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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一套标志中美文化交流的丛书
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金桥在太平洋上架起以后，在介绍和研究现代美国文学方面，已出现了冬尽春来，百花争艳的新气象。这自然而然地唤起了我在三十一年前经手出版的一套标志着中美文化交流的文学丛书的回忆。这套书共十八种，二十卷，一九四九年一次出齐。出版时正值上海解放前夕；出书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迎接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诞生，这套在当时确实有些不合时宜的丛书，便默默无闻地被人们所遗忘了。现在，外国文学的种种禁区既被突破，那么，让我回头来谈谈这套丛书出版的前前后后(其间得到许多译者的热情协助，共同回忆，在此致谢)，我内心既无所顾虑，对外国文学研究者和广大读者，也许还有些史料价值吧。冯亦代已在一九七九年《新华月报·文摘版》第二期上，用《<美国文学丛书>的始末》为题，第一次在解放后的报刊上写了专文，介绍这套丛书；并且是第一个人为这套丛书公开地恢复了原名。因为当年出版时，我临时把它改用《晨光世界文学丛书》的总名，打算以后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出下去，而以美国之部开其端。
事情发生在抗日战争末期的重庆。一九四五年初秋，日本投降前夕，有一天，龚澎和徐迟等人应当时任美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费正清(Dr.John.K.Fairbank)之邀去会谈。费正清提议由中美双方合作，编译一套系统介绍现代美国文学作品的丛书，由我方负责组稿，美方负担部分译稿费，将来交中国的出版社出版发行。关于丛书里应包括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也初步交换了意见。临别时，费正清拿出两本现代美国文学史书，说可供参考，那就是卡静的《现代美国文艺思潮》(A.Kazin：On Native Ground)和范·威克·勃罗克斯的《新英格兰的繁荣》(Van Wyck Brooks:The Flowering of New England)。费正清夫人费慰梅(Wilma Fairbank)当时是文化专员，大力支持这个计划。最近据徐迟同志回忆说：“这只是初次的谈话。以后见面，又谈论书目，但都是泛泛而谈。我当时不大相信，这样大的丛书计划，恐怕不容易编出来。在重庆，我算是一个研究外国文学的人，龚澎他们在和美国人接触谈美国文学时，是把我作为谘询人的。但在重庆谈商没有什么结果。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套丛书的谈商经过是在重庆，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是龚澎等出面联系的。”我最近去信北京的马彦样同志，请他便中问问夏衍同志，因为当时夏衍正在重庆工作。马复信说：“昨访夏公，问起美国现代文学丛书翻译一事，他说，此事是得到党的支持的，是美方费正清提出的，费为此事很积极。”当时我虽在重庆良友复兴图书公司工作，但一无所闻，也不可能知道，因为那还是在最初酝酿阶段。
抗日战争胜利后，费正清于一九四五年底调到上海任美国新闻总处处长。很多寓居重庆的文艺界著名人士纷纷返沪。费正清对这套丛书计划还是念念不忘，在由上海美新处举行的鸡尾酒会上，他曾对郑振铎谈过，也对冯亦代讲过。他第二次对冯提出这个计划时，冯告诉了夏衍和郑振铎，夏、郑两位决定要费向文协正式提出，当即由冯通知了费。费便正式向郑建议，经上海文协讨论，最后决定接受。当时郑振铎是上海文协负责人，冯亦代正在上海搞新闻工作。这个在重庆开始酝酿的丛书计划，不久在上海逐步落实，而郑振铎就成为中国方面的主持人。联络工作最初是徐迟，后来他回故乡去办学校，改由冯亦代担任，而冯的爱人郑安娜正好由龚澎介绍，进了美新处做文化联络员的工作。
