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武侠文学是最受中国人欢迎的文学样式之一，当代武侠小说则更具魅力，拥有着无数的读者，这些都与武侠小说中描写的“武”与“侠”所具有的民族性及其独特的审美文化心理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代武侠小说家古龙、金庸，更是通过其独特的视角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创造性地融入到他们的武侠小说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处处体现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在此，我们就其小说中所表现的人类本性中的暴力倾向和在当代社会环境中，中华民族所表现出的不同的侠义崇拜心理以及由此对人们的影响做一些初步的论述。
关键词：武侠文学 古龙小说 金庸小说 人文性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若有人问：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中谁拥有最多的读者，相信大家会异口同声地回答：武侠小说！古往今来，武侠小说着实让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为之疯狂。可以这么说，不论士农工商、童叟妇妪，也不论是雅俗智拙、仕庶良莠，只要一沾上武侠小说，无不手不释卷，乐此不疲。是什么让它具有如此大的魅力呢？相信这与武侠小说中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心理有着深度的契合是密切相关的。在武侠小说中，或多或少地满足了人们的一些心理共性，因而受到人们的喜爱。
二武侠小说中的暴力倾向与人性中暴力心理的契合
武侠小说，顾名思义，以“武”和“侠”为主。在每一部武侠小说中，它的武打场面都异彩纷呈、惊险刺激、亦梦亦幻，人们在阅读的时候，如同身在梦中，内心潜在的暴力倾向随之喷发而出。当代武侠小说家古龙、金庸严格遵守这一创作规律，在他们的武侠小说中，不乏打斗的暴力场面。他们描写的武打场景不光满足读者心里的那种暴力冲动，更是通过他们博大精深的文化造诣，对不同人物在不同情境中的武斗进行艺术性的描写，让读者深感快意的同时，满足了人们内心隐藏的暴力倾向。
古龙在小说《陆小凤传奇》中，为读者创作了一个传奇人物西门吹雪，西门吹雪吹的不是雪，是血。在他准备杀人前就会斋戒沐浴、熏香磨剑等。正如花满楼所说的：“他竟真的将杀人当做了一件神圣而美丽的事，他已将自己的生命都奉献给了这件事，只有杀人时，他才是真正活着，别的时候他只不过在等待而已。”当他的剑刺穿他要杀的人的咽喉，眼看着血花在他的剑下绽开，看见那一瞬间的灿烂辉煌，就会知道那种美是绝没有任何事能比得上的。他那冷漠的神态和那一剑挥出的光芒里，充满了武者必胜的信念，他也因此得到很多读者的敬畏崇拜，从西门吹雪自信执著的暴力行为中体验出真正的快感。
在金庸笔下，武打的场面也出现无数次，却次次不同，从不给人以重复、雷同之感，且神异丰富，引人入胜，令人如痴如醉。如他在《射雕英雄传》中描写郭靖练就的“降龙十八掌”，招招都令人振奋，什么“‘元龙有悔’、‘潜龙勿用’、‘飞龙在天’、‘见龙在田’”，等等，形象生动，刚正雄浑；而在《天龙八部》中，萧峰在聚贤庄大战中原群雄，只一套习武之人开蒙所练的“太祖长拳”，第一招“冲阵斩将”，第二招“河朔立威”……便打得天下英雄莫敢争锋……这又激发了多少内心受压抑之人的豪气，使人血脉贲张之时，禁不住又潸然泪下，不复能言。萧峰打出的这套拳法不仅满足了人们心里的暴力倾向，更激发了人们内心深处那种悲壮的忧愤之情，让人如同身临其境。当然，金庸在其作品中展现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这些正面人物高深正大的功夫，还有着“黑白双煞”的“九阴白骨爪”，它居然能够突然伸长手臂，手指插进人的头颅，瞬间置人于死地。从道德上来说，这种功夫确实让人憎恶至极。然而，读者在阅读这些阴狠毒辣的武功描写时，也会在感觉恐怖的同时更觉刺激，它给人一种恐怖的美感，这与人们对恐怖小说或电影既恐惧又向往的那种双向情感有着相同的本质吧。
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人们的内心深处，也具有潜在的暴力倾向。其实，不仅仅是国人具有这种暴力心理，整个人类都有这种心理，这从我们不服天、地、自然并与之斗争中可以看出来，从人类历史上永不停歇的战争中更能得到证明。在战乱时代，人们的暴力倾向会在战斗中以残忍的厮杀爆发出来，随着文明社会的建设，暴力已为人所不耻，人们在日常伦理道德约束下，“‘自我’与‘超我’一道，从道德理想的高度压制着‘本我’的非理性暴力冲动”。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中对“武”及“武侠人士杀人前后的思想行为”的描写确实满足了读者内心想要发泄的那种暴力倾向，同时又让人有一种暴力美的审美心理。金庸自己就在《神雕侠侣》中写道：“柳子龙与武三通观小龙女以双剑合心合击之术与公孙止……说：‘未等看到奥妙惊险处，既是惊心动魄，又是心旷神怡。’”恐怕读者也会拥有同样的心理吧！
