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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中国，“女权主义者”好像一个危险的标签，承认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好像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但我很乐意说：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如果有人问，我是如何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的，我总是会从刚刚记事起的那次农村老家“吃桌”说起。从小生长在城市，那年夏天被送回农村姥爷姥姥家暂住；作为城里来的小孩儿，大人对我比较客气，表兄弟们也对我很友善，所以“吃桌”不让我上桌的事情，就格外记忆深刻。
记得当时，姥爷和舅舅们都围坐在桌旁，姨妈抱着小表弟可以上桌，而我不能上桌，当时心里很是不平，多半是因为受惯了优待，忽然成了“次等”的人，不大舒服。我姥爷家是那种并没有太多显性传统习俗延续下来的中国北方农村，性别和宗法秩序，在这里是以一种松散的、不严格的形式体现的。但它所流露出的等级差异，还是足以让独生女、没有跟大家庭相处过的我，感到不适，于是至今念念不忘。试想，如果我从小生活在这个环境里，而不是习惯了无差别对待，可能我根本不会觉得这件事有什么不妥。
学生阶段，我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教育体制生产的一种典型：三好学生、优秀干部，听话，有人缘，爱表现，对自己有很高期望，渴望成就，在意自己是否被别人肯定、喜欢。这种性格让我一直过得很顺，没有受到过打击。到了高一，开学第一天，欢天喜地走进课堂，班主任是一名男物理老师，他说：“看了一下名单，你们班女生多；女生天生学不好物理，你们再努力也白搭，所以差不多出个八分力就行了。别不服气，科学证明了，物理需要良好的空间感，而空间感是X染色体隐形基因，所以女生里面，只有大概四分之一左右空间感好；当然也不是没有天才，像居里夫人，她两个X染色体上都是这个隐性基因，比一般男人还好。”
当时，我大概有点儿被他的“科学证明”给唬住了，但更多的是抗拒。首先，也许我就是那种基因好的也说不定；其次，就算先天不足，我也可以通过刻苦学习来补救，为什么—上来就要我们放弃？
这个老师还说，他分析过我们班同学的“家庭成分”，很多是知识分子家庭和国家干部，他说，这不错，这样你们班虽然没什么聪明的学生，但班风会比较正，所以你们班也不会有太糟糕的学生；不像隔壁某班，聪明人很多，但家长很多不是知识分子或干部，成分复杂，班风很差。
那是1999年。3年以后，我在大学普通心理学的课堂上，第一次听说著名的罗森塔尔实验：早在我上中学前的30多年的1968年，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罗森塔尔和雅科布森在加州的一所小学做了一次智商测试，然后随机抽选了1-6年级两组学生，告诉校长和教师，其中甲组的学生经测试，智商超群；而另一组乙组的学生智商平平。事实上这是一个假的命题，他们并没有按智商高低分组，而是保证两组在平均智商方面没有差别。几个月后，心理学家再次来到学校测试两组学生的智商，他们发现，甲组中1、2年级学生的平均智商显著高于乙组中同为1、2年级的学生。这个测验说明， 资质相同的条件下，学生受到的期待不同，其发展趋势、学术表现会不同。越年幼的学生，教师对他们的期许对他们的发展影响越大。
在心理学里，还有一个相关概念叫“自我实现的预言”— 同等条件下，一个人认为自己能够做好一件事情的程度越高，他做好这件事的可能性越大。
那堂大学普通心理学概论课和我高一的第一堂物理课同样震撼人心。我当时非常想跑回我的高中，告诉那个培养过很多奥赛选手的物理特级教师：也许在业务方面您很棒，但在教育哲学上，您错了，您不应该那样跟同学们说，也许因为您，一些本来能学好物理的女生，也没学好。您本来可以鼓励我们更加努力，可您为什么要做相反的事情？
