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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大规模海外投资被视为“中国崛起”的新标志，然而，海外投资规模急剧扩大、资产份额快速提升的同时，也意味着海外投资风险日益加大，如何驾驭、管控海外投资风险将是一个重大考验。
中国对外投资渐入“佳境”
在全球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影响之下，全球FDI总流出量在经历了长达五年的持续增长后连续三年下降，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加速增长的趋势。数据显示，2003年-2010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年均增长54.1%。中国从一个外国直接投资的接受大国变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国，更是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变为了对外直接投资额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流量位居全球第五，首次超过日本、英国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据预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流量在2013年可望达到1000亿美元，存量有望达到5000亿美元。目前，中国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比例已从上世纪90年代的18∶1，上升至2010年的不到2∶1。“中国资本”正跃居为全球投资领域引人瞩目的力量。
《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对外投资覆盖率进一步扩大，行业多元且聚集度较高。截至2010年底，中国在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共有1.6万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投资覆盖率达72.7%。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绝大部分投资流向商务服务、金融、批发和零售、采矿、交通运输、制造六大行业。这些行业累计投资存量2801.6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88.3%。
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步伐加速，并在跨境贸易结算、离岸债券市场融资、离岸资金回流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香港离岸市场规模初显，主要流出、流入渠道正在发挥作用。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总额增速令人瞩目，2010年达5063亿元，今年上半年则增长到9575.7亿元，约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量的7%。香港银行的人民币存款规模已攀升至5100亿元，占香港外币存款的17%，非美元外币存款的44%。已有超过70笔人民币债券在港发行，发行量超过1200亿元人民币。人民币回流机制也基本成熟，包括在岸银行间债券市场、RQFII、人民币FDI等多种方式，对人民币成为资本投资工具起到关键性推动作用。
目前，离岸市场已经发展出了与对外投资相关的融资、清算、财富管理等一系列相关产品业务，以人民币计价的投资产品不断丰富完善，从根本上促进香港形成一个自我循环、不依托母国市场的离岸市场，为国际资本接受人民币搭建了平台，从而为以人民币为投资载体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重要保障。
不过，尽管中国对外投资流量已跃居全球第五，但从存量规模上看，与传统投资大国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根据《统计公报》，截至2010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为3172.1亿美元，居全球第17位。这一数字仅相当于美国对外投资存量的6.5%，英国的18.8%，法国的20.8%，德国的22.3%。另有数据显示，去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3200多亿美元，比中国全部存量加起来还多，这说明中国对外投资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未来增长空间巨大。
中国企业“走出去”必将遇险
展望未来，中国大规模资本出海已经不可逆转，但“走出去”的道路并非坦途，除了政治动荡、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以及各类经济风险之外，中国走出去会面临更多战略上的风险。
国际知名金融数据Dealogic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企业跨境收购失败率为全球最高，达到12%；2010年，这一比率降至11%，但仍为全球最高。美国和英国公司2010年海外收购的失败率仅为2%和1%。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排名更能说明问题，在全球128个参与排名的国家中，2003年-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绩效指数（OND）为1.139，全球排名第67位，该指数在2007年后再次下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绩效非常低，意味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不高、效益较差，严重缺乏海外投资的所有权优势。
由于中国“走出去”规模日益增加，投资方式从相对简单的加工贸易向资源开发投资、兼并与收购等发展，“走出去”的目的地也从传统的东南亚、香港、北美向非洲、拉美、中亚、中东等地区转移。因此，从国家风险相对较低、较为熟悉的地区向国家风险相对较高、较为陌生的地区转移。
在中国海外经济扩展的过程中，一些国家以直接设卡或间接制造麻烦破坏投资环境来阻挠中国从海外获取资源和能源。中国所遭遇的种种不公平待遇证明了这一点。近几年，发达国家以威胁国家战略安全为由，使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海外资产并购频频受阻。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历年投资存量是美国外资直接投资存量的千分之一，这其中美国很多领域并非对中国投资敞开大门是非常重要的原因。2008年华为公司联合美国基金贝恩资本竞购3Com公司遭否、2010年竞购摩托罗拉公司移动网络业务受阻、2011年被迫退出收购美国服务器技术公司三叶系统公司部分资产。此外，中海油、鞍钢、西色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等公司在美国的投资并购计划也屡屡受挫，领域波及信息、能源、采矿、冶炼等被认为战略安全的领域。