当然这些神奇怪异、变化莫测的武功，或英勇豪壮，或残忍毒辣，亦或优美典雅，均激发出读者内心“本我”的暴力冲动，好像刹那间正义与邪恶失去了界限，暴力里不失优雅，残忍中也含有温情，让我们暂时脱离了日常心理道德的判断，犹如在做“白日梦”，“自我”得到游离和解放，内心那种因道德理想而受压抑的暴力倾向随书中那些既神奇又刺激的打斗场景发泄出来，从而得到暂时的解放，形成我们人性中所具有的一种对暴力美的审美倾向。其实，在西方，人们喜欢观看恐怖小说和骑士小说，以寻求刺激与快感，发泄内心受压抑的暴力情感。而对于中华民族来说，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以“武”为基础的武侠小说就成为了人们暴力情感得以发泄的重要渠道。
三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侠客梦”
1中华民族的侠文化
中国人之所以不同于西方人对恐怖小说和骑士小说痴迷，而对武侠小说青睐有加，不仅仅因为它是国人暴力心理得以发泄的重要渠道，更主要的是它所创作的侠义精神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有着密切的关系。武侠小说之所以能够受到如此多的中华儿女的热爱，不仅是人们把它当做发泄自身情感的工具，除了那些百看不厌、精彩刺激的打斗外，往往在它背后蕴藏着丰富的侠文化。
侠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独特产物。古往今来，人们对“侠”就有着任何一个民族无与伦比的崇拜、仰慕心理，俗话说：“千古文人侠客梦”。其实，侠客梦不光为文人所拥有，它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梦想。侠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人格精神，一种独特而丰满的人格神的图腾，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一种梦幻和期望的结晶。武侠文化从《史记》发轫，魏晋神怪武侠小说的出现，到唐传奇成熟，经宋元话本小说和明清白话武侠小说的发展，一直到当代新武侠小说的盛行，“侠义”精神就已经根植于中国人的心里。司马迁曾这样定义“侠”：“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既已存亡之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金庸武侠小说更围绕“狭义”二字塑造了许许多多感天动地的人物和场面，表现着民族文化理想，而这种民族文化理想就集中体现在其所表现的理想人格精神上，以迎合读者的文化审美心理。
2传统的侠义崇拜
在武侠小说的创作中，那些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为国为民的“国之大侠”，满足了多少人们心中的“英雄梦”。这一点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体现得尤为深刻，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就是金庸笔下真正的为国为民的“国之大侠”，他由《射雕英雄传》中肩负着国仇家恨到《神雕侠侣》中为保襄阳“知其不可而为之”，直至《倚天屠龙记》中因襄阳被围困而壮烈牺牲，结束了儒家大侠的光辉形象，完成了英勇豪壮的人格力量，为我们展示了他一生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的形象。
相对于郭靖的形象，《天龙八部》中的萧峰则更加悲壮，令人震撼。他是金庸小说中的第一英雄好汉，旷世无双的大侠形象。第一次露面就让段誉折服，而他以后的行为也更令天下人折服：对企图废除其帮主之位的人也不愿杀伤，宁愿自己以刀刺身而释放叛乱长老之罪；面对处处陷害他，当他是公敌的汉人，依然为了让汉人免遭异族侵略而逼迫辽王耶律洪吉当众发誓有生之年不再侵宋，然后又以死谢罪于耶律洪吉。萧峰的一生真不愧为金庸小说中的大侠形象，就如书中所写的那样，面对萧峰的壮烈之举，吴长风捶胸叫道：“乔帮主，你虽是契丹人，却比我们这些不成器的汉人英雄万倍！”活就活得豪迈自在，死也死得豪壮悲烈，令人敬仰，叫人惭愧。
郭靖和萧峰均是金庸为读者塑造的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满足了人们崇侠尚侠的传统民族文化心理，这些侠士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偶像，是人们崇拜的对象。他们的出现，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几千年来生活于严酷的封建统治之下和长期遭受着战乱之苦的社会各阶层人民，在对“‘明君——忠臣——清官——侠士’的‘理想世界’里，因明君不常有，忠臣往往惨遭小人诬陷或被贬或致死，清官则是大大的靠不住”的时候，就只能把希望和理想寄托于不怕昏君、专打杀奸臣和贪官的江湖侠士身上。而侠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永远不会幻灭的，他是人们想象出来的，是理想艺术梦幻的民族精神的象征。因而在封建时代、战乱时代，人们就会以无比崇敬的态度梦想着一位侠士能把自己从苦海中拯救出来。但对于当代人来说，虽然人与人之间已经消除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平等相待，和睦相处，社会稳定地向前发展，但他们依然是我们崇拜的偶像，是中华民族心目中的英雄，让生活在平淡中的人们通过他们伟大的人格和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体验出一种生命激情的张扬。因而，为国为民的侠士形象一直吸引着一代代的中华儿女，他们对“侠”的崇拜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3当代人新的侠义观
