀抱，把现实生活中的“小我”变成精神生活中的“大我”，我们的思维与画笔才有可能散淡无羁，俯仰自如，画家的性情与自然性情才有可能合为一体。我画过一件作品《春兆》，这件作品曾入选北京的“国际和平年展”，又选送联合国总部展出并被其收藏。“作品中表达了一种‘大音希声’的静态美，一种‘大空恒寂寥的静中寓动的宇宙意识。那大片空白是皑皑白雪覆盖下的屋顶，屋顶下包容着多少个农家暖融融的春梦，烟窗里升腾出来的不仅是缕缕青烟，还是画家和欣赏者在心灵得以静化后吐出来的快意，树枝上萌发的是这个民族的希冀，树干上的红纸裹着人们对未来岁月美好的信念和期待。在那银妆素裹的世界里，大自然在冬季的严寒中运化，勃发的生机在冥冥中酝酿，纯洁与静穆，宇宙与自然在这里充分展示了他无与伦比的力量。”
年鉴：中国最早的三幅帛画都出土于长沙，马王堆的漆器盛载着汉代的文明，里耶古城的竹简抒写着远古的历史，岳麓书院的砖瓦含蕴着楚地的书香……湘土之地的湖南铭刻着“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辉煌。这种深厚的文化积淀是每一位湖湘学人的幸运。请问，这种独特而浓厚的文化积淀对您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朱训德：中国绘画史最早最完整的三件作品出土在长沙，这无疑是激励湖湘中国画家不断进取的精神力量，也正是这种精神力量成就了阵容强大的中国画家群体，也成就了“湖南工笔艺术大省”这一荣誉。辉煌灿烂的楚汉艺术和丰厚的湖湘文化，更是我们艺术创作生活的最好人文环境。岳麓书院是我经常去的地方，我也经常把来自全国各地和国外的艺术家，学者朋友请到那里去。在书院的竹林、清泉、天井、书斋、长廊中散步和品茗是一种幸福，端起茶杯，茶的清香和暖气化作一种自然历史、人文的幽思，脑际间浮现着推动着整个历史文化进程的湖湘学人在这里相会，交谈和砥砺；我经常站在马王堆出土的帛画前沉思，我们的前人将天、地、人间的万物那样睿智自然地绘于一图，飞腾的笔势，蓬勃的气象，突破时空的笔力，仿佛有一股雄浑遒劲的灵气穿云走水，摇山荡谷，带出满幅的生动和活络。面对如此画脉和文脉，历史和时空融会贯通的画局，作为当代画家，你还能想什么？还应该做什么？我们工作在这样的文化艺术环境中是一种历史幸运，同时也有一种无穷的内在动力。我想起前人的两句诗“何物羡人，二月杏花八月桂；有谁催我，三更灯火五更鸡”。我辈惟努力才对。 年鉴：您的家乡湘潭人文荟萃。近代曾国藩先生的道德文章，当代伟大政治家毛泽东的诗词和书法艺术，杰出画家齐白石的写意水墨画，都为丰富中华民族的艺术宝库作出了巨大贡献。请问您的人格锤炼和艺术探索是否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朱训德：是啊。从我家往北走10里是毛主席的故里，往东走30里是白石先生的杏子铺星斗塘，往南走20里则是曾国藩的富厚堂，应该说这些为世人敬重的乡贤的人格风范，趣闻轶事从小就耳濡目染着我。我一直认为湘中人的性格中融有北方人之豪迈和南方人的聪慧。一方面敢担当，敢作为，敢为天下先；一方面富浪漫，好想象，重理想。也许这都是成就艺术家的重要因子。我一直认为毛主席的书法、诗词，齐白石的写意水墨画，曾国藩的学问文章都创造了历史的高度，其间云蒸霞蔚，气象万千，有许多为后人研究和思索的地方，自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这些后来人。
年鉴：有人认为您近年来的工笔画创作画风由从线的表达转向对形体的强调，色彩由单纯而丰富，由清爽而浓丽，画面效果由静而趋于动。请问您同意这种艺术判断吗？您自己怎样看待这种画风的转变呢？