又过了三年，我在北美腹地一所四周都是玉米田的大学做交换生。又是心理学课堂，B教授给我们讲著名的《钟形曲线：智商与美国人生活的阶层结构》引起的争议。这本1994年出的书声称美国人中，不同的种族间，平均智商存在差异，比如黑人智商低于白人；而智商又是决定一个人生涯发展的主要因子之一。由于此书没有经过同侪审查即出版，且争议巨大，美国心理学会不得不对这个问题进行重新调查，调查报告声称，作者的结论不是测量偏差导致的，即种族间的确存在智商差异，但这可能是文化和种族隔离制度的结果；而且，不能找到证据说明智商与基因之间有任何联系。
B教授继续讲，现代统计知识为心理学提供了很多好的测量工具；但我们应该如何解读统计报告呢？比如，我们说，黑人的平均智商比白人低10分，这是什么意思？
一、这只是一个样本平均值，它不能反映任何一个体的特殊性；黑人里的天才显然比白人里的平庸之辈的智商高很多，如果因为平均值差异得到黑人智商低的印象，从而对自己所见到的黑人进行预测，觉得他可能不聪明，是很不恰当的；
二、同一种族人之间的个体差异大过不同种族间整体差异。如果仔细观察智商分布曲线，我们发现不同种族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在一个重叠的区域里分布的，也就是说，无论什么种族，大多数人的智商，都在75到125分这个范围内，而一个75分的白人与一个125分的白人间的差异，要远远超过平均差10分的范围；
三、无论哪个种族，极高分（大于140）与极低分（小于60）都是少见的，属于需要提供特殊教育的范畴，而很多普通人与普通人之间的差异，也不是智商能解释的。
当时，我又想起了我的高中物理老师。我想，如果当年给我们班同学进行一个“空间感”测试或“高中物理潜能测试”的话，可能男女间平均分数会有差异。我们说标准分是100分，假定我们班女生平均110分，男生平均115分，居里夫人的空间感144分，爱因斯坦空间感160分，世界人民的平均分95分，同届所有考上北大物理系的人平均分125分（我假定这个分高于我们班平均分，因为我们班最后仅1人考上北大物理系）。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班，无论男生女生间的平均差异仅5分，而我们班女生和男生都跟考上北大物理系的人平均分有差距，更跟居里夫人、爱因斯坦够不着边儿，却也足够应付高中物理那些知识—在这个情况下，作为物理老师，在对学生态度上，是应该一视同仁，还是有所区分呢？ 最近，学者发现，人类的智商在近几十年来普遍得到提高，今天一个智商普通的18岁大学生去答50年前的针对十八岁的智商测试题，要比当年人的平均分高出很多。根据教育社会学的看法，智商测试所测量的，与一个人所接受的教育多少有直接关系；我们的社会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工业现代化发展中，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教育普及，社会机会更加均等，使得社会整体接受的教育水平变高了，自然也就反应为智商的提高。
更让人欣喜的是，研究者还发现，一百年前，女性的平均智商稍低于男性；而近些年女性智商与男性差距缩小，甚至有些社会女性的平均智商还超越了男性，这一变化，恰好与女性从被高等教育排斥、男女学科隔离到女性和男性享有相同受高等教育权利、学科招生不分男女的过程同步—智商与性别变化的历史，很好地说明了，那些看来是天生的差异，其实是后天社会制度带来的结果，且是可以由社会改良来改变的。
对照历史的进步，我们更能看出我高中物理老师教育理念的问题。反思中国的整个教育体系里，从小学开始，老师们就是因为学生之间一个被放大的平均值偏差，而“因材施教”，对“尖子生”开小灶，对“差生”直接放弃的。这样的故事，我经常听同龄人讲起，再常见不过。累积到高等教育，已经真的对现实发生了作用，通过“自我实现的预言”机制，影响了学生的能力。
我是那个女生多、物理差的班里不安分的一个。我因为一路享特权，受不得委屈，不想“丢人”，所以比较重视物理，没放弃。我只是想证明我自己“并不笨”。后来高考一定要选理科，分数够把我送进重点大学理科系。但那时候，我只是凭着私心、虚荣心而已。不懂得从“歧视”的角度，对老师的言论进行反思。而我那些女同学们，每个人性格不同，有些人心胸宽些、平和些，也许就顺了老师的意，不再尝试自己可能有潜能的领域。
