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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杰地灵。三湘四水亦多名胜，且各有自己独特不可替代的亮点。然而，在湖南众多风景名胜中，我最喜欢的还是岳麓书院。
若说“古”，岳麓书院始建于宋太祖开宝九年（976）。从岳麓书院到清末的湖南高等工业学堂，再到今日的湖南大学一脉相承，享有“千年学府”之称。
若说“静”，岳麓书院坐落在岳麓山东面的山脚下，依山傍水，白墙、青瓦、红檐，掩映在一片绿阴之中，确乎是“风定花犹落，鸟鸣山更幽”。想象一下有月的晚上，比起苏轼记承天寺夜游中的场景怕是有过之而不及：“月色入户，欣然起行……相与步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遇到下雨天，雨珠滴在石阶上，远处传来鹧鸪声，更有一番清韵。
1982年，我曾陪画家范曾游岳麓书院，在古朴、典雅、庄重的千年学府，他一步一流连，久久不忍离去，几次叹道：“真安静，是个做学问的好地方。”
谈到环境，岳麓书院是名副其实的“院”，占地25000平方米，不大也不小，但内蕴丰厚，光是建筑，就美轮美奂。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遗物，讲学、藏书、供祀三大部分井井有序，主体建筑中，大门、二门、教学斋、半学斋、讲堂、御书楼、百泉轩、时务轩、三绝碑、湘水校经堂、文庙等，互相连接，浑然一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到里面参观，首先建筑就令人赏心悦目。
书院的核心是讲堂，它位于书院的中心位置，是书院的教学重地和举行重大活动的场所。自岳麓书院创建时，即有“讲堂五间”。南宋乾道三年（1167），著名理学家张 、朱熹曾在此举行“会讲”。
檐前悬有“实事求是”匾，系民国初期湖南工专校长宾步程撰。“实事求是”源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校长将其作为校训，旨在教育学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理。
大厅中央悬挂两块鎏金木匾：一为“学达性天”，由康熙皇帝御赐，意在勉励张扬理学，加强自身的修养。原额被毁，1983年依康熙字迹重刻；二为“道南正脉”，乃乾隆皇帝御赐，它是皇帝对岳麓书院传播理学的最高评价，表明了岳麓书院在中国理学传播史上的地位，此额为原物。
讲堂壁上还嵌有许多碑刻文物，如由朱熹手书、清代山长欧阳厚均刻的“忠孝廉节”碑，由清代山长欧阳正焕书、欧阳厚均刊立的“整齐严肃”碑，清代山长王文清撰文的《岳麓书院学规碑》《读书法》等，这些都是中国书院教育研究中的重要史料，在今天仍有启迪意义。
讲堂屏壁正面刻有《岳麓书院记》，为南宋乾道二年（1166）书院主教、著名理学家张 撰，是岳麓书院培养人才的基本大纲，对书院教育有重大影响，该文由湖南大学校友、湖南省书法家协会首任主席周昭怡1983年书写。屏壁背面刻有麓山全图，摹自《南岳志》。
我常常想：岳麓书院，千余年历史，历经七毁七建，为什么它能保存至今？为什么它能培养出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众多人才？它与湖湘文化有什么关系？它对今天的教育又有何启发？
若说地理环境，湖南并没有多少优势。湖南自古为“三苗之地”，东、南、西三面环山，北面一面临水，习惯上被中原视为“南蛮”之区。朝廷亦将其作为罪臣贬谪之所：元结、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裴休、李泌等都泛迹湖南。始料未及的是，一大批被贬文人的流放，带来的是文风渐兴，思想交流，文明日开。
当然，真正要论人才之培养，还离不开岳麓书院。
薪火相传、师承有自。岳麓书院之所以被尊为古代我国四大书院之冠，能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高等学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历代山长（即书院负责人）、主教多为名流学者和德高望重的社会贤达担任，如张 、罗典、贺长龄、欧阳厚均、王先谦……
在这里授课的张 、朱熹、王阳明等，倡导经世务实学风，海纳百川，不偏一说，汇众家之长，主张“民为帮本、本固帮宁”，并把儒、佛、道有机融合，为湖湘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氧分，使书院成为中国历代文化和思想传承的驿站，湖湘文化也得以能不断充实与传扬。
读书、讲学，岳麓书院这个“研究生院”有一套完备的规制，并能随时代的变迁不断调整而发展，正是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其闪烁着的时代的思想火花，使任何人在这里读书都觉得不但是人生益事，也是人生快事。
