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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财富密钥
五千年历代首富沉浮录
1. 范蠡：精于投机的慈善家
2. 白圭：投资界的阴阳师
3. 吕不韦：命悬一线的天使投资人
4. 寡妇清：“政府采购”催生的女军阀
5. 石崇：高干子弟的奢靡悲剧
6. 王元宝：盛唐下的蛋
7. 沈万三：热爱艺术的商业天才
8. 江春：最牛徽商变“穷鬼”
9. 胡雪岩：高情商的风流凤凰男
10. 伍秉鉴：世界首富全球理财
11. 张謇：下海官员的实业强国梦
12. 荣氏兄弟：从消费品生意到富过四代
古代富人如此发家
商人，伤不起
吴晓波：史书中找不到商人的角色
千年一梦，有多少富豪辛勤打拼、辉煌一时，到头来又被雨打风吹去。昔日的金山银山早已不见踪影，留给后人的，只有一个个或惊险、或励志、或悲壮的财富故事。
一个哈姆雷特，有一千种解读。对于历史中的富豪，我们更关注他们投资理财的思想、手段，以及财富积累与时代变迁的关联。
几千年之间，中国经济从曾经的世界第一，发展到后来的衰败，再到今天的重新崛起，太多的东西发生了变化，但是关于财富的许多规律并没有变。他们有些已经融入我们的传统习俗中，形成了中国人的优秀品德；有些则悄悄躲在你我身后，默默地发挥着作用。
大多数人每天都在忙着赚钱，或许是因为距离钱太近了，很难看清楚财富的真实面孔。于是，我们站在远处，透过已化为历史的古代富豪们的传奇故事，可能会容易发现财富聚散的规律。
在我们“读史书为古人担忧”的时候，你可能不经意间会发现，你寻找已久的答案，就躲在这些富豪们曾经的激情岁月中。
财富聚散终有时，来时挡不住，去时留不得。这背后，几千年来谁在主宰？
斑斓的历史画卷中，商人的面目多数被碾碎、轧平，变成一抹灰色的背景，财富涌动其中，被压抑、被贬斥、被剥夺，然后被冷落。于是，我们抖落画卷上的灰尘，底色虽不再鲜艳，但仍算生动，足矣。
于是，我们试图从历史的点滴中找寻到千年不变的财富密钥。
贩卖为王
一个不生产任何产品只提供交易平台的淘宝，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拥有的注册用户超过了3.7亿，交易额超过4000亿元，成为亚太最大的网络零售商圈；两家国内最大的连锁家电销售企业国美和苏宁，多年前就因“进场费”争论饱受制造商的诟病，但时至今日，两大巨头仍是这些家电制造商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贩卖很赚钱，不仅现在如此，五千年来都是如此。
利润都在通道手中
仔细审视“贩卖为王”这一重要的现代商业理念，中国几千年来似乎都没有过根本性的变化。细数历代的富商大贾，竟然也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生产者。有实力的贩卖者对生产者压价，对购买者抬价，利润远高于生产，擅长低买高卖的投机买卖者成为真正的财富主宰，最大的利润掌握在“通道”手中。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第一个提到的具有传奇经历的著名商人，就是曾经帮助越王勾践成就霸业，又在位极人臣之时急流勇退下海行商的范蠡，《史记》就说他“候时转物”，即根据季节、时令变化转运不同的商品，低买高卖。
尽管历史记载范蠡从事的产业主要是农耕和养殖业，但其重要的商业思想却源自他从事的季节性长途贩运，其中一个著名的经商理念就是“待乏”。 所谓“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夏季的时候要储备皮货，冬季的时候要囤积薄纱，旱天购买舟船，天涝购买车辆，一切都需要提前准备，等待货物缺乏的时候，就可获百倍千倍之利。
另一个靠贩卖成为富豪的商人，名气也颇为响亮，他就是孔子的弟子子贡。《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这里的“废举”正是贱买贵卖的意思。据说子贡游走于各国诸侯之间，贩卖的商品是珠宝，所到之处，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地位之高可见一斑。
满城皆是“游闲公子”
在商品经济还并没有真正发达的春秋时代，商人就已经靠贩卖商品成为巨富，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通过长途贩运和商品贸易致富就更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当然，要使其成为几千年来中国商人最重要的致富途径，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中国历史上虽然战乱不少，但大部分时期都处于相对统一的状态，于是也就拥有了维持时间最长的统一市场，为各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提供了基础条件。这与欧洲中世纪之前封建分割、自给自足的地方领主经济全然不同；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过亿的国家，庞大的内需市场为商业生产和流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环境。
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签约作者王俞现，在其作品《中国商帮600年》中谈到山西商帮在明朝萌芽的真正原因时就认为：明代盐政或者屯田制，充其量是古时汲水用的那个辘轳和绳索，尽管不可或缺，但牵引绳索的那股无以触摸、只能感知的无形力量——以交通便利和长途贸易为支撑的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以及丝茶与白银贸易在国内外的流转，才是最终导致商帮兴起的真正原因。
其次，自秦始皇统一货币之后，铜钱的规格和形状被固定下来，一直沿用了两千多年，但铜钱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笨重。随着商品交换的空前发展，在宋代就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一方面这说明长距离大规模的贸易流通异常活跃；另一方面，这种货币创新也极大地方便了商品交换，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进一步促进了贸易流通领域的发展。
最后，“贩卖为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要追溯到绵延千年的集权制度上了。中国历史早期并不是没有出现过在其他领域成就斐然的巨商，盐铁就是很好的工商合营产业，其原料得自天然，有垄断经营的优势，从业者一面自制商品，一面进行贩售。
但这种百姓赖以生存的资源从管仲之后就开始了国有经营的传统，到汉武帝时期更达到全面的国有垄断，目的无非是通过对这两种基本资源的占有掌握经济命脉，巩固中央集权的绝对地位。
吴晓波在他的新作《浩荡两千年》中就认为，管仲事实上是将盐铁的专卖看成“间接税”或者说是“变相的人头税”——因为盐铁的不可或缺性，国家通过对之控制，实际上对每一个人变相地征收了赋税，而在表面上，民众似乎没有纳税。这种巧妙曲折的治国理念一直延续数千年，其实正是中国与西方诸国在经济制度上的最大差异所在。
