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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平果县甘桑石刻文的发现、考古情况以及研究现状是，多位专家都基本认同平果石刻文是先秦前古骆越民族创造的文字。从这史料所记载中也可以推测，甘桑城址中发现的石刻文，应该是岑瑛一族所保有的先秦祭祀用具，岑瑛一族的先祖或许就是骆越古文字的创造者或保存者。右江河谷一带麽公祭祀场合吟唱的《麽经布洛陀》，以及平果县的师公、道公在各种场合吟诵的用古壮字抄写的大量经书的源头或许就源自甘桑石刻文。
关键词：石刻文；骆越古文字；考古
平果县甘桑遗址上发现的石刻文字，若最终被证实是先秦前的骆越古文字，必将改写中国古文字史和壮民族史。
一、发现与考古情况
（一）发现过程
平果甘桑石刻文是在平果县甘桑村东南面的一片名叫“那林”的耕地内被发现的，那里地形平坦，三面环山，一面向着右江，视野开阔，据了解，“那林”在壮语中是“有泉水的田”的意思，当地人觉得这里风水很好，所以在它的后山上会出现很多墓葬。甘桑石刻文就是在这片墓葬地附近的小路上发现的。
发现这些石刻文的人名叫潘荣冠，平果县马头镇那厘社区板可屯村人，潘荣冠于2006年10月的一天，在甘桑村内桑屯东南面的一个叫“那林”的地方扫墓途中，无意中发现了一片小块石片，上面刻有图案。回到家用水把这些石块洗干净发现这些石块上的图案很像文字。他拿着石片找到了村中的老师，可惜这样稀奇的图案老师们也从未见过，也不能给出明确答案。但都认为图案的形状和古文字很相似。潘荣冠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也没接触过此类的东西，但也意识到这有可能是古代留下的文化珍品。在这往后的时间里，潘荣冠陆陆续续捡回了不少这样的刻有图案的石块，约二十多片。后来终于在2011年的10月份，潘荣冠有幸找到了专门研究越骆文化的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的会员冯海华。冯海华经过一番研究后觉得这些石片可能是骆越文字，并上报了有关情况，最终引起学术界轰动。
（二）考古情况
2011年12月21日，专家组对发现于广西平果县甘桑遗址上有图案的石块上的文字进行了鉴定，该专家组以广西博物馆原馆长、广西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蒋廷瑜先生为首，得出的初步结论是认为这种石刻文字是先秦前的骆越古文字，并将此命名为古骆越石刻文。
2011年12月29日，平果县政府邀请中央民族大学梁庭望、黄凤显、李锦芳，清华大学赵丽明，中国社科院邸永君，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蓝庆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员丁守璞，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化研究员罗汉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员、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会长聂鸿音，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平安，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古汉字专家吴福祥，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少数民族文学性主任、博士生导师覃小航，贵州省荔波县民族宗教局民研所水书专家姚覃军、广西博物馆原馆长蒋廷瑜等中央和自治区民族学、古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专家召开会议，与会专家初步认定，石片上的一千多个字符可能是一种古老的文字。
为了得到了考古实物的确证，经自治区文物局批准，从2012年12月17日开始，平果县人民政府的领导非常支持考古实物的确证并给与了很大的帮助，与此同时，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也派出了非常专业的技术人员，会同百色市右江民族博物馆、平果博物馆有关人员组成联合挖掘小组，对甘桑遗址进行考古挖掘。2012年3月22日联合挖掘小组挖掘出新石器时代的夹砂陶片和石锛，3月23日出土了3片刻有字符的石片，4月28日又出土了4片刻有字符的石片，考古工作获得了突破性进展。据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覃芳研究员介绍，截止到12月5日，甘桑遗址的第二期的考古工作正在进行，尚未发现石刻文。
二、平果甘桑石刻文的定性研究
（一）两位专家的观点和理由
1.广西博物馆原馆长蒋廷瑜先生在看了石刻文后认为，甘桑石刻文字是先秦的文字。理由是因为甘桑石刻文有点像甲骨文和金文，没有出现篆书、隶书这种字体。
2.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覃芳研究员曾把石刻文照片发给古文字研究大家李学勤看，李学勤认为这些文字绝非汉字系统。据此覃芳研究员推断，这些文字是古骆越民族创造的文字，这些文字和殷商王国甲骨文的成熟程度相近，理由如下：
（1）甘桑石刻已具备表达的功能。