以讲学为例，它采用多种形式，其中不乏最正规、最严肃的程式：“三肃揖”“引赞唱”“鸣讲鼓”，突显其师道尊严的一面。但它又能把讲学与学生的自学紧密结合，注重学生平时自学与感悟，而不把老师看作学术权威的象征，不拘泥于形式，创造出一种师生之间轻松、平等辩论交流的氛围。
中国书院一般都有学规。岳麓书院自然也不例外，它的学规，最早源于朱熹的《书院教条》，到清代乾隆年间，欧阳正焕任书院院长时，提出“整、齐、严、肃”四字并撰诗，刻在碑上嵌于书院讲堂右壁，流传至今。
流传至今的还有更详细的岳麓书院学规，共有18条: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气习各矫偏处；举止整齐严肃；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依齿序；痛戒讦短毁长；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页；通晓时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读书必须过笔；会课按刻蚤完；夜读仍戒晏起；疑误定要力争。
今天看来，这些学规并无高深之处与惊人之语，但一条条，具体可行，用今天的话来说，操作性强，也便于考核。
学规行文平实，从“育人”“治学”两个方面入手，对书院学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做人与为学的要求。前九条旨在育人，重在加强学生的道德行为修养，从吃、穿、住、行等方面劝戒学生应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举止端正、勤俭朴素；后九条旨在“治学”：第一条总言不可闲谈废时。接着四条讲读书内容，“经书”即儒家经典书籍，“纲目”即浩繁的历史典籍，“时务”，社会时事，“物理”，社会、事物发展的规律，这就是说，即要通读儒家经典和史册诗赋，又要时刻关注社会现实，匡时济世，学院不培养“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后四条讲怎样读书。这个学规和讲坛上张 的《岳麓书院记》一样，阐明了书院在培养人才上的一贯立场，那就是“怀古忧时，传道济民”。
学规刻于清乾隆十三年（1748），由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撰文，受业子弟出资勒石。王文清两次出任岳麓书院山长，前后达27年，留下的这三块碑刻，是我国书院教育研究中的重要史料。
当然，岳麓书院最富有魅力的一面，还在于它采用会讲制度，邀请全国不同学派、不同影响的学者大师讨论学术、会同讲学。
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是著名的南宋时的朱张会讲。
南宋乾道三年（1167）8月，朱熹从福建崇安专程前来潭州（长沙），走了近一个月，行程3000余里，9月始抵长沙，受到了张 的热情接待。
朱熹在潭州逗留了两个多月。朱、张两人朝夕晤谈，对理学中一系列问题，诸如“中和”“太极”等分别在书院和张 的城南寓所进行交流。岳麓书院与城南仅一江之隔，两人经常同舟往返于湘江之中，“朱张渡”因而得名。当时，吕祖谦、朱熹、张 合称南宋“东南三贤”，三贤一下集合了两贤，可见其分量。其实，两位大学者当时均还未到不惑之年：一个37岁，一个34岁。
文人相会，情理互通，自然十分心热。“二先生论《中庸》，三日夜不能合”，谈得兴起时，两人竟通宵不眠。经过反复的切磋论辩，两人在“太极”等一些问题上的见解趋于一致，双方都得到很大的启发与收益。在此期间，两人还举行了公开的辩论会。两人坐在岳麓书院的讲堂之上，就“中和”“太极”等问题进行公开探讨，当时他们讨论《中庸》的“已发”和“未发”。史书上记载，他们争论了三天三夜，意见不一致，一个是闽学，一个是湘学，他们学术的师承也不一样，对《中庸》“心”和“性”的理解自然也不一样，讨论难免产生激烈的争辩，众学生则坐在下面旁听。这是一次绝世高手的过招。朱张会讲开了不同学派借书院会讲之先河。
朱张会讲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前来听讲者络绎不绝，不仅岳麓书院宽敞的讲堂人满为患，有的人只能挤坐在堂前的走廊或院子里，而且听讲者骑来的马也几乎把书院前池里的水都喝干了。这就是当时人们描绘的“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的盛况。
朱张会讲所展开的“中和之辩”，以朱熹接受湖湘学派的“性为未发心为已发”“先察识后持养”等观点而结束。会讲的影响力，绵延几个世纪，至今不绝。