当时，美国政府对华外交政策，在杜鲁门总统扶蒋反共思想指导下，急剧地向右转，费正清不得不挂冠而去，回到哈佛大学当教授了。一九四六年六月，费离别上海前，郭沫若设宴为他饯行，出席作陪的有夏衍、郑振铎等。徐迟、冯亦代等在黄浦江滨和费正清握手送别时，他还表示希望早日组织翻译，早日与读者见面，也算替他为中美文化交流事业留下一个永久的纪念。此后，国民党反动政府挑起全面内战，上海局势日趋恶化，夏衍离沪去港转新加坡，龚澎也撤退了。但丛书计划早经双方商议决定，主要任务落在郑振铎身上。美国方面，留下的费慰梅经常与郑商谈；具体工作由美新处上海分处副处长耿美丽(Marian Gunn)和总处的康纳司(Bradley Connors)负责，而郑安娜正是耿美丽的助手。
时间进入一九四七年春，为了编译这套丛书，在文协上海分会下成立了一个编委会，委员有郑振铎、夏衍、钱钟书、冯亦代、黄佐临、李健吾、王辛笛、徐迟；文协北平分会下也成立了一个编委会，由马彦祥、焦菊隐、朱葆光组成。当时文协总会已由重庆迁往南京，实际上早已人去楼空，翻译工作者都集中在沪平两地。最近据吴岩同志回忆：“在郑振铎家里，曾举行过两次碰头会，我是参加的，除钱钟书、冯亦代、辛笛等编委外，还有部分译者。”郑老太太烧得一手人人称道的福建菜，在沪编委能参加的都参加了。他们边吃边谈，各抒己见。徐迟同志来信告诉我：“四七年春，我经常到振铎家去，说这件事一定要办了。有一天，郑要我拟一个约稿合同，抄了二十份给郑，后未签，说不需要了。”美国人办事向来都要搞那一套法律手续的，这次以诚相见，倒也是一个例外。
二十种丛书选目，基本上由我方决定。费正清在重庆交给徐迟的那本卡静著《现代美国文艺思潮》后来转给了冯亦代。冯、徐两位同志对现代美国文学都感兴趣，且有研究。中美双方在沪作出原则决定后，就由他们二位拟订一个初步选题计划送给郑振铎。在郑家举行的第一次碰头会上由编委讨论后转送美方。第二次碰头会上不但确定了选题，在上海的译者队伍也肯定了。所拟书目，有些仅提作者，具体译什么由译者自己选择。张骏祥同志(笔名袁俊)选了休伍特的《林肯在依利诺州》，据他回忆说，这是“因为我早就读过这本书。此人是罗斯福的捉刀人，在美国算是个开明的。”徐迟选了梭罗的《华尔腾》，冯亦代愿译卡静的《现代美国文艺思潮》。至于惠特曼的著名诗集《草叶集》是由编委转托许广乎约请楚图南担任的(出版时用笔名高寒)。当时楚图南刚从昆明回到上海。据楚图南同志最近回忆：“二十年代末期，在吉林国民党反动派监狱中，三十年代在流亡生活中，都陆续翻译过一些惠特曼的诗作。”他认为“惠特曼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民主、进步思想的一位代表，这对当时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治是有积极意义的。”此外，洪深认译了萨洛扬的剧本《人生一世》，吴岩认译了休伍·安特生的《温斯堡·俄亥俄》。美国短篇小说合集由罗稷南选译，诗歌集由袁水拍选译。
北平方面，据马彦祥同志回忆，共承担五、六种书：“最后约定了焦菊隐(译爱伦·坡的两部小说：《海上历险记》和《爱伦·坡故事集》)，朱葆光(译德莱塞的长篇《珍妮小传》)和荒芜(译奥尼尔的剧本《悲悼》)。书目都由各人自选的，最后只剩下海明威的三本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康波勒托》、《没有女人的男人》)没有人译，大家说是留给我的。”荒芜同志回忆，毕树棠译的马克·吐温的长篇《密西西比河上》也属北平组稿；而署名简企之翻译的《朗费罗诗选》，实际上是荒芜和朱葆光合译的。至于译勃尔门的剧本《传记》的石华父，真名陈麟瑞，他是柳无非的爱人，研究美国戏剧的专家，可惜他和洪深、毕树棠、朱葆光、罗稷南、焦菊隐六位同志都已先后作了古人，而陈麟瑞和罗、焦二位同志都是在十年浩劫时期，受林彪和“四人帮”的爪牙迫害致死的。
现在回顾这套丛书的选目，除两种没有出版外，已出十八种都编列书号，安排先后，具见匠心。第一种是现代美国文学史论，接下去是三种长篇小说，一种中篇集，五种短篇集；后面是一种散文集，两种诗集和四种剧本；文学各个部门都有了代表作。至于作家，既有老一代的朗费罗，爱伦·坡，惠特曼，马克·吐温等，也有当年还算年轻一代而已享盛名的德莱塞，休伍·安特生，奥尼尔，海明威和萨洛扬等。另外一种各家小说合集里还选了斯坦贝克，陶乐赛·派克等；诗选中选了二十九家，并附民歌三十八首。译者都是我国文坛上进步的知名人士和有经验的翻译家。这样一套比较完整而有系统的介绍一个国家的文学代表作的成套丛书，洋洋大观，可说是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史上的一大盛举。