（2）同样的一个字形重复出现在不同的文句中。
（3）甘桑石刻具备了中华文化传统造字方法。
（4）是与广西出土的陶文有相似之处。
（5）是与左江崖壁画中的图像有相似之处。左江崖壁画的年代有多种说法，目前较公认的是战国到东汉说。平果石刻文中有类似左江崖壁画正身人的形像，而且重复五次之多。
（6）是与青铜器铭文也有相似的地方。广西武鸣、灵川等地，广东西江流域的四会、广宁、德庆、封开、罗定等市县出土的战国青铜剑、青铜矛上铸有“王”字，平果甘桑石刻文中出现的王字有17次之多。
依据以上几点，覃芳研究员认为平果甘桑石刻文字的年代推断在战国时期。
（二）壮族土俗字学术研讨会的观点
2013年1月26日，在平果县召开了由中央民族大学、平果县人民政府主办的壮族土俗字学术研讨会。中外共100多专家出席了此次的壮族土俗字学术研讨会，包括中央民族大学梁庭望、郭卫平、文日焕、曲木铁西、李锦芳、周国炎、邢莉。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字研究员罗汉田、中国民族语言翻译局李旭练、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授贺大卫等。出席此次会议的各位专家热烈的研讨了壮族的土俗字和平果的“甘桑文”，大家得出的结论是肯定“甘桑文”是古骆越文字。
三、平果甘桑石刻文的释读研究情况
（一）壮族土俗字习俗与甘桑石刻字符研究工作座谈会有关专家的释读
由于“甘桑文”是2011年底发现的，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真正关于“甘桑文”的文章寥寥无几，仅见于几篇新闻报道。而真正对“甘桑文”进行学术研究的是2013年1月26日在平果县召开“壮族土俗字习俗与甘桑石刻字符研究工作座谈会”。 会上提交的与“甘桑石刻文”有关的论文有梁庭望的《甘桑刻画文——古骆越文字光照千秋》和覃忠群的《彝族专家识别甘桑石刻文情况的汇报》这两篇论文。
其中梁庭望在《甘桑刻画文——古骆越文字光照千秋》中认为，“甘桑文”是古骆越文字最精彩的亮点，是壮族祖先聪明才智的集中体现。“甘桑文”产生的历史大背景，是因为在漫长的历史上平果一带没有外来迁入的民族，这里的地理位置偏远，四周的山峦与外界形成了阻隔，正是如此，这样的地形环境保障了这一带壮族祖先居住区域的稳定和宁静。由此推测，最先创造“甘桑文”的应该是这一带壮族的祖先。目前为止在中国，“甘桑文”的发现是除了殷商甲骨文的发现外规模最大的了，这里可以说是古骆越方国的文献库和“出版社”，是骆越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覃忠群的《彝族专家识别甘桑石刻文情况的汇报》提出，“甘桑文”有彝文的影子，可以单个识别其中的一些文字，但还找不到认读每个石片完整意思的语法规律和突破口。所以并不能草率给甘桑古石刻文的文义和归属下结论。
除此之外，在此次的壮族土俗字学术研讨会上也没有专家能提出石刻文与古壮字相关连的证据，倒是有人认为是彝文，有人认为是水书。为此，平果县政府曾派人带着资料到贵州省贵阳、毕节市及云南省楚雄、红河州等地，找彝文专家解读。
（二）当地的麽公的解读
自从获得石刻文实物后，平果县政府相关研究人员就请当地的麽公解读，但无人能解读，这些文字和古壮字是否有关系，也无法判定。
（三）百色学院“甘桑古文明与甘桑石刻文研究”课题组的释读
1.学院课题组的工作安排及发现
（1）学院课题组的工作安排
2013年4月8日，在百色学院召开了一个平果甘桑石刻文研究课题组工作安排会，平果县原人大主任、调研员农敏坚，原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罗汉田，平果县博物馆黄武治馆长，百色学院书记卞成林博士及多位课题组成员参加了会议。会上，农敏坚就平果县的石刻文工作进展情况做了说明。正在完善考古资料、实物、刻字石片的收集归类与整理，并进行高质量的拍照，以便出版书籍。目前县文物部门也积极与厦门大学、贵州民族大学等高校、研究机构积极联系，经彝族、水族、甲骨文、古文字等专家以及国外专家辨认，都可以从中认识几个与本族文相似的字符号，但都无法解读其中的任何一句话的意思。现在也不断催促广西考古研究所尽快写出考古报告，以便进一步筹划新闻发布会，以及建设甘桑石刻文博物馆。
2013年7月12日至16日，由百色学院中文系师生、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专业的研究生组成的平果石刻文调研团队对甘桑屯、板可屯、都阳村三板屯进行了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的调研。2013年7月14日在采访平果石刻文第一发现者潘荣冠时，他在镜头前交出了珍藏多年的双面刻有字符的石铲和石錛等多件石制品，这些石制品经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中国古文字学会副会长黄凤显的仔细辨认，确认为真品，广西博物馆馆长郑超雄进一步认为这些文字已经和西周时期的金文相似，这些石刻文的发现为正确解读石刻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学院课题组的发现
①调研员农敏坚的发现