随着文明社会的建设与发展，人们的心理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像郭靖、萧峰这样神一般的“仁侠”形象，他们身上具有的那种刚毅、果敢的内质，是从古至今人们所共同欣赏的气质，但是，新时代的人们对他们只会顶礼膜拜，却不会在情感上与之产生强烈的共鸣，他们只是我们平淡生活中的一个梦想。因为我们只是人，是俗人，我们向往达到他们的境界，但我们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在这个时候，武侠小说就会因缺乏内心情感的共鸣而让读者失去阅读的兴趣。因此，此类武侠小说也渐渐地失去它们的市场。而金庸之所以到现在还能够拥有那么多的“金迷”，是因为他创作了一些打破“旧侠”的“新侠客”，在其人生成长和奋斗的过程中，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拥有的人生价值观，已不仅仅是作者梦幻和虚构的了，而是有着现实人生意义在里面，读者在阅读的时候，自然会结合自身的处境，以现代人的观念和思维，对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个人境遇以及造成这种状况的社会因素产生深入的思考，从而对其创作的那批新侠客及其他们的思想行动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在当今社会，由于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现代商业文明与残酷的经济竞争，人们的生存环境变得日益复杂，大学生毕业就面临着失业的窘况，中年人也在现实中左冲右突、处处碰壁，就是老人们也在为自己的不能颐养天年而担心。可以说，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存而苦苦思索。面对这种生存的压力，人与人之间自然会充满竞争，他人对于自己来说，就是一个凶猛、危险的动物，甚至有些人为了谋取自己的利益，不惜欺骗和利用他人，干些沽名钓誉的勾当。金庸在他的小说《鹿鼎记》中，就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充满着尔虞我诈、争权夺利、荒淫酒色和欺上瞒下的社会环境，实际上也真实地反映出了当代社会中某些人的生存环境。人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新环境，一时之间会无所适从，因此，会对自己的生存环境产生出一种恐惧感和排斥感。当他们阅读小说时，自然会把金庸在小说中所描绘的社会环境及人与人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与自己的生存环境相结合，并从心底里认同金庸的创作。
而当人们面对这种生活环境而痛苦无奈的时候，在金庸小说中还可以透过充满冷漠和疑虑的当代社会，从那些为国为民、视朋友如手足、一派孤高而纯朴的侠士的性格中看到真实人性的可贵，从而令现代读者得到一种心灵上的慰藉，让我们相信“人性本善”的理念。如《天龙八部》中的萧峰、段誉、虚竹三兄弟，他们为结拜的兄弟，在萧峰处于危难时刻，段誉、虚竹能不畏生死，挺身而出，读之令人感动，也让很多受伤的心灵得到一些抚慰。
在金庸小说中，我们不仅对他所描绘的环境认同，那些敢于打破世俗理念的束缚，具有强烈个人主义色彩，及为了自我的生存而敢于打破旧的狭义规范的大侠，更受到读者的热烈崇拜，特别是青少年的仰慕和敬佩。
在《神雕侠侣》中，金庸为我们塑造了一位打破侠之规范的“狂侠”形象，受到多少青少年的追捧和模仿。杨过，他首先是一位让中国人崇拜的大侠，尽管他的动机不全乎是为了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但他的所作所为的确造福了众生，虽不是有意成为民族英雄，但他依然会得到大家的敬佩。然而，人们对他的崇拜不仅仅是对其行侠仗义形象的崇拜和仰慕，真正让我们的内心情感产生强烈共鸣的，是他那有着十分强烈的个性主义色彩的性格，他的性格像一团火让我们跟着燃烧，让我们渴望拥有。金庸在创作杨过这一人物形象时，让他通过自己一系列“离经叛道”的行为：如拜“‘西毒’欧阳锋为义父、不顾任何世俗理念的反对娶自己的师傅小龙女为妻，等等”，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他的张狂，他的愤激，他的偏狭与大度，还有他的桀骜不驯，自尊与自信，都让他成为我们心目中真正的大侠。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他都替我们做了，替我们说了。人们对他的崇拜是与当代人们的文化心理有着内在的联系的，由于现代社会的文明进程，很多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在日常道德规范下身心受约束的人们，自我个性得不到发展。所以，当人们阅读《神雕侠侣》的时候，心理上对杨过的敢于反对一切世俗观念，并勇于反叛的个人主义思想就会羡慕和崇拜不已。