我们知道，美国文学直到十九世纪末叶，才逐渐摆脱维多利亚时代风尚和殖民主义的精神枷锁，以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文学语言，崛起在新大陆的土地上。这种土生土长的以各种不同文学形式、从各个方面反映美国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文学，以及这以前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对我国读者认识美国的历史、社会风貌和人民思想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其中大多数是健康的，进步的；当然不包括那些大量流行的通俗小说在内。但在当时的中国文艺界，特别在专搞外国文学者的圈子里，美国文学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大约是一九四七年的深秋吧，我接到郑振铎先生的电话，约我到他家去谈一件事。那时，良友复兴图书公司因内部对经营方针有斗争而关门，我已改在晨光出版公司主持编辑工作。静安寺庙弄他家那间随处是出土的唐三彩立俑和马、骆驼，四壁书橱里大部分是古色古香的线装书，屋角堆满了影印用版画玻璃板的书房，我是一位常客。那天刚坐下，振铎就兴致勃勃地拿出一份丛书目录和译者名单给我看。他告诉我这二十部译稿，共约有四、五百万言，有的已译成，有的年底或略迟数月可完成。“这是我们文协同美国国务院和美国新闻处合作编译的。今天同你商量，文协可以把丛书出版权交给晨光出版公司，你是否愿意接受？”我看完了书目单，真如天上掉下了一块宝，说不出地高兴。我情绪激动地感谢文协把这样一套译稿交我们出版。这不但从出版角度而言，不用吹灰之力凭空到手了一大批现成的珍贵的第一流的译稿；从个人感情上说，我年青时就爱读美国现代文学作品，读完一个作家的主要原作后，我就试写一篇评介文章，陆续发表在三十年代的各种文学刊物上，如《现代》、《文季月刊》、《世界文学》等，包括关于德莱塞，休伍·安特生，格特鲁德·斯坦因，海明威，福克纳，杜司·帕索斯等，一九三六年编成一本题名为《新传统》的文集，列在《良友文学丛书》中。以后我也有过编译一套美国文学丛书的设想，但是哪里来的条件，谈何容易呢？振铎今天答应给我的不正是我梦寐以求的一批现成的译稿吗？我开始简直不相信这是不是在梦中。振铎看出我已表接受，他就向我提了四个条件：1、译稿将于一九四八年上半年交齐，全部丛书必须在年底前一次全部出齐(包括精装本)；2、编排、装帧、印刷和用纸都要保证高质量；文稿内容由文协负全责；3、出书前后，要在全国各大报刊登大幅广告，广告费用可由美新处负担一部分；4、晨光出版公司应分别与各译者订立约稿合同，出版后按常例付百分之十五的版税。对此，我全部同意。他又对我说：“还得由文协通知美方说明是那家出版社负责出版，然后你们之间可能还要签个合约。如果美方无异议，译稿将来由你直接去美新处向安娜陆续拿。”不过几天，振铎来电话说，美方同意交“晨光”出，合约也不必签了，就这样一言为定。
四条中最难办的是第一条，二十部译稿是否能全部按期交稿呢？一九四八年是国内解放战争全面展开的一年，国民党反动政府还在军事上作垂死的挣扎，经济上已日趋崩溃，币值一日数变，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上海出版界遭到前所未有的困难。马路上站立着不少叮叮当当的银元贩子，不明时局真相的小市民，惶惶不可终日。我从安娜手中陆续拿到的译稿，到一九四八年冬只来了十七部。北平的毕树棠，来信说明，因病，《密西西比河上》将推迟交稿。我们为了争取时间，把该书书名编号列入第三种后，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中旬，尽了最大的努力，终于把丛书十七种十九册(内两种分上下两册)先行一次出书。《密西西比河上》在是年八月初补出上册的，当时上海已庆祝解放三个月了。