朱张会讲之后，四方学生接踵而来，致使岳麓书院名扬天下。元代理学家吴澄在《重建岳麓书院记》中说：“自此之后……非前之岳麓矣。”此次会讲还纠正了此前湖南的文风。据言，当时湖南学者文字“辞意多急迫，少宽裕”，“全无涵养之轼”，会讲之后，湖南人始知摒弃上述之不足，努力学习别人之所长，“归于平正”。
朱张会讲树立了自由讲学、互相讨论、求同存异的典范，“会讲”也成为书院区别于官学的重要标志，它允许不同学派自由讲学，“百家争鸣”；它让不同学派相互讨论，推动了学术的融合交流，“百花齐放”。此后著名的“鹅湖之会”可说是这一精神的延续。
1180年，张 在留下《南轩文集》《论语解》《孟子说》等著作后，病逝于湖北江陵，年仅48岁。朱熹活到70岁。1194年，在“朱张会讲”27年之后，朱熹又来到长沙为官，并致力于岳麓书院的振兴。他还将自己原先在庐山白鹿洞书院讲学时制定的学规揭示于岳麓书院，被称为“朱子学院教条”，之后岳麓书院以此规训学生达千年之久。
有这么多一流学者在这里授课，有这么好的优良学风熏陶，人才自然层出不穷。
南宋与清代是湖南书院发展的两个高峰时期。这两个时期也是湖南人才辈出之时。以岳麓书院为例，南宋时期，作为湖湘学派的基地，岳麓书院的生徒中涌现了彭龟年、游九言、胡大时等理学家群体，《宋元学案》曾专设《岳麓诸儒学案》介绍其思想学术。
明清之际著名学者王夫之，对湖湘文化及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也曾就读于岳麓书院。
清中叶以后，岳麓书院更是人才大盛，涌现出一大批彪炳史册的湖湘士人。清代的岳麓书院，集聚了一代常识博洽、德高望重的大师，培养出诸如理财大师陶澍，启蒙思想家魏源，军事家左宗棠，学者、政治家曾国藩，外交家郭嵩焘，反袁护国运动领袖蔡锷，维新运动领袖唐才常，教育家杨昌济等人才。
以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为代表的岳麓书院人才群体将湖湘文化发扬光大，使之走向辉煌灿烂。
岳麓书院1903年先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湖南大学。书院改为学堂以后，更有大批爱国志士唐才常、黄兴、陈天华、邓中夏、蔡和森等都来求学。1916年暑假期间，毛泽东也曾来岳麓山游学，以后又数次在此寓居。“实事求是”给青年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逐渐丰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内涵，“实事求是”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岳麓书院培养的学生，除了探求学问外，其爱国情怀，对国家的忠诚更是矢志不移。1275年元兵攻破长沙，岳麓书院被付之一炬。岳麓书院几百学生参与战斗，城破后大多自杀殉国，为岳麓书院写下了壮烈一页。
进入新世纪后，岳麓书院不断谱写新篇章：有了自己的博士点，现有历史学、哲学学科博士学位授予专业3个，硕士授予专业9个。向海内外开展了国学研究课题招标，设立了“国学文库”资助优秀国学研究著作和优秀国学博士论文出版，“国家书院博物馆”也于2012年竣工。书院成了湖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国学研究基地，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基地。
尤其令人振奋的是2013年3月，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正式成立。中心将汇聚海内外力量开展国学研究；邀请顶级国学专家举办国学论坛；针对党政领导干部和企事业单位组织国学讲习班；设立岳麓书院国学奖，每两年评一次；设立岳麓书院国学特聘和兼职教授岗位；推进国学传播。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的总体目标是将中心打造成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高地，打造成立足湖南、影响全国的高端学术平台，打造成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的重要品牌。
1999年，岳麓书院创建“千年讲坛”，首请余秋雨在千年讲堂开讲时，曾引起过一场争论，有人认为余还不够格在岳麓书院设堂开讲。当然，赞成讲的人还是多数。有此突破后，来讲学的人就多了：黄永玉、李学勤、杜维明、余光中、金庸、星云大师等，讲堂终于活跃起来。
其实，岳麓书院的一大特点就是开放、包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如果说，800多年前，岳麓书院还有博大胸怀迎来朱熹会讲，在21世纪的今天，岳麓书院乃至湖湘文化理应更加开放、包容乃至宽容，唯如此，我们的文化才能更有活力，湖南的文化建设才能真正地走在全国的前列。
