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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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胜利时,我因上不起中学,失学在家。当时唯一的朋友就是《中学生》杂志。没有钱买,就站在书店里看。有一次我把自己的苦衷写出来,寄给《中学生》主编叶圣陶。没料到几天后就接到他的回信,信中鼓励我好好自学。我叫“罗志抒”,大概“抒”字我写草了,他回信时写成“罗志野”。后来我参加了“读友会”,也投了稿,有不少青年写信给我。但是没有料到,参加“读友会”竟成为我在“文化革命”中的一大罪状,“志野”被认为是想“复辟”的根据。尽管如此,我至今还是怀念《中学生》杂志,怀念叶圣老当时对我的帮助教育。(罗志野)
  
  我在中学时代爱读韬奋作品。解放前夕,《读书与出版》在我们之间辗转传读,编辑部还给我复信指点分析时局方法。我在家乡(湖南桑植,贺龙同志故乡)任教,生活书店的徐伯听同志给我寄书并谆谆教诲我好好教育学生,迎接新时代(信仍珍存)。以后我参军,三十多年来,还是一直怀念编辑部同志对我的帮助。
  (向华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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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因为“传统”的关系,我们国家对于名位排列历来是颇有讲究的。《水浒传》的压卷之章便是:“梁山泊英雄排座次”。近来,翻阅了一些解放后出版的不同版本的地图册,想不到这中间也大有排名列位的奥妙。例如:在一九五八年版的《世界地图册》中,据欧洲之先的是苏联。如果算是从东往西地排过去,这倒还讲得过去。可是在一九七二年版的《世界地图册》中,这位置让给了阿尔巴尼亚。这可真叫奇怪。无论从东、从西,还是从南、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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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也许世界上再没有哪一个民族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历史包袱了—五千年古国,三千年文字,两千年封建制度,加上生息繁衍至今已达九万万七千万的人口……不错,中国人民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足以使其他民族钦羡不已,更值得本国人民和子孙后代引为自豪。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沿着故道运行到十九世纪中叶,突然惊愕地遇到了资本主义文化的挑战。在那个时代,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许多人预见中国未来必不可免地会有一场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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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有这样一段记载:“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己也。”大意是,孔子的学说,抬起头来看觉得至高无上,学习起来则如钻研不透的顽石,飘忽不定,捉摸不到,简直太高深,太卓越,太玄妙了,即使穷有生之年,竭五官之力,都还跟不上,此其所以叫苦连天也。  想到这里,对颜回这种对孔子及其学说的态度,总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一部人类思想史,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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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清楚边疆的生活比较艰苦,特别象我们这样的偏僻闭塞的山沟沟。不过我们认为在物质生活方面艰苦些是无所谓的,几个月吃不上时鲜蔬菜和新鲜肉,有时为油盐酱醋之类煞费苦心,这些都不是希罕事,人们也都可以忍受和谅解。想想过去,展望未来,克服一下也就过去了。但是精神生活的空虚、枯燥、单调、乏味,却实在令人烦恼和沮丧。  戏剧与我们几乎无缘,从来不敢奢想。能从收音机里吱哩哇啦听到一些片断,已是天大的满足。偶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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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良论》读后    龚自珍是我国近代开一代风气的著名思想家。他生于一七九二年,卒于一八四一年。龚自珍生活和写作的年代,虽不在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的中国近代。然而,他的思想,他著作中提出的问题,却都是属于近代的。他给近代立志变革图存改造中国的人们以思想武器,鼓舞了人们的斗志,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在我国封建社会开始解体并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之际,龚自珍第一个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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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是人类的财富,这是人所共知的。在十年浩劫时期,却流行着一个很反动的观点:“知识越多越愚蠢”,“知识越多越反动”,这是对人类庄严的侮辱。如果这种反动观点不彻底肃清,将会威胁“四化”的实现。  对于知识的占有,象占有一切财富一样,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政权,是十分重视的。因此,历代都有“文字狱”,是专为持不同政见者而设的。凡是反动的政权,为了维护反动阶级的利益,都要实行愚民政策。他们把知识垄断起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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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部书,都有自己特殊的遭遇。  王亚南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这部书,初版曾在一九四八年问世,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科学地解剖传统官僚政治的好书,是批判官僚政治的锐利理论武器。但是,当时中国人民正在用现实的武器批判以蒋家末代王朝为代表的官僚政治,斗争进行得惊天动地,谁都以为,在中国延续二千余年的官僚政治将从此寿终正寝。既然人们认为批判的对象已从大陆永远消失,这部以批判官僚政治为鹄的的作品当然只有束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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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的心目中,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似乎总是枯燥的,常常用“啃”字来形容读这类书,这也是某些理论读物读者不多的原因之一。最近读到严家其的两本哲学政治幻想小说:《跨越时代的飞行》和《漫游历史和未来》(上海人民出版社和福建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感到在理论知识的普及化和通俗化方面有所创新,值得提倡。  《跨越时代的飞行》一书的副题为《宗教、理性、实践三个“法庭”访问记》。作者运用幻想小说的形式,将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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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论罗曼·罗兰》的几点意见    最近,读了今年二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罗大冈同志所著《论罗曼·罗兰》一书,对罗曼·罗兰,我没有研究,但是作为读者,对书中一些观点我不能苟同。  在《论罗曼·罗兰》一书中,作者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般地说,文学艺术必然是供应市场的商品。文艺家的‘自由灵魂’,事实上只不过是资本家的金丝笼中唱歌的小鸟而已。”(189页)以后,作者又强调这个观点说:“在那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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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李欣同志的一本杂文集:《老生常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一九六四年初版,“文化大革命”中曾被说成是《燕山夜话》式的大毒草,不久前又获再版。  这,本来事属平常,但平常中有点不平常。这不平常,首先表现在卷首陆定一同志写的再版序言中。  陆定一同志的序,于指出“这本书到现在还有它的生命力”外,用大约三分之一的篇幅谈到它的不足之处。第一,说它对“三面红旗”哪是对的,哪是错的,没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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