朱训德：我的工笔画应该说分两个阶段，前阶段重传统，富装饰表现手法，《春花集锦》、《春水长流》、《山乡秋韵》、《洞庭初醒》，以及后来《唐诗宋词系列》等作品都是一种倾向，画面清朗，俊雅宁静。而《暮光》、《井湾》、《山月无声》、《冬语》、《洞庭吟月》、《朝天辣》、《晚炊》等到近两年创作的《中国年系列》则趋淳厚，朴厚、丰富、灿烂，画面效果则走向沉郁而飞扬，表现手法更丰富厚实，也更接近自己的艺术理想。总的来说在工笔重彩领域的探索是由简而入繁，由清新而朴厚，由宁静而飞扬灿烂。这种变化是画家思想容量和艺术技巧更有深度，画面结构更富张力和画面份量更凝重的变化。作为我本人，我更喜欢后阶段的作品。
年鉴：您以前主要是以工笔人物画创作为主，近几年来似乎开始注意水墨画创作，而且，短短几年的时间，您的写意画又达到了与工笔画同样高的艺术水准，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请问促成您这种创作重心转移的基本动因是什么呢？
朱训德：其实我画工笔画的同时也一直在画写意画。写意与工笔，繁与简对于我来说只是两种表现手法，追求艺术高度的本质则是一致的。我在工笔画中追求写意画的总体意象，在写意的纵横洒脱中追求画面的精致。繁到极时则简，简到极时则繁，笔墨的单纯与复杂都可以走向极致，画面得失则全在其总体分寸的把握上。“讲究的随便”，“经意之极，若不经意”，“朴素的自然”永远都是艺术感觉的高度。
的确，我画水墨画时感觉很愉快，热情洋溢，直抒胸怀。最近我有一组水墨画作品参加了一个学术提名展，得了一个卓越艺术成就奖，这是对我在水墨画探索中的一种肯定。在这里要感谢周韶华、邵大箴等老前辈对我的鼓励。工笔画讲定力，写意画重性情。而笔墨的文化底蕴的修炼则是一辈子的事。
年鉴：在您的写意画作品中，似乎有很强烈的构成意识。而构成往往需要一种理性的推敲方才符合视觉法则，而创作又多强调“随意挥写”、“抒发性灵”的自由。请问您是如何处理这种“有法”和“无法”的关系的？
朱训德：实在的说，在我的写意画里并没有刻意体现构成的手法。当然我近年注意研究了西方现代绘画和现代设计，前年在欧洲考察西方美术时我对几个现代艺术馆特别关注，在巴黎的毕加索艺术馆的百多件作品前留连忘返，对毕加索的作品有了深刻的体会。如果说有某些新的视觉效果，也只能说是一种化入各种体会的自然流露。我画写意前，往往是随意浏览唐诗宋词，翻一翻前人的日记手札，听听古典的和意识流风采的音乐或在自然中散步归来时而生发作水墨写意画冲动的。每画之前并不求胸有成竹，若有所思即动笔，画一笔而自然定全局，笔笔映衬自然生发，随心所欲，而心随笔运，气概成章而已。
年鉴：您大学时代创作的《春花集锦》在全国美展中获得了银奖。后来又创作了大量的工笔画作品。风景、人物、花鸟，每个画科都有涉猎。您的作品宁静中充满激情，乡思里浸润着浪漫，沉郁中饱含着灵气，传统与时代的语素和谐地融为一体。作为一个画家，您认为如何吸收诸多丰富的创作源泉和表现语素呢？
朱训德：作为画家，在展览会上出展作品，得到肯定，获得各种奖励内心自然高兴，但画画的时候却从未想到有一天会得奖。创作大量作品还是出自内心的艺术感受期待能够表达，寻找一种合适形式和语言来表达。作为画家其实是幸运的。当一种艺术语言，一件作品，能把时代的文化的感受浓缩在自己画面上，这就显示出一种文化生活方式，一种心灵的表达方式。所表达的语汇越单纯，纯度越清晰，作品愈有力度，愈见存在的价值。作品的表达过程实质是思索的过滤过程，也是艺术表现的体验过程，获得丰富创作源泉的敏锐性必然得益于平时对文化艺术修养的厚度，以及对社会生活和自然情趣领悟的深度。而画家所掌握的来自自然，来自生活，来自民间艺术，来自传统，来自东方西方的各种表现语素也会如鱼得水，化作一种气象，一种发自内心的点线结构和神采的乐章，凝化为艺术的永恒。