若说“古”，岳麓书院始建于宋太祖开宝九年（976）。从岳麓书院到清末的湖南高等工业学堂，再到今日的湖南大学一脉相承，享有“千年学府”之称。
若说“静”，岳麓书院坐落在岳麓山东面的山脚下，依山傍水，白墙、青瓦、红檐，掩映在一片绿阴之中，确乎是“风定花犹落，鸟鸣山更幽”。想象一下有月的晚上，比起苏轼记承天寺夜游中的场景怕是有过之而不及：“月色入户，欣然起行……相与步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遇到下雨天，雨珠滴在石阶上，远处传来鹧鸪声，更有一番清韵。
1982年，我曾陪画家范曾游岳麓书院，在古朴、典雅、庄重的千年学府，他一步一流连，久久不忍离去，几次叹道：“真安静，是个做学问的好地方。”
谈到环境，岳麓书院是名副其实的“院”，占地25000平方米，不大也不小，但内蕴丰厚，光是建筑，就美轮美奂。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遗物，讲学、藏书、供祀三大部分井井有序，主体建筑中，大门、二门、教学斋、半学斋、讲堂、御书楼、百泉轩、时务轩、三绝碑、湘水校经堂、文庙等，互相连接，浑然一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到里面参观，首先建筑就令人赏心悦目。
书院的核心是讲堂，它位于书院的中心位置，是书院的教学重地和举行重大活动的场所。自岳麓书院创建时，即有“讲堂五间”。南宋乾道三年（1167），著名理学家张 、朱熹曾在此举行“会讲”。
檐前悬有“实事求是”匾，系民国初期湖南工专校长宾步程撰。“实事求是”源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校长将其作为校训，旨在教育学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理。
大厅中央悬挂两块鎏金木匾：一为“学达性天”，由康熙皇帝御赐，意在勉励张扬理学，加强自身的修养。原额被毁，1983年依康熙字迹重刻；二为“道南正脉”，乃乾隆皇帝御赐，它是皇帝对岳麓书院传播理学的最高评价，表明了岳麓书院在中国理学传播史上的地位，此额为原物。
讲堂壁上还嵌有许多碑刻文物，如由朱熹手书、清代山长欧阳厚均刻的“忠孝廉节”碑，由清代山长欧阳正焕书、欧阳厚均刊立的“整齐严肃”碑，清代山长王文清撰文的《岳麓书院学规碑》《读书法》等，这些都是中国书院教育研究中的重要史料，在今天仍有启迪意义。
讲堂屏壁正面刻有《岳麓书院记》，为南宋乾道二年（1166）书院主教、著名理学家张 撰，是岳麓书院培养人才的基本大纲，对书院教育有重大影响，该文由湖南大学校友、湖南省书法家协会首任主席周昭怡1983年书写。屏壁背面刻有麓山全图，摹自《南岳志》。
我常常想：岳麓书院，千余年历史，历经七毁七建，为什么它能保存至今？为什么它能培养出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众多人才？它与湖湘文化有什么关系？它对今天的教育又有何启发？
若说地理环境，湖南并没有多少优势。湖南自古为“三苗之地”，东、南、西三面环山，北面一面临水，习惯上被中原视为“南蛮”之区。朝廷亦将其作为罪臣贬谪之所：元结、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裴休、李泌等都泛迹湖南。始料未及的是，一大批被贬文人的流放，带来的是文风渐兴，思想交流，文明日开。
当然，真正要论人才之培养，还离不开岳麓书院。
薪火相传、师承有自。岳麓书院之所以被尊为古代我国四大书院之冠，能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高等学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历代山长（即书院负责人）、主教多为名流学者和德高望重的社会贤达担任，如张 、罗典、贺长龄、欧阳厚均、王先谦……
在这里授课的张 、朱熹、王阳明等，倡导经世务实学风，海纳百川，不偏一说，汇众家之长，主张“民为帮本、本固帮宁”，并把儒、佛、道有机融合，为湖湘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氧分，使书院成为中国历代文化和思想传承的驿站，湖湘文化也得以能不断充实与传扬。
读书、讲学，岳麓书院这个“研究生院”有一套完备的规制，并能随时代的变迁不断调整而发展，正是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其闪烁着的时代的思想火花，使任何人在这里读书都觉得不但是人生益事，也是人生快事。