在平果县都阳村三板屯附近的独山一块非常光滑的石头上，农敏坚调研员发现了刻有一些符号和文字，石头上的字分为上下两层，下面一层符号笔道非常细且比较散乱，也难以辨认，是一些不规则的图画和符号。覆盖在上面的字笔道粗，也比较清晰。无论从笔画、写法还是形体上都可以看出是现代的字体，其中的“金”字非常的清晰。据14日下午到了现场考察的广西博物馆馆长郑超雄教授和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中国古文字协会副会长黄凤显博士的辨认，认为下面的一些符号可能是一种古老的文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罗汉田教授也认为，其中的一个很像猫的符号刻法绝非现代人所为。只可惜现在发现这些符号太少，调研组也没有在独山周边能发现更多的类似文字符号。
②“三宝造文字传授嘹歌”的古老传说
我们学院调查组在访谈都阳三板屯党支部书记黄宪群时，收集到了一个关于“三宝造文字传授嘹歌”的古老传说，（黄起鹏整理发表在《右江日报》2009年6月9日第七 版）这是右江河谷地区发现的第二个古骆越民族的造字传说。
据专家考证，嘹歌起源于平果，产生于明代，是用古壮字（土俗字）传抄，至今已出版了多部嘹歌集，主要反映壮族人民生产、生活、爱情、婚姻、历史等方面的内容。民歌传承着古老民族的文化密码，特别是古壮字中有上百个偏旁符号不是来自汉字的偏旁，是否是古骆越先人的创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③用古壮字记录民间神话传说的著作
最早记录右江河谷地区人类活动的文献，当属在田阳等地发现的由麽公在祭祀场合吟唱的《麽经布洛陀》，以及平果县的师公、道公在各种场合吟诵的用古壮字抄写的大量经书。《麽经布洛陀》的每段开头“三界三王置，四界四王造”，“三王”即雷部落、鸟部落和蛟部落，布洛陀是鸟部落的首领，商代中前期，鸟部落联盟上升为骆越方国。故而专家认定布洛陀是珠江流域原始民族共同体即西瓯骆越民族的始祖神，与炎帝、黄帝、蚩尤都是部落首领。布洛陀是一个无所不能，开天辟地，创造万物的伟大天神，是布洛陀造文字历书。《麽经布洛陀》中描述古时代人们见昆虫的爬纹而创造文字。
同是用古壮字记录民间神话传说的《麽经布洛陀》外，还有平果师公和道公用古壮字记录的大量经书，每年师公和道公都会应约举办各种道场仪式，这些仪式也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密码，不同的道场喃唱的是不同的经书，光是一个丧场的经书就有十多本，要喃唱三天三夜。师公和道公是这个地区半职业性的神职人员，源于古代的越巫，清一色的男性，师徒传承，不吃素，忌狗肉，可婚娶。人们尊敬师公和道公，相信他们通天地晓鬼神的能力，但是师公和道公都没有形成宗教组织。过去，壮族人民在天旱求雨、丰收酬神、驱鬼逐疫以及料理丧事时，会请师公和道公同来主持盛大的祭祀仪式。这种传统传承至今，村里有丧事、喜事都会请师公和道公来主持，师公以跳为主，喃唱为辅；道公则相反。在丧葬仪式上，师公和道公将不眠不休诵经打斋，连跳三天三夜为死者祈福，最后还将点燃七十二盏莲花灯，护送死者的灵魂归于自己祖先们的灵魄处，一起享受子孙的祭祀。师公和道公做法式，一般需要的乐器有：鼓、铙、铃等。道公一般着黑色道袍，边以红色或者金色包裹，道袍上纹有图案，头戴道公帽。道公的服饰一般有八套。在丧葬仪式上，道公所颂的经文为传承手抄本，又称“金书”。 在2013年12月4日中山大学召开的中国岭南民族史研究会上，出席此次会议的百色学院的老师大胆推测，在右江河谷流域祭祀场合吟唱的《麽经布洛陀》，以及平果县的师公、道公在各种场合吟诵的用古壮字抄写的大量经书的源头或许就是甘桑石刻文。
（四）暨南大学的班弨教授和戴庆厦教授的释读
2013年5月份暨南大学的班弨教授的专著《甘桑石刻文字摹片及字符集》一书出版，国际知名语言学家戴庆厦教授为此书写了序言，认为该书是此项研究的第一本专著。他认为作者班弨教授在这部著作中有三项成就：一是该书收集和制作了有关石刻文的全部摹片；二是把摹片编码并做成字符集；三是阐述了作者的研究成果以及作者对此作出的初步研究结论。作者的这三项工作都是无人做过的，具有创新性和开创性。书中关于石刻文的章法、摹片、字符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
除此之外，班弨教授在《文化遗产》2013年第5期上撰文认为，甘桑石刻文是比水书古老得多的文字系统。水语在谱系分类学上属于壮侗语族侗水语支。根据语言谱系分类学的原理，同一语族的诸语言均由同一祖语分化而来。也就是说今天的壮语、水语、侗语等均由同一祖语即古壮侗语分化而来。根据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古壮侗语的存在（也可以说是古壮侗族的存在）当在上古时期。这与甘桑石刻文的年代是吻合的。因此，他认为：甘桑石刻文与甲骨文、纳西文、彝文和水书等古文字的有关系， 甘桑石刻文是一种表意的古壮侗文。
（五）广西考古研究所的覃芳研究员的释读
2013年12月4日在中山大学召开的第十六届中国岭南民族史研究会上，广西考古研究所的覃芳研究员做了学术报告，她介绍说，她曾拿了四块石刻文去给三都水族自治县78岁的水族专家谢朝海认读，他认读了其中一块石片上的文字。但是否准确也无从判断。他的解读是：
水族的的六个先祖或从江西（恒的hengdi）迁徙到广西贵港（桂平？有一个桂的读音），我们先祖是六个先祖之一，后来有单独流落逃靠南丹王，（南丹的王叫丹珠），当时南丹的王还未被宋朝归化一统，我们帮助南丹王戌守疆域。长老教育我们定耕、养牛、养马、养鱼，教育我们祭祀缅怀先祖。我们以前到处流落，衣食无着，这个地方比江西好，从此定居这里，过上农耕渔猎的稳定的好日子，南丹王去世后，宋朝派兵征服归顺了南丹，我们六个先祖的其他五个，已经没有了下落。