制造业所需的资源都掌握在国家的手中，商人当然没有发挥的空间，于是流通领域的低买高卖就成了更容易致富的方法。因此，即使是在中国商人获得短暂自由发展的西汉初年，《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的靠冶铁致富的魏国大梁人孔氏，也是在致富后投身长途贩卖业，带着成队的车马，往来于各诸侯国之间，各国由于他的商业活动而受益，人们称呼他为“游闲公子”。
土地生金
胡润研究院与中国银行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中，面对面地访问了全国18个重点城市的千万元级别以上的高净值人群，他们平均年龄在39岁左右，其中四分之一是靠地产致富，而全球富豪从事地产行业的只有不到十分之一。
一个私人拥有房屋产权只有70年的国家，房地产却成为整个经济社会中最容易赚钱的行业，当然不是偶然。那些代表家庭和安全感，进而代表财富和权力的房屋，正是两千年来农耕社会所传承的对土地和房产的特殊情结。
“大地主”岳飞
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中，最重要的资源就是土地。我们几千年来生活冲撞的核心就是围绕着土地资源的你争我抢。可见，土地乃是人类永不可磨灭的财富，但土地的供给却难以在短期内扩大，因此，土地在财富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美国《华尔街日报》曾经统计出千年世界首富50名，作为富豪榜上六位中国人之一，成吉思汗的名字赫然在列。在对他的介绍中，职业是侵略者，资产为五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如果财富用占领的土地来衡量的话，成吉思汗恐怕是从未有过的世界最富有的人，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于联合不和的蒙古部落，然后开始占领了将近五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现在的中国、伊朗、伊拉克、缅甸、越南和大部分的朝鲜、俄罗斯。成吉思汗，他名字代表的含义就是“世界统治者”。
对统治者来说，土地就是他权力和财富的象征，而对普通人来说，土地和房产是保值增值功能最为明显的资产，也是最好的可传承资产。
岳飞生前不但善于打仗，还精于买房产。宋高宗因忌恨他阻拦自己与大金议和，将其杀害。宋孝宗上任后，为其平反，凡是有真凭实据的房产全部返还给了岳飞的子孙。户部调查后，写过一份报告：“岳飞田七顷，八十八亩一角一步⋯⋯”用今天的计量单位换算，岳飞光在江西就有“房屋498间、田地2300亩，出租的土地，一年纯收租不低于11万斤。加上皇帝的巨额赏赐、杭州的别墅、高达48万元的月薪⋯⋯”简直是名副其实的富翁。岳飞二十岁从军，四十岁受害，可谓戎马一生，尽管身后再多的产业也无福消受，但这些实实在在的不动产还是安全地留给了自己的子孙。
超越金银的保值功能
几千年前，人们就知道土地的保值增值功能要强过金银。原因很简单，金银就是一块金属，放久了能不磨损就已经很不错了，哪里谈得上增值？土地就不同，不管是租给人耕种，还是建好房子租给别人居住，都可以产生源源不断的现金流。土地本身的买卖交易也很方便，几乎没有卖不出去的可能（除非是战乱年代）。
土地就像一台永动机、摇钱树，只要拥有，便可一直得利。而且买卖土地的风险，比买卖股票基金小多了。股票基金都是被人为包装过的，而且未来会如何，很难有人预测得准。但土地就不一样了，哪怕是不识字的农妇，也可以轻松地判断出一块土地的好坏，或者一处房屋的优劣。所以直到民国时期，很多城镇妇女一旦有了点钱，就会在附近买块地租出去耕种。现代，城市中买很多房子出租赚钱的人也不在少数，而且这种投资操作的难度之低，只要有钱几乎人人会做。
正是因为这种金银和珠宝都无法替代的财富保全与传承作用，土地和房产对财富积累的意义才尤其重要。
历史上为加强中央集权，都是将农业经济放在宏观政策的主导地位。社会要稳定发展，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之所以“重农”之余还要“抑商”，就是因为统治阶层认为，作为副业的工商业的发展会冲击主业的发展。特别是富商大贾力量的膨胀，恰恰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产生了冲突。这其中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人们会渐渐发现“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纷纷跑去做买卖，没人种地了；更重要的是因为那些靠经商发了大财的人，为了守住自己的财富都去买土地、建房子，把农民赖以为生的土地夺了去，致使农民流离失所，破坏社会稳定。
可商人没有地位，只能靠拥有土地和房产给自己更多安全感。这就是司马迁所谓的“以末致富，以本守之”。
吴晓波认为，司马迁意识到了工商产业的高营利性特征，同时也发现其中的不确定性，他对土地价值的“终极认同”，表明在很早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将土地视为一种“类货币”。
李剑农在《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写道：“司马迁之观念如是，秦汉间大多数人士之观念亦如是，甚至由于秦汉以至于今日，中国大多数人之理念，尚未能大异于是也。因此一切士农工商的活动，最后以取得大量土地而成富为目的。”
“山寨”千年
此“山寨”非彼“山寨”，但又多少与当今中国颇为尴尬的“山寨”有些渊源。几千年来，古人致富的诀窍无非是模仿（做学徒或者向身边的人学习），再加上诚信+勤奋+运气。 商业模式的创新在几千年中少之又少，就连产品的升级换代也是慢上加慢。
这也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关，因为中国的文化中有视创新为洪水猛兽的基因。传统的理学家认为，人们一旦把注意力放在新奇的玩意上，心就乱了，国家也就跟着乱了。
这就造成，中国商业的地域性也很强。说直白一些，就是扎堆在一起互相“抄袭”、相互“山寨”。由此想到今天深圳华强北的电子厂商、晋江满大街的鞋厂、温州到处的服装厂，也可以理解这是几千年的一脉相承了。
“低贱”的商学院
经商之道需要系统的理论传承和实践思考，突破性的创新也需要以此作为基石，但长期在“重农抑商”思想的禁锢下，商业教育的缺失也就不足为奇了。历代的理论著作中，几乎没有关于经商的教育，连商人的面孔都是模糊不清的。
《史记》中着墨最多的当然是王侯将相之类的大人物，而专门写工商业者的《货殖列传》在其中只是一小部分，而且被放在了倒数第二篇。在司马迁之前，专为工商业者树碑立传的历史书籍从未有过，而在司马迁之后，除了班固的《汉书》模仿司马迁的写法有一篇《货值传》之外，再也找不到专门为工商业者树碑立传的历史文献了。几乎可以说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也是司马迁的卓越之处。
春秋末期的大商人白圭，被誉为“商人之祖”，也是最早的经商理论大师，据说范蠡曾向他求教过致富秘诀，“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即是他首创的经商名言。曾有经商哲学理论著作问世，可惜都已经失传。唯一一部能称得上经商理论的著作《计然之策》也被描述得面目模糊，范蠡曾用它使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实现了富强，他自己也用《计然之策》家累万金，成为一代巨富。其中 “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务完物，无息币，无敢居贵”等商业原则成了当时商界的“葵花宝典”。