金庸除了成功地为我们创造了杨过这一“逍遥之侠”形象，还在《笑傲江湖》中为我们创造了一位“自由之侠”——令狐冲，更进一步传达了当代社会中的人们渴望自由的心理。令狐冲在被逐出师门后身心得到极大的放松，他不拘于常理、热爱自由、不受束缚、重情重义，同时又爱憎分明，心中自有对事物衡量的尺度，他不为世俗礼法所拘，只要自认为对的事，哪怕世人皆反对，他也会坚守绝不动摇，他是一个天生的隐士，一切以“情”为出发点，以“自由”为人生目标。他纵酒、喜朋、任性、胡闹，他是一个“游乎天地之一气”的自由侠。金庸赋予令狐冲的这种个性，反映了处于现代社会的人们要求摆脱世间礼法对人的心灵和行为拘束的民族文化心理。而对这一民族文化心理，体现最深的应该是青少年，他们的这种思想表现得尤为强烈。因社会地位与角色的不同，他们不习惯成年人的种种形式化的生活方式，惧怕成年人生活中种种拘束行为的规矩，正如他们为反抗这种生活方式，不论在行动上或服饰上处处流露出不拘于形式、不墨守成规的习性，崇尚自然、返璞归真的生活。然而，现实却让他们处处碰壁，只有在金庸的小说中，他们通过杨过、令狐冲等人的思想行为得到些许安慰与满足。因此，金庸所创作的这类“逍遥之侠”也最受他们的欢迎。
金庸创作的《神雕侠侣》、《笑傲江湖》固然得到人们的喜爱，但他的封笔之作《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则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在这部著作中，主人公韦小宝与金庸其他小说中的大侠形象大相径庭，他既是流氓又是痞子，见风使舵，随机应变，投机专营，贪财好色，是个无耻之徒。他既没有什么民族大义，也不讲江湖道义，甚至把一切都看成是赌博，生活就像是在做游戏一样，每个人都是在押宝，押对了就可能荣华富贵，押错了就会血本无归，甚至赔上自己的性命。他为了自身的生存，待人处事从不吃亏，为占便宜，耍尽一切手段，不惜出卖自己的人格，天生就拥有十足的奴才性。但是，他也有着绝不出卖朋友、义气不可丢的传统美德，尽管有时他也会为了自我而耍一些小聪明、小手段，那只会加深读者对他的喜爱。
韦小宝用“游戏”二字掩盖着他的欲望，熟练而无情地将痞子气和智能协调综合起来，保证着自己的生存优势。他虽没有郭靖、萧峰的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形象令人敬佩，也没有杨过、令狐冲的江湖侠客风范受人爱戴，可他却被更多的现代人所接受和喜爱。这是因为从韦小宝的身上人们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作者看似在写清朝的一个痞子为了自己的生存抛开一起世俗理念、不择手段、只求生存第一的小人物一生的传奇故事，实际上也写出了当代社会中大多数人对于自身生存危机的恐惧之情，体现了当代社会中，由于重重压力而面临生存困境的民族整体文化心理。在当代社会环境中，由于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人们生活变得丰富多彩的同时，人们的生活节奏也变得越来越快。在飞速变化的世界，人们面临着生存的危机，稍不留神，就有可能被淘汰。而韦小宝的种种生存手段，不论光彩与否，都会或多或少地得到当代人的接受和认同，或许这些就在他们的生活中使用过的。而韦小宝的幸运与成功，也使得很多职场、情场不得意的人得到某种心灵上的慰藉，人们对他的崇拜其实也是对现实的逃避，对信仰的转移。
四结语
武侠小说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给予了人们无限的遐想。作为当代武侠小说三巨擘中的古龙、金庸，确实不愧拥有现代武侠小说“武林至尊”的地位，他们的创作不仅迎合了读者独特的审美心理形式，更在内容深意上具体地传达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及其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当代人的文化心理。他们在创作上抓住了人性的揭秘和个性的塑造这一特点，与读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审美文化心理上的默契。在他们的小说中，体现出了在现代社会价值观的指导下，中华民族的个性心理，具有深刻的民族文化烙印。这里所讲的满足人们暴力情感的宣泄和民族侠义崇拜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武侠小说仍有许多智慧的闪光点尚待发掘，相信武侠作品中的种种对社会和人生的看法，会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有所启发。
参考文献：
[1] 陈墨：《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2]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3] 付国勇：《金庸传》，北京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4] 王立：《侠文化通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5]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 古龙：《陆小凤传奇》，广州出版社，2002年版。
[7] 陈墨：《新武侠二十家》，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
[8] 陈墨：《金庸小说人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9] 金庸：《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广州出版社，2002年版。