谢朝海注：1.这3块石刻存在欠缺、残缺、漏落等情况，表述很不连贯；2.石刻可能是5块以上。谢公已经78岁，接着他按照要求，先对图片逐字逐句翻译，然后才统一整理。需要至少10天时间。（三都县档案局周泽亮根据谢公口述整理。）
覃芳研究员在2013年12月4日举行的中国岭南民族史研究会上就甘桑石刻文做报告后，就有专家质疑谢朝海的解读，江西地名是从唐代开始的，隋唐、汉晋都属于江苏的一部分，如果确定是江西迁来的话就不是上古的，它是个悖论。另外彝文也是汉代到东晋时期才有的文字。
（六）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的班玄教授的释读
班玄在《语文学刊》2014年第九期上发文《甘桑石刻文与甲骨文之对比研究》认为：甘桑石刻文字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县新出土的少数民族文字，从物质载体、文字类型、所记录的语言、行文章法、笔画特点等五个方面将它与甲骨文进行对比研究，可以看出甘桑石刻文字与甲骨文没有同源关系。
（七）中央民大教授李锦芳教授的释读
李锦芳、刘轶在《百色学院学报》2014年第四期发文《新发现甘桑石刻文的初步分析》认为：甘桑石刻文新近发现于广西平果县一带，刻划在石片上，是古代百越民族使用的一种比较成熟的象形文字，与甲骨文、水书、古彝文及古印度哈拉帕文有一些近似字符。
四、“甘桑文”与广西境内其他骆越古文字的比较
中国人民大学少数民族语言专业李锦芳的研究生冯乐、刘轶、孙友芳、魏仕娟、赖国凤、李冬美在参加平果石刻文调研团队之前曾对广西发现的古文字符号做了收集，并与平果甘桑文对比研究。他们发现，广西境内除了新发现的大规模的“甘桑文”外，还有一些零星的古文字，这些文字文物的质料多种多样，分布范围很广。而且与甘桑文的字符较为类似，但是还是不能确定其与甘桑文的联系，只能根据所挖掘的地点确定，这些文字都属于骆越古文字。
20世纪90年代，一些有模糊刻字和图案的石器时代的石片、兽骨等在邕江被捞砂船的人员在江底陆续的捞出了，但是由于年代久远，风蚀水浸，石片和兽骨上的图案和刻痕已经不易辨出，所以，对于它是否为古文字实物还无从下结论。一直到2010年秋，有人在龙州县的左江上金河段上捞出了一把石戈，石戈上刻有字迹清晰的6个字，经过一番确认，才证实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古骆越有文字。如图二：
图二
从图上看，该石块与潘荣冠交出的新发现的石块（右）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都是一样打磨精美的石器，一样整齐排列的字符。
除了该石块之外，在左江上金河段也打捞出来了古骆越卜辞石戈，在新石器时代，左江流域是壮族先民古骆越人活动的主要地域，石戈上的文字很明显是古骆越人的文字；在近年来隆安发现的龙床骨刻文骨片是捞沙船在隆安县乔建镇右江龙床河段打捞上来的骆越文卜辞骨片，多为残片，且为单卦。当然也有完整的骨片，双卦和三卦的都有，发现的数量还不少，约百片；宾阳露圩甲刻文甲片是20世纪90年代宾阳县露圩农民在一处水潭底发现的，上面刻有古文字，发现的数量不多，十余片；扶绥龙头骨刻文骨片是近年来农民在扶绥县龙头镇岩洞葬遗址中发现的刻有古文字的骨片，数量有十多块，疑似人骨片；梧州陶刻文陶罐是在梧州西江河段被发现的，小陶罐刻有古占卜辞；西江流域一带打捞出很多刻有古文字的陶片；梧州陶刻文陶罐所用的质料是硬陶，所以它上面刻的文字与甲骨文有很多相同之处，所写的内容大致可推断为卜辞，祭祀求雨用；类似于这样的文字在骆越文化的故地和旧址的都有发现，如高州、西林、武鸣的大明山、天井岭等。 虽然除了上图中的石块之外，其他地方的文字文物与甘桑文材质不太一样，但是字符的构造和形状都十分相像，虽然还不能明确的对这两者存在的联系下定论，但是至少可以证明在骆越故地的出现甘桑石刻文的现象并不是孤立的，也可以明确这并不是外来族群带来的遗物，它有标志性的特征很明显。甘桑石刻文若想在历史大座标上把它的族属和地位明确，也只有放在骆越古文字这样的强大背景下才能完成。
上述骆越古文字标志文物的分布有一定的规律，出现的地方通常都是古骆越的祭祀遗址和本地神祗庙宇或庙宇遗址。如甘桑出现过大量的骆越古石刻文文物就可以证明甘桑遗址是骆越时代的大型祭祀遗址和祭祀中心。
结语
平果甘桑古城遗址，据明《白山司志卷之二.建置》中记载“甘桑城在丹良七塘山后，有瀑布穿城而下，相传亦岑瑛所筑，其修筑年月不可考，仅存基址。”后因岑瑛的后代岑浚在江州城中屯兵拦截右江，强征舟税，激怒皇帝，而被朝廷派兵进剿。《明史》“宏治间田州府岑浚筑石城于丹良庄，屯兵千余人，截江道而括商利，官命毁之，不听，会官军自田州还乘便毁之。”岑浚部退守甘桑城，后甘桑城被攻破，岑浚退至旧城，被困在九峰山上，最后跳崖而亡。从这史料所记载中可以推测，甘桑城址中发现的石刻文，应该是岑瑛一族的先祖所保有的先秦祭祀用具，岑瑛一族或许就是骆越古文字的创造者或保存者，岑氏的灭族给现今石刻文的解读留下的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平果石刻文所蕴含的丰富文化代码，右江河谷一带麽公祭祀场合吟唱的《麽经布洛陀》，以及平果县的师公、道公在各种场合吟诵的用古壮字抄写的大量经书的源头或许就源自甘桑石刻文。但这诸多未解之谜还有待专家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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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骆越文化网：http：//www.luoyue.net/show.aspx？tid=702