郑振铎是在一九四九年一月离沪去香港的。临行前，他特别约我作了一次深谈。他向我分析了当前国内外形势，预言不久全国各地都将得到解放。他一方面向我了解丛书的印制进程，一方面嘱咐我要把这件工作做到善始善终，不能失信于国际友人。他谆谆教导我：中美人民的友谊是永存的。当前美国执政者的反华政策将来肯定要失败。这套丛书所收的美国作家大多数是比较进步的，作品是健康的，具有各自的价值，应当按原计划出书。我建议放弃用《美国文学丛书》的原名，改用《晨光世界文学丛书》的总名，而把这十八种译作作为第一批——美国之部，以便今后续出其他各国的，他同意了。同时，他要我在每本书前印一篇《出版者言》，实事求是地把中美双方合作编译经过扼要说明，刊出全体编委名单，并将曾经出力的美方友人都写进去表示感谢。我拟了初稿送他过目后，他作了些文字上的修改，又在美国友人的名字前面，加上了费正清博士。我过去不认识费，和他并无接触，在我接手出版事务以前，他早已回国去了。振铎填上他的名字后，郑重地对我说：“这套丛书如果能有一天与中国读者见面，费正清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一九四九年八月，全国第一届文代大会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召开。我到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北京饭店看望早已从香港回来的郑振铎同志，我把当时已全部出书的十八种二十册丛书精装本双手捧给了他。当他看到他曾化了极大心血主编的(这套丛书，事实上应当写上“郑振铎主编”五个大字)《美国文学丛书》已整整齐齐地放在他的写字台上时，他那粗壮有力的手把我的手紧紧地握着，高兴得久久说不出话来。可惜就是这样一位为中美人民文化交流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的老作家，不幸在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七日，又为了促进亚非各国人民间的和平友好活动，而英勇地牺牲在飞往阿富汗的天空之中，距今已有二十二年了。
《晨光世界文学丛书》在解放后，又续出了一种美国的，三种苏联的，不久就停刊了。现在把最先出的十八种名符其实地恢复它最初决定的原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冯亦代在《新华月报·文摘版》介绍这套丛书时还说：“丛书的封面装帧，记得是钱君设计的，十分美丽大方，精装本尤其精致，封面用充皮面，烫金字，在当时还是罕见的。”他在这里把美术家的名字弄错了。这套丛书的装帧设计者是现任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著名美术家庞薰琴，当时他刚从法国回沪不久。晨光出版公司成立前，他为我们设计了一个商标，运用唐朝砖刻上的一幅鸡，制成一个美丽的图案，象征雄鸡一鸣天下白，形象古雅，线条优美。这套丛书出版前，我又去请他设计封面、环衬等，他又慨然同意。他用寥寥数笔，画了一艘十八、九世纪主要航海工具的多桅大帆船，驶行于太平洋东西两岸之间的惊涛骇浪上，夜空中繁星点点，船舷前一只海鸥在振翼疾飞。环衬中，又加画了一束美丽的花环，一支钢笔和一支铅笔交叉横贯其间，象征着通过翻译者的笔，把两国人民的友谊结合在一起。这样一幅给人以美感享受而又富有诗意的设计，一看就知道出于名家的手笔。这些小事，今天，庞薰琴同志自己也许早已淡忘了。
十年浩劫期间，为了和这套丛书沾了边，许多编委，特别是译者都受到了无理的审查，吃尽了苦头。我是丛书的出版者，当然被诬为“美国文化特务”，全套丛书被称为“大毒草”。所有译者工作单位的造反派，几乎个个都派人来向我外调，无一幸免，我一共写过二十多份类似的交代材料。以后读到费正清的书①，里面说到他在美国被麦卡锡分子诬为中国的文化特务，可见东西方在这些事上倒也差不离。冯亦代同志夫妇为了这套丛书而遭受的冤屈，自不待言了。
丛书中解放后重印的只有惠特曼的《草叶集》。一九五六年，世界和平理事会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惠特曼，根据国内纪念活动的安排，由译者修改删选，改名《草叶集选》，署译者真名楚图南，另写后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九七八年又再版一次。吴岩译的《温斯堡·俄亥俄》，一九六五年在香港被人易名为《小城故事》改头换面地翻印，连后记都照抄了一大段。现在译者决心在一二年内自己修订重印。徐迟已把《华尔腾》中的一章《湖》修改，先将发表于《长江》丛刊，还准备把全书修订后出版。他说：“现在作为一个散文作者的我译了梭罗，人们会认为很合适，其实我正是在译了梭罗之后，受到影响，这才使我有可能写散文写得好一些的呢。”其他几位译者，也都有意把旧译重新修改，但大家都因年迈事忙，就怕抽不出时间。