但就是这么一部经典，却也已经失传，更可笑的是，至今人们都没搞明白这《计然之策》里的“计然”到底是作者本人，还是只是书名，或原本就是范蠡本人。
关羽的财神位是山西人赢来的
其实，从仅有的历史记载来看，中国人在经济领域中是十分早慧的，但教育的缺失让这些经典的东西慢慢消融，再加上传统上对商人的歧视，很少有人愿意为经商之道著书立说。于是，商人的经商智慧更多只是靠简单的口口相传和互相模仿，看邻居或亲戚家这样赚钱，自己也照葫芦画瓢地去干，不仅传播的内容有限，传播的范围也非常有限。到了近代，这种商业文化的地域性传播，加上以家族和地域为主要纽带的人际关系特点，使得商人的地域性特征十分明显，为商帮的崛起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明代兴起的晋商就是很好的写照。“开中制”推行后，山西商人收粮贩盐，成为势力最大的区域性商人群体，堪称是一个“白银帝国”。因为其信奉关羽，明清两代，关帝庙遍布全国，与晋商崛起不无关系。直到今天，大家几乎一提财神便知指的是关羽，但其实在之前很长的时间内，关羽只是山西人的财神而已，其他各省都供奉着自己的财神。
商帮文化以其血脉关系、内部联系和捆绑在一起的利益，撑起巨大的垄断势力网，成为商人的“保护伞”，但是一旦商帮中的核心力量遭受打击，其他的商人也很难幸免。这是一条用锁链串起来的救生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刀口舔蜜
几千年来，许多中国商人没有意识到自己“刀口舔蜜”的危险处境，只看别人表面风光，不知他人背后凄凉。手握财富的辉煌，让太多人前赴后继，“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既使意识到，又有多少人能抵御那风光的旖旎诱惑。
福布斯“索命榜”
当今的福布斯富豪榜在民间还有一个谐称——“索命榜”，许多富豪宁愿给钱也不愿意上榜。因为富豪榜的威力已经显现，榜上有名后，过不了几年出事的人很多。抛去个人品性优劣不谈，至少从商也是一个高风险行业。
本期稿件中，我们盘点了中国几千年来12位顶级富豪，其中的多数最后不是被杀，就是在凄凉中死去，哪怕之前再如何辉煌。
财富过多，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会被视为“亢龙有悔”“不祥”，因为太让人羡慕嫉妒恨了，甚至连皇帝都想来分一杯羹。但又有多少人有范蠡那样的大智慧，一旦有了钱，就散了，然后再赚钱。看起来荒唐，其实却躲过了多少杀身之祸。
被《华尔街日报》列为世界级富翁的中国第一人是刘瑾，明代正德朝的一个宦官，他的所有财富均来自贪污，传说其受贿所得合为33万公斤黄金、805万公斤白银。而李自成打进北京后所缴崇祯一年的全国财政收入才仅为白银20万公斤。另外一个被《华尔街日报》排进富豪榜的是和珅，点评只有一句：嘉庆抄家时所获财产相当于乾隆盛世18年的全国赋税收入。
这两个权臣的悲惨结局，归根结底还是对财富的贪婪，而且无比守财，最后只能变成过路财神，无福消受。
别离“皇帝”太近
和皇帝关系太近，赚钱会快，但可能“死”得也快。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清朝初年，山西介休的范家是顺治帝扶植的八大皇商之首，曾在明末依附满人靠发战争财成了千万级富豪，也曾因自愿承担部分费用为清廷运送军粮受到政治上的表彰，在经济上得到的实惠当然更大，获得了北方中国最主要的两大盐场——河东与长芦的引盐经营权，还进入了当时获利甚丰的铜业贸易。范家极盛之时，整个家族有50多人被授予官职，行走政商两道，家产遍布南北各地。
可到了乾隆后期，四海安定，作为军粮运输商的范家利用价值已然耗尽，就成了被围猎的对象。1782年，日本幕府政权以铜矿开采殆尽为由限制出口，朝廷官员趁机催讨官铜，范家接连受到打击，由此欠下巨额债务。两年后，朝廷以欠款为由抄办范家，风光无二的皇商模式走到了凄惨的尽头。
如此的“皇商”“官商”的例子，历史上何止成千上万，著名的就有吕不韦、石崇、胡雪岩、张謇⋯⋯就连《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也不过是一个败落官商的牺牲品而已。
“先用之，后弃之”，已经成了历代统治者的惯用伎俩。像江春那样，能讨皇帝一辈子开心、老年还能受皇帝接济的又有几个人呢？
中国古代富豪的特点就是大多与最高权力结缘，其财富来源或为官商所得，或为贪污所获，其致富积累速度之快、财富量之大在中外富豪中皆属罕见，但也正因为其与最高权力太过接近，风险也很大、败落速度也最快。古谚云“富不过三代”，恐怕就是这样的道理。
古代富人如此发家
在古代，最大的富豪是皇帝，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如果不是富二代、官二代，勤奋读书为皇帝打工，才是赚钱的正道。可惜古代教育普及程度远不及今天，多数没有文化的人，要想过上富裕的日子，最直接的途径便是做生意。
历朝历代中都不乏平头百姓通过经商理财致富的。在司马迁撰写的《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的工商业者共52人，他们通过商业贸易、理财获得了财富。
古人的智慧不可小觑，古代富人中的赚钱理念，我们今天仍可借鉴。
掌握供求关系赚大钱
秦朝末年，督道县地处边疆，县里驻扎了很多军队，储藏了很多军用的粮草和犒赏军队的金银珠宝。某天有一个消息传来，汉王刘邦带领军队攻下咸阳城，秦王子婴出城投降。听到此消息后，地方官和驻军四散而逃，县城一下子由曾经秦朝的国家仓库变成了无政府状态，当地的平民在战乱中纷纷打开仓库，抢劫里面的金银财宝，很快金银财宝被洗劫一空，但是唯独粮仓无人问津。因为在众人眼中，粮食远远不如珠宝值钱，况且兵荒马乱之时，众人四处逃难，粮食也不好随身携带。
但是一位人称任氏的粮仓管理员认为，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张嘴吃饭的，粮食一定是重要的东西，于是任氏和家人一起在自己家挖了很多地窖，把没有人要的粮食用马车悉数运到自己家的地窖中。
秦朝灭亡之后，楚汉战争持续了四五年，连年战乱，土地荒芜，粮食越来越贵，曾经抢到金银珠宝的人把财物拿出来换粮食，任氏通过出售地窖的粮食把当地的金银珠宝收入囊中，很快任氏由仓库管理员变成当地首屈一指的富豪。
任氏完成财富的原始积累后，大力发展农田畜牧，购买价贵质高的产品，最后任氏的富有延续了好几代。
提前预测到未来的政治经济形势，抓住未来供求关系的重点，是任氏能够在乱世发家的关键，但是不可否认，任氏发家也是在恰当的时机下。在今天，类似任氏的发家机会虽然不再有，但是任氏对于商品供求的预测是值得借鉴的。
绣花不如当街做买卖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写有这样一句话：“穷人要想发财致富，种田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绣花不如当街做买卖。”在古代，经商是穷人发财致富的可靠途径。
战国末年，甘肃省平凉地区在当时被称为乌氏。一位人称乌氏倮的普通牧人，以放牧牛羊为生，通过十几年的辛勤劳动，乌氏倮的牛羊小有规模。但是某天他登上山顶，看到各个山谷中满山满谷的牛羊都是西域国王的财产。乌氏倮在羡慕之余想到，如果以自己目前的方式，恐怕几辈子也积攒不下这些财富。
乌氏倮苦思冥想后，卖掉牛羊，在中原地区买了很多精美的高级锦缎，运回西域后，献给西域国王。国王高兴之余，以大量的牛羊作为回报。而牛羊多到什么程度呢？多到以山谷来计算数量。
乌氏倮通过牛羊和锦缎的往来贸易，获利十几倍，这正是通过和西域国王这个大主顾做买卖获得的。看来，做“倒爷”挺好！
垄断市场得暴利
汉成帝年间，成都人罗哀替石氏掌管钱财，石氏很相信罗哀，给了他很多钱，让他往来于巴蜀和京师两地通过贸易贩卖经商赚钱，罗哀带着一万钱来到京城经商。几年之后，罗哀的一万钱被他打理到一千多万钱。