年鉴：乡村的风物、人情，那低矮的茅屋、斑驳的土墙、蜿蜒的石板路，还有那些歪斜的竹篱笆、有点灰昏的煤油灯、或者一口清澈的古井、一弯涓涓的小溪，常常是画家们最欣赏的一种元素，最神往的一种闲适，而在您的笔下却充满了几分神秘与凝重。您是用一种怎样的心态来感悟和表现的呢？
朱训德：我的画的素材大多都来自我的故乡，在《故里夜话》这篇文章里我曾作过如此表达：“在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一切都是那样恬谈平和，是那样纯真自然，那样独具一格的房屋建筑，古色古香的雕刻家具，别具风味的印花土布，尤其是这里的山歌，这里的人情……我品味着，沉思着。在这些颜色、气味、声音的背后是什么？我分明感受到自然与人生悠悠的吟咏和缓缓跳动的脉搏，也切身体会到我们民族的智慧和那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
“而我更需要在不断的周游中回到这块宁静的地方来。用它培养‘知’、启迪‘慧’，悟‘爱’和‘怨’。用超越世俗的方式，用我的艺术对我所体悟的人生和自然作一种诊释，探索人与自然的灵魂和生命的律动。” 年鉴：在中国绘画史上，自古至今都各有专攻。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吴作人的骆驼，都似乎成了他们的代名词，这种艺术现象对构成一位艺术家的风格特征与品牌效应有独特的功能与价值。但后来，也有了专攻一门的所谓“猫王”、“花王”的一批所谓的“专业画家”。在您的写意鸟画中，鸽子是最常见也最为人乐道的题材。您是如何看待这种“术有专攻”的艺术现象的呢？
朱训德：“非典”时期，人们处于紧张的防治状态。伊拉克战争，巴比伦文明造成毁灭，伊拉克人民生灵涂炭，这给人类带来难以愈合的创伤，也使我陷入沉重的忧虑之中。我曾在一本画鸽册页中写道：“中东人涂炭，国有非典愁，写就万只鸽，但祈天下和。”那段时光每天看电视，读《参考消息》，当时国内“非典”横行，炮火中的伊拉克人民的惨状和那阵阵悲怡哀嚎的反战民歌久久回荡在脑际，闷积于心间，忧心如焚。每天从清晨至午夜除了看电视就是画鸽子，用画笔祈祷和平。两个月下来，画了十多本大册页，数千只鸽。这些册页后来大部分为我的朋友所收藏，我自己仅留下两本。从那时候开始，在一些报刊也发表了部分新作，受到全国画坛内外的关注，得到各种好评，著名画家周韶华曾来长沙看我的作品，他说“我在上海美协与中国美协出的一本抗非典画集中看到你的一件作品，非常激动，很难见到这样大气磅礴的作品了，想不到你的水墨画画得这样好。因此，我专门来湖南。第一次看你这么多作品，才华横溢，不同凡响，不虚此行，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想不到我的水墨画能得这么多朋友喜爱。
抗日战争时期，徐悲鸿先生以画千里马、画醒狮为国内抗战募捐；画家吴作人画骆驼以表达负重致远的奉献精神；白石老人养虾、画虾，研究虾之性情动态，以聊寄浓浓的思乡情怀。画家的画发于心灵深处，又渐渐化为画家精神向往的象征。
至于画坛出现各类“画王”，在此就不值一谈了。
年鉴：您为什么如此钟爱鸽子呢？