这套丛书印数少，又逢战乱，知道的人不多，影响也不大，但为编译这套丛书而由中美文化界人士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今天来看，并未白费。在中美人民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日子里，替三十多年前出版的这套丛书记下它的一笔坎坷的历程，还它以历史的本来面目，也不无意义可言吧！
一九八○.四.三十
①John K.Fairbank：The U.S.and China，一九五八年版，第273页注。
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金桥在太平洋上架起以后，在介绍和研究现代美国文学方面，已出现了冬尽春来，百花争艳的新气象。这自然而然地唤起了我在三十一年前经手出版的一套标志着中美文化交流的文学丛书的回忆。这套书共十八种，二十卷，一九四九年一次出齐。出版时正值上海解放前夕；出书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迎接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诞生，这套在当时确实有些不合时宜的丛书，便默默无闻地被人们所遗忘了。现在，外国文学的种种禁区既被突破，那么，让我回头来谈谈这套丛书出版的前前后后(其间得到许多译者的热情协助，共同回忆，在此致谢)，我内心既无所顾虑，对外国文学研究者和广大读者，也许还有些史料价值吧。冯亦代已在一九七九年《新华月报·文摘版》第二期上，用《<美国文学丛书>的始末》为题，第一次在解放后的报刊上写了专文，介绍这套丛书；并且是第一个人为这套丛书公开地恢复了原名。因为当年出版时，我临时把它改用《晨光世界文学丛书》的总名，打算以后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出下去，而以美国之部开其端。
事情发生在抗日战争末期的重庆。一九四五年初秋，日本投降前夕，有一天，龚澎和徐迟等人应当时任美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费正清(Dr.John.K.Fairbank)之邀去会谈。费正清提议由中美双方合作，编译一套系统介绍现代美国文学作品的丛书，由我方负责组稿，美方负担部分译稿费，将来交中国的出版社出版发行。关于丛书里应包括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也初步交换了意见。临别时，费正清拿出两本现代美国文学史书，说可供参考，那就是卡静的《现代美国文艺思潮》(A.Kazin：On Native Ground)和范·威克·勃罗克斯的《新英格兰的繁荣》(Van Wyck Brooks:The Flowering of New England)。费正清夫人费慰梅(Wilma Fairbank)当时是文化专员，大力支持这个计划。最近据徐迟同志回忆说：“这只是初次的谈话。以后见面，又谈论书目，但都是泛泛而谈。我当时不大相信，这样大的丛书计划，恐怕不容易编出来。在重庆，我算是一个研究外国文学的人，龚澎他们在和美国人接触谈美国文学时，是把我作为谘询人的。但在重庆谈商没有什么结果。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套丛书的谈商经过是在重庆，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是龚澎等出面联系的。”我最近去信北京的马彦样同志，请他便中问问夏衍同志，因为当时夏衍正在重庆工作。马复信说：“昨访夏公，问起美国现代文学丛书翻译一事，他说，此事是得到党的支持的，是美方费正清提出的，费为此事很积极。”当时我虽在重庆良友复兴图书公司工作，但一无所闻，也不可能知道，因为那还是在最初酝酿阶段。
抗日战争胜利后，费正清于一九四五年底调到上海任美国新闻总处处长。很多寓居重庆的文艺界著名人士纷纷返沪。费正清对这套丛书计划还是念念不忘，在由上海美新处举行的鸡尾酒会上，他曾对郑振铎谈过，也对冯亦代讲过。他第二次对冯提出这个计划时，冯告诉了夏衍和郑振铎，夏、郑两位决定要费向文协正式提出，当即由冯通知了费。费便正式向郑建议，经上海文协讨论，最后决定接受。当时郑振铎是上海文协负责人，冯亦代正在上海搞新闻工作。这个在重庆开始酝酿的丛书计划，不久在上海逐步落实，而郑振铎就成为中国方面的主持人。联络工作最初是徐迟，后来他回故乡去办学校，改由冯亦代担任，而冯的爱人郑安娜正好由龚澎介绍，进了美新处做文化联络员的工作。
