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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间记忆影像计划”里，吴文光让一群平均年龄25岁的年轻人，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庄，用镜头对准村庄和村里的老人，围绕三年自然灾害的饥饿，寻找逝去和变化中的记忆。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下，那些被人遗忘的乡村细节就像一口深井，埋藏着现实社会和历史的种种真相。
罗家屋，中国湖南一个平常的村子。
任定其，罗家屋一个普通村民。
这位1935年生，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老人花了十年时间写了一部回忆录，记录了他所经历的刻骨铭心经历：土改、大跃进、三年饥饿、“文革”……他用六个字形容了自己的一生：奴、难、累、慌、乱、浮。
这本回忆录，原本像村子的历史一样被人遗忘，若不是罗兵的到来。
2010年夏天，他的邻居罗兵带着一部DV找到了他，想采访关于1959—1961年三年灾害的故事。
任定其断然拒绝：“1958年不就是这样子，说大鸣大放随你讲，畅所欲言。但是讲了之后，就戴右派帽子。”
“现在还能戴什么帽子？”罗兵不理解。
“是，现在是不会，就是……这个政策是时刻有转变的。”任定其手里紧紧攥着打印出来的回忆录目录。
这年冬天，罗兵花了一个冬天的时间和他呆在一起，拗不过年轻人，任定其最后拿出了他的“作品”。26万字的《天地无情回忆录》用工整的蓝色圆珠笔写在作业本上，整整10本。作业本上，密密麻麻，夹杂着很多繁体字，记录了当年饥饿的故事。多年来，任定其不时常拿出来自己看看，默默地流泪。
罗兵的镜头记录下这些细节。镜头里，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面孔，诉说着嵌入身体深处的饥饿记忆。
这记忆离今天并不遥远，相隔50年。
返回村庄
任定其的故事被罗兵拍成了一部纪录片：《罗家屋：我和任定其》，这部纪录片是独立纪录片工作者吴文光发起的“民间记忆影像计划”的一部分。吴文光让一群平均年龄25岁的年輕人，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庄，用镜头对准村庄和村里的老人，围绕三年自然灾害的饥饿，寻找逝去和变化中的记忆。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下，那些被人遗忘的乡村细节就像一口深井，埋藏着现实社会和历史的种种真相。
近三十年来，吴文光一直用介入中国现实的记录形式，观察中国转型阶段纷繁的现实。
1990年，吴文光将摄像机对准他身边的“流浪艺术家”，拍摄了纪录片《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这部纪录片被认为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第一部纪录片，吴文光因此也被誉为“中国独立纪录片之父”。
1998年，他和助手跟随河南的一个以“走江湖卖艺”方式的大棚演出团走过北京郊县、河北、天津、山西等地，近距离并微观地记录下一种“江湖生活”。吴文光对纪录片《江湖》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他认为自己在拍摄“自传”，自己就是大棚演出团中的人、身置中国现实处境中的人，“这一切里面所产生的东西，历险、坎坷、友谊、背叛，这一切都是发生在我自己生活里面的。”另一方面，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永远不在其中——他的工作“对大棚人没有任何帮助”。
纪录片的无力感深深困扰着吴文光，他问自己，“我们怎么能拿着摄像机去拍摄底层，然后成了‘来自黑暗深处的人’，在心理上洋洋自得？”