欧盟对中国企业的并购同样深感不安。近期，欧盟有意效仿美国1975年成立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CFIUS），希望设立一个新机构负责对外国企业投资和收购本国企业、有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行为进行审查，必要时加以阻止。而同处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也有意挥舞投资保护大旗。2009年2月，印度政府修订并限制外国企业在国防、通讯、航空等领域的参与程度。2010年2月，澳大利亚议会通过新立法，收紧对国外投资的管理，对可转换债券实施等同于股权的管理，这是自2009年9月澳大利亚限定15%的持股上限以来，第二次收紧海外投资规制。
部分国家新出台的法律提高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成本，使中国海外投资遇到阻碍。与制止关税战相比，遏制投资保护主义的难度要大得多。世界贸易组织WTO可以裁断全球贸易争端。但全球还没有一个与WTO相等同的机构来解决投资争端，这种风险更难驾驭。
中国海外投资是为了购买发展所需的资源、能源，但是，未来海外投资的成本可能被大幅抬升。中国作为开放型经济贸易大国，对能源和资源的高进口依赖性，理应使得中国对大量进口的能源和资源国际市场价格具有很大程度的控制权和话语权。然而，实际上由于国际战略性能源和资源的生产供应，大部分由少数大型垄断跨国公司控制（例如，巴西淡水河谷公司与澳大利亚力拓、必和必拓三大铁矿石巨头，控制着全球70%多的铁矿石资源），以及战略性能源和资源的“卖方市场”特征，中国在这些重要能源和资源的进口数量及价格制定上往往处于被动。更为严峻的是，国际战略性能源与资源的市场价格，受世界经济景气状况、金融市场波动、投机以及海运运费变化等综合因素影响，越来越呈现出“大起大落”的不确定性。为减少重要能源和资源国际市场价格剧烈波动给国内贸易和需求企业带来的生产和经营困难，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行合资、收购、控股或参股海外能源与资源的勘探、开发与生产，以逐步增强对战略能源和资源的生产控制和价格决定权，成为中国能源和资源企业的必然选择。
未来，还会有更多国家设置各类投资壁垒抬高中国海外投资门槛。目前，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同时也是锌精矿、铝土矿以及铅精矿的进口大国。然而，近期，继欧盟率先通过碳排放交易体系之后，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最近宣布，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开征碳排放税，三年后还将引进碳交易排放机制以降低澳大利亚碳排放。目前，公布的受控于碳价的企业名单包括，国际电力、TRU能源等电力企业，布鲁斯科等钢铁公司以及力拓、必和必拓和伍德赛德等矿产资源和石油巨头。将被征收碳税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占澳大利亚总排放量的60%以上。由于铝、煤炭和矿石领域正是中国企业最近几年希望在澳大利亚投资开拓的主要产业领域，这也意味着今后对澳大利亚矿产资源进行直接投资的成本将很有可能大幅攀升。因此，中国企业“走出去”绝非坦途，学会管控和驾驭风险将是更大挑战。
中国对外投资渐入“佳境”
在全球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影响之下，全球FDI总流出量在经历了长达五年的持续增长后连续三年下降，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加速增长的趋势。数据显示，2003年-2010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年均增长54.1%。中国从一个外国直接投资的接受大国变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国，更是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变为了对外直接投资额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流量位居全球第五，首次超过日本、英国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据预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流量在2013年可望达到1000亿美元，存量有望达到5000亿美元。目前，中国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比例已从上世纪90年代的18∶1，上升至2010年的不到2∶1。“中国资本”正跃居为全球投资领域引人瞩目的力量。
《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对外投资覆盖率进一步扩大，行业多元且聚集度较高。截至2010年底，中国在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共有1.6万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投资覆盖率达72.7%。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绝大部分投资流向商务服务、金融、批发和零售、采矿、交通运输、制造六大行业。这些行业累计投资存量2801.6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88.3%。
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步伐加速，并在跨境贸易结算、离岸债券市场融资、离岸资金回流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香港离岸市场规模初显，主要流出、流入渠道正在发挥作用。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总额增速令人瞩目，2010年达5063亿元，今年上半年则增长到9575.7亿元，约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量的7%。香港银行的人民币存款规模已攀升至5100亿元，占香港外币存款的17%，非美元外币存款的44%。已有超过70笔人民币债券在港发行，发行量超过1200亿元人民币。人民币回流机制也基本成熟，包括在岸银行间债券市场、RQFII、人民币FDI等多种方式，对人民币成为资本投资工具起到关键性推动作用。
