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不论在全世界哪一种文化里，红色都被视为女性的专属色，代表着美丽、温柔和妩媚。为何女子们会独独钟情于红色呢？有人类学家解释说，原始社会中的分工，男子狩猎而女子采摘，成熟的野果子一般都是红色的，因此女性对红色比较敏感。这有些类似于条件反射的养成，但没有强有力的科学证据支撑，因此显得十分牵强。
在中国历史中，女子与红色也缠绵了千百年。貌美年少的女子，被称作红粉佳人；善解人意的女子，被称作红颜知己；女子居住的闺房，被称作朱楼绣户；有美女相伴身边，则被称为红袖添香。因女子的介入，红色的故事多了许多旖旎的风光。
罗帷绮箔脂粉香
所谓红粉，就是胭脂和铅粉，一者增加女子香腮的红润，一者凸显女子肌肤的白皙。所谓红颜，也就是施了胭脂的容颜。中国女子使用胭脂的历史已有几千年。红色，首先是具体化为小小的一盒胭脂，融入了女性的生活。
胭脂，是几千年来萦绕在中国女子身前身后的一缕香魂。白皙的面庞，晕上淡淡的朱红，即刻显得明艳无俦；柔软的双唇，点上暗暗的绛色，蓦然衬出风情万种。因这胭脂，才有了所谓红颜知己，所谓红粉佳人。甚或，女子伤心时，滚过腮边的泪珠儿染了胭脂，也变作赤色，才有了“心绪凄迷，红泪偷垂，满眼春风百事非”。
有学者考证说，商纣时期，燕地的妇女即采红蓝花，取花汁凝结为脂，用于妆饰容貌，称为“燕支”。五代时后唐的学者马缟就在其《中华古今注》里说，胭脂“起自纣，以红蓝花汁凝作燕支”。马缟曾任国子监太学博士，相当于现在的大学一级教授，虽然不了解其具体的考证方法，但想必还是具备一定的可信度的。商纣的统治在公元前11世纪，倘若马缟的理论成立，那么胭脂至少已存在了3000年。
也有学者说胭脂原产于中国西北地区的焉支山，而非华北的燕代之地。《五代诗话·稗史汇编》曾载：“北方有焉支山，上多红蓝草，北人取其花朵染绯，取其英鲜者作胭脂。”按照现今的中国地图，此山位于甘肃省张掖市南部，在先秦与汉初，这是距中原极其遥远的地方，王化未及之处，却是游牧民族的乐土，胭脂乃是匈奴妇女的常用之物。后来，匈奴因汉武帝的征讨而被迫向西迁徙，还曾哀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再后来，张骞通西域，又将胭脂带入中原，受到了汉家女子的极度喜爱。
其实，中原女子使用胭脂的历史，即使无法严谨地上溯到商朝，但至少也是早于秦汉的。战国的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里形容美人，就曾有施朱抹粉之说。《韩非子·显学》中有“胭脂粉黛”之语，所谓胭脂粉黛，即胭脂、香膏、铅粉和眉笔，显然此时女子们的化妆品已经非常成熟，都成了系列，胭脂的发明，怎么也不会晚于战国。所以，说胭脂是女子们几千年的“密友”是不为过的。
隋唐时，国力空前强盛，物质更加丰富，女子的红妆简直千变万化。当时出现了“桃花妆”，即先以白粉敷面，再将胭脂匀于面颊及眼周围，边际晕淡，其特点是突出面颊的红，映衬前额、鼻翼及颈部的白，使面部白里透红，鲜艳无比，压倒桃花，为当时女子所爱。新疆吐鲁番曾出土一幅《弈棋仕女图》，墓主是武则天时安西都护府的官员，图画描绘的是贵族妇女家庭生活的场面。因吐鲁番干旱少雨，所以画作出土时仍色彩鲜艳，弈棋贵妇的桃花妆则显得风韵十足。