200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国-欧盟村民自治培训计划项目”找到吴文光，希望他拍摄一部关于村民自治的纪录片。吴文光为此策划了“村民影像计划”，10个村民来参与拍纪录片，100个村民来拍照片。来自全国18个省和直辖市的51个村子的100个村民得到赠送的照相机，而10个农民，拿起了自己生命中第一台摄像机，他们当中岁数最年轻的是24岁，最大的是59岁，8个为男性，2位女性，村民们第一次透过镜头，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和记录身边的故事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声音”。
在他们的镜头中，村民作者深深卷入到村子的日常生活中，冬天、夏天、打架、闲聊、纠纷、家长里短，纪录片在极为现实的层面上呈现着现代农村的生活细节。也有人拍摄河水的污染、环境的冲突，将片子作为维权证据申诉，摄像机成为村民自我赋权的有力武器。对于这些镜头，没有人会挑剔技术问题，甚至天然、质朴、粗糙的技术都显现了村民影像的真实性。
“村民作者”的出现，给了吴文光启发——那种对生活的熟悉程度，打开自己生活的勇气，是他无法做到的。他发现，村民的生活本身影响着他们拍摄的本身，而形式、意义等等他所熟知的艺术话语对于他来说，可以完全被丢弃。在一些电影观摩会上，吴文光坦言，村民的天然和生活的丰富性完全弥补了所谓的技术。他说：“村民的技巧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在“村民影像计划”的基础上，2010年，吴文光开启了“民间记忆影像计划”，鼓励年轻人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庄，当年轻人不断地卷入村子，在老人们破碎的记忆和点滴的细节中，在失语的乡村与冷漠的村民中，他们通过共同的文化记忆寻找到了重建公共生活的可能。
迄今为止，这项计划共有64人进村或回村采访，被访人是来自17个省、110个村子的698位老人，从55岁到97岁，全部是第一次面对镜头，讲述50年前的饥饿经历，包括罗兵拍摄的老人任定其。
想起那些年轻的脸，我觉得踏实
2012年12月4日晚，在广州中山大学东校区，吴文光带着他的团队举办“民间记忆计划回村采访及纪录片创作”工作坊。
这个“民间记忆计划”在一个月中接连举办了四次，从西安、大连、广州到深圳。每个工作坊，吴文光都面对一些青涩的90后大学生，问他们是否愿意回到自己的村子，拍摄，记录。他们的反应大多跟三年前开始接触到这项计划的年轻人一样，一脸茫然，问他，为什么要回到自己的村子？那些历史跟自己有什么关系？记录它们有什么用？因为他们所知道的历史，不过是教科书上的寥寥数语。
为什么？当这个社会高速向前发展，充斥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我们为什么要回去？这种疑问，不只来源于年轻人，还有村民，甚至是他的家人。 告诉他们为什么，告诉他们怎么做，告诉自己要做什么。这对吴文光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未知的领域。陌生的领域带来了双重感受，计划伊始，他感觉到一种陌生的兴奋，同时，最难受的地方也正来自于这种不熟悉和陌生，他也常常手足无措，感觉一下子被打回原形，感到自己愚蠢、荒谬。吴文光决定一边与年轻人一起走，一边思考他们将走向何方，他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伴随者。
无论是兴奋还是沮丧，需要与自己作战。“身体位置在哪里，世界观就在哪里。”吴文光很清楚，他的方法就是回到自己的村子。
第一年，他和年轻人聚在一起，讨论该拍什么，用什么素材；第二年，年轻人再次返乡，他们意识到历史越细节，越真实，于是想到了统计三年饥饿的死亡人数；到了第三年，他们开始思考，何不为这些逝去的一代人建一座墓碑？
“行动在先，记录跟随，创作在后，无论是文字、影像还是剧场，都是记录之后，重心是我们回去做什么。”吴文光说。
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场没有时间表的计划，不知何时结束、何时中断，但让吴文光欣喜的是，在计划进行的过程中，这些年轻人在慢慢改变，经历着一种新的自我定位，并开始改变失语的村庄。“现在假使我跟这个事情彻底没关系了，他们也可以继续，他们的轴心力量，将带动更多人在行动。”跟80后、90后的年轻人在一起，吴文光感到了力量。年轻人不世故，用单纯的方式做事，当然年轻也有年轻的问题，他也难免“严厉到六亲不认”，但他总是克制自己说少一些，能不说最好不说，多些容忍，他期待着集体自我滋生出的力量会对问题做出改变和调整。