但是罗哀还是觉得财富增长速度慢，贩卖的利润是有限的。于是罗哀动了动脑筋，他把这一千多万钱，拿出其中的一半贿赂曲阳侯王根和定陵侯淳于长，让他们把井盐的生意全部交给他来做，不让别人做这份买卖。在罗哀垄断了井盐生意后，他还把剩下的钱贷给其他郡国。由于有曲阳侯和定陵侯的撑腰，也没有人敢欠他的债。这样罗哀一年的利润就是他投入本金的一倍。
任何时候，垄断都是要付出代价的，高利润也意味着高风险，毕竟有太多的人盯着这块肥肉。历史上官商勾结搞垄断的人，有好下场的人并不算多。
暴利与性命可兼得乎？
资源性生产很吃香
在古代经商，可以做奢侈品买卖，买卖珠宝玉器，古玩珍奇，和有钱人打交道，获利百倍。也可以做小本买卖，贩卖衣食住行生活所需，虽然利润微薄，但是消费者多，出货量大，也同样可以发家致富。但这些市场，只要有本钱，谁都可以玩，但是稀缺资源性的资产就不一样了。
秦国攻破赵国的时候，赵国卓氏夫妻被流放到蜀郡。被一同流放的犯人们，都拿着自己的积蓄贿赂管事的官吏，请求他们把自己迁徙到近一点、条件好一点的县城居住。只有卓氏一家打听到一个情况，某个偏僻的县城里面，地方狭小、土地贫瘠，但那里的百姓善于经商，而且这个地区富藏铁矿。于是卓氏夫妻要求流放到这个很远的地方。
卓氏夫妇的决定是正确的，于是他们在那里的山上开矿炼铁，铸造铁器，还与滇、蜀地区的人们做买卖。经过卓氏夫妻的苦心经营，他们变得很富有，家里雇得起八百个奴仆。
无独有偶，从山东流放到西南地区的俘虏程郑，也在流放地经营冶炼锻造业，把铁器卖给当地的少数民族，和卓氏夫妻的富有程度不相上下。卓氏夫妻和程郑属于技术型人才，他们依靠自己的一技之长，做生产加工，然后出售，颇有前店后厂的范儿。卓氏夫妻和程郑都进入了“蓝海市场”，以此致富。
新行业造就新财富
就像当今电商、智能手机的出现带起了一大批富豪一样，古代商人的富有和当时的产业浪潮一样密不可分。
流通业是汉代盐铁之外最易致富的行业，可谓当时新兴经济增长点，汉代冶铁富商孔氏靠冶铁铸造致富后，投身于长途贩卖业，带着成队车马，往来于各诸侯国之间。靠着长途贩卖，孔氏实现了财富的再次飞跃。
宋代职业经理人阶层萌芽，当时他们被称为“干人”，他们依靠为大家族理财而积累财富，清朝首富伍秉鉴的父亲在创立怡和行之前，就在当时广州首富潘启家为其理财。
明朝由于棉花种植的扩大和棉纺技术的革新，棉纺织迅速成为全国第一大手工制造业。《松江府志》记载：“松之为郡，售布于秋，日十五万焉。”棉纺织业的繁荣催生了以产销棉布为业的江浙商帮，他们主要由布号商人、染坊与踹坊商人、远途贩运商人组成，围绕着千家万户的织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条和销售体系。
商人，伤不起
千百年来，国人对商人有着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上至帝王下至百姓对财富的追求一直未停止过，商人这份职业拥有诱人的财富魅力；另一方面，对财富的谈论始终上不得台面，读书人认为金钱充满着“铜臭味”。
商人也不容易，积累期的辛苦自然不提，就是富有后也未必能过上几天好日子，拥有巨额财富并不能享受与其财富等值的风光。
在汉代，“商人不得衣丝乘车”。自《史记》后，正史中几乎没有关于商人的完整记录，妓女在史书上出现的次数都远远多过商人。在清代，山西商帮控制了中国盐业、边贸和金融业，财富总和相当于中央财政收入的两倍，但在536卷的《清史稿》中仅记载一个晋商而已。
商人的原罪：妖邪之气与“渡口”模式
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里，商人被认为背负着原罪。
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描述说：“对商业现象的鄙视，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并非全都来自认识论、方法论、理性和科学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一个贱买贵卖的人本质上就是不诚实的。财富的增加散发着一股子妖邪之气，对生意人的仇视，尤其是史官的仇视，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孔孟之道，对商人的歧视也是很直接的。孟子就直指商人为“贱大夫”，“原本市场很平和，东西很便宜，有了商人买贱卖贵后，物价被抬高，私肥了伤人自己，公害了天下百姓”。
直到今天，很多人还会经常说到一个词语——“奸商”。不可否认，在利益的驱使面前，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商人干着伤天害理的事情。这也让商人阶层即使诚信经营，也会被带上有色眼镜看待。
在如此文化的氛围中，商人的财富经常不被统治阶级认可，民间资本积累缺乏制度性保障。这种矛盾一直断断续续地持续着，时而尖锐，时而缓和。上世纪80年代初，一些先富起来的个体工商户还会被社会看不起，也是到2004年，“私人财产不可侵犯”这一条才写入宪法。
历史上很多时期，国家政权和国有资本集团对财富的集中度非常敏感，为了保护对财富的垄断和支配，抑制民间资本做大。在政府垄断领域内，则是当权者以国家的名义获取资源，以市场的名义瓜分财富。
如此环境之下，古代的商人要想富起来，除了勤劳和好运气外，多数都躲不了攀上官界权贵。天性趋利的商人通过寻租的方式进入顶层以牟取暴利，从而催生出一个个畸形的官商经济。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指出了官商模式中最为常见的“渡口”模式：大凡国营或权贵资本，一般不会直接进入生产领域，而是寻找流通环节中的交易节点，以政府的名义和行政手段进行管制，然后以特许经营（牌照、指标）的方式加以“寻租”。这类节点好比一个“渡口”，占据其点，则可以雁过拔毛，坐享其利。
先用后弃：商人阶层的跌宕之旅
虽然看不起商人，但是任何时代都离不开商人，乃至历史上最富有的朝代几乎全是商人阶层极度繁荣的时刻。如此情形之下，统治阶级对于商人的策略经常是“先用之，后弃之”。于是，商人阶层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在“用”和“弃”之间跌宕。
历史上同样辉煌的汉朝和唐朝，对于商人就有着不同的态度。
汉初，统治者对商人实施蔑视和压抑的政策。汉高祖把10多万户六国贵族后裔及富豪之家统统迁到关中，便于监管。此外还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并征以重税。惠帝时规定一般人交税一份，商人和奴婢要交两份。不仅如此，汉初的皇帝还彻底关闭了商人及其子孙从政的路径。
但政府在微观层面上放宽了对商业的限制，开放关津，并放松对山林矿藏资源的专营，直接导致了物流交易的活跃和商业的繁荣。但到了后来的汉武帝，一纸“算缗令”导致了另外一番景象。算缗是指向全国有产者征收资产税，算缗令执行三年，“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产）。”
唐代则几乎是商人的天堂。
唐朝开国后便停止了商税的课征，把盐、铁、酒等产业全数交予民众自主经营，“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唐太宗还下令把潼关以东的关卡全部停废，让货物自由交易。因此商业随即繁荣起来，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
其实，一个时代或国家，商人阶层的地位高低如何，只要看一个景象就可以了：当商人与官员在一起的时候，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或是“跪”着的。