唐代以后，尽管妇女的装饰风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喜愛胭脂、涂抹红妆的习俗始终不衰。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和大同市十里铺的辽代墓穴壁画，上面画的妇女双颊都涂着红粉，显示在宋时少数民族政权下的女子也酷爱红妆。至于明清时的风气，看一看《红楼梦》就知道。第四十四回中，宝玉帮平儿理妆时说：“铺子里买的胭脂不干净，颜色也薄，这是上好的胭脂拧出汁子来掏澄净了，配了花露蒸成的。只要细簪子挑一点，抹在唇上足够了，用一点水化开，抹在手心里，就够拍脸的了。”制作工艺已如此考究，红妆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也不言自明了。
结我红罗裾
汉时，除了胭脂开始流行外，红色的衣裙也在女性中逐步推广。按照周礼，大红的衣服是天子和诸侯们祭祀时穿的礼服，没有身份地位的人是不可以乱穿的；浅红的布料，按照儒家的看法，又很不正经，不能做日常的衣服。所以秦汉之前，女子们是很少穿红衣的。《诗经》里描绘了许多女性形象，既有普通的劳动者，亦有显赫的贵妇人，但她们大都缟衣素服，顶多也就是以红色作点缀，“素衣朱襮”，即白色的衣领绣红色图案，或是“缟衣茹藘”，即穿白衣而佩红丝巾。直至汉代，由于皇室尊崇红色，许多嫔妃和宫女都开始穿着红衣红裙。
秦及汉初是中央集权初步建立的时代，统治者还没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专横概念，所以民间效仿宫廷穿着红衣时，皇室并未感到有阻止的必要。同时，汉初的统治者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社会生产恢复得很快，棉麻和丝织品产量大幅增长，也让百姓有了穿着漂亮衣服的机会。而红色衣裙，能使女性看起来明艳无俦，自然受到大家的喜爱。乐府诗《羽林郎》中，酒家女胡姬面对羽林郎冯子都的轻薄，说“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拒绝了冯子都送的红罗裾，当然这也体现出彼时的姑娘都喜爱此物。
魏晋之时，流传有以红衣为譬喻的民谣，叫做《休洗红》。其一曰：“休洗红，洗多红色淡。不惜故缝衣，记得初按茜。人寿百年能几何，后来新妇今为婆。”其二曰：“休洗红，洗多红在水。新红裁作衣，旧红翻作里。回黄转绿无定期，世事反复君所知。”两首民谣都是以女子的口吻所述，前一首是感慨时光如箭，红颜易老，似是在劝他人，更是在叹自己；后一首是奉劝男子不要喜新厌旧，说话者心意缠绵，显得对此男子仍是大有情在。青春逝去、情人负心，大约是女子最为心痛的两件事。自汉至晋，数百年间，不知有多少女子曾身着红裳，心系良人，也不知有多少韶华与爱意，如同浣衣时褪下的红色，如丝如缕，随水幽幽散去，无人怜惜。
这两首民谣用词浅显而情意凄楚，打动了许多后世的诗人，并引得他们竞相唱和。比如唐时李贺便写道：“休洗红，洗多红色浅。卿卿骋少年，昨日殷桥见。封侯早归来，莫做弦上箭。”这是一个在桥下洗衣的姑娘，爱上了桥上纵马而过的英雄少年。少年奔赴战场求取功名，姑娘担心自己被遗忘。这首诗化用了王昌龄“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一扫原来那两首民谣的哀伤之情，流露出的乃是一个少女的娇嗔。 李贺诗中所说的殷桥，有人解释说，就是因洗红衣而染红了石墩的桥，与诗名相应和。能把桥墩都染红，就不知有多少女子、多少红衣在这河边戏水流连。由此也可见，红衣在唐时多么的流行。而对这一点，表现最直接的乃是当时的画作。在唐代大画家周昉的《宫乐图》里，有的女子身穿红色的长裙，有的女子肩披红色的纱巾，有的女子外着绛红的罩衣，有的女子内穿红色的亵衣裤，至于她们的腰带、头饰等，也多有红色。而在其他画家的笔下乃至敦煌的壁画里，唐时女子着红衣裙的形象也是屡见不鲜。