[10] 金庸：《神雕侠侣》，《笑傲江湖》，广州出版社，2002年版。
[11] 金庸：《鹿鼎记》，广州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李慧，女，1966—，河南南阳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学，工作单位：南阳理工学院文法学院。
关键词：武侠文学 古龙小说 金庸小说 人文性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若有人问：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中谁拥有最多的读者，相信大家会异口同声地回答：武侠小说！古往今来，武侠小说着实让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为之疯狂。可以这么说，不论士农工商、童叟妇妪，也不论是雅俗智拙、仕庶良莠，只要一沾上武侠小说，无不手不释卷，乐此不疲。是什么让它具有如此大的魅力呢？相信这与武侠小说中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心理有着深度的契合是密切相关的。在武侠小说中，或多或少地满足了人们的一些心理共性，因而受到人们的喜爱。
二武侠小说中的暴力倾向与人性中暴力心理的契合
武侠小说，顾名思义，以“武”和“侠”为主。在每一部武侠小说中，它的武打场面都异彩纷呈、惊险刺激、亦梦亦幻，人们在阅读的时候，如同身在梦中，内心潜在的暴力倾向随之喷发而出。当代武侠小说家古龙、金庸严格遵守这一创作规律，在他们的武侠小说中，不乏打斗的暴力场面。他们描写的武打场景不光满足读者心里的那种暴力冲动，更是通过他们博大精深的文化造诣，对不同人物在不同情境中的武斗进行艺术性的描写，让读者深感快意的同时，满足了人们内心隐藏的暴力倾向。
古龙在小说《陆小凤传奇》中，为读者创作了一个传奇人物西门吹雪，西门吹雪吹的不是雪，是血。在他准备杀人前就会斋戒沐浴、熏香磨剑等。正如花满楼所说的：“他竟真的将杀人当做了一件神圣而美丽的事，他已将自己的生命都奉献给了这件事，只有杀人时，他才是真正活着，别的时候他只不过在等待而已。”当他的剑刺穿他要杀的人的咽喉，眼看着血花在他的剑下绽开，看见那一瞬间的灿烂辉煌，就会知道那种美是绝没有任何事能比得上的。他那冷漠的神态和那一剑挥出的光芒里，充满了武者必胜的信念，他也因此得到很多读者的敬畏崇拜，从西门吹雪自信执著的暴力行为中体验出真正的快感。
在金庸笔下，武打的场面也出现无数次，却次次不同，从不给人以重复、雷同之感，且神异丰富，引人入胜，令人如痴如醉。如他在《射雕英雄传》中描写郭靖练就的“降龙十八掌”，招招都令人振奋，什么“‘元龙有悔’、‘潜龙勿用’、‘飞龙在天’、‘见龙在田’”，等等，形象生动，刚正雄浑；而在《天龙八部》中，萧峰在聚贤庄大战中原群雄，只一套习武之人开蒙所练的“太祖长拳”，第一招“冲阵斩将”，第二招“河朔立威”……便打得天下英雄莫敢争锋……这又激发了多少内心受压抑之人的豪气，使人血脉贲张之时，禁不住又潸然泪下，不复能言。萧峰打出的这套拳法不仅满足了人们心里的暴力倾向，更激发了人们内心深处那种悲壮的忧愤之情，让人如同身临其境。当然，金庸在其作品中展现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这些正面人物高深正大的功夫，还有着“黑白双煞”的“九阴白骨爪”，它居然能够突然伸长手臂，手指插进人的头颅，瞬间置人于死地。从道德上来说，这种功夫确实让人憎恶至极。然而，读者在阅读这些阴狠毒辣的武功描写时，也会在感觉恐怖的同时更觉刺激，它给人一种恐怖的美感，这与人们对恐怖小说或电影既恐惧又向往的那种双向情感有着相同的本质吧。
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人们的内心深处，也具有潜在的暴力倾向。其实，不仅仅是国人具有这种暴力心理，整个人类都有这种心理，这从我们不服天、地、自然并与之斗争中可以看出来，从人类历史上永不停歇的战争中更能得到证明。在战乱时代，人们的暴力倾向会在战斗中以残忍的厮杀爆发出来，随着文明社会的建设，暴力已为人所不耻，人们在日常伦理道德约束下，“‘自我’与‘超我’一道，从道德理想的高度压制着‘本我’的非理性暴力冲动”。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中对“武”及“武侠人士杀人前后的思想行为”的描写确实满足了读者内心想要发泄的那种暴力倾向，同时又让人有一种暴力美的审美心理。金庸自己就在《神雕侠侣》中写道：“柳子龙与武三通观小龙女以双剑合心合击之术与公孙止……说：‘未等看到奥妙惊险处，既是惊心动魄，又是心旷神怡。’”恐怕读者也会拥有同样的心理吧！
当然这些神奇怪异、变化莫测的武功，或英勇豪壮，或残忍毒辣，亦或优美典雅，均激发出读者内心“本我”的暴力冲动，好像刹那间正义与邪恶失去了界限，暴力里不失优雅，残忍中也含有温情，让我们暂时脱离了日常心理道德的判断，犹如在做“白日梦”，“自我”得到游离和解放，内心那种因道德理想而受压抑的暴力倾向随书中那些既神奇又刺激的打斗场景发泄出来，从而得到暂时的解放，形成我们人性中所具有的一种对暴力美的审美倾向。其实，在西方，人们喜欢观看恐怖小说和骑士小说，以寻求刺激与快感，发泄内心受压抑的暴力情感。而对于中华民族来说，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以“武”为基础的武侠小说就成为了人们暴力情感得以发泄的重要渠道。