五千年历代首富沉浮录
1. 范蠡：精于投机的慈善家
2. 白圭：投资界的阴阳师
3. 吕不韦：命悬一线的天使投资人
4. 寡妇清：“政府采购”催生的女军阀
5. 石崇：高干子弟的奢靡悲剧
6. 王元宝：盛唐下的蛋
7. 沈万三：热爱艺术的商业天才
8. 江春：最牛徽商变“穷鬼”
9. 胡雪岩：高情商的风流凤凰男
10. 伍秉鉴：世界首富全球理财
11. 张謇：下海官员的实业强国梦
12. 荣氏兄弟：从消费品生意到富过四代
古代富人如此发家
商人，伤不起
吴晓波：史书中找不到商人的角色
千年一梦，有多少富豪辛勤打拼、辉煌一时，到头来又被雨打风吹去。昔日的金山银山早已不见踪影，留给后人的，只有一个个或惊险、或励志、或悲壮的财富故事。
一个哈姆雷特，有一千种解读。对于历史中的富豪，我们更关注他们投资理财的思想、手段，以及财富积累与时代变迁的关联。
几千年之间，中国经济从曾经的世界第一，发展到后来的衰败，再到今天的重新崛起，太多的东西发生了变化，但是关于财富的许多规律并没有变。他们有些已经融入我们的传统习俗中，形成了中国人的优秀品德；有些则悄悄躲在你我身后，默默地发挥着作用。
大多数人每天都在忙着赚钱，或许是因为距离钱太近了，很难看清楚财富的真实面孔。于是，我们站在远处，透过已化为历史的古代富豪们的传奇故事，可能会容易发现财富聚散的规律。
在我们“读史书为古人担忧”的时候，你可能不经意间会发现，你寻找已久的答案，就躲在这些富豪们曾经的激情岁月中。
财富聚散终有时，来时挡不住，去时留不得。这背后，几千年来谁在主宰？
斑斓的历史画卷中，商人的面目多数被碾碎、轧平，变成一抹灰色的背景，财富涌动其中，被压抑、被贬斥、被剥夺，然后被冷落。于是，我们抖落画卷上的灰尘，底色虽不再鲜艳，但仍算生动，足矣。
于是，我们试图从历史的点滴中找寻到千年不变的财富密钥。
贩卖为王
一个不生产任何产品只提供交易平台的淘宝，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拥有的注册用户超过了3.7亿，交易额超过4000亿元，成为亚太最大的网络零售商圈；两家国内最大的连锁家电销售企业国美和苏宁，多年前就因“进场费”争论饱受制造商的诟病，但时至今日，两大巨头仍是这些家电制造商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贩卖很赚钱，不仅现在如此，五千年来都是如此。
利润都在通道手中
仔细审视“贩卖为王”这一重要的现代商业理念，中国几千年来似乎都没有过根本性的变化。细数历代的富商大贾，竟然也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生产者。有实力的贩卖者对生产者压价，对购买者抬价，利润远高于生产，擅长低买高卖的投机买卖者成为真正的财富主宰，最大的利润掌握在“通道”手中。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第一个提到的具有传奇经历的著名商人，就是曾经帮助越王勾践成就霸业，又在位极人臣之时急流勇退下海行商的范蠡，《史记》就说他“候时转物”，即根据季节、时令变化转运不同的商品，低买高卖。
尽管历史记载范蠡从事的产业主要是农耕和养殖业，但其重要的商业思想却源自他从事的季节性长途贩运，其中一个著名的经商理念就是“待乏”。 所谓“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夏季的时候要储备皮货，冬季的时候要囤积薄纱，旱天购买舟船，天涝购买车辆，一切都需要提前准备，等待货物缺乏的时候，就可获百倍千倍之利。
另一个靠贩卖成为富豪的商人，名气也颇为响亮，他就是孔子的弟子子贡。《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这里的“废举”正是贱买贵卖的意思。据说子贡游走于各国诸侯之间，贩卖的商品是珠宝，所到之处，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地位之高可见一斑。
满城皆是“游闲公子”
在商品经济还并没有真正发达的春秋时代，商人就已经靠贩卖商品成为巨富，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通过长途贩运和商品贸易致富就更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当然，要使其成为几千年来中国商人最重要的致富途径，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中国历史上虽然战乱不少，但大部分时期都处于相对统一的状态，于是也就拥有了维持时间最长的统一市场，为各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提供了基础条件。这与欧洲中世纪之前封建分割、自给自足的地方领主经济全然不同；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过亿的国家，庞大的内需市场为商业生产和流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环境。
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签约作者王俞现，在其作品《中国商帮600年》中谈到山西商帮在明朝萌芽的真正原因时就认为：明代盐政或者屯田制，充其量是古时汲水用的那个辘轳和绳索，尽管不可或缺，但牵引绳索的那股无以触摸、只能感知的无形力量——以交通便利和长途贸易为支撑的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以及丝茶与白银贸易在国内外的流转，才是最终导致商帮兴起的真正原因。
其次，自秦始皇统一货币之后，铜钱的规格和形状被固定下来，一直沿用了两千多年，但铜钱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笨重。随着商品交换的空前发展，在宋代就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一方面这说明长距离大规模的贸易流通异常活跃；另一方面，这种货币创新也极大地方便了商品交换，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进一步促进了贸易流通领域的发展。
最后，“贩卖为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要追溯到绵延千年的集权制度上了。中国历史早期并不是没有出现过在其他领域成就斐然的巨商，盐铁就是很好的工商合营产业，其原料得自天然，有垄断经营的优势，从业者一面自制商品，一面进行贩售。
但这种百姓赖以生存的资源从管仲之后就开始了国有经营的传统，到汉武帝时期更达到全面的国有垄断，目的无非是通过对这两种基本资源的占有掌握经济命脉，巩固中央集权的绝对地位。
吴晓波在他的新作《浩荡两千年》中就认为，管仲事实上是将盐铁的专卖看成“间接税”或者说是“变相的人头税”——因为盐铁的不可或缺性，国家通过对之控制，实际上对每一个人变相地征收了赋税，而在表面上，民众似乎没有纳税。这种巧妙曲折的治国理念一直延续数千年，其实正是中国与西方诸国在经济制度上的最大差异所在。
制造业所需的资源都掌握在国家的手中，商人当然没有发挥的空间，于是流通领域的低买高卖就成了更容易致富的方法。因此，即使是在中国商人获得短暂自由发展的西汉初年，《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的靠冶铁致富的魏国大梁人孔氏，也是在致富后投身长途贩卖业，带着成队的车马，往来于各诸侯国之间，各国由于他的商业活动而受益，人们称呼他为“游闲公子”。