唐代由于生产技术的发展，许多植物都可以用来提炼红色染料，常见的有茜草、蜀葵花、重绛、黑豆皮、山花及苏方木等数种。这些植物中都含有大量的天然红色素，提炼出的红色，有的浓烈滞重，有的鲜艳透明。而种种原料中，最为香艳的，大约是成就了石榴裙的石榴花。
古人虽不能直接用石榴花制作衣物，却织染出了与之颜色相同的丝绸布匹，以之所做的裙裾自然就叫石榴裙。因为年轻的女子对它分外喜爱，所以石榴裙就成了佳人的代称。南北朝时，诗人何思澄在《南苑逢美人》中就写过“风卷葡萄带，日照石榴裙”，以之比喻其心仪的女子；梁元帝的《乌栖曲》中也有“芙蓉为带石榴裙”一语。而到了唐代，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前，由于国富民庶，石榴裙已成为十分流行的服饰，富家的小姐、官家的太太乃至富贵人家中有些头面的丫鬟女仆，都有那么一条。当时人们对它的喜爱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唐人小说中的李娃、霍小玉等，就都穿这样的裙子。诗人们则纷纷以此为题材写下诗句，如李白的“移舟木兰棹，行酒石榴裙”，白居易的“眉欺杨柳叶，裙妒石榴花”，杜审言的“桃花马上石榴裙”，万楚的“红裙妒杀石榴裙”，甚至一代女皇武则天的“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等等。俗语中还将男子为美色所迷比喻为“拜倒在石榴裙下”—这说法一直沿用至今。
点绛唇
唐人气度宽宏，思想开放，女子敢于追求美、表现美，所以在涂胭脂、着红裙之外，还大量地使用了今日口红的鼻祖—口脂。
口脂，也就是涂在双唇上的胭脂，其成分与普通胭脂近似，但色彩更鲜艳。红潤娇艳的双唇会增加女性的娇美可爱，口脂自然也广受欢迎。据说唐玄宗的女儿安乐公主专门辟了一个花园来种植各种制作化妆品的植物，其中光用来做口脂的花草就有20余种。
唐时的口脂以红色为主，又以女子嘴小为美，所以有了“樱桃小口一点点”的说法。诗人岑参在《醉戏窦子美人》中，称赞窦子美人是“朱唇一点桃花殷”；白居易则夸奖自家的歌伎樊素和小蛮是“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不过，就唐人的画作来看，当时女子的画唇实在是太小，不是樱桃，倒似两粒红色的豆子上下叠在一起，以今日的审美视之并不美，而且有些滑稽。
但当时的审美情趣就是这样—流行本来就是在具体时间、具体空间里存在的标准。当时的朝廷，还鼓励人们追求这样的标准。比如，每到腊日，即十二月腊祭这一天，朝廷就会给官员们分发口脂、面脂和药品。给这些东西，除了让大家保重身体外，大约也有让官员们的妻子打扮漂亮，迎接新年的意思。当然，也有人说，这口脂、面脂具有防冻功效，男子也可使用。唐人韩雄曾撰《谢敕书赐腊日口脂等表》，中有“赐臣母申园太夫人口脂一盒，面脂一盒”等语。大诗人刘禹锡替很多官员写过谢赐表，感谢皇帝赐腊日口脂、面脂，并形容这些香脂“膏凝雪莹，含液腾芳”，也就是晶莹剔透、香气扑鼻的意思。杜甫则在《腊日》诗里说：“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皇帝是天子，这些香脂当然也就是从九霄之外降下凡间的。比较有意思的是所谓的“翠管银罂”。《酉阳杂俎》中曾记载，赐口脂时“盛以碧镂牙筒”，即以雕花的象牙筒当容器—容器都这么奢靡，唐时的富贵气象确实无与伦比。
民间的口脂当然得不到象牙筒盛放的待遇，而是涂在纸片上，用时浅含于口，以唇相抿。这种纸上的口脂到民国时仍在使用，所以古时人们买卖口脂常以“一张”、“两张”来计算。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管状口红，是到了1915年才由美国一家制造商推出的。