从接触心理学开始，又过了5年，认识了另外一位美国朋友，他是人类学博士。有一次，我们聊天，我无意中说：“啊呀，我不能吃这么多肉，我要减肥，而且我这个人头太大，不好看。”他问：“你头大？谁说的？”我说：“啊呀，我朋友都这么说啊。不好看，不好看。”他说：“他们对你的外表品头论足，是对你的物化；你是人，不是被买来买去的东西。既然你不能换头，那你应该换朋友。”我说：“会有人不嫌我头大？”他说：“当然，世界那么大，人口那么多，你应该跟进步的人交朋友，他们不多，但足够多到跟你交朋友。”“还有人嫌我不够小鸟依人，不会撒娇……”“我就不喜欢爱撒娇的女性。”
这位印度和爱尔兰混血的美国男生，并没有如你们猜测的那样跟我发展出什么恋情。他就是一个关心我的好朋友而已。但天知道他那番话对我来讲多么改天换地：从小我一直在自己的小环境里斗争、斗争，只是为了一次次证明自己作为个体比别人强，不服输；但我仍然在意自己从外表到内心都能被周围认可，尤其是男人。我头大是我的错；我腿不够直是我的错；我皮肤不够白嫩是我的错。我不够温柔是我的错。你不喜欢我，是我的错。
而那个已经不记得季节但难忘细节的芝加哥南郊的2007年某天，之所以让我难忘，便是因为，人生头一次，有一个人，跟我说：这不是我的错。我可以换朋友。生活，是可以改变的，但你要停止责怪自己。
很久很久以前，有人问为什么要读书做研究，我的答案是—为了让自己更自由。今天，我还是这样认为，放弃休闲、消费的时间，点灯熬油地读书写字，并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别人高明，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更合理的存在；我们都被囚禁在现代知识生产、传播所建造的一个个井里，看着有人给定义好的太阳、月亮、星星而打破沙锅地追问、质疑、反抗，是要用荆棘编成的梯子爬到井外去，那可能是很扎脚的路，可能爬几次又摔下来，但我还是想通过不断编织这个梯子，努力离井口近一些，看到不被“他们”定义的天空，看到“知识”从哪里来，为谁服务，如何互相关联。我想有免于被说头大的自由，不温柔的自由，“是”女人但又不“做”女人的自由。
如果有人问，我是如何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的，我总是会从刚刚记事起的那次农村老家“吃桌”说起。从小生长在城市，那年夏天被送回农村姥爷姥姥家暂住；作为城里来的小孩儿，大人对我比较客气，表兄弟们也对我很友善，所以“吃桌”不让我上桌的事情，就格外记忆深刻。
记得当时，姥爷和舅舅们都围坐在桌旁，姨妈抱着小表弟可以上桌，而我不能上桌，当时心里很是不平，多半是因为受惯了优待，忽然成了“次等”的人，不大舒服。我姥爷家是那种并没有太多显性传统习俗延续下来的中国北方农村，性别和宗法秩序，在这里是以一种松散的、不严格的形式体现的。但它所流露出的等级差异，还是足以让独生女、没有跟大家庭相处过的我，感到不适，于是至今念念不忘。试想，如果我从小生活在这个环境里，而不是习惯了无差别对待，可能我根本不会觉得这件事有什么不妥。
学生阶段，我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教育体制生产的一种典型：三好学生、优秀干部，听话，有人缘，爱表现，对自己有很高期望，渴望成就，在意自己是否被别人肯定、喜欢。这种性格让我一直过得很顺，没有受到过打击。到了高一，开学第一天，欢天喜地走进课堂，班主任是一名男物理老师，他说：“看了一下名单，你们班女生多；女生天生学不好物理，你们再努力也白搭，所以差不多出个八分力就行了。别不服气，科学证明了，物理需要良好的空间感，而空间感是X染色体隐形基因，所以女生里面，只有大概四分之一左右空间感好；当然也不是没有天才，像居里夫人，她两个X染色体上都是这个隐性基因，比一般男人还好。”
当时，我大概有点儿被他的“科学证明”给唬住了，但更多的是抗拒。首先，也许我就是那种基因好的也说不定；其次，就算先天不足，我也可以通过刻苦学习来补救，为什么—上来就要我们放弃？