年轻人回乡了，吴文光自己也回到了云南富民县款庄，1974年，18岁的他在这里作为知青插队。他在这里待了4年，1978年，他参加高考，离开了村子。
在一篇名为“返回村子”的文章中，他写道：“我很高兴自己也在返回的路上。终于，我不再只是在北京的某个地方对‘民间记忆影像计划’坐而论道。”
“我一个50年代生人，和在这条路上绝大多数80年代生人，相隔三十年上下的兩代人，这个时候，在这条路上没有‘代沟’一起走。这条路是‘寻找历史记忆者之路’，是‘历史与现实交织体验之路’，也是‘自我寻找之路’。 这条路上现在行走着的有多少人？十多个？二十多个？或者会减少？或者会增多？”
“我眼前出现那些年轻的脸，我觉得踏实、有力量。”
村子是否依然饥饿？
在村子里，吴文光想到了小平，“25岁了，除了遥远的一次单相思就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小平的全名是邹雪平，罗兵的大学同学，是第一批加入“饥饿”计划的年轻人。2008年，在中国美院读书的她选修了吴文光的课，对纪录片产生了兴趣，第二年，她来到吴文光的工作室“草场地工作站”创作毕业作品《娘》，毕业后正式留在草场地驻站。
2009年冬天，邹雪平拿着摄像机，回到了老家——山东省滨州市阳信县商店镇邹家村，寻找关于饥饿的历史。
老人的诉说，让她第一次感受到了历史的震撼，也产生很多困惑，她不明白，为什么老人会记不得那些饿死了的孩子的名字，是因为选择性地遗忘，还是因为痛苦？
那个冬天，她拍下了《饥饿的村庄》，讲述了她的奶奶临近死亡时的煎熬和挣扎，和那些经历过饥饿历史的老人。
2011年冬天，邹雪平再次回到村里，拍摄了纪录片《吃饱的村子》，这部纪录片记录了她寻找记忆所遭遇的现实，也试图在寻找另一个答案：五十年后的现在，肚子是能吃饱了，日子也比以前好过多了，但这个村子的精神是否依然还在饥饿中？
曾经迫不及待离开的村庄，在这些年轻人的回归和探寻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陌生感。
“我以为自己对这个村子很熟悉。”出生、成长在罗家屋的罗兵，在寻找老人的故事时，对村庄越来越陌生。“第一次回去之后就傻掉了。老人们都不认识我了，我不断地往外走，老人也不断地老。”罗兵说。
村庄也不是罗兵记忆中的样子，现实是千疮百孔，村子里面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村里有四十多个光棍，留下的人伐树、挖沙，孩子们连玩的地方都没有，唯一的消遣就是打麻将。
在镜头中，罗兵也看到了现在的自己。有一天，他在村路上边走边拍，对面有个村民在田埂上放羊，眼睛一直看着路的另一边，罗兵问他看到了什么，那人说那边起火了。此时，罗兵离起火的房子五百米远，他便掉转镜头去拍，十多秒过后，镜头中出现了一个灭火的人。
放映这部片子时，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去灭火，罗兵猛然发现，镜头拍出了真实的自己。他一直认为自己生于此长于此，是村子的一部分，灭火的镜头却让他发现自己其实和村庄没有关系，“隔岸观火”。
2011年，罗兵尝试参与村里修路。村里一直想修路，但没人真的关心，罗兵决定他来做，同时希望让更多人参与到村里的公共事务，从身边开始改变。
邹雪平看到了村里公共生活的缺乏。村子没有一个公共场所可供娱乐。老人们成天呆在家里，也没人说话。她记得小时候，每年收小麦，家家户户都会一起干活，特别有动力，老人们都是扎堆的。而如今的村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漠，老人们都不出门了，村里人似乎只关心挣钱、盖房子、互相攀比。“我们邹家村，五代都是一个老祖宗，都有亲缘关系。可能再过几十年村子就没了，说起来挺可怕的。”
去年返乡，邹雪平把老人们请到家中，给他们看《饥饿的村子》，并开始统计逝者的名单，想为他们在村里建立墓碑，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村里很多老人都挺支持，愿意为此捐钱，但不少中年人和青年人却很冷淡，并不觉得这事与自己有关联。连她的弟弟也无法理解她，总指责她做这些事既不赚钱，又不能维持生活。
她的父母一开始也很反对，邹雪平一次次地返村，请老人们来家里看片子，给父母看她的作品，最终慢慢打动了父母。立碑时，父亲捐了500元。