在中国历史中，女子与红色也缠绵了千百年。貌美年少的女子，被称作红粉佳人；善解人意的女子，被称作红颜知己；女子居住的闺房，被称作朱楼绣户；有美女相伴身边，则被称为红袖添香。因女子的介入，红色的故事多了许多旖旎的风光。
罗帷绮箔脂粉香
所谓红粉，就是胭脂和铅粉，一者增加女子香腮的红润，一者凸显女子肌肤的白皙。所谓红颜，也就是施了胭脂的容颜。中国女子使用胭脂的历史已有几千年。红色，首先是具体化为小小的一盒胭脂，融入了女性的生活。
胭脂，是几千年来萦绕在中国女子身前身后的一缕香魂。白皙的面庞，晕上淡淡的朱红，即刻显得明艳无俦；柔软的双唇，点上暗暗的绛色，蓦然衬出风情万种。因这胭脂，才有了所谓红颜知己，所谓红粉佳人。甚或，女子伤心时，滚过腮边的泪珠儿染了胭脂，也变作赤色，才有了“心绪凄迷，红泪偷垂，满眼春风百事非”。
有学者考证说，商纣时期，燕地的妇女即采红蓝花，取花汁凝结为脂，用于妆饰容貌，称为“燕支”。五代时后唐的学者马缟就在其《中华古今注》里说，胭脂“起自纣，以红蓝花汁凝作燕支”。马缟曾任国子监太学博士，相当于现在的大学一级教授，虽然不了解其具体的考证方法，但想必还是具备一定的可信度的。商纣的统治在公元前11世纪，倘若马缟的理论成立，那么胭脂至少已存在了3000年。
也有学者说胭脂原产于中国西北地区的焉支山，而非华北的燕代之地。《五代诗话·稗史汇编》曾载：“北方有焉支山，上多红蓝草，北人取其花朵染绯，取其英鲜者作胭脂。”按照现今的中国地图，此山位于甘肃省张掖市南部，在先秦与汉初，这是距中原极其遥远的地方，王化未及之处，却是游牧民族的乐土，胭脂乃是匈奴妇女的常用之物。后来，匈奴因汉武帝的征讨而被迫向西迁徙，还曾哀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再后来，张骞通西域，又将胭脂带入中原，受到了汉家女子的极度喜爱。
其实，中原女子使用胭脂的历史，即使无法严谨地上溯到商朝，但至少也是早于秦汉的。战国的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里形容美人，就曾有施朱抹粉之说。《韩非子·显学》中有“胭脂粉黛”之语，所谓胭脂粉黛，即胭脂、香膏、铅粉和眉笔，显然此时女子们的化妆品已经非常成熟，都成了系列，胭脂的发明，怎么也不会晚于战国。所以，说胭脂是女子们几千年的“密友”是不为过的。
隋唐时，国力空前强盛，物质更加丰富，女子的红妆简直千变万化。当时出现了“桃花妆”，即先以白粉敷面，再将胭脂匀于面颊及眼周围，边际晕淡，其特点是突出面颊的红，映衬前额、鼻翼及颈部的白，使面部白里透红，鲜艳无比，压倒桃花，为当时女子所爱。新疆吐鲁番曾出土一幅《弈棋仕女图》，墓主是武则天时安西都护府的官员，图画描绘的是贵族妇女家庭生活的场面。因吐鲁番干旱少雨，所以画作出土时仍色彩鲜艳，弈棋贵妇的桃花妆则显得风韵十足。
唐代以后，尽管妇女的装饰风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喜愛胭脂、涂抹红妆的习俗始终不衰。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和大同市十里铺的辽代墓穴壁画，上面画的妇女双颊都涂着红粉，显示在宋时少数民族政权下的女子也酷爱红妆。至于明清时的风气，看一看《红楼梦》就知道。第四十四回中，宝玉帮平儿理妆时说：“铺子里买的胭脂不干净，颜色也薄，这是上好的胭脂拧出汁子来掏澄净了，配了花露蒸成的。只要细簪子挑一点，抹在唇上足够了，用一点水化开，抹在手心里，就够拍脸的了。”制作工艺已如此考究，红妆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也不言自明了。