三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侠客梦”
1中华民族的侠文化
中国人之所以不同于西方人对恐怖小说和骑士小说痴迷，而对武侠小说青睐有加，不仅仅因为它是国人暴力心理得以发泄的重要渠道，更主要的是它所创作的侠义精神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有着密切的关系。武侠小说之所以能够受到如此多的中华儿女的热爱，不仅是人们把它当做发泄自身情感的工具，除了那些百看不厌、精彩刺激的打斗外，往往在它背后蕴藏着丰富的侠文化。
侠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独特产物。古往今来，人们对“侠”就有着任何一个民族无与伦比的崇拜、仰慕心理，俗话说：“千古文人侠客梦”。其实，侠客梦不光为文人所拥有，它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梦想。侠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人格精神，一种独特而丰满的人格神的图腾，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一种梦幻和期望的结晶。武侠文化从《史记》发轫，魏晋神怪武侠小说的出现，到唐传奇成熟，经宋元话本小说和明清白话武侠小说的发展，一直到当代新武侠小说的盛行，“侠义”精神就已经根植于中国人的心里。司马迁曾这样定义“侠”：“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既已存亡之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金庸武侠小说更围绕“狭义”二字塑造了许许多多感天动地的人物和场面，表现着民族文化理想，而这种民族文化理想就集中体现在其所表现的理想人格精神上，以迎合读者的文化审美心理。
2传统的侠义崇拜
在武侠小说的创作中，那些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为国为民的“国之大侠”，满足了多少人们心中的“英雄梦”。这一点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体现得尤为深刻，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就是金庸笔下真正的为国为民的“国之大侠”，他由《射雕英雄传》中肩负着国仇家恨到《神雕侠侣》中为保襄阳“知其不可而为之”，直至《倚天屠龙记》中因襄阳被围困而壮烈牺牲，结束了儒家大侠的光辉形象，完成了英勇豪壮的人格力量，为我们展示了他一生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的形象。
相对于郭靖的形象，《天龙八部》中的萧峰则更加悲壮，令人震撼。他是金庸小说中的第一英雄好汉，旷世无双的大侠形象。第一次露面就让段誉折服，而他以后的行为也更令天下人折服：对企图废除其帮主之位的人也不愿杀伤，宁愿自己以刀刺身而释放叛乱长老之罪；面对处处陷害他，当他是公敌的汉人，依然为了让汉人免遭异族侵略而逼迫辽王耶律洪吉当众发誓有生之年不再侵宋，然后又以死谢罪于耶律洪吉。萧峰的一生真不愧为金庸小说中的大侠形象，就如书中所写的那样，面对萧峰的壮烈之举，吴长风捶胸叫道：“乔帮主，你虽是契丹人，却比我们这些不成器的汉人英雄万倍！”活就活得豪迈自在，死也死得豪壮悲烈，令人敬仰，叫人惭愧。
郭靖和萧峰均是金庸为读者塑造的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满足了人们崇侠尚侠的传统民族文化心理，这些侠士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偶像，是人们崇拜的对象。他们的出现，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几千年来生活于严酷的封建统治之下和长期遭受着战乱之苦的社会各阶层人民，在对“‘明君——忠臣——清官——侠士’的‘理想世界’里，因明君不常有，忠臣往往惨遭小人诬陷或被贬或致死，清官则是大大的靠不住”的时候，就只能把希望和理想寄托于不怕昏君、专打杀奸臣和贪官的江湖侠士身上。而侠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永远不会幻灭的，他是人们想象出来的，是理想艺术梦幻的民族精神的象征。因而在封建时代、战乱时代，人们就会以无比崇敬的态度梦想着一位侠士能把自己从苦海中拯救出来。但对于当代人来说，虽然人与人之间已经消除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平等相待，和睦相处，社会稳定地向前发展，但他们依然是我们崇拜的偶像，是中华民族心目中的英雄，让生活在平淡中的人们通过他们伟大的人格和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体验出一种生命激情的张扬。因而，为国为民的侠士形象一直吸引着一代代的中华儿女，他们对“侠”的崇拜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3当代人新的侠义观