这个老师还说，他分析过我们班同学的“家庭成分”，很多是知识分子家庭和国家干部，他说，这不错，这样你们班虽然没什么聪明的学生，但班风会比较正，所以你们班也不会有太糟糕的学生；不像隔壁某班，聪明人很多，但家长很多不是知识分子或干部，成分复杂，班风很差。
那是1999年。3年以后，我在大学普通心理学的课堂上，第一次听说著名的罗森塔尔实验：早在我上中学前的30多年的1968年，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罗森塔尔和雅科布森在加州的一所小学做了一次智商测试，然后随机抽选了1-6年级两组学生，告诉校长和教师，其中甲组的学生经测试，智商超群；而另一组乙组的学生智商平平。事实上这是一个假的命题，他们并没有按智商高低分组，而是保证两组在平均智商方面没有差别。几个月后，心理学家再次来到学校测试两组学生的智商，他们发现，甲组中1、2年级学生的平均智商显著高于乙组中同为1、2年级的学生。这个测验说明， 资质相同的条件下，学生受到的期待不同，其发展趋势、学术表现会不同。越年幼的学生，教师对他们的期许对他们的发展影响越大。
在心理学里，还有一个相关概念叫“自我实现的预言”— 同等条件下，一个人认为自己能够做好一件事情的程度越高，他做好这件事的可能性越大。
那堂大学普通心理学概论课和我高一的第一堂物理课同样震撼人心。我当时非常想跑回我的高中，告诉那个培养过很多奥赛选手的物理特级教师：也许在业务方面您很棒，但在教育哲学上，您错了，您不应该那样跟同学们说，也许因为您，一些本来能学好物理的女生，也没学好。您本来可以鼓励我们更加努力，可您为什么要做相反的事情？
又过了三年，我在北美腹地一所四周都是玉米田的大学做交换生。又是心理学课堂，B教授给我们讲著名的《钟形曲线：智商与美国人生活的阶层结构》引起的争议。这本1994年出的书声称美国人中，不同的种族间，平均智商存在差异，比如黑人智商低于白人；而智商又是决定一个人生涯发展的主要因子之一。由于此书没有经过同侪审查即出版，且争议巨大，美国心理学会不得不对这个问题进行重新调查，调查报告声称，作者的结论不是测量偏差导致的，即种族间的确存在智商差异，但这可能是文化和种族隔离制度的结果；而且，不能找到证据说明智商与基因之间有任何联系。
B教授继续讲，现代统计知识为心理学提供了很多好的测量工具；但我们应该如何解读统计报告呢？比如，我们说，黑人的平均智商比白人低10分，这是什么意思？
一、这只是一个样本平均值，它不能反映任何一个体的特殊性；黑人里的天才显然比白人里的平庸之辈的智商高很多，如果因为平均值差异得到黑人智商低的印象，从而对自己所见到的黑人进行预测，觉得他可能不聪明，是很不恰当的；
二、同一种族人之间的个体差异大过不同种族间整体差异。如果仔细观察智商分布曲线，我们发现不同种族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在一个重叠的区域里分布的，也就是说，无论什么种族，大多数人的智商，都在75到125分这个范围内，而一个75分的白人与一个125分的白人间的差异，要远远超过平均差10分的范围；
三、无论哪个种族，极高分（大于140）与极低分（小于60）都是少见的，属于需要提供特殊教育的范畴，而很多普通人与普通人之间的差异，也不是智商能解释的。
当时，我又想起了我的高中物理老师。我想，如果当年给我们班同学进行一个“空间感”测试或“高中物理潜能测试”的话，可能男女间平均分数会有差异。我们说标准分是100分，假定我们班女生平均110分，男生平均115分，居里夫人的空间感144分，爱因斯坦空间感160分，世界人民的平均分95分，同届所有考上北大物理系的人平均分125分（我假定这个分高于我们班平均分，因为我们班最后仅1人考上北大物理系）。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班，无论男生女生间的平均差异仅5分，而我们班女生和男生都跟考上北大物理系的人平均分有差距，更跟居里夫人、爱因斯坦够不着边儿，却也足够应付高中物理那些知识—在这个情况下，作为物理老师，在对学生态度上，是应该一视同仁，还是有所区分呢？ 