结我红罗裾
汉时，除了胭脂开始流行外，红色的衣裙也在女性中逐步推广。按照周礼，大红的衣服是天子和诸侯们祭祀时穿的礼服，没有身份地位的人是不可以乱穿的；浅红的布料，按照儒家的看法，又很不正经，不能做日常的衣服。所以秦汉之前，女子们是很少穿红衣的。《诗经》里描绘了许多女性形象，既有普通的劳动者，亦有显赫的贵妇人，但她们大都缟衣素服，顶多也就是以红色作点缀，“素衣朱襮”，即白色的衣领绣红色图案，或是“缟衣茹藘”，即穿白衣而佩红丝巾。直至汉代，由于皇室尊崇红色，许多嫔妃和宫女都开始穿着红衣红裙。
秦及汉初是中央集权初步建立的时代，统治者还没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专横概念，所以民间效仿宫廷穿着红衣时，皇室并未感到有阻止的必要。同时，汉初的统治者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社会生产恢复得很快，棉麻和丝织品产量大幅增长，也让百姓有了穿着漂亮衣服的机会。而红色衣裙，能使女性看起来明艳无俦，自然受到大家的喜爱。乐府诗《羽林郎》中，酒家女胡姬面对羽林郎冯子都的轻薄，说“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拒绝了冯子都送的红罗裾，当然这也体现出彼时的姑娘都喜爱此物。
魏晋之时，流传有以红衣为譬喻的民谣，叫做《休洗红》。其一曰：“休洗红，洗多红色淡。不惜故缝衣，记得初按茜。人寿百年能几何，后来新妇今为婆。”其二曰：“休洗红，洗多红在水。新红裁作衣，旧红翻作里。回黄转绿无定期，世事反复君所知。”两首民谣都是以女子的口吻所述，前一首是感慨时光如箭，红颜易老，似是在劝他人，更是在叹自己；后一首是奉劝男子不要喜新厌旧，说话者心意缠绵，显得对此男子仍是大有情在。青春逝去、情人负心，大约是女子最为心痛的两件事。自汉至晋，数百年间，不知有多少女子曾身着红裳，心系良人，也不知有多少韶华与爱意，如同浣衣时褪下的红色，如丝如缕，随水幽幽散去，无人怜惜。
这两首民谣用词浅显而情意凄楚，打动了许多后世的诗人，并引得他们竞相唱和。比如唐时李贺便写道：“休洗红，洗多红色浅。卿卿骋少年，昨日殷桥见。封侯早归来，莫做弦上箭。”这是一个在桥下洗衣的姑娘，爱上了桥上纵马而过的英雄少年。少年奔赴战场求取功名，姑娘担心自己被遗忘。这首诗化用了王昌龄“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一扫原来那两首民谣的哀伤之情，流露出的乃是一个少女的娇嗔。 李贺诗中所说的殷桥，有人解释说，就是因洗红衣而染红了石墩的桥，与诗名相应和。能把桥墩都染红，就不知有多少女子、多少红衣在这河边戏水流连。由此也可见，红衣在唐时多么的流行。而对这一点，表现最直接的乃是当时的画作。在唐代大画家周昉的《宫乐图》里，有的女子身穿红色的长裙，有的女子肩披红色的纱巾，有的女子外着绛红的罩衣，有的女子内穿红色的亵衣裤，至于她们的腰带、头饰等，也多有红色。而在其他画家的笔下乃至敦煌的壁画里，唐时女子着红衣裙的形象也是屡见不鲜。
唐代由于生产技术的发展，许多植物都可以用来提炼红色染料，常见的有茜草、蜀葵花、重绛、黑豆皮、山花及苏方木等数种。这些植物中都含有大量的天然红色素，提炼出的红色，有的浓烈滞重，有的鲜艳透明。而种种原料中，最为香艳的，大约是成就了石榴裙的石榴花。