随着文明社会的建设与发展，人们的心理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像郭靖、萧峰这样神一般的“仁侠”形象，他们身上具有的那种刚毅、果敢的内质，是从古至今人们所共同欣赏的气质，但是，新时代的人们对他们只会顶礼膜拜，却不会在情感上与之产生强烈的共鸣，他们只是我们平淡生活中的一个梦想。因为我们只是人，是俗人，我们向往达到他们的境界，但我们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在这个时候，武侠小说就会因缺乏内心情感的共鸣而让读者失去阅读的兴趣。因此，此类武侠小说也渐渐地失去它们的市场。而金庸之所以到现在还能够拥有那么多的“金迷”，是因为他创作了一些打破“旧侠”的“新侠客”，在其人生成长和奋斗的过程中，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拥有的人生价值观，已不仅仅是作者梦幻和虚构的了，而是有着现实人生意义在里面，读者在阅读的时候，自然会结合自身的处境，以现代人的观念和思维，对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个人境遇以及造成这种状况的社会因素产生深入的思考，从而对其创作的那批新侠客及其他们的思想行动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在当今社会，由于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现代商业文明与残酷的经济竞争，人们的生存环境变得日益复杂，大学生毕业就面临着失业的窘况，中年人也在现实中左冲右突、处处碰壁，就是老人们也在为自己的不能颐养天年而担心。可以说，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存而苦苦思索。面对这种生存的压力，人与人之间自然会充满竞争，他人对于自己来说，就是一个凶猛、危险的动物，甚至有些人为了谋取自己的利益，不惜欺骗和利用他人，干些沽名钓誉的勾当。金庸在他的小说《鹿鼎记》中，就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充满着尔虞我诈、争权夺利、荒淫酒色和欺上瞒下的社会环境，实际上也真实地反映出了当代社会中某些人的生存环境。人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新环境，一时之间会无所适从，因此，会对自己的生存环境产生出一种恐惧感和排斥感。当他们阅读小说时，自然会把金庸在小说中所描绘的社会环境及人与人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与自己的生存环境相结合，并从心底里认同金庸的创作。
而当人们面对这种生活环境而痛苦无奈的时候，在金庸小说中还可以透过充满冷漠和疑虑的当代社会，从那些为国为民、视朋友如手足、一派孤高而纯朴的侠士的性格中看到真实人性的可贵，从而令现代读者得到一种心灵上的慰藉，让我们相信“人性本善”的理念。如《天龙八部》中的萧峰、段誉、虚竹三兄弟，他们为结拜的兄弟，在萧峰处于危难时刻，段誉、虚竹能不畏生死，挺身而出，读之令人感动，也让很多受伤的心灵得到一些抚慰。
在金庸小说中，我们不仅对他所描绘的环境认同，那些敢于打破世俗理念的束缚，具有强烈个人主义色彩，及为了自我的生存而敢于打破旧的狭义规范的大侠，更受到读者的热烈崇拜，特别是青少年的仰慕和敬佩。
在《神雕侠侣》中，金庸为我们塑造了一位打破侠之规范的“狂侠”形象，受到多少青少年的追捧和模仿。杨过，他首先是一位让中国人崇拜的大侠，尽管他的动机不全乎是为了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但他的所作所为的确造福了众生，虽不是有意成为民族英雄，但他依然会得到大家的敬佩。然而，人们对他的崇拜不仅仅是对其行侠仗义形象的崇拜和仰慕，真正让我们的内心情感产生强烈共鸣的，是他那有着十分强烈的个性主义色彩的性格，他的性格像一团火让我们跟着燃烧，让我们渴望拥有。金庸在创作杨过这一人物形象时，让他通过自己一系列“离经叛道”的行为：如拜“‘西毒’欧阳锋为义父、不顾任何世俗理念的反对娶自己的师傅小龙女为妻，等等”，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他的张狂，他的愤激，他的偏狭与大度，还有他的桀骜不驯，自尊与自信，都让他成为我们心目中真正的大侠。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他都替我们做了，替我们说了。人们对他的崇拜是与当代人们的文化心理有着内在的联系的，由于现代社会的文明进程，很多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在日常道德规范下身心受约束的人们，自我个性得不到发展。所以，当人们阅读《神雕侠侣》的时候，心理上对杨过的敢于反对一切世俗观念，并勇于反叛的个人主义思想就会羡慕和崇拜不已。
金庸除了成功地为我们创造了杨过这一“逍遥之侠”形象，还在《笑傲江湖》中为我们创造了一位“自由之侠”——令狐冲，更进一步传达了当代社会中的人们渴望自由的心理。令狐冲在被逐出师门后身心得到极大的放松，他不拘于常理、热爱自由、不受束缚、重情重义，同时又爱憎分明，心中自有对事物衡量的尺度，他不为世俗礼法所拘，只要自认为对的事，哪怕世人皆反对，他也会坚守绝不动摇，他是一个天生的隐士，一切以“情”为出发点，以“自由”为人生目标。他纵酒、喜朋、任性、胡闹，他是一个“游乎天地之一气”的自由侠。金庸赋予令狐冲的这种个性，反映了处于现代社会的人们要求摆脱世间礼法对人的心灵和行为拘束的民族文化心理。而对这一民族文化心理，体现最深的应该是青少年，他们的这种思想表现得尤为强烈。因社会地位与角色的不同，他们不习惯成年人的种种形式化的生活方式，惧怕成年人生活中种种拘束行为的规矩，正如他们为反抗这种生活方式，不论在行动上或服饰上处处流露出不拘于形式、不墨守成规的习性，崇尚自然、返璞归真的生活。然而，现实却让他们处处碰壁，只有在金庸的小说中，他们通过杨过、令狐冲等人的思想行为得到些许安慰与满足。因此，金庸所创作的这类“逍遥之侠”也最受他们的欢迎。