土地生金
胡润研究院与中国银行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中，面对面地访问了全国18个重点城市的千万元级别以上的高净值人群，他们平均年龄在39岁左右，其中四分之一是靠地产致富，而全球富豪从事地产行业的只有不到十分之一。
一个私人拥有房屋产权只有70年的国家，房地产却成为整个经济社会中最容易赚钱的行业，当然不是偶然。那些代表家庭和安全感，进而代表财富和权力的房屋，正是两千年来农耕社会所传承的对土地和房产的特殊情结。
“大地主”岳飞
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中，最重要的资源就是土地。我们几千年来生活冲撞的核心就是围绕着土地资源的你争我抢。可见，土地乃是人类永不可磨灭的财富，但土地的供给却难以在短期内扩大，因此，土地在财富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美国《华尔街日报》曾经统计出千年世界首富50名，作为富豪榜上六位中国人之一，成吉思汗的名字赫然在列。在对他的介绍中，职业是侵略者，资产为五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如果财富用占领的土地来衡量的话，成吉思汗恐怕是从未有过的世界最富有的人，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于联合不和的蒙古部落，然后开始占领了将近五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现在的中国、伊朗、伊拉克、缅甸、越南和大部分的朝鲜、俄罗斯。成吉思汗，他名字代表的含义就是“世界统治者”。
对统治者来说，土地就是他权力和财富的象征，而对普通人来说，土地和房产是保值增值功能最为明显的资产，也是最好的可传承资产。
岳飞生前不但善于打仗，还精于买房产。宋高宗因忌恨他阻拦自己与大金议和，将其杀害。宋孝宗上任后，为其平反，凡是有真凭实据的房产全部返还给了岳飞的子孙。户部调查后，写过一份报告：“岳飞田七顷，八十八亩一角一步⋯⋯”用今天的计量单位换算，岳飞光在江西就有“房屋498间、田地2300亩，出租的土地，一年纯收租不低于11万斤。加上皇帝的巨额赏赐、杭州的别墅、高达48万元的月薪⋯⋯”简直是名副其实的富翁。岳飞二十岁从军，四十岁受害，可谓戎马一生，尽管身后再多的产业也无福消受，但这些实实在在的不动产还是安全地留给了自己的子孙。
超越金银的保值功能
几千年前，人们就知道土地的保值增值功能要强过金银。原因很简单，金银就是一块金属，放久了能不磨损就已经很不错了，哪里谈得上增值？土地就不同，不管是租给人耕种，还是建好房子租给别人居住，都可以产生源源不断的现金流。土地本身的买卖交易也很方便，几乎没有卖不出去的可能（除非是战乱年代）。
土地就像一台永动机、摇钱树，只要拥有，便可一直得利。而且买卖土地的风险，比买卖股票基金小多了。股票基金都是被人为包装过的，而且未来会如何，很难有人预测得准。但土地就不一样了，哪怕是不识字的农妇，也可以轻松地判断出一块土地的好坏，或者一处房屋的优劣。所以直到民国时期，很多城镇妇女一旦有了点钱，就会在附近买块地租出去耕种。现代，城市中买很多房子出租赚钱的人也不在少数，而且这种投资操作的难度之低，只要有钱几乎人人会做。
正是因为这种金银和珠宝都无法替代的财富保全与传承作用，土地和房产对财富积累的意义才尤其重要。
历史上为加强中央集权，都是将农业经济放在宏观政策的主导地位。社会要稳定发展，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之所以“重农”之余还要“抑商”，就是因为统治阶层认为，作为副业的工商业的发展会冲击主业的发展。特别是富商大贾力量的膨胀，恰恰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产生了冲突。这其中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人们会渐渐发现“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纷纷跑去做买卖，没人种地了；更重要的是因为那些靠经商发了大财的人，为了守住自己的财富都去买土地、建房子，把农民赖以为生的土地夺了去，致使农民流离失所，破坏社会稳定。
可商人没有地位，只能靠拥有土地和房产给自己更多安全感。这就是司马迁所谓的“以末致富，以本守之”。
吴晓波认为，司马迁意识到了工商产业的高营利性特征，同时也发现其中的不确定性，他对土地价值的“终极认同”，表明在很早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将土地视为一种“类货币”。
李剑农在《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写道：“司马迁之观念如是，秦汉间大多数人士之观念亦如是，甚至由于秦汉以至于今日，中国大多数人之理念，尚未能大异于是也。因此一切士农工商的活动，最后以取得大量土地而成富为目的。”
“山寨”千年
此“山寨”非彼“山寨”，但又多少与当今中国颇为尴尬的“山寨”有些渊源。几千年来，古人致富的诀窍无非是模仿（做学徒或者向身边的人学习），再加上诚信+勤奋+运气。 商业模式的创新在几千年中少之又少，就连产品的升级换代也是慢上加慢。
这也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关，因为中国的文化中有视创新为洪水猛兽的基因。传统的理学家认为，人们一旦把注意力放在新奇的玩意上，心就乱了，国家也就跟着乱了。
这就造成，中国商业的地域性也很强。说直白一些，就是扎堆在一起互相“抄袭”、相互“山寨”。由此想到今天深圳华强北的电子厂商、晋江满大街的鞋厂、温州到处的服装厂，也可以理解这是几千年的一脉相承了。
“低贱”的商学院
经商之道需要系统的理论传承和实践思考，突破性的创新也需要以此作为基石，但长期在“重农抑商”思想的禁锢下，商业教育的缺失也就不足为奇了。历代的理论著作中，几乎没有关于经商的教育，连商人的面孔都是模糊不清的。
《史记》中着墨最多的当然是王侯将相之类的大人物，而专门写工商业者的《货殖列传》在其中只是一小部分，而且被放在了倒数第二篇。在司马迁之前，专为工商业者树碑立传的历史书籍从未有过，而在司马迁之后，除了班固的《汉书》模仿司马迁的写法有一篇《货值传》之外，再也找不到专门为工商业者树碑立传的历史文献了。几乎可以说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也是司马迁的卓越之处。
春秋末期的大商人白圭，被誉为“商人之祖”，也是最早的经商理论大师，据说范蠡曾向他求教过致富秘诀，“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即是他首创的经商名言。曾有经商哲学理论著作问世，可惜都已经失传。唯一一部能称得上经商理论的著作《计然之策》也被描述得面目模糊，范蠡曾用它使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实现了富强，他自己也用《计然之策》家累万金，成为一代巨富。其中 “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务完物，无息币，无敢居贵”等商业原则成了当时商界的“葵花宝典”。
但就是这么一部经典，却也已经失传，更可笑的是，至今人们都没搞明白这《计然之策》里的“计然”到底是作者本人，还是只是书名，或原本就是范蠡本人。
关羽的财神位是山西人赢来的