作者简介：李志强，男，1965年1月，汉族，百色学院中文系工作，副教授。姚莹，百色学院中文系2014届毕业生。
关键词：石刻文；骆越古文字；考古
平果县甘桑遗址上发现的石刻文字，若最终被证实是先秦前的骆越古文字，必将改写中国古文字史和壮民族史。
一、发现与考古情况
（一）发现过程
平果甘桑石刻文是在平果县甘桑村东南面的一片名叫“那林”的耕地内被发现的，那里地形平坦，三面环山，一面向着右江，视野开阔，据了解，“那林”在壮语中是“有泉水的田”的意思，当地人觉得这里风水很好，所以在它的后山上会出现很多墓葬。甘桑石刻文就是在这片墓葬地附近的小路上发现的。
发现这些石刻文的人名叫潘荣冠，平果县马头镇那厘社区板可屯村人，潘荣冠于2006年10月的一天，在甘桑村内桑屯东南面的一个叫“那林”的地方扫墓途中，无意中发现了一片小块石片，上面刻有图案。回到家用水把这些石块洗干净发现这些石块上的图案很像文字。他拿着石片找到了村中的老师，可惜这样稀奇的图案老师们也从未见过，也不能给出明确答案。但都认为图案的形状和古文字很相似。潘荣冠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也没接触过此类的东西，但也意识到这有可能是古代留下的文化珍品。在这往后的时间里，潘荣冠陆陆续续捡回了不少这样的刻有图案的石块，约二十多片。后来终于在2011年的10月份，潘荣冠有幸找到了专门研究越骆文化的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的会员冯海华。冯海华经过一番研究后觉得这些石片可能是骆越文字，并上报了有关情况，最终引起学术界轰动。
（二）考古情况
2011年12月21日，专家组对发现于广西平果县甘桑遗址上有图案的石块上的文字进行了鉴定，该专家组以广西博物馆原馆长、广西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蒋廷瑜先生为首，得出的初步结论是认为这种石刻文字是先秦前的骆越古文字，并将此命名为古骆越石刻文。
2011年12月29日，平果县政府邀请中央民族大学梁庭望、黄凤显、李锦芳，清华大学赵丽明，中国社科院邸永君，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蓝庆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员丁守璞，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化研究员罗汉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员、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会长聂鸿音，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平安，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古汉字专家吴福祥，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少数民族文学性主任、博士生导师覃小航，贵州省荔波县民族宗教局民研所水书专家姚覃军、广西博物馆原馆长蒋廷瑜等中央和自治区民族学、古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专家召开会议，与会专家初步认定，石片上的一千多个字符可能是一种古老的文字。
为了得到了考古实物的确证，经自治区文物局批准，从2012年12月17日开始，平果县人民政府的领导非常支持考古实物的确证并给与了很大的帮助，与此同时，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也派出了非常专业的技术人员，会同百色市右江民族博物馆、平果博物馆有关人员组成联合挖掘小组，对甘桑遗址进行考古挖掘。2012年3月22日联合挖掘小组挖掘出新石器时代的夹砂陶片和石锛，3月23日出土了3片刻有字符的石片，4月28日又出土了4片刻有字符的石片，考古工作获得了突破性进展。据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覃芳研究员介绍，截止到12月5日，甘桑遗址的第二期的考古工作正在进行，尚未发现石刻文。
二、平果甘桑石刻文的定性研究
（一）两位专家的观点和理由
1.广西博物馆原馆长蒋廷瑜先生在看了石刻文后认为，甘桑石刻文字是先秦的文字。理由是因为甘桑石刻文有点像甲骨文和金文，没有出现篆书、隶书这种字体。
2.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覃芳研究员曾把石刻文照片发给古文字研究大家李学勤看，李学勤认为这些文字绝非汉字系统。据此覃芳研究员推断，这些文字是古骆越民族创造的文字，这些文字和殷商王国甲骨文的成熟程度相近，理由如下：
（1）甘桑石刻已具备表达的功能。
（2）同样的一个字形重复出现在不同的文句中。
（3）甘桑石刻具备了中华文化传统造字方法。
（4）是与广西出土的陶文有相似之处。
（5）是与左江崖壁画中的图像有相似之处。左江崖壁画的年代有多种说法，目前较公认的是战国到东汉说。平果石刻文中有类似左江崖壁画正身人的形像，而且重复五次之多。