金庸创作的《神雕侠侣》、《笑傲江湖》固然得到人们的喜爱，但他的封笔之作《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则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在这部著作中，主人公韦小宝与金庸其他小说中的大侠形象大相径庭，他既是流氓又是痞子，见风使舵，随机应变，投机专营，贪财好色，是个无耻之徒。他既没有什么民族大义，也不讲江湖道义，甚至把一切都看成是赌博，生活就像是在做游戏一样，每个人都是在押宝，押对了就可能荣华富贵，押错了就会血本无归，甚至赔上自己的性命。他为了自身的生存，待人处事从不吃亏，为占便宜，耍尽一切手段，不惜出卖自己的人格，天生就拥有十足的奴才性。但是，他也有着绝不出卖朋友、义气不可丢的传统美德，尽管有时他也会为了自我而耍一些小聪明、小手段，那只会加深读者对他的喜爱。
韦小宝用“游戏”二字掩盖着他的欲望，熟练而无情地将痞子气和智能协调综合起来，保证着自己的生存优势。他虽没有郭靖、萧峰的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形象令人敬佩，也没有杨过、令狐冲的江湖侠客风范受人爱戴，可他却被更多的现代人所接受和喜爱。这是因为从韦小宝的身上人们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作者看似在写清朝的一个痞子为了自己的生存抛开一起世俗理念、不择手段、只求生存第一的小人物一生的传奇故事，实际上也写出了当代社会中大多数人对于自身生存危机的恐惧之情，体现了当代社会中，由于重重压力而面临生存困境的民族整体文化心理。在当代社会环境中，由于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人们生活变得丰富多彩的同时，人们的生活节奏也变得越来越快。在飞速变化的世界，人们面临着生存的危机，稍不留神，就有可能被淘汰。而韦小宝的种种生存手段，不论光彩与否，都会或多或少地得到当代人的接受和认同，或许这些就在他们的生活中使用过的。而韦小宝的幸运与成功，也使得很多职场、情场不得意的人得到某种心灵上的慰藉，人们对他的崇拜其实也是对现实的逃避，对信仰的转移。
四结语
武侠小说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给予了人们无限的遐想。作为当代武侠小说三巨擘中的古龙、金庸，确实不愧拥有现代武侠小说“武林至尊”的地位，他们的创作不仅迎合了读者独特的审美心理形式，更在内容深意上具体地传达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及其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当代人的文化心理。他们在创作上抓住了人性的揭秘和个性的塑造这一特点，与读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审美文化心理上的默契。在他们的小说中，体现出了在现代社会价值观的指导下，中华民族的个性心理，具有深刻的民族文化烙印。这里所讲的满足人们暴力情感的宣泄和民族侠义崇拜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武侠小说仍有许多智慧的闪光点尚待发掘，相信武侠作品中的种种对社会和人生的看法，会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有所启发。
参考文献：
[1] 陈墨：《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2]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3] 付国勇：《金庸传》，北京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4] 王立：《侠文化通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5]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 古龙：《陆小凤传奇》，广州出版社，2002年版。
[7] 陈墨：《新武侠二十家》，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
[8] 陈墨：《金庸小说人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9] 金庸：《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广州出版社，2002年版。
[10] 金庸：《神雕侠侣》，《笑傲江湖》，广州出版社，2002年版。
[11] 金庸：《鹿鼎记》，广州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李慧，女，1966—，河南南阳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学，工作单位：南阳理工学院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