当时，美国政府对华外交政策，在杜鲁门总统扶蒋反共思想指导下，急剧地向右转，费正清不得不挂冠而去，回到哈佛大学当教授了。一九四六年六月，费离别上海前，郭沫若设宴为他饯行，出席作陪的有夏衍、郑振铎等。徐迟、冯亦代等在黄浦江滨和费正清握手送别时，他还表示希望早日组织翻译，早日与读者见面，也算替他为中美文化交流事业留下一个永久的纪念。此后，国民党反动政府挑起全面内战，上海局势日趋恶化，夏衍离沪去港转新加坡，龚澎也撤退了。但丛书计划早经双方商议决定，主要任务落在郑振铎身上。美国方面，留下的费慰梅经常与郑商谈；具体工作由美新处上海分处副处长耿美丽(Marian Gunn)和总处的康纳司(Bradley Connors)负责，而郑安娜正是耿美丽的助手。
时间进入一九四七年春，为了编译这套丛书，在文协上海分会下成立了一个编委会，委员有郑振铎、夏衍、钱钟书、冯亦代、黄佐临、李健吾、王辛笛、徐迟；文协北平分会下也成立了一个编委会，由马彦祥、焦菊隐、朱葆光组成。当时文协总会已由重庆迁往南京，实际上早已人去楼空，翻译工作者都集中在沪平两地。最近据吴岩同志回忆：“在郑振铎家里，曾举行过两次碰头会，我是参加的，除钱钟书、冯亦代、辛笛等编委外，还有部分译者。”郑老太太烧得一手人人称道的福建菜，在沪编委能参加的都参加了。他们边吃边谈，各抒己见。徐迟同志来信告诉我：“四七年春，我经常到振铎家去，说这件事一定要办了。有一天，郑要我拟一个约稿合同，抄了二十份给郑，后未签，说不需要了。”美国人办事向来都要搞那一套法律手续的，这次以诚相见，倒也是一个例外。
二十种丛书选目，基本上由我方决定。费正清在重庆交给徐迟的那本卡静著《现代美国文艺思潮》后来转给了冯亦代。冯、徐两位同志对现代美国文学都感兴趣，且有研究。中美双方在沪作出原则决定后，就由他们二位拟订一个初步选题计划送给郑振铎。在郑家举行的第一次碰头会上由编委讨论后转送美方。第二次碰头会上不但确定了选题，在上海的译者队伍也肯定了。所拟书目，有些仅提作者，具体译什么由译者自己选择。张骏祥同志(笔名袁俊)选了休伍特的《林肯在依利诺州》，据他回忆说，这是“因为我早就读过这本书。此人是罗斯福的捉刀人，在美国算是个开明的。”徐迟选了梭罗的《华尔腾》，冯亦代愿译卡静的《现代美国文艺思潮》。至于惠特曼的著名诗集《草叶集》是由编委转托许广乎约请楚图南担任的(出版时用笔名高寒)。当时楚图南刚从昆明回到上海。据楚图南同志最近回忆：“二十年代末期，在吉林国民党反动派监狱中，三十年代在流亡生活中，都陆续翻译过一些惠特曼的诗作。”他认为“惠特曼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民主、进步思想的一位代表，这对当时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治是有积极意义的。”此外，洪深认译了萨洛扬的剧本《人生一世》，吴岩认译了休伍·安特生的《温斯堡·俄亥俄》。美国短篇小说合集由罗稷南选译，诗歌集由袁水拍选译。
北平方面，据马彦祥同志回忆，共承担五、六种书：“最后约定了焦菊隐(译爱伦·坡的两部小说：《海上历险记》和《爱伦·坡故事集》)，朱葆光(译德莱塞的长篇《珍妮小传》)和荒芜(译奥尼尔的剧本《悲悼》)。书目都由各人自选的，最后只剩下海明威的三本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康波勒托》、《没有女人的男人》)没有人译，大家说是留给我的。”荒芜同志回忆，毕树棠译的马克·吐温的长篇《密西西比河上》也属北平组稿；而署名简企之翻译的《朗费罗诗选》，实际上是荒芜和朱葆光合译的。至于译勃尔门的剧本《传记》的石华父，真名陈麟瑞，他是柳无非的爱人，研究美国戏剧的专家，可惜他和洪深、毕树棠、朱葆光、罗稷南、焦菊隐六位同志都已先后作了古人，而陈麟瑞和罗、焦二位同志都是在十年浩劫时期，受林彪和“四人帮”的爪牙迫害致死的。