2012年3月15日，1.6米高、7厘米厚的墓碑竖立起来，碑文写着：“三年饥荒期间，本村共41户、165口人，生活极度困难，共有37人因饥饿去世，涉及17户……”按照村里习俗，碑修好，老人们一起放了鞭炮，烧了纸。 这一年冬天，邹雪平受到另一位年轻人章梦奇的启发，在村子做演出，24岁的章梦奇，在北京学习舞蹈，她回到老家湖北随州钓鱼台村，拍摄了《自画像：47公里》，这部片子入选巴黎真实电影节。2012年冬天回村，她把采访饥饿而创作的舞蹈带给村民，包括接受和帮助她采访的老人。
邹雪平把老人讲过的树皮、麦子苗、棉花种、野菜叶子、树根放在一个筛子里面，每一种食物后面都有一个故事。
撬动现实
年轻人不断回到村里，开始悄悄改变村庄以及被村庄改变。
2011年，邹雪平11岁小侄女因为好奇，总喜欢跟着她，邹雪平就把相机交给她，让她参与。在她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孩子们开始加入进来，跟着邹雪平挨家挨户地探访。孩子们很少跟老人聊天，参与修墓碑后，他们也开始去看看老人，和老人呆在一起。邹雪平感到了变化。
孩子们很喜欢听老人说故事，也愈发认真地对待拍片这件事。回京之后，有孩子在QQ上问邹雪平什么时候再回家，说她去看老人了，老人很挂念她。邹雪平一时间百感交集，孩子们开始成为她和村子的桥梁。
为此，她拍了第三部片子《孩子们的村子》。
今年，邹雪平计划能取得村里中年人和青年人的支持，至少多一些互动，“不支持没关系，我让他们知道这件事就好。”
在这个过程中，邹雪平自己也变了，更加自信，这个原本做事情都靠“混”的女孩儿，开始变得爱思考、爱行动。
“小平从默默的言谈转变为行动，罗兵以前在村里呆两天就跑掉，现在却能实实在在地做事，梦奇与村子的隔阂在不断靠近……他们在创作上和思考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活着有重量感，而不再是漂浮状态。”
吴文光清楚地看到他们正在发生的转变，“以往的教育中有很多失败的东西，堆了很多垃圾，返村的路上，也是他们自我成长和自我教育的过程。”
吴文光至今还在想他为什么要做“民间影像档案计划”，做这个看似愚公移山式的民间记录，寻找历史和记忆并非是全部目的，记录现实也不是。他想，也许若干年以后，再回望今天和这些年轻人一起做的尝试，意义会自然浮现。
但随着“民间影像档案计划”的逐渐展开，他看到了更多惊喜，“坦白说，我自己是越来越看重这个事情。”他曾统计过，加入这个计划的人最多时有80多位年轻人，最终只有20人在坚持拍摄，而他真心期盼，所有人都可以去尝试，返回村庄。
（實习生王洋漾对本文亦有贡献）
罗家屋，中国湖南一个平常的村子。
任定其，罗家屋一个普通村民。
这位1935年生，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老人花了十年时间写了一部回忆录，记录了他所经历的刻骨铭心经历：土改、大跃进、三年饥饿、“文革”……他用六个字形容了自己的一生：奴、难、累、慌、乱、浮。
这本回忆录，原本像村子的历史一样被人遗忘，若不是罗兵的到来。
2010年夏天，他的邻居罗兵带着一部DV找到了他，想采访关于1959—1961年三年灾害的故事。
任定其断然拒绝：“1958年不就是这样子，说大鸣大放随你讲，畅所欲言。但是讲了之后，就戴右派帽子。”
“现在还能戴什么帽子？”罗兵不理解。
“是，现在是不会，就是……这个政策是时刻有转变的。”任定其手里紧紧攥着打印出来的回忆录目录。
这年冬天，罗兵花了一个冬天的时间和他呆在一起，拗不过年轻人，任定其最后拿出了他的“作品”。26万字的《天地无情回忆录》用工整的蓝色圆珠笔写在作业本上，整整10本。作业本上，密密麻麻，夹杂着很多繁体字，记录了当年饥饿的故事。多年来，任定其不时常拿出来自己看看，默默地流泪。
罗兵的镜头记录下这些细节。镜头里，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面孔，诉说着嵌入身体深处的饥饿记忆。
这记忆离今天并不遥远，相隔50年。
返回村庄
任定其的故事被罗兵拍成了一部纪录片：《罗家屋：我和任定其》，这部纪录片是独立纪录片工作者吴文光发起的“民间记忆影像计划”的一部分。吴文光让一群平均年龄25岁的年輕人，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庄，用镜头对准村庄和村里的老人，围绕三年自然灾害的饥饿，寻找逝去和变化中的记忆。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下，那些被人遗忘的乡村细节就像一口深井，埋藏着现实社会和历史的种种真相。