朱训德：和平鸽，喜群聚，品性善良，雍容纯和，喜与人相处，逗人喜爱。我在去欧洲艺术考察时，在威尼斯广场和艾斐尔铁塔与上万只鸽戏耍一处，鸽子从容飞到你的肩膀上，头上，手臂上，围绕着你飞来飞去，好不亲热，给我留下至深的印象。记得有一次我与文一去上海参观宋庆龄故居，据讲解员说，宋家养的鸽子已随宋庆龄好多年了，每天必亲自喂食，每天散步时，鸽子飞绕在她周围，很有味道。我家所在的大院临烈士公园很近，公园里许多鸽子经常飞到我家屋顶上来，我也借此观察揣摩鸽子的习性、动态，鸽子的神采默会于心。写意画的妙处贵在炼形，能在笔墨随意挥写间得物态神采气度者为上品。我喜欢鸽子，屡屡画鸽，完全是一种内心的喜爱和思想的表达。面对一个全新的时代常常使我思考一个严肃的主题：在现代大工业社会发展至今天，人们似乎觉察到了什么？人们在征服和改造环境的时候，在以枪炮为武力获取一己之利的时候，在争相建筑高楼大厦的时候，却挖空了人类大厦之基。人类竟以自己为敌，科技发达时制造大量毁灭性武器对着人类自己。今天，人们似乎猛醒，爱护环境，亲近自然，珍惜生命，热爱和平是多么重要。
年鉴：“书画同源”是中国书法与绘画关系的一个命题。赵孟頫曾对绘画与书法的用笔之法做了一个具体的描述：“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自古以来，中国画家多在书法中有所造诣。文人画也非常强调这种“写”的表现力。您觉得在中国画中如何处理“画”与“写”的关系呢？
朱训德：我一直以为，读书写字，到自然中散步是画家每天必修功课。做人重温厚磊落，书画重素养重直抒胸怀。我以书法之笔画画，以画画的笔意写字。书法笔意无非是笔墨纵横间修得一种气度，修得一种人格的自然。
年鉴：您曾出版过一本《释然画文集》，书中不仅能欣赏到一幅幅如散文诗一般耐人寻味的画作，也能读到一篇篇轻松优雅的散文。苏轼曾说“读摩诘之诗，诗中有画，味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情与画意融为一体。您的画是文人的画，您的文是画家的文。在当代这种创作语境和判断标准下，美术与文学的关系是否应有新的意涵呢？
朱训德：我是一个以文化审美的态度看世界的人，以一种诗意的眼睛领会事物的人，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没有兴趣的事很难做好，如果兴趣所至，我会非常投人。近三十年来，我读古文、诗集、散文随笔是比较多。我对音乐有一种迷恋，尤其是古典音乐和无标题的意识流音乐都极喜爱，对好的古琴、古筝、箫的曲子我谓之天籁之音。我喜欢武术，尤其太极、醉拳、八卦掌、剑术，遇上这些内容和高水平的电影电视我会爱不释手，我觉得这里面有大写意，大草书的笔法。我喜欢在山水之间散步，在书院的庭院中品茶，我认为这是人生最大幸福。这一切喜好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假如说我有较鲜明的欣赏角度，有自己的审判旨趣，应该说都是这些东西在起作用。我认为中国文学与绘画，包括建筑、园林等都有一个在现代精神的关照下的返朴归真的问题。
年鉴：从某种意义来说，您算是一个纯粹的中国画家，读国文，画国画。但从您的作品中，除了那些纯粹的中国画语素外，也借用了一些西方的表现语言，其中色彩是最强烈的表象。日本画借中国画之体，敷西洋画之色而独树一帜，中国文化也在兼容并蓄中不断发展创新。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请您谈谈如何看待中国画与非中国画之间的关系。
朱训德：我去许多国家作过文化艺术考察，我深感在一切智慧的民族文化艺术面前，都会使你感到温暖、亲切和启迪。每个民族的艺术家都是有其鲜明特色和独到之处。当你拜读文艺复兴三杰的画作，你会感到什么是伟大的画家；看毕加索的作品，并不像以前宣传的那样怪异；东山魁夷、平山郁夫的作品感到很温厚；在顾恺之、范宽、李唐、龚贤、八大、齐白石、黄宾虹的杰出作品里更可体会东方绘画大师独特悟对自然的方式和过人的智慧之处。东西方各种艺术形式和语汇都是在一定时空里相互融汇的。特色鲜明而又兼融并蓄中不断发展与创新，是推动中国画发展的必由之路。
