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垃圾围城问题正在日益严峻，而对于广州而言，从2009年开始的反垃圾焚烧行动，则更加放大了垃圾处理问题在政策层面的重要性。据说，由于介入的研究者甚多，中山大学已经出现了“垃圾学派”，北京更是成立了“垃圾学院”，甚至像“垃圾政治学”、“垃圾经济学”也大有成为热门学科的潜力。
　　不过，无论多热，每天1.8万吨垃圾处理，都是广州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在垃圾焚烧争议数年之后，广州市政府决定从7月10日起，开始“按袋计量收垃圾费”的试点工作。毫无疑问，这项政策一经曝光，就立马引来众多市民的热议。
　　作为一项新收费政策，人们抨击的焦点很容易聚集到政府话语体系中的“经济杠杆”的问题上，从收费的合理性到收费的用途是否公开，如何防止过程发生寻租行为等等，围绕费用展开的争议总是不断的。对此，城管委的官员们纷纷现身说法，强调试点小区是免费发放，超过配额才会收费，而今后政策全面推广之后，将取消原来的15元垃圾费。而除了收费争议之外，对于该项政策推广可行性的议论也不可忽略，如何防止乱丢、偷丢垃圾，以及由此带来的实名制是否会造成个人隐私泄露都成为网络激辩的焦点。
　　城管方面给出的承诺是，将设置定点垃圾投放点，并通过安装摄像头来监控乱丢、偷丢垃圾行为，通过招投标和定点运营来根除垃圾袋专营的腐败隐患。而针对个人隐私保护的问题，相关的官员同样信心满满，认为不会有什么问题。
　　关于垃圾的处理，终究连结着居民、政府乃至物业三个方面，甚至，制造垃圾的主体还是居民。因此，仅仅是政府方面拥有信心，必定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还包括小区物业能够积极介入，乃至居民本身能够热情参与。
　　对于政府所使用的经济杠杆思维，对于物业公司应该是奏效的。只要政府能够在制度设计上让出市场认为合理的利润空间，作为市场主体的物业必然会是兴趣盎然。而这，也告诉我们，从根本上说，要使得垃圾新政能够顺利推行，关键在于能否成功激励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无论这种激励方式是经济的、道德的还是情感的。
　　社区居民首先是城市公民，首要考虑的是作为纳税人在完成义务时，是否享受了相应的权利。举例来说，如果垃圾袋收费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贪腐”问题，城市公民肯定无法接受，从而不利于政策推行。相反，如果居民一方不能很好地执行政策，而是投机取巧，走出一些邪门歪道，那么也会让政策本身形同虚设。正如一些人担心的，未来很可能会出现一些居民利用散步之机，拎着垃圾袋“长途跋涉”扔到不受监控的公共场所，甚至，也可能出现通过下水道进行处理的行为，从而导致更糟糕的结局。
　　因此，对于广州而言，从台北借鉴垃圾袋收费政策，启动经济杠杆以应对正在侵袭而来的垃圾围城困局，终究是值得肯定的。假使能够做好政策的宣传、普及和监控工作，未来广州垃圾总量趋减或许是一个可期的结局。
　　更应当指出的是，垃圾问题的处理不能仅仅停留在设置经济杠杆上。垃圾的处理问题是一个涉及多方的工程，制造主体也应当是应对的主体。如果仅仅采取经济激励的方式，那么反而导致一种反向塑造，即将居民本身变成一个个理性的利益载体。但事实上，从情感的角度看，建设一个整洁干净的社区，这里不仅仅只有利益，也有情感层面的期待。而情感本质上就是一种认同，即居民对于小区的认同感，要实现这种呵护家园的认同，需要的是回归社区，通过各种组织、协会、团体将社区居民网络化。借助网络，热情、爱心、奉献就可以彼此流通，营造的将是一种强烈的社区认同，而凭借着这一认同，社区居民对于垃圾处理甚至垃圾分类的工作，很容易产生发自内心的支持，而非外在的经济激励。
　　因此，对于政府而言，经济杠杆只是其一，更为根本的还在于向社区释放组织化的空间，鼓励并支持社区协会团体的建立。唯有如此，社区居民才会更加积极，政策才不会被扭曲，各种民间智慧也会如期涌现。或许，通过垃圾问题的处理，广州将出现一批有担当、有远谋、能负责的公民，许多城市化的弊端将因此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