目前，离岸市场已经发展出了与对外投资相关的融资、清算、财富管理等一系列相关产品业务，以人民币计价的投资产品不断丰富完善，从根本上促进香港形成一个自我循环、不依托母国市场的离岸市场，为国际资本接受人民币搭建了平台，从而为以人民币为投资载体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重要保障。
不过，尽管中国对外投资流量已跃居全球第五，但从存量规模上看，与传统投资大国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根据《统计公报》，截至2010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为3172.1亿美元，居全球第17位。这一数字仅相当于美国对外投资存量的6.5%，英国的18.8%，法国的20.8%，德国的22.3%。另有数据显示，去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3200多亿美元，比中国全部存量加起来还多，这说明中国对外投资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未来增长空间巨大。
中国企业“走出去”必将遇险
展望未来，中国大规模资本出海已经不可逆转，但“走出去”的道路并非坦途，除了政治动荡、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以及各类经济风险之外，中国走出去会面临更多战略上的风险。
国际知名金融数据Dealogic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企业跨境收购失败率为全球最高，达到12%；2010年，这一比率降至11%，但仍为全球最高。美国和英国公司2010年海外收购的失败率仅为2%和1%。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排名更能说明问题，在全球128个参与排名的国家中，2003年-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绩效指数（OND）为1.139，全球排名第67位，该指数在2007年后再次下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绩效非常低，意味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不高、效益较差，严重缺乏海外投资的所有权优势。
由于中国“走出去”规模日益增加，投资方式从相对简单的加工贸易向资源开发投资、兼并与收购等发展，“走出去”的目的地也从传统的东南亚、香港、北美向非洲、拉美、中亚、中东等地区转移。因此，从国家风险相对较低、较为熟悉的地区向国家风险相对较高、较为陌生的地区转移。
在中国海外经济扩展的过程中，一些国家以直接设卡或间接制造麻烦破坏投资环境来阻挠中国从海外获取资源和能源。中国所遭遇的种种不公平待遇证明了这一点。近几年，发达国家以威胁国家战略安全为由，使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海外资产并购频频受阻。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历年投资存量是美国外资直接投资存量的千分之一，这其中美国很多领域并非对中国投资敞开大门是非常重要的原因。2008年华为公司联合美国基金贝恩资本竞购3Com公司遭否、2010年竞购摩托罗拉公司移动网络业务受阻、2011年被迫退出收购美国服务器技术公司三叶系统公司部分资产。此外，中海油、鞍钢、西色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等公司在美国的投资并购计划也屡屡受挫，领域波及信息、能源、采矿、冶炼等被认为战略安全的领域。
欧盟对中国企业的并购同样深感不安。近期，欧盟有意效仿美国1975年成立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CFIUS），希望设立一个新机构负责对外国企业投资和收购本国企业、有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行为进行审查，必要时加以阻止。而同处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也有意挥舞投资保护大旗。2009年2月，印度政府修订并限制外国企业在国防、通讯、航空等领域的参与程度。2010年2月，澳大利亚议会通过新立法，收紧对国外投资的管理，对可转换债券实施等同于股权的管理，这是自2009年9月澳大利亚限定15%的持股上限以来，第二次收紧海外投资规制。
部分国家新出台的法律提高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成本，使中国海外投资遇到阻碍。与制止关税战相比，遏制投资保护主义的难度要大得多。世界贸易组织WTO可以裁断全球贸易争端。但全球还没有一个与WTO相等同的机构来解决投资争端，这种风险更难驾驭。
中国海外投资是为了购买发展所需的资源、能源，但是，未来海外投资的成本可能被大幅抬升。中国作为开放型经济贸易大国，对能源和资源的高进口依赖性，理应使得中国对大量进口的能源和资源国际市场价格具有很大程度的控制权和话语权。然而，实际上由于国际战略性能源和资源的生产供应，大部分由少数大型垄断跨国公司控制（例如，巴西淡水河谷公司与澳大利亚力拓、必和必拓三大铁矿石巨头，控制着全球70%多的铁矿石资源），以及战略性能源和资源的“卖方市场”特征，中国在这些重要能源和资源的进口数量及价格制定上往往处于被动。更为严峻的是，国际战略性能源与资源的市场价格，受世界经济景气状况、金融市场波动、投机以及海运运费变化等综合因素影响，越来越呈现出“大起大落”的不确定性。为减少重要能源和资源国际市场价格剧烈波动给国内贸易和需求企业带来的生产和经营困难，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行合资、收购、控股或参股海外能源与资源的勘探、开发与生产，以逐步增强对战略能源和资源的生产控制和价格决定权，成为中国能源和资源企业的必然选择。
未来，还会有更多国家设置各类投资壁垒抬高中国海外投资门槛。目前，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同时也是锌精矿、铝土矿以及铅精矿的进口大国。然而，近期，继欧盟率先通过碳排放交易体系之后，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最近宣布，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开征碳排放税，三年后还将引进碳交易排放机制以降低澳大利亚碳排放。目前，公布的受控于碳价的企业名单包括，国际电力、TRU能源等电力企业，布鲁斯科等钢铁公司以及力拓、必和必拓和伍德赛德等矿产资源和石油巨头。将被征收碳税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占澳大利亚总排放量的60%以上。由于铝、煤炭和矿石领域正是中国企业最近几年希望在澳大利亚投资开拓的主要产业领域，这也意味着今后对澳大利亚矿产资源进行直接投资的成本将很有可能大幅攀升。因此，中国企业“走出去”绝非坦途，学会管控和驾驭风险将是更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