现在回顾这套丛书的选目，除两种没有出版外，已出十八种都编列书号，安排先后，具见匠心。第一种是现代美国文学史论，接下去是三种长篇小说，一种中篇集，五种短篇集；后面是一种散文集，两种诗集和四种剧本；文学各个部门都有了代表作。至于作家，既有老一代的朗费罗，爱伦·坡，惠特曼，马克·吐温等，也有当年还算年轻一代而已享盛名的德莱塞，休伍·安特生，奥尼尔，海明威和萨洛扬等。另外一种各家小说合集里还选了斯坦贝克，陶乐赛·派克等；诗选中选了二十九家，并附民歌三十八首。译者都是我国文坛上进步的知名人士和有经验的翻译家。这样一套比较完整而有系统的介绍一个国家的文学代表作的成套丛书，洋洋大观，可说是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史上的一大盛举。我们知道，美国文学直到十九世纪末叶，才逐渐摆脱维多利亚时代风尚和殖民主义的精神枷锁，以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文学语言，崛起在新大陆的土地上。这种土生土长的以各种不同文学形式、从各个方面反映美国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文学，以及这以前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对我国读者认识美国的历史、社会风貌和人民思想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其中大多数是健康的，进步的；当然不包括那些大量流行的通俗小说在内。但在当时的中国文艺界，特别在专搞外国文学者的圈子里，美国文学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大约是一九四七年的深秋吧，我接到郑振铎先生的电话，约我到他家去谈一件事。那时，良友复兴图书公司因内部对经营方针有斗争而关门，我已改在晨光出版公司主持编辑工作。静安寺庙弄他家那间随处是出土的唐三彩立俑和马、骆驼，四壁书橱里大部分是古色古香的线装书，屋角堆满了影印用版画玻璃板的书房，我是一位常客。那天刚坐下，振铎就兴致勃勃地拿出一份丛书目录和译者名单给我看。他告诉我这二十部译稿，共约有四、五百万言，有的已译成，有的年底或略迟数月可完成。“这是我们文协同美国国务院和美国新闻处合作编译的。今天同你商量，文协可以把丛书出版权交给晨光出版公司，你是否愿意接受？”我看完了书目单，真如天上掉下了一块宝，说不出地高兴。我情绪激动地感谢文协把这样一套译稿交我们出版。这不但从出版角度而言，不用吹灰之力凭空到手了一大批现成的珍贵的第一流的译稿；从个人感情上说，我年青时就爱读美国现代文学作品，读完一个作家的主要原作后，我就试写一篇评介文章，陆续发表在三十年代的各种文学刊物上，如《现代》、《文季月刊》、《世界文学》等，包括关于德莱塞，休伍·安特生，格特鲁德·斯坦因，海明威，福克纳，杜司·帕索斯等，一九三六年编成一本题名为《新传统》的文集，列在《良友文学丛书》中。以后我也有过编译一套美国文学丛书的设想，但是哪里来的条件，谈何容易呢？振铎今天答应给我的不正是我梦寐以求的一批现成的译稿吗？我开始简直不相信这是不是在梦中。振铎看出我已表接受，他就向我提了四个条件：1、译稿将于一九四八年上半年交齐，全部丛书必须在年底前一次全部出齐(包括精装本)；2、编排、装帧、印刷和用纸都要保证高质量；文稿内容由文协负全责；3、出书前后，要在全国各大报刊登大幅广告，广告费用可由美新处负担一部分；4、晨光出版公司应分别与各译者订立约稿合同，出版后按常例付百分之十五的版税。对此，我全部同意。他又对我说：“还得由文协通知美方说明是那家出版社负责出版，然后你们之间可能还要签个合约。如果美方无异议，译稿将来由你直接去美新处向安娜陆续拿。”不过几天，振铎来电话说，美方同意交“晨光”出，合约也不必签了，就这样一言为定。
四条中最难办的是第一条，二十部译稿是否能全部按期交稿呢？一九四八年是国内解放战争全面展开的一年，国民党反动政府还在军事上作垂死的挣扎，经济上已日趋崩溃，币值一日数变，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上海出版界遭到前所未有的困难。马路上站立着不少叮叮当当的银元贩子，不明时局真相的小市民，惶惶不可终日。我从安娜手中陆续拿到的译稿，到一九四八年冬只来了十七部。北平的毕树棠，来信说明，因病，《密西西比河上》将推迟交稿。我们为了争取时间，把该书书名编号列入第三种后，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中旬，尽了最大的努力，终于把丛书十七种十九册(内两种分上下两册)先行一次出书。《密西西比河上》在是年八月初补出上册的，当时上海已庆祝解放三个月了。