年鉴：您是一位著名画家，又是成就卓然的教授，院长，还担任湖南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多重身份，多份职责，每一个角色您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发展环境，每份职责都需付出艰苦的努力，而您的每一个角色都做得很成功。请您谈谈创作与教学以及管理的关系。 朱训德：我一直以为，我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社会赋予的责任，愿意承担，没有怨言，如果说有成绩也是社会的给予。个人努力固然重要，没有机会和条件也是不可取的。应该说，湖湘文化养育了我，工作、生活、学习近五十年，对这块土地有着深厚的情感依恋，为之付出做点工作是心甘情愿的。在处事的方式上我认为应该从大处着眼，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再是要重视人文风气的建设和培育，才能形成新的传统和立足长远发展。大家如能团结一致，各方通力协作，通过几年扎实努力，成就一种人文鼎盛的气象和局面是完全可能的，出作品，出画家就不在话下了。
年鉴：最后我们想请您就独有的湖南自然风光，独特的湖南人文精神与性格，作为艺术家的视角有何概括和表述呢？
朱训德：人是世界上最完美的精灵，精神是为主的，他一切的追求，一切的生存方式，一切的作为实际上都是为了某种追求。您看我们对话的地方，漫山遍野都是枫树，湖南人就像枫树，平时是绿色的，它与苍天之高，其他树之奇也许没法比，但枫树一定是真正的栋梁之材，高大而挺拔。一到秋天它就是森林中最灿烂的。由绿色、金黄色到丹红色，到紫红色。秋枫之红有烈酒的性格，如果打开深秋百年老枫的树皮，它流淌出的就象牛血一般的颜色。严冬一到，伴随几场冷雨霜雪，枫叶凌空飘落的身段，在冷彻透明的空气中飘落，一层又一层厚厚的铺在大地上，化作更深沉的泥土。也许自然与人文跟湖南人性情上有某种内在联系。所以外表看湖南人很静纳，但内心却很灿烂，很浪漫，同时很惨烈，做事很彻底。他不会含糊，如飞蛾扑火一般，毫不含糊地扑上去，这种人就是湖南人，在前面我已经讲到，在我看来，湖南人要么出将军，要么出艺术家和诗人。当将军就敢担当，敢做敢为；做艺术家他敏锐，他投入，他浪漫，他彻底，这就是湖南人。湖南人的品格越是在国家艰难的时候，越显示湖南人的风彩。在谭嗣同、陈天华、蔡锷、黄兴身上就可以看到这样的风采。在魏源、曾国藩、左宗棠、毛泽东、胡耀邦、朱镕基的身上我们可以感觉到这种风采。我们在品读楚汉帛画、屈原的离骚、怀素狂草、周敦颐的文章、毛泽东的诗词、沈从文的小说、齐白石的水墨画、黄永玉的随笔时我们会感受到这种只属于湖南人的气象和怀抱。
先贤朱熹与张栻在岳麓书院会讲时，一同登上岳麓山上的赫曦台，写下了“泛舟长沙渚 ，振策湘山岑， 烟云渺变化，宇宙穷高深。怀古壮士志，忧时君子心。寄言尘中客，莽苍谁能寻”的联句。诗人陆游更有“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面对湖湘丰厚人文底蕴，和清朗苍茫的江湖山川风光之美，作为现代的艺术家，吾辈应当有何种作为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