其实，从仅有的历史记载来看，中国人在经济领域中是十分早慧的，但教育的缺失让这些经典的东西慢慢消融，再加上传统上对商人的歧视，很少有人愿意为经商之道著书立说。于是，商人的经商智慧更多只是靠简单的口口相传和互相模仿，看邻居或亲戚家这样赚钱，自己也照葫芦画瓢地去干，不仅传播的内容有限，传播的范围也非常有限。到了近代，这种商业文化的地域性传播，加上以家族和地域为主要纽带的人际关系特点，使得商人的地域性特征十分明显，为商帮的崛起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明代兴起的晋商就是很好的写照。“开中制”推行后，山西商人收粮贩盐，成为势力最大的区域性商人群体，堪称是一个“白银帝国”。因为其信奉关羽，明清两代，关帝庙遍布全国，与晋商崛起不无关系。直到今天，大家几乎一提财神便知指的是关羽，但其实在之前很长的时间内，关羽只是山西人的财神而已，其他各省都供奉着自己的财神。
商帮文化以其血脉关系、内部联系和捆绑在一起的利益，撑起巨大的垄断势力网，成为商人的“保护伞”，但是一旦商帮中的核心力量遭受打击，其他的商人也很难幸免。这是一条用锁链串起来的救生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刀口舔蜜
几千年来，许多中国商人没有意识到自己“刀口舔蜜”的危险处境，只看别人表面风光，不知他人背后凄凉。手握财富的辉煌，让太多人前赴后继，“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既使意识到，又有多少人能抵御那风光的旖旎诱惑。
福布斯“索命榜”
当今的福布斯富豪榜在民间还有一个谐称——“索命榜”，许多富豪宁愿给钱也不愿意上榜。因为富豪榜的威力已经显现，榜上有名后，过不了几年出事的人很多。抛去个人品性优劣不谈，至少从商也是一个高风险行业。
本期稿件中，我们盘点了中国几千年来12位顶级富豪，其中的多数最后不是被杀，就是在凄凉中死去，哪怕之前再如何辉煌。
财富过多，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会被视为“亢龙有悔”“不祥”，因为太让人羡慕嫉妒恨了，甚至连皇帝都想来分一杯羹。但又有多少人有范蠡那样的大智慧，一旦有了钱，就散了，然后再赚钱。看起来荒唐，其实却躲过了多少杀身之祸。
被《华尔街日报》列为世界级富翁的中国第一人是刘瑾，明代正德朝的一个宦官，他的所有财富均来自贪污，传说其受贿所得合为33万公斤黄金、805万公斤白银。而李自成打进北京后所缴崇祯一年的全国财政收入才仅为白银20万公斤。另外一个被《华尔街日报》排进富豪榜的是和珅，点评只有一句：嘉庆抄家时所获财产相当于乾隆盛世18年的全国赋税收入。
这两个权臣的悲惨结局，归根结底还是对财富的贪婪，而且无比守财，最后只能变成过路财神，无福消受。
别离“皇帝”太近
和皇帝关系太近，赚钱会快，但可能“死”得也快。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清朝初年，山西介休的范家是顺治帝扶植的八大皇商之首，曾在明末依附满人靠发战争财成了千万级富豪，也曾因自愿承担部分费用为清廷运送军粮受到政治上的表彰，在经济上得到的实惠当然更大，获得了北方中国最主要的两大盐场——河东与长芦的引盐经营权，还进入了当时获利甚丰的铜业贸易。范家极盛之时，整个家族有50多人被授予官职，行走政商两道，家产遍布南北各地。
可到了乾隆后期，四海安定，作为军粮运输商的范家利用价值已然耗尽，就成了被围猎的对象。1782年，日本幕府政权以铜矿开采殆尽为由限制出口，朝廷官员趁机催讨官铜，范家接连受到打击，由此欠下巨额债务。两年后，朝廷以欠款为由抄办范家，风光无二的皇商模式走到了凄惨的尽头。
如此的“皇商”“官商”的例子，历史上何止成千上万，著名的就有吕不韦、石崇、胡雪岩、张謇⋯⋯就连《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也不过是一个败落官商的牺牲品而已。
“先用之，后弃之”，已经成了历代统治者的惯用伎俩。像江春那样，能讨皇帝一辈子开心、老年还能受皇帝接济的又有几个人呢？
中国古代富豪的特点就是大多与最高权力结缘，其财富来源或为官商所得，或为贪污所获，其致富积累速度之快、财富量之大在中外富豪中皆属罕见，但也正因为其与最高权力太过接近，风险也很大、败落速度也最快。古谚云“富不过三代”，恐怕就是这样的道理。
古代富人如此发家
在古代，最大的富豪是皇帝，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如果不是富二代、官二代，勤奋读书为皇帝打工，才是赚钱的正道。可惜古代教育普及程度远不及今天，多数没有文化的人，要想过上富裕的日子，最直接的途径便是做生意。
历朝历代中都不乏平头百姓通过经商理财致富的。在司马迁撰写的《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的工商业者共52人，他们通过商业贸易、理财获得了财富。
古人的智慧不可小觑，古代富人中的赚钱理念，我们今天仍可借鉴。
掌握供求关系赚大钱
秦朝末年，督道县地处边疆，县里驻扎了很多军队，储藏了很多军用的粮草和犒赏军队的金银珠宝。某天有一个消息传来，汉王刘邦带领军队攻下咸阳城，秦王子婴出城投降。听到此消息后，地方官和驻军四散而逃，县城一下子由曾经秦朝的国家仓库变成了无政府状态，当地的平民在战乱中纷纷打开仓库，抢劫里面的金银财宝，很快金银财宝被洗劫一空，但是唯独粮仓无人问津。因为在众人眼中，粮食远远不如珠宝值钱，况且兵荒马乱之时，众人四处逃难，粮食也不好随身携带。
但是一位人称任氏的粮仓管理员认为，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张嘴吃饭的，粮食一定是重要的东西，于是任氏和家人一起在自己家挖了很多地窖，把没有人要的粮食用马车悉数运到自己家的地窖中。
秦朝灭亡之后，楚汉战争持续了四五年，连年战乱，土地荒芜，粮食越来越贵，曾经抢到金银珠宝的人把财物拿出来换粮食，任氏通过出售地窖的粮食把当地的金银珠宝收入囊中，很快任氏由仓库管理员变成当地首屈一指的富豪。
任氏完成财富的原始积累后，大力发展农田畜牧，购买价贵质高的产品，最后任氏的富有延续了好几代。
提前预测到未来的政治经济形势，抓住未来供求关系的重点，是任氏能够在乱世发家的关键，但是不可否认，任氏发家也是在恰当的时机下。在今天，类似任氏的发家机会虽然不再有，但是任氏对于商品供求的预测是值得借鉴的。
绣花不如当街做买卖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写有这样一句话：“穷人要想发财致富，种田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绣花不如当街做买卖。”在古代，经商是穷人发财致富的可靠途径。
战国末年，甘肃省平凉地区在当时被称为乌氏。一位人称乌氏倮的普通牧人，以放牧牛羊为生，通过十几年的辛勤劳动，乌氏倮的牛羊小有规模。但是某天他登上山顶，看到各个山谷中满山满谷的牛羊都是西域国王的财产。乌氏倮在羡慕之余想到，如果以自己目前的方式，恐怕几辈子也积攒不下这些财富。
乌氏倮苦思冥想后，卖掉牛羊，在中原地区买了很多精美的高级锦缎，运回西域后，献给西域国王。国王高兴之余，以大量的牛羊作为回报。而牛羊多到什么程度呢？多到以山谷来计算数量。
乌氏倮通过牛羊和锦缎的往来贸易，获利十几倍，这正是通过和西域国王这个大主顾做买卖获得的。看来，做“倒爷”挺好！
垄断市场得暴利
汉成帝年间，成都人罗哀替石氏掌管钱财，石氏很相信罗哀，给了他很多钱，让他往来于巴蜀和京师两地通过贸易贩卖经商赚钱，罗哀带着一万钱来到京城经商。几年之后，罗哀的一万钱被他打理到一千多万钱。