（6）是与青铜器铭文也有相似的地方。广西武鸣、灵川等地，广东西江流域的四会、广宁、德庆、封开、罗定等市县出土的战国青铜剑、青铜矛上铸有“王”字，平果甘桑石刻文中出现的王字有17次之多。
依据以上几点，覃芳研究员认为平果甘桑石刻文字的年代推断在战国时期。
（二）壮族土俗字学术研讨会的观点
2013年1月26日，在平果县召开了由中央民族大学、平果县人民政府主办的壮族土俗字学术研讨会。中外共100多专家出席了此次的壮族土俗字学术研讨会，包括中央民族大学梁庭望、郭卫平、文日焕、曲木铁西、李锦芳、周国炎、邢莉。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字研究员罗汉田、中国民族语言翻译局李旭练、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授贺大卫等。出席此次会议的各位专家热烈的研讨了壮族的土俗字和平果的“甘桑文”，大家得出的结论是肯定“甘桑文”是古骆越文字。
三、平果甘桑石刻文的释读研究情况
（一）壮族土俗字习俗与甘桑石刻字符研究工作座谈会有关专家的释读
由于“甘桑文”是2011年底发现的，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真正关于“甘桑文”的文章寥寥无几，仅见于几篇新闻报道。而真正对“甘桑文”进行学术研究的是2013年1月26日在平果县召开“壮族土俗字习俗与甘桑石刻字符研究工作座谈会”。 会上提交的与“甘桑石刻文”有关的论文有梁庭望的《甘桑刻画文——古骆越文字光照千秋》和覃忠群的《彝族专家识别甘桑石刻文情况的汇报》这两篇论文。
其中梁庭望在《甘桑刻画文——古骆越文字光照千秋》中认为，“甘桑文”是古骆越文字最精彩的亮点，是壮族祖先聪明才智的集中体现。“甘桑文”产生的历史大背景，是因为在漫长的历史上平果一带没有外来迁入的民族，这里的地理位置偏远，四周的山峦与外界形成了阻隔，正是如此，这样的地形环境保障了这一带壮族祖先居住区域的稳定和宁静。由此推测，最先创造“甘桑文”的应该是这一带壮族的祖先。目前为止在中国，“甘桑文”的发现是除了殷商甲骨文的发现外规模最大的了，这里可以说是古骆越方国的文献库和“出版社”，是骆越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覃忠群的《彝族专家识别甘桑石刻文情况的汇报》提出，“甘桑文”有彝文的影子，可以单个识别其中的一些文字，但还找不到认读每个石片完整意思的语法规律和突破口。所以并不能草率给甘桑古石刻文的文义和归属下结论。
除此之外，在此次的壮族土俗字学术研讨会上也没有专家能提出石刻文与古壮字相关连的证据，倒是有人认为是彝文，有人认为是水书。为此，平果县政府曾派人带着资料到贵州省贵阳、毕节市及云南省楚雄、红河州等地，找彝文专家解读。
（二）当地的麽公的解读
自从获得石刻文实物后，平果县政府相关研究人员就请当地的麽公解读，但无人能解读，这些文字和古壮字是否有关系，也无法判定。
（三）百色学院“甘桑古文明与甘桑石刻文研究”课题组的释读
1.学院课题组的工作安排及发现
（1）学院课题组的工作安排
2013年4月8日，在百色学院召开了一个平果甘桑石刻文研究课题组工作安排会，平果县原人大主任、调研员农敏坚，原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罗汉田，平果县博物馆黄武治馆长，百色学院书记卞成林博士及多位课题组成员参加了会议。会上，农敏坚就平果县的石刻文工作进展情况做了说明。正在完善考古资料、实物、刻字石片的收集归类与整理，并进行高质量的拍照，以便出版书籍。目前县文物部门也积极与厦门大学、贵州民族大学等高校、研究机构积极联系，经彝族、水族、甲骨文、古文字等专家以及国外专家辨认，都可以从中认识几个与本族文相似的字符号，但都无法解读其中的任何一句话的意思。现在也不断催促广西考古研究所尽快写出考古报告，以便进一步筹划新闻发布会，以及建设甘桑石刻文博物馆。
2013年7月12日至16日，由百色学院中文系师生、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专业的研究生组成的平果石刻文调研团队对甘桑屯、板可屯、都阳村三板屯进行了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的调研。2013年7月14日在采访平果石刻文第一发现者潘荣冠时，他在镜头前交出了珍藏多年的双面刻有字符的石铲和石錛等多件石制品，这些石制品经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中国古文字学会副会长黄凤显的仔细辨认，确认为真品，广西博物馆馆长郑超雄进一步认为这些文字已经和西周时期的金文相似，这些石刻文的发现为正确解读石刻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学院课题组的发现
①调研员农敏坚的发现
在平果县都阳村三板屯附近的独山一块非常光滑的石头上，农敏坚调研员发现了刻有一些符号和文字，石头上的字分为上下两层，下面一层符号笔道非常细且比较散乱，也难以辨认，是一些不规则的图画和符号。覆盖在上面的字笔道粗，也比较清晰。无论从笔画、写法还是形体上都可以看出是现代的字体，其中的“金”字非常的清晰。据14日下午到了现场考察的广西博物馆馆长郑超雄教授和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中国古文字协会副会长黄凤显博士的辨认，认为下面的一些符号可能是一种古老的文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罗汉田教授也认为，其中的一个很像猫的符号刻法绝非现代人所为。只可惜现在发现这些符号太少，调研组也没有在独山周边能发现更多的类似文字符号。
