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您说要成立一个个人基金会，现在基金会的审批状况以及未来规划如何？
　　我原来是想搞一个类似诺贝尔奖这样的基金会。诺贝尔奖一直以来没有我们中国人的份，实际上也是对我们中国人的歧视。科技进步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最关键的竞争力。现在来讲我觉得我们国家科技方面还是比较薄弱，希望鼓励大家创新，发展科技。最近我也听说中央要拿出15000亿来进行科技创新，而且把科技创新的重点放在企业身上，我也希望通过科技创新使我们国家更加繁荣富强。目前也只是有这个想法，但条件还不成熟。到底怎么搞法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情况比较复杂。不过人家诺贝尔奖也不是一下子搞起来的。
　　您一直强调要建立造血式的基金会，可以谈谈您对公益造血机制的理解么？
　　宗庆后：其实我们企业做的慈善一直都是造血式的。中国有句老话，救急不救穷。贫困地区往往越救越穷，因而必须要创造一个造血功能鼓励致富。欧洲企业现在的问题是高福利高税收，不去创造财富而是享受财富，财富享受完了就完蛋了。所以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要鼓励大家勤劳致富，这样才能推动社会进步。
　　我们在很多贫穷地方投资建厂，解决大家就业问题，给当地增加税收。企业是帮助贫困地区发展同时也促进自己本身的发展。虽然贫困地区条件差一点，各方面配套设施也少一点，但贫困地区发展起来了，整个国家富裕起来了，市场需求也就大了，企业发展也更快。
　　郭美美事件之后，公益事业的公信力是走下坡路的，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娃哈哈慈善基金会是如何保证透明公正的？
　　我们公益事业一直做得很规范。比如，营养快线的“筑巢活动”，其实不是搞促销，而是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让大家产生慈善的意识。今年人大会上，中央电视台采访我，告诉我很多贫困地区学校撤点，小学生从走读变成住读，希望我去资助一下，我答应了。但我们也不能投入过多精力，所以找到了扶贫基金会，他们做这件事比较规范。我们也跟他们商量，为了更透明，可以请消费者去参观、实地考察。我觉得我们国家级的基金会做事情还是比较规范的，他们还会考察实际困难，要求地方政府协助，这样支持的面就会更大一点。
　　你说这几年中国企业家总是“被慈善”，请谈谈你个人对“被慈善”的感受。
　　“被慈善”，一般都是迫于政府和媒体的压力，而钱捐出去后，项目不是由企业操作监督，很多时候捐的钱到了哪里都不知道。我的理念是，如果要做，就要真真正正地主动慈善、全面慈善，不在乎钱的多少，而是要大家都还有善心，这样的氛围才是最重要的。
　　人们常说国外企业的慈善比我们做得好，其实不是这样的。他们要交遗产税，遗产无法继承，只能建立基金会。与之相比，中国企业捐出去的都是真金白银，有时连抵税都抵不了。
　　企业能拒绝“被慈善”吗？这两年“被慈善”的状况是愈演愈烈还是有所改善？
　　能不能拒绝，要看企业自身的实力，如果企业规模不大，实力不足，拒绝后被报复一下，也很麻烦。
　　这两年来“被慈善”情况有所改善，像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很多企业被慈善。老百姓也在骂，说政府为什么不多拿些钱出来，而是要靠慈善？这种情况在慢慢减少。媒体也要鼓励大家主动慈善，不是光看钱的多少。
　　中美税法的不同，企业家做慈善的方式不一样。从另一个角度，这似乎反映了我们国家制度层面的滞后。
　　也不是落后的问题，主体上还是好的，也不是所有的企业都一样。现在的人的心态我不是很了解，有些人觉得能出名就好，遗臭万年也无所谓。以前封建社会，遇到自然灾害了，没饭吃了，就开粮仓，让百姓吃饱。现在社会发达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各方面都需要社会给支持和援助，做慈善的方式也比较多。但我认为，弱势群体虽然需要帮助，关键还是让他们勤劳致富，走向共同富裕比较好。
　　你赞成国家通过征收遗产税鼓励更多企业家做慈善吗？
　　税收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税负太重，没人来投资。法国新总统上台说要收百分之七十五的所得税，英国马上说我们这里税收低，法国就不高兴了。税收高，没人投资你，解决不了就业问题，但是税收太低也不合理。目前中国的税收稍微高了一点，政府开支大了一点。现在的中国，我觉得需要减税，鼓励投资，政府节约一点。
　　遗产税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现在取消了。遗产税交给国家以后，国家也不一定能好好经营。我认为，对于财富的观念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说法要取消。民营企业的财富也是这个社会的，多余的财富他还是投到社会中去，解决就业等问题。现在钱都拿到国外去，实际是国有资产的流失。这个概念不改，就不能改变中国经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