近三十年来，吴文光一直用介入中国现实的记录形式，观察中国转型阶段纷繁的现实。
1990年，吴文光将摄像机对准他身边的“流浪艺术家”，拍摄了纪录片《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这部纪录片被认为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第一部纪录片，吴文光因此也被誉为“中国独立纪录片之父”。
1998年，他和助手跟随河南的一个以“走江湖卖艺”方式的大棚演出团走过北京郊县、河北、天津、山西等地，近距离并微观地记录下一种“江湖生活”。吴文光对纪录片《江湖》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他认为自己在拍摄“自传”，自己就是大棚演出团中的人、身置中国现实处境中的人，“这一切里面所产生的东西，历险、坎坷、友谊、背叛，这一切都是发生在我自己生活里面的。”另一方面，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永远不在其中——他的工作“对大棚人没有任何帮助”。
纪录片的无力感深深困扰着吴文光，他问自己，“我们怎么能拿着摄像机去拍摄底层，然后成了‘来自黑暗深处的人’，在心理上洋洋自得？”
200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国-欧盟村民自治培训计划项目”找到吴文光，希望他拍摄一部关于村民自治的纪录片。吴文光为此策划了“村民影像计划”，10个村民来参与拍纪录片，100个村民来拍照片。来自全国18个省和直辖市的51个村子的100个村民得到赠送的照相机，而10个农民，拿起了自己生命中第一台摄像机，他们当中岁数最年轻的是24岁，最大的是59岁，8个为男性，2位女性，村民们第一次透过镜头，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和记录身边的故事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声音”。
在他们的镜头中，村民作者深深卷入到村子的日常生活中，冬天、夏天、打架、闲聊、纠纷、家长里短，纪录片在极为现实的层面上呈现着现代农村的生活细节。也有人拍摄河水的污染、环境的冲突，将片子作为维权证据申诉，摄像机成为村民自我赋权的有力武器。对于这些镜头，没有人会挑剔技术问题，甚至天然、质朴、粗糙的技术都显现了村民影像的真实性。
“村民作者”的出现，给了吴文光启发——那种对生活的熟悉程度，打开自己生活的勇气，是他无法做到的。他发现，村民的生活本身影响着他们拍摄的本身，而形式、意义等等他所熟知的艺术话语对于他来说，可以完全被丢弃。在一些电影观摩会上，吴文光坦言，村民的天然和生活的丰富性完全弥补了所谓的技术。他说：“村民的技巧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在“村民影像计划”的基础上，2010年，吴文光开启了“民间记忆影像计划”，鼓励年轻人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庄，当年轻人不断地卷入村子，在老人们破碎的记忆和点滴的细节中，在失语的乡村与冷漠的村民中，他们通过共同的文化记忆寻找到了重建公共生活的可能。
迄今为止，这项计划共有64人进村或回村采访，被访人是来自17个省、110个村子的698位老人，从55岁到97岁，全部是第一次面对镜头，讲述50年前的饥饿经历，包括罗兵拍摄的老人任定其。
想起那些年轻的脸，我觉得踏实
2012年12月4日晚，在广州中山大学东校区，吴文光带着他的团队举办“民间记忆计划回村采访及纪录片创作”工作坊。
这个“民间记忆计划”在一个月中接连举办了四次，从西安、大连、广州到深圳。每个工作坊，吴文光都面对一些青涩的90后大学生，问他们是否愿意回到自己的村子，拍摄，记录。他们的反应大多跟三年前开始接触到这项计划的年轻人一样，一脸茫然，问他，为什么要回到自己的村子？那些历史跟自己有什么关系？记录它们有什么用？因为他们所知道的历史，不过是教科书上的寥寥数语。