古人虽不能直接用石榴花制作衣物，却织染出了与之颜色相同的丝绸布匹，以之所做的裙裾自然就叫石榴裙。因为年轻的女子对它分外喜爱，所以石榴裙就成了佳人的代称。南北朝时，诗人何思澄在《南苑逢美人》中就写过“风卷葡萄带，日照石榴裙”，以之比喻其心仪的女子；梁元帝的《乌栖曲》中也有“芙蓉为带石榴裙”一语。而到了唐代，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前，由于国富民庶，石榴裙已成为十分流行的服饰，富家的小姐、官家的太太乃至富贵人家中有些头面的丫鬟女仆，都有那么一条。当时人们对它的喜爱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唐人小说中的李娃、霍小玉等，就都穿这样的裙子。诗人们则纷纷以此为题材写下诗句，如李白的“移舟木兰棹，行酒石榴裙”，白居易的“眉欺杨柳叶，裙妒石榴花”，杜审言的“桃花马上石榴裙”，万楚的“红裙妒杀石榴裙”，甚至一代女皇武则天的“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等等。俗语中还将男子为美色所迷比喻为“拜倒在石榴裙下”—这说法一直沿用至今。
点绛唇
唐人气度宽宏，思想开放，女子敢于追求美、表现美，所以在涂胭脂、着红裙之外，还大量地使用了今日口红的鼻祖—口脂。
口脂，也就是涂在双唇上的胭脂，其成分与普通胭脂近似，但色彩更鲜艳。红潤娇艳的双唇会增加女性的娇美可爱，口脂自然也广受欢迎。据说唐玄宗的女儿安乐公主专门辟了一个花园来种植各种制作化妆品的植物，其中光用来做口脂的花草就有20余种。
唐时的口脂以红色为主，又以女子嘴小为美，所以有了“樱桃小口一点点”的说法。诗人岑参在《醉戏窦子美人》中，称赞窦子美人是“朱唇一点桃花殷”；白居易则夸奖自家的歌伎樊素和小蛮是“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不过，就唐人的画作来看，当时女子的画唇实在是太小，不是樱桃，倒似两粒红色的豆子上下叠在一起，以今日的审美视之并不美，而且有些滑稽。
但当时的审美情趣就是这样—流行本来就是在具体时间、具体空间里存在的标准。当时的朝廷，还鼓励人们追求这样的标准。比如，每到腊日，即十二月腊祭这一天，朝廷就会给官员们分发口脂、面脂和药品。给这些东西，除了让大家保重身体外，大约也有让官员们的妻子打扮漂亮，迎接新年的意思。当然，也有人说，这口脂、面脂具有防冻功效，男子也可使用。唐人韩雄曾撰《谢敕书赐腊日口脂等表》，中有“赐臣母申园太夫人口脂一盒，面脂一盒”等语。大诗人刘禹锡替很多官员写过谢赐表，感谢皇帝赐腊日口脂、面脂，并形容这些香脂“膏凝雪莹，含液腾芳”，也就是晶莹剔透、香气扑鼻的意思。杜甫则在《腊日》诗里说：“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皇帝是天子，这些香脂当然也就是从九霄之外降下凡间的。比较有意思的是所谓的“翠管银罂”。《酉阳杂俎》中曾记载，赐口脂时“盛以碧镂牙筒”，即以雕花的象牙筒当容器—容器都这么奢靡，唐时的富贵气象确实无与伦比。
民间的口脂当然得不到象牙筒盛放的待遇，而是涂在纸片上，用时浅含于口，以唇相抿。这种纸上的口脂到民国时仍在使用，所以古时人们买卖口脂常以“一张”、“两张”来计算。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管状口红，是到了1915年才由美国一家制造商推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