但是罗哀还是觉得财富增长速度慢，贩卖的利润是有限的。于是罗哀动了动脑筋，他把这一千多万钱，拿出其中的一半贿赂曲阳侯王根和定陵侯淳于长，让他们把井盐的生意全部交给他来做，不让别人做这份买卖。在罗哀垄断了井盐生意后，他还把剩下的钱贷给其他郡国。由于有曲阳侯和定陵侯的撑腰，也没有人敢欠他的债。这样罗哀一年的利润就是他投入本金的一倍。
任何时候，垄断都是要付出代价的，高利润也意味着高风险，毕竟有太多的人盯着这块肥肉。历史上官商勾结搞垄断的人，有好下场的人并不算多。
暴利与性命可兼得乎？
资源性生产很吃香
在古代经商，可以做奢侈品买卖，买卖珠宝玉器，古玩珍奇，和有钱人打交道，获利百倍。也可以做小本买卖，贩卖衣食住行生活所需，虽然利润微薄，但是消费者多，出货量大，也同样可以发家致富。但这些市场，只要有本钱，谁都可以玩，但是稀缺资源性的资产就不一样了。
秦国攻破赵国的时候，赵国卓氏夫妻被流放到蜀郡。被一同流放的犯人们，都拿着自己的积蓄贿赂管事的官吏，请求他们把自己迁徙到近一点、条件好一点的县城居住。只有卓氏一家打听到一个情况，某个偏僻的县城里面，地方狭小、土地贫瘠，但那里的百姓善于经商，而且这个地区富藏铁矿。于是卓氏夫妻要求流放到这个很远的地方。
卓氏夫妇的决定是正确的，于是他们在那里的山上开矿炼铁，铸造铁器，还与滇、蜀地区的人们做买卖。经过卓氏夫妻的苦心经营，他们变得很富有，家里雇得起八百个奴仆。
无独有偶，从山东流放到西南地区的俘虏程郑，也在流放地经营冶炼锻造业，把铁器卖给当地的少数民族，和卓氏夫妻的富有程度不相上下。卓氏夫妻和程郑属于技术型人才，他们依靠自己的一技之长，做生产加工，然后出售，颇有前店后厂的范儿。卓氏夫妻和程郑都进入了“蓝海市场”，以此致富。
新行业造就新财富
就像当今电商、智能手机的出现带起了一大批富豪一样，古代商人的富有和当时的产业浪潮一样密不可分。
流通业是汉代盐铁之外最易致富的行业，可谓当时新兴经济增长点，汉代冶铁富商孔氏靠冶铁铸造致富后，投身于长途贩卖业，带着成队车马，往来于各诸侯国之间。靠着长途贩卖，孔氏实现了财富的再次飞跃。
宋代职业经理人阶层萌芽，当时他们被称为“干人”，他们依靠为大家族理财而积累财富，清朝首富伍秉鉴的父亲在创立怡和行之前，就在当时广州首富潘启家为其理财。
明朝由于棉花种植的扩大和棉纺技术的革新，棉纺织迅速成为全国第一大手工制造业。《松江府志》记载：“松之为郡，售布于秋，日十五万焉。”棉纺织业的繁荣催生了以产销棉布为业的江浙商帮，他们主要由布号商人、染坊与踹坊商人、远途贩运商人组成，围绕着千家万户的织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条和销售体系。
商人，伤不起
千百年来，国人对商人有着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上至帝王下至百姓对财富的追求一直未停止过，商人这份职业拥有诱人的财富魅力；另一方面，对财富的谈论始终上不得台面，读书人认为金钱充满着“铜臭味”。
商人也不容易，积累期的辛苦自然不提，就是富有后也未必能过上几天好日子，拥有巨额财富并不能享受与其财富等值的风光。
在汉代，“商人不得衣丝乘车”。自《史记》后，正史中几乎没有关于商人的完整记录，妓女在史书上出现的次数都远远多过商人。在清代，山西商帮控制了中国盐业、边贸和金融业，财富总和相当于中央财政收入的两倍，但在536卷的《清史稿》中仅记载一个晋商而已。
商人的原罪：妖邪之气与“渡口”模式
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里，商人被认为背负着原罪。
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描述说：“对商业现象的鄙视，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并非全都来自认识论、方法论、理性和科学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一个贱买贵卖的人本质上就是不诚实的。财富的增加散发着一股子妖邪之气，对生意人的仇视，尤其是史官的仇视，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孔孟之道，对商人的歧视也是很直接的。孟子就直指商人为“贱大夫”，“原本市场很平和，东西很便宜，有了商人买贱卖贵后，物价被抬高，私肥了伤人自己，公害了天下百姓”。
直到今天，很多人还会经常说到一个词语——“奸商”。不可否认，在利益的驱使面前，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商人干着伤天害理的事情。这也让商人阶层即使诚信经营，也会被带上有色眼镜看待。
在如此文化的氛围中，商人的财富经常不被统治阶级认可，民间资本积累缺乏制度性保障。这种矛盾一直断断续续地持续着，时而尖锐，时而缓和。上世纪80年代初，一些先富起来的个体工商户还会被社会看不起，也是到2004年，“私人财产不可侵犯”这一条才写入宪法。
历史上很多时期，国家政权和国有资本集团对财富的集中度非常敏感，为了保护对财富的垄断和支配，抑制民间资本做大。在政府垄断领域内，则是当权者以国家的名义获取资源，以市场的名义瓜分财富。
如此环境之下，古代的商人要想富起来，除了勤劳和好运气外，多数都躲不了攀上官界权贵。天性趋利的商人通过寻租的方式进入顶层以牟取暴利，从而催生出一个个畸形的官商经济。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指出了官商模式中最为常见的“渡口”模式：大凡国营或权贵资本，一般不会直接进入生产领域，而是寻找流通环节中的交易节点，以政府的名义和行政手段进行管制，然后以特许经营（牌照、指标）的方式加以“寻租”。这类节点好比一个“渡口”，占据其点，则可以雁过拔毛，坐享其利。
先用后弃：商人阶层的跌宕之旅
虽然看不起商人，但是任何时代都离不开商人，乃至历史上最富有的朝代几乎全是商人阶层极度繁荣的时刻。如此情形之下，统治阶级对于商人的策略经常是“先用之，后弃之”。于是，商人阶层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在“用”和“弃”之间跌宕。
历史上同样辉煌的汉朝和唐朝，对于商人就有着不同的态度。
汉初，统治者对商人实施蔑视和压抑的政策。汉高祖把10多万户六国贵族后裔及富豪之家统统迁到关中，便于监管。此外还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并征以重税。惠帝时规定一般人交税一份，商人和奴婢要交两份。不仅如此，汉初的皇帝还彻底关闭了商人及其子孙从政的路径。
但政府在微观层面上放宽了对商业的限制，开放关津，并放松对山林矿藏资源的专营，直接导致了物流交易的活跃和商业的繁荣。但到了后来的汉武帝，一纸“算缗令”导致了另外一番景象。算缗是指向全国有产者征收资产税，算缗令执行三年，“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产）。”
唐代则几乎是商人的天堂。
唐朝开国后便停止了商税的课征，把盐、铁、酒等产业全数交予民众自主经营，“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唐太宗还下令把潼关以东的关卡全部停废，让货物自由交易。因此商业随即繁荣起来，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
其实，一个时代或国家，商人阶层的地位高低如何，只要看一个景象就可以了：当商人与官员在一起的时候，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或是“跪”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