为什么？当这个社会高速向前发展，充斥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我们为什么要回去？这种疑问，不只来源于年轻人，还有村民，甚至是他的家人。 告诉他们为什么，告诉他们怎么做，告诉自己要做什么。这对吴文光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未知的领域。陌生的领域带来了双重感受，计划伊始，他感觉到一种陌生的兴奋，同时，最难受的地方也正来自于这种不熟悉和陌生，他也常常手足无措，感觉一下子被打回原形，感到自己愚蠢、荒谬。吴文光决定一边与年轻人一起走，一边思考他们将走向何方，他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伴随者。
无论是兴奋还是沮丧，需要与自己作战。“身体位置在哪里，世界观就在哪里。”吴文光很清楚，他的方法就是回到自己的村子。
第一年，他和年轻人聚在一起，讨论该拍什么，用什么素材；第二年，年轻人再次返乡，他们意识到历史越细节，越真实，于是想到了统计三年饥饿的死亡人数；到了第三年，他们开始思考，何不为这些逝去的一代人建一座墓碑？
“行动在先，记录跟随，创作在后，无论是文字、影像还是剧场，都是记录之后，重心是我们回去做什么。”吴文光说。
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场没有时间表的计划，不知何时结束、何时中断，但让吴文光欣喜的是，在计划进行的过程中，这些年轻人在慢慢改变，经历着一种新的自我定位，并开始改变失语的村庄。“现在假使我跟这个事情彻底没关系了，他们也可以继续，他们的轴心力量，将带动更多人在行动。”跟80后、90后的年轻人在一起，吴文光感到了力量。年轻人不世故，用单纯的方式做事，当然年轻也有年轻的问题，他也难免“严厉到六亲不认”，但他总是克制自己说少一些，能不说最好不说，多些容忍，他期待着集体自我滋生出的力量会对问题做出改变和调整。
年轻人回乡了，吴文光自己也回到了云南富民县款庄，1974年，18岁的他在这里作为知青插队。他在这里待了4年，1978年，他参加高考，离开了村子。
在一篇名为“返回村子”的文章中，他写道：“我很高兴自己也在返回的路上。终于，我不再只是在北京的某个地方对‘民间记忆影像计划’坐而论道。”
“我一个50年代生人，和在这条路上绝大多数80年代生人，相隔三十年上下的兩代人，这个时候，在这条路上没有‘代沟’一起走。这条路是‘寻找历史记忆者之路’，是‘历史与现实交织体验之路’，也是‘自我寻找之路’。 这条路上现在行走着的有多少人？十多个？二十多个？或者会减少？或者会增多？”
“我眼前出现那些年轻的脸，我觉得踏实、有力量。”
村子是否依然饥饿？
在村子里，吴文光想到了小平，“25岁了，除了遥远的一次单相思就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小平的全名是邹雪平，罗兵的大学同学，是第一批加入“饥饿”计划的年轻人。2008年，在中国美院读书的她选修了吴文光的课，对纪录片产生了兴趣，第二年，她来到吴文光的工作室“草场地工作站”创作毕业作品《娘》，毕业后正式留在草场地驻站。
2009年冬天，邹雪平拿着摄像机，回到了老家——山东省滨州市阳信县商店镇邹家村，寻找关于饥饿的历史。
老人的诉说，让她第一次感受到了历史的震撼，也产生很多困惑，她不明白，为什么老人会记不得那些饿死了的孩子的名字，是因为选择性地遗忘，还是因为痛苦？
那个冬天，她拍下了《饥饿的村庄》，讲述了她的奶奶临近死亡时的煎熬和挣扎，和那些经历过饥饿历史的老人。
2011年冬天，邹雪平再次回到村里，拍摄了纪录片《吃饱的村子》，这部纪录片记录了她寻找记忆所遭遇的现实，也试图在寻找另一个答案：五十年后的现在，肚子是能吃饱了，日子也比以前好过多了，但这个村子的精神是否依然还在饥饿中？
曾经迫不及待离开的村庄，在这些年轻人的回归和探寻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陌生感。
“我以为自己对这个村子很熟悉。”出生、成长在罗家屋的罗兵，在寻找老人的故事时，对村庄越来越陌生。“第一次回去之后就傻掉了。老人们都不认识我了，我不断地往外走，老人也不断地老。”罗兵说。
村庄也不是罗兵记忆中的样子，现实是千疮百孔，村子里面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村里有四十多个光棍，留下的人伐树、挖沙，孩子们连玩的地方都没有，唯一的消遣就是打麻将。