以讲学为例，它采用多种形式，其中不乏最正规、最严肃的程式：“三肃揖”“引赞唱”“鸣讲鼓”，突显其师道尊严的一面。但它又能把讲学与学生的自学紧密结合，注重学生平时自学与感悟，而不把老师看作学术权威的象征，不拘泥于形式，创造出一种师生之间轻松、平等辩论交流的氛围。
中国书院一般都有学规。岳麓书院自然也不例外，它的学规，最早源于朱熹的《书院教条》，到清代乾隆年间，欧阳正焕任书院院长时，提出“整、齐、严、肃”四字并撰诗，刻在碑上嵌于书院讲堂右壁，流传至今。
流传至今的还有更详细的岳麓书院学规，共有18条: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气习各矫偏处；举止整齐严肃；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依齿序；痛戒讦短毁长；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页；通晓时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读书必须过笔；会课按刻蚤完；夜读仍戒晏起；疑误定要力争。
今天看来，这些学规并无高深之处与惊人之语，但一条条，具体可行，用今天的话来说，操作性强，也便于考核。
学规行文平实，从“育人”“治学”两个方面入手，对书院学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做人与为学的要求。前九条旨在育人，重在加强学生的道德行为修养，从吃、穿、住、行等方面劝戒学生应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举止端正、勤俭朴素；后九条旨在“治学”：第一条总言不可闲谈废时。接着四条讲读书内容，“经书”即儒家经典书籍，“纲目”即浩繁的历史典籍，“时务”，社会时事，“物理”，社会、事物发展的规律，这就是说，即要通读儒家经典和史册诗赋，又要时刻关注社会现实，匡时济世，学院不培养“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后四条讲怎样读书。这个学规和讲坛上张 的《岳麓书院记》一样，阐明了书院在培养人才上的一贯立场，那就是“怀古忧时，传道济民”。
学规刻于清乾隆十三年（1748），由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撰文，受业子弟出资勒石。王文清两次出任岳麓书院山长，前后达27年，留下的这三块碑刻，是我国书院教育研究中的重要史料。
当然，岳麓书院最富有魅力的一面，还在于它采用会讲制度，邀请全国不同学派、不同影响的学者大师讨论学术、会同讲学。
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是著名的南宋时的朱张会讲。
南宋乾道三年（1167）8月，朱熹从福建崇安专程前来潭州（长沙），走了近一个月，行程3000余里，9月始抵长沙，受到了张 的热情接待。
朱熹在潭州逗留了两个多月。朱、张两人朝夕晤谈，对理学中一系列问题，诸如“中和”“太极”等分别在书院和张 的城南寓所进行交流。岳麓书院与城南仅一江之隔，两人经常同舟往返于湘江之中，“朱张渡”因而得名。当时，吕祖谦、朱熹、张 合称南宋“东南三贤”，三贤一下集合了两贤，可见其分量。其实，两位大学者当时均还未到不惑之年：一个37岁，一个34岁。
文人相会，情理互通，自然十分心热。“二先生论《中庸》，三日夜不能合”，谈得兴起时，两人竟通宵不眠。经过反复的切磋论辩，两人在“太极”等一些问题上的见解趋于一致，双方都得到很大的启发与收益。在此期间，两人还举行了公开的辩论会。两人坐在岳麓书院的讲堂之上，就“中和”“太极”等问题进行公开探讨，当时他们讨论《中庸》的“已发”和“未发”。史书上记载，他们争论了三天三夜，意见不一致，一个是闽学，一个是湘学，他们学术的师承也不一样，对《中庸》“心”和“性”的理解自然也不一样，讨论难免产生激烈的争辩，众学生则坐在下面旁听。这是一次绝世高手的过招。朱张会讲开了不同学派借书院会讲之先河。
朱张会讲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前来听讲者络绎不绝，不仅岳麓书院宽敞的讲堂人满为患，有的人只能挤坐在堂前的走廊或院子里，而且听讲者骑来的马也几乎把书院前池里的水都喝干了。这就是当时人们描绘的“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的盛况。
朱张会讲所展开的“中和之辩”，以朱熹接受湖湘学派的“性为未发心为已发”“先察识后持养”等观点而结束。会讲的影响力，绵延几个世纪，至今不绝。
朱张会讲之后，四方学生接踵而来，致使岳麓书院名扬天下。元代理学家吴澄在《重建岳麓书院记》中说：“自此之后……非前之岳麓矣。”此次会讲还纠正了此前湖南的文风。据言，当时湖南学者文字“辞意多急迫，少宽裕”，“全无涵养之轼”，会讲之后，湖南人始知摒弃上述之不足，努力学习别人之所长，“归于平正”。