②“三宝造文字传授嘹歌”的古老传说
我们学院调查组在访谈都阳三板屯党支部书记黄宪群时，收集到了一个关于“三宝造文字传授嘹歌”的古老传说，（黄起鹏整理发表在《右江日报》2009年6月9日第七 版）这是右江河谷地区发现的第二个古骆越民族的造字传说。
据专家考证，嘹歌起源于平果，产生于明代，是用古壮字（土俗字）传抄，至今已出版了多部嘹歌集，主要反映壮族人民生产、生活、爱情、婚姻、历史等方面的内容。民歌传承着古老民族的文化密码，特别是古壮字中有上百个偏旁符号不是来自汉字的偏旁，是否是古骆越先人的创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③用古壮字记录民间神话传说的著作
最早记录右江河谷地区人类活动的文献，当属在田阳等地发现的由麽公在祭祀场合吟唱的《麽经布洛陀》，以及平果县的师公、道公在各种场合吟诵的用古壮字抄写的大量经书。《麽经布洛陀》的每段开头“三界三王置，四界四王造”，“三王”即雷部落、鸟部落和蛟部落，布洛陀是鸟部落的首领，商代中前期，鸟部落联盟上升为骆越方国。故而专家认定布洛陀是珠江流域原始民族共同体即西瓯骆越民族的始祖神，与炎帝、黄帝、蚩尤都是部落首领。布洛陀是一个无所不能，开天辟地，创造万物的伟大天神，是布洛陀造文字历书。《麽经布洛陀》中描述古时代人们见昆虫的爬纹而创造文字。
同是用古壮字记录民间神话传说的《麽经布洛陀》外，还有平果师公和道公用古壮字记录的大量经书，每年师公和道公都会应约举办各种道场仪式，这些仪式也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密码，不同的道场喃唱的是不同的经书，光是一个丧场的经书就有十多本，要喃唱三天三夜。师公和道公是这个地区半职业性的神职人员，源于古代的越巫，清一色的男性，师徒传承，不吃素，忌狗肉，可婚娶。人们尊敬师公和道公，相信他们通天地晓鬼神的能力，但是师公和道公都没有形成宗教组织。过去，壮族人民在天旱求雨、丰收酬神、驱鬼逐疫以及料理丧事时，会请师公和道公同来主持盛大的祭祀仪式。这种传统传承至今，村里有丧事、喜事都会请师公和道公来主持，师公以跳为主，喃唱为辅；道公则相反。在丧葬仪式上，师公和道公将不眠不休诵经打斋，连跳三天三夜为死者祈福，最后还将点燃七十二盏莲花灯，护送死者的灵魂归于自己祖先们的灵魄处，一起享受子孙的祭祀。师公和道公做法式，一般需要的乐器有：鼓、铙、铃等。道公一般着黑色道袍，边以红色或者金色包裹，道袍上纹有图案，头戴道公帽。道公的服饰一般有八套。在丧葬仪式上，道公所颂的经文为传承手抄本，又称“金书”。 在2013年12月4日中山大学召开的中国岭南民族史研究会上，出席此次会议的百色学院的老师大胆推测，在右江河谷流域祭祀场合吟唱的《麽经布洛陀》，以及平果县的师公、道公在各种场合吟诵的用古壮字抄写的大量经书的源头或许就是甘桑石刻文。
（四）暨南大学的班弨教授和戴庆厦教授的释读
2013年5月份暨南大学的班弨教授的专著《甘桑石刻文字摹片及字符集》一书出版，国际知名语言学家戴庆厦教授为此书写了序言，认为该书是此项研究的第一本专著。他认为作者班弨教授在这部著作中有三项成就：一是该书收集和制作了有关石刻文的全部摹片；二是把摹片编码并做成字符集；三是阐述了作者的研究成果以及作者对此作出的初步研究结论。作者的这三项工作都是无人做过的，具有创新性和开创性。书中关于石刻文的章法、摹片、字符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
除此之外，班弨教授在《文化遗产》2013年第5期上撰文认为，甘桑石刻文是比水书古老得多的文字系统。水语在谱系分类学上属于壮侗语族侗水语支。根据语言谱系分类学的原理，同一语族的诸语言均由同一祖语分化而来。也就是说今天的壮语、水语、侗语等均由同一祖语即古壮侗语分化而来。根据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古壮侗语的存在（也可以说是古壮侗族的存在）当在上古时期。这与甘桑石刻文的年代是吻合的。因此，他认为：甘桑石刻文与甲骨文、纳西文、彝文和水书等古文字的有关系， 甘桑石刻文是一种表意的古壮侗文。
（五）广西考古研究所的覃芳研究员的释读
2013年12月4日在中山大学召开的第十六届中国岭南民族史研究会上，广西考古研究所的覃芳研究员做了学术报告，她介绍说，她曾拿了四块石刻文去给三都水族自治县78岁的水族专家谢朝海认读，他认读了其中一块石片上的文字。但是否准确也无从判断。他的解读是：
水族的的六个先祖或从江西（恒的hengdi）迁徙到广西贵港（桂平？有一个桂的读音），我们先祖是六个先祖之一，后来有单独流落逃靠南丹王，（南丹的王叫丹珠），当时南丹的王还未被宋朝归化一统，我们帮助南丹王戌守疆域。长老教育我们定耕、养牛、养马、养鱼，教育我们祭祀缅怀先祖。我们以前到处流落，衣食无着，这个地方比江西好，从此定居这里，过上农耕渔猎的稳定的好日子，南丹王去世后，宋朝派兵征服归顺了南丹，我们六个先祖的其他五个，已经没有了下落。
谢朝海注：1.这3块石刻存在欠缺、残缺、漏落等情况，表述很不连贯；2.石刻可能是5块以上。谢公已经78岁，接着他按照要求，先对图片逐字逐句翻译，然后才统一整理。需要至少10天时间。（三都县档案局周泽亮根据谢公口述整理。）
覃芳研究员在2013年12月4日举行的中国岭南民族史研究会上就甘桑石刻文做报告后，就有专家质疑谢朝海的解读，江西地名是从唐代开始的，隋唐、汉晋都属于江苏的一部分，如果确定是江西迁来的话就不是上古的，它是个悖论。另外彝文也是汉代到东晋时期才有的文字。