最近，学者发现，人类的智商在近几十年来普遍得到提高，今天一个智商普通的18岁大学生去答50年前的针对十八岁的智商测试题，要比当年人的平均分高出很多。根据教育社会学的看法，智商测试所测量的，与一个人所接受的教育多少有直接关系；我们的社会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工业现代化发展中，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教育普及，社会机会更加均等，使得社会整体接受的教育水平变高了，自然也就反应为智商的提高。
更让人欣喜的是，研究者还发现，一百年前，女性的平均智商稍低于男性；而近些年女性智商与男性差距缩小，甚至有些社会女性的平均智商还超越了男性，这一变化，恰好与女性从被高等教育排斥、男女学科隔离到女性和男性享有相同受高等教育权利、学科招生不分男女的过程同步—智商与性别变化的历史，很好地说明了，那些看来是天生的差异，其实是后天社会制度带来的结果，且是可以由社会改良来改变的。
对照历史的进步，我们更能看出我高中物理老师教育理念的问题。反思中国的整个教育体系里，从小学开始，老师们就是因为学生之间一个被放大的平均值偏差，而“因材施教”，对“尖子生”开小灶，对“差生”直接放弃的。这样的故事，我经常听同龄人讲起，再常见不过。累积到高等教育，已经真的对现实发生了作用，通过“自我实现的预言”机制，影响了学生的能力。
我是那个女生多、物理差的班里不安分的一个。我因为一路享特权，受不得委屈，不想“丢人”，所以比较重视物理，没放弃。我只是想证明我自己“并不笨”。后来高考一定要选理科，分数够把我送进重点大学理科系。但那时候，我只是凭着私心、虚荣心而已。不懂得从“歧视”的角度，对老师的言论进行反思。而我那些女同学们，每个人性格不同，有些人心胸宽些、平和些，也许就顺了老师的意，不再尝试自己可能有潜能的领域。
从接触心理学开始，又过了5年，认识了另外一位美国朋友，他是人类学博士。有一次，我们聊天，我无意中说：“啊呀，我不能吃这么多肉，我要减肥，而且我这个人头太大，不好看。”他问：“你头大？谁说的？”我说：“啊呀，我朋友都这么说啊。不好看，不好看。”他说：“他们对你的外表品头论足，是对你的物化；你是人，不是被买来买去的东西。既然你不能换头，那你应该换朋友。”我说：“会有人不嫌我头大？”他说：“当然，世界那么大，人口那么多，你应该跟进步的人交朋友，他们不多，但足够多到跟你交朋友。”“还有人嫌我不够小鸟依人，不会撒娇……”“我就不喜欢爱撒娇的女性。”
这位印度和爱尔兰混血的美国男生，并没有如你们猜测的那样跟我发展出什么恋情。他就是一个关心我的好朋友而已。但天知道他那番话对我来讲多么改天换地：从小我一直在自己的小环境里斗争、斗争，只是为了一次次证明自己作为个体比别人强，不服输；但我仍然在意自己从外表到内心都能被周围认可，尤其是男人。我头大是我的错；我腿不够直是我的错；我皮肤不够白嫩是我的错。我不够温柔是我的错。你不喜欢我，是我的错。
而那个已经不记得季节但难忘细节的芝加哥南郊的2007年某天，之所以让我难忘，便是因为，人生头一次，有一个人，跟我说：这不是我的错。我可以换朋友。生活，是可以改变的，但你要停止责怪自己。
很久很久以前，有人问为什么要读书做研究，我的答案是—为了让自己更自由。今天，我还是这样认为，放弃休闲、消费的时间，点灯熬油地读书写字，并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别人高明，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更合理的存在；我们都被囚禁在现代知识生产、传播所建造的一个个井里，看着有人给定义好的太阳、月亮、星星而打破沙锅地追问、质疑、反抗，是要用荆棘编成的梯子爬到井外去，那可能是很扎脚的路，可能爬几次又摔下来，但我还是想通过不断编织这个梯子，努力离井口近一些，看到不被“他们”定义的天空，看到“知识”从哪里来，为谁服务，如何互相关联。我想有免于被说头大的自由，不温柔的自由，“是”女人但又不“做”女人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