朱张会讲树立了自由讲学、互相讨论、求同存异的典范，“会讲”也成为书院区别于官学的重要标志，它允许不同学派自由讲学，“百家争鸣”；它让不同学派相互讨论，推动了学术的融合交流，“百花齐放”。此后著名的“鹅湖之会”可说是这一精神的延续。
1180年，张 在留下《南轩文集》《论语解》《孟子说》等著作后，病逝于湖北江陵，年仅48岁。朱熹活到70岁。1194年，在“朱张会讲”27年之后，朱熹又来到长沙为官，并致力于岳麓书院的振兴。他还将自己原先在庐山白鹿洞书院讲学时制定的学规揭示于岳麓书院，被称为“朱子学院教条”，之后岳麓书院以此规训学生达千年之久。
有这么多一流学者在这里授课，有这么好的优良学风熏陶，人才自然层出不穷。
南宋与清代是湖南书院发展的两个高峰时期。这两个时期也是湖南人才辈出之时。以岳麓书院为例，南宋时期，作为湖湘学派的基地，岳麓书院的生徒中涌现了彭龟年、游九言、胡大时等理学家群体，《宋元学案》曾专设《岳麓诸儒学案》介绍其思想学术。
明清之际著名学者王夫之，对湖湘文化及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也曾就读于岳麓书院。
清中叶以后，岳麓书院更是人才大盛，涌现出一大批彪炳史册的湖湘士人。清代的岳麓书院，集聚了一代常识博洽、德高望重的大师，培养出诸如理财大师陶澍，启蒙思想家魏源，军事家左宗棠，学者、政治家曾国藩，外交家郭嵩焘，反袁护国运动领袖蔡锷，维新运动领袖唐才常，教育家杨昌济等人才。
以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为代表的岳麓书院人才群体将湖湘文化发扬光大，使之走向辉煌灿烂。
岳麓书院1903年先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湖南大学。书院改为学堂以后，更有大批爱国志士唐才常、黄兴、陈天华、邓中夏、蔡和森等都来求学。1916年暑假期间，毛泽东也曾来岳麓山游学，以后又数次在此寓居。“实事求是”给青年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逐渐丰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内涵，“实事求是”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岳麓书院培养的学生，除了探求学问外，其爱国情怀，对国家的忠诚更是矢志不移。1275年元兵攻破长沙，岳麓书院被付之一炬。岳麓书院几百学生参与战斗，城破后大多自杀殉国，为岳麓书院写下了壮烈一页。
进入新世纪后，岳麓书院不断谱写新篇章：有了自己的博士点，现有历史学、哲学学科博士学位授予专业3个，硕士授予专业9个。向海内外开展了国学研究课题招标，设立了“国学文库”资助优秀国学研究著作和优秀国学博士论文出版，“国家书院博物馆”也于2012年竣工。书院成了湖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国学研究基地，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基地。
尤其令人振奋的是2013年3月，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正式成立。中心将汇聚海内外力量开展国学研究；邀请顶级国学专家举办国学论坛；针对党政领导干部和企事业单位组织国学讲习班；设立岳麓书院国学奖，每两年评一次；设立岳麓书院国学特聘和兼职教授岗位；推进国学传播。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的总体目标是将中心打造成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高地，打造成立足湖南、影响全国的高端学术平台，打造成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的重要品牌。
1999年，岳麓书院创建“千年讲坛”，首请余秋雨在千年讲堂开讲时，曾引起过一场争论，有人认为余还不够格在岳麓书院设堂开讲。当然，赞成讲的人还是多数。有此突破后，来讲学的人就多了：黄永玉、李学勤、杜维明、余光中、金庸、星云大师等，讲堂终于活跃起来。
其实，岳麓书院的一大特点就是开放、包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如果说，800多年前，岳麓书院还有博大胸怀迎来朱熹会讲，在21世纪的今天，岳麓书院乃至湖湘文化理应更加开放、包容乃至宽容，唯如此，我们的文化才能更有活力，湖南的文化建设才能真正地走在全国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