（六）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的班玄教授的释读
班玄在《语文学刊》2014年第九期上发文《甘桑石刻文与甲骨文之对比研究》认为：甘桑石刻文字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县新出土的少数民族文字，从物质载体、文字类型、所记录的语言、行文章法、笔画特点等五个方面将它与甲骨文进行对比研究，可以看出甘桑石刻文字与甲骨文没有同源关系。
（七）中央民大教授李锦芳教授的释读
李锦芳、刘轶在《百色学院学报》2014年第四期发文《新发现甘桑石刻文的初步分析》认为：甘桑石刻文新近发现于广西平果县一带，刻划在石片上，是古代百越民族使用的一种比较成熟的象形文字，与甲骨文、水书、古彝文及古印度哈拉帕文有一些近似字符。
四、“甘桑文”与广西境内其他骆越古文字的比较
中国人民大学少数民族语言专业李锦芳的研究生冯乐、刘轶、孙友芳、魏仕娟、赖国凤、李冬美在参加平果石刻文调研团队之前曾对广西发现的古文字符号做了收集，并与平果甘桑文对比研究。他们发现，广西境内除了新发现的大规模的“甘桑文”外，还有一些零星的古文字，这些文字文物的质料多种多样，分布范围很广。而且与甘桑文的字符较为类似，但是还是不能确定其与甘桑文的联系，只能根据所挖掘的地点确定，这些文字都属于骆越古文字。
20世纪90年代，一些有模糊刻字和图案的石器时代的石片、兽骨等在邕江被捞砂船的人员在江底陆续的捞出了，但是由于年代久远，风蚀水浸，石片和兽骨上的图案和刻痕已经不易辨出，所以，对于它是否为古文字实物还无从下结论。一直到2010年秋，有人在龙州县的左江上金河段上捞出了一把石戈，石戈上刻有字迹清晰的6个字，经过一番确认，才证实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古骆越有文字。如图二：
图二
从图上看，该石块与潘荣冠交出的新发现的石块（右）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都是一样打磨精美的石器，一样整齐排列的字符。
除了该石块之外，在左江上金河段也打捞出来了古骆越卜辞石戈，在新石器时代，左江流域是壮族先民古骆越人活动的主要地域，石戈上的文字很明显是古骆越人的文字；在近年来隆安发现的龙床骨刻文骨片是捞沙船在隆安县乔建镇右江龙床河段打捞上来的骆越文卜辞骨片，多为残片，且为单卦。当然也有完整的骨片，双卦和三卦的都有，发现的数量还不少，约百片；宾阳露圩甲刻文甲片是20世纪90年代宾阳县露圩农民在一处水潭底发现的，上面刻有古文字，发现的数量不多，十余片；扶绥龙头骨刻文骨片是近年来农民在扶绥县龙头镇岩洞葬遗址中发现的刻有古文字的骨片，数量有十多块，疑似人骨片；梧州陶刻文陶罐是在梧州西江河段被发现的，小陶罐刻有古占卜辞；西江流域一带打捞出很多刻有古文字的陶片；梧州陶刻文陶罐所用的质料是硬陶，所以它上面刻的文字与甲骨文有很多相同之处，所写的内容大致可推断为卜辞，祭祀求雨用；类似于这样的文字在骆越文化的故地和旧址的都有发现，如高州、西林、武鸣的大明山、天井岭等。 虽然除了上图中的石块之外，其他地方的文字文物与甘桑文材质不太一样，但是字符的构造和形状都十分相像，虽然还不能明确的对这两者存在的联系下定论，但是至少可以证明在骆越故地的出现甘桑石刻文的现象并不是孤立的，也可以明确这并不是外来族群带来的遗物，它有标志性的特征很明显。甘桑石刻文若想在历史大座标上把它的族属和地位明确，也只有放在骆越古文字这样的强大背景下才能完成。
上述骆越古文字标志文物的分布有一定的规律，出现的地方通常都是古骆越的祭祀遗址和本地神祗庙宇或庙宇遗址。如甘桑出现过大量的骆越古石刻文文物就可以证明甘桑遗址是骆越时代的大型祭祀遗址和祭祀中心。
结语
平果甘桑古城遗址，据明《白山司志卷之二.建置》中记载“甘桑城在丹良七塘山后，有瀑布穿城而下，相传亦岑瑛所筑，其修筑年月不可考，仅存基址。”后因岑瑛的后代岑浚在江州城中屯兵拦截右江，强征舟税，激怒皇帝，而被朝廷派兵进剿。《明史》“宏治间田州府岑浚筑石城于丹良庄，屯兵千余人，截江道而括商利，官命毁之，不听，会官军自田州还乘便毁之。”岑浚部退守甘桑城，后甘桑城被攻破，岑浚退至旧城，被困在九峰山上，最后跳崖而亡。从这史料所记载中可以推测，甘桑城址中发现的石刻文，应该是岑瑛一族的先祖所保有的先秦祭祀用具，岑瑛一族或许就是骆越古文字的创造者或保存者，岑氏的灭族给现今石刻文的解读留下的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平果石刻文所蕴含的丰富文化代码，右江河谷一带麽公祭祀场合吟唱的《麽经布洛陀》，以及平果县的师公、道公在各种场合吟诵的用古壮字抄写的大量经书的源头或许就源自甘桑石刻文。但这诸多未解之谜还有待专家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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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骆越文化网：http：//www.luoyue.net/show.aspx？tid=702
作者简介：李志强，男，1965年1月，汉族，百色学院中文系工作，副教授。姚莹，百色学院中文系2014届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