郑振铎是在一九四九年一月离沪去香港的。临行前，他特别约我作了一次深谈。他向我分析了当前国内外形势，预言不久全国各地都将得到解放。他一方面向我了解丛书的印制进程，一方面嘱咐我要把这件工作做到善始善终，不能失信于国际友人。他谆谆教导我：中美人民的友谊是永存的。当前美国执政者的反华政策将来肯定要失败。这套丛书所收的美国作家大多数是比较进步的，作品是健康的，具有各自的价值，应当按原计划出书。我建议放弃用《美国文学丛书》的原名，改用《晨光世界文学丛书》的总名，而把这十八种译作作为第一批——美国之部，以便今后续出其他各国的，他同意了。同时，他要我在每本书前印一篇《出版者言》，实事求是地把中美双方合作编译经过扼要说明，刊出全体编委名单，并将曾经出力的美方友人都写进去表示感谢。我拟了初稿送他过目后，他作了些文字上的修改，又在美国友人的名字前面，加上了费正清博士。我过去不认识费，和他并无接触，在我接手出版事务以前，他早已回国去了。振铎填上他的名字后，郑重地对我说：“这套丛书如果能有一天与中国读者见面，费正清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一九四九年八月，全国第一届文代大会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召开。我到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北京饭店看望早已从香港回来的郑振铎同志，我把当时已全部出书的十八种二十册丛书精装本双手捧给了他。当他看到他曾化了极大心血主编的(这套丛书，事实上应当写上“郑振铎主编”五个大字)《美国文学丛书》已整整齐齐地放在他的写字台上时，他那粗壮有力的手把我的手紧紧地握着，高兴得久久说不出话来。可惜就是这样一位为中美人民文化交流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的老作家，不幸在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七日，又为了促进亚非各国人民间的和平友好活动，而英勇地牺牲在飞往阿富汗的天空之中，距今已有二十二年了。
《晨光世界文学丛书》在解放后，又续出了一种美国的，三种苏联的，不久就停刊了。现在把最先出的十八种名符其实地恢复它最初决定的原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冯亦代在《新华月报·文摘版》介绍这套丛书时还说：“丛书的封面装帧，记得是钱君
十年浩劫期间，为了和这套丛书沾了边，许多编委，特别是译者都受到了无理的审查，吃尽了苦头。我是丛书的出版者，当然被诬为“美国文化特务”，全套丛书被称为“大毒草”。所有译者工作单位的造反派，几乎个个都派人来向我外调，无一幸免，我一共写过二十多份类似的交代材料。以后读到费正清的书①，里面说到他在美国被麦卡锡分子诬为中国的文化特务，可见东西方在这些事上倒也差不离。冯亦代同志夫妇为了这套丛书而遭受的冤屈，自不待言了。
丛书中解放后重印的只有惠特曼的《草叶集》。一九五六年，世界和平理事会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惠特曼，根据国内纪念活动的安排，由译者修改删选，改名《草叶集选》，署译者真名楚图南，另写后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九七八年又再版一次。吴岩译的《温斯堡·俄亥俄》，一九六五年在香港被人易名为《小城故事》改头换面地翻印，连后记都照抄了一大段。现在译者决心在一二年内自己修订重印。徐迟已把《华尔腾》中的一章《湖》修改，先将发表于《长江》丛刊，还准备把全书修订后出版。他说：“现在作为一个散文作者的我译了梭罗，人们会认为很合适，其实我正是在译了梭罗之后，受到影响，这才使我有可能写散文写得好一些的呢。”其他几位译者，也都有意把旧译重新修改，但大家都因年迈事忙，就怕抽不出时间。
这套丛书印数少，又逢战乱，知道的人不多，影响也不大，但为编译这套丛书而由中美文化界人士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今天来看，并未白费。在中美人民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日子里，替三十多年前出版的这套丛书记下它的一笔坎坷的历程，还它以历史的本来面目，也不无意义可言吧！
一九八○.四.三十
①John K.Fairbank：The U.S.and China，一九五八年版，第273页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