在镜头中，罗兵也看到了现在的自己。有一天，他在村路上边走边拍，对面有个村民在田埂上放羊，眼睛一直看着路的另一边，罗兵问他看到了什么，那人说那边起火了。此时，罗兵离起火的房子五百米远，他便掉转镜头去拍，十多秒过后，镜头中出现了一个灭火的人。
放映这部片子时，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去灭火，罗兵猛然发现，镜头拍出了真实的自己。他一直认为自己生于此长于此，是村子的一部分，灭火的镜头却让他发现自己其实和村庄没有关系，“隔岸观火”。
2011年，罗兵尝试参与村里修路。村里一直想修路，但没人真的关心，罗兵决定他来做，同时希望让更多人参与到村里的公共事务，从身边开始改变。
邹雪平看到了村里公共生活的缺乏。村子没有一个公共场所可供娱乐。老人们成天呆在家里，也没人说话。她记得小时候，每年收小麦，家家户户都会一起干活，特别有动力，老人们都是扎堆的。而如今的村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漠，老人们都不出门了，村里人似乎只关心挣钱、盖房子、互相攀比。“我们邹家村，五代都是一个老祖宗，都有亲缘关系。可能再过几十年村子就没了，说起来挺可怕的。”
去年返乡，邹雪平把老人们请到家中，给他们看《饥饿的村子》，并开始统计逝者的名单，想为他们在村里建立墓碑，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村里很多老人都挺支持，愿意为此捐钱，但不少中年人和青年人却很冷淡，并不觉得这事与自己有关联。连她的弟弟也无法理解她，总指责她做这些事既不赚钱，又不能维持生活。
她的父母一开始也很反对，邹雪平一次次地返村，请老人们来家里看片子，给父母看她的作品，最终慢慢打动了父母。立碑时，父亲捐了500元。
2012年3月15日，1.6米高、7厘米厚的墓碑竖立起来，碑文写着：“三年饥荒期间，本村共41户、165口人，生活极度困难，共有37人因饥饿去世，涉及17户……”按照村里习俗，碑修好，老人们一起放了鞭炮，烧了纸。 这一年冬天，邹雪平受到另一位年轻人章梦奇的启发，在村子做演出，24岁的章梦奇，在北京学习舞蹈，她回到老家湖北随州钓鱼台村，拍摄了《自画像：47公里》，这部片子入选巴黎真实电影节。2012年冬天回村，她把采访饥饿而创作的舞蹈带给村民，包括接受和帮助她采访的老人。
邹雪平把老人讲过的树皮、麦子苗、棉花种、野菜叶子、树根放在一个筛子里面，每一种食物后面都有一个故事。
撬动现实
年轻人不断回到村里，开始悄悄改变村庄以及被村庄改变。
2011年，邹雪平11岁小侄女因为好奇，总喜欢跟着她，邹雪平就把相机交给她，让她参与。在她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孩子们开始加入进来，跟着邹雪平挨家挨户地探访。孩子们很少跟老人聊天，参与修墓碑后，他们也开始去看看老人，和老人呆在一起。邹雪平感到了变化。
孩子们很喜欢听老人说故事，也愈发认真地对待拍片这件事。回京之后，有孩子在QQ上问邹雪平什么时候再回家，说她去看老人了，老人很挂念她。邹雪平一时间百感交集，孩子们开始成为她和村子的桥梁。
为此，她拍了第三部片子《孩子们的村子》。
今年，邹雪平计划能取得村里中年人和青年人的支持，至少多一些互动，“不支持没关系，我让他们知道这件事就好。”
在这个过程中，邹雪平自己也变了，更加自信，这个原本做事情都靠“混”的女孩儿，开始变得爱思考、爱行动。
“小平从默默的言谈转变为行动，罗兵以前在村里呆两天就跑掉，现在却能实实在在地做事，梦奇与村子的隔阂在不断靠近……他们在创作上和思考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活着有重量感，而不再是漂浮状态。”
吴文光清楚地看到他们正在发生的转变，“以往的教育中有很多失败的东西，堆了很多垃圾，返村的路上，也是他们自我成长和自我教育的过程。”
吴文光至今还在想他为什么要做“民间影像档案计划”，做这个看似愚公移山式的民间记录，寻找历史和记忆并非是全部目的，记录现实也不是。他想，也许若干年以后，再回望今天和这些年轻人一起做的尝试，意义会自然浮现。
但随着“民间影像档案计划”的逐渐展开，他看到了更多惊喜，“坦白说，我自己是越来越看重这个事情。”他曾统计过，加入这个计划的人最多时有80多位年轻人，最终只有20人在坚持拍摄，而他真心期盼，所有人都可以去尝试，返回村庄。
（實习生王洋漾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