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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唐把播州作为行政区划以来，经历了五代十国、宋、元，明几个时期，前后将近一千年。作为黔北文化代表的播州文化，不仅具有文化的多元性，而且在不同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过程中，形成的新文化因素也波及到黔东、黔西、黔中的部分地区。
关键词：播州；唐朝；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4-0177-01
隋唐时期，播州这片地域的政治制度屡有变更，时为“经制”，时为“羁縻”，统治很不稳定。自唐把播州作为行政区划以来，经历了五代十国、宋、元，明几个时期，前后将近一千年。
一、播州的建立
隋朝统一中国后，为了加强中央王朝对地方的统治，隋文帝按照“存要去闲，并小为大”的原则，对地方实行二级制管理，在全国范围内设置190郡，1255县。据考证与今贵州地区有关的郡县有：“牂牁郡、沅陵郡、巴东郡、黔安郡、明阳郡、泸川郡等六郡”，“统辖今贵州铜仁、江口、石阡、遵义、赤水、习水、仁怀以及沿河、德江流域和从江、黎平东南部地域等地”[1]。从郡县设置的情况可以看出．隋王朝在贵州所能控制的地区，局限于乌江以北，对于乌江以南广大地区，政府鞭长难及，只好听任土著首领自行其是。
隋王朝虽然在西南地区设置了郡县，但除了开皇十七年(597年)任命史万岁为行军总管．率军平定爨氏之乱外，中央王朝并未对西南地区采取过什么重大的行动，西南地区完全处于中央王朝的决策之外。所以在隋朝统治期间西南地区并未得到有力的开发。隋朝末年，各地起义纷纷兴起，随政府更加无力顾及西南地区。黔西北乌蛮各部纷纷自立，今威宁、赫章一带成了乌撤家的天下。黔西北的阿者家征服丁当地的仡佬族，建立起罗氏鬼国；黔中的安顺一带出现了罗殿国，黔西的普安、盘县一带形成了自杞国。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和隋朝政府对今贵州地区的忽视有关。
唐朝建立后，对隋朝的制度有所因袭。唐太宗打败突厥后，各地少数民族纷纷归附，为了加强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的统治，唐政府在各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了羁縻州进行统治。在今贵州地区同样也设置了许多羁縻州。《新唐书·地理志》载：“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唐太宗实行了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打破了自古帝王“皆贵中华，贱夷狄”的传统。对各少数民族“绥之以德”、“爱之如一”[2]。自贞观起，中国的民族融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前王不辟之土，悉请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并为州县”。[3]唐朝的疆域不断扩大，到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的疆域已“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今越南义安），北至单于府”[4]。
唐朝政府在西南地区除了设置羁縻州，还设置了许多经制州（正州）。“官不世袭，职不常任”，“编户齐民”，实行赋税之法和徭役制度。这种由朝廷吏部委派刺史治理，直接控制地方的军事、政治、赋税、盐铁等权力的州即称经制州。在西南地区设置的与今贵州有关的经制州有黔州、思州、锦州、叙州、奖州、费州、夷州、播州、南州、溱州等，它们分布在乌江以北和黔东北一带。唐王朝通过“招慰生僚”、“开山洞”的政策，使得经制州的范围不断地向南扩大。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分隋代牂牁郡的牂牁县北部即在延江（今乌江）北岸置郎州，并置领六县。十三年（公元639年）改郎州为播州，仍置领六县。高宗以后政局动荡，唐王朝已无力在黔中开拓经营，只好将统治势力逐步向内收缩。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年），朝廷罢庄州都督府，改置波州都督府将统治中心从今贵阳附近北撤到今黔北遵义。到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兵力进一步向内地收缩，遂罢播州都督府，仍复黔州为都督府，播州如故。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曰播川郡。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名播州，领县三：遵义县（今绥阳县东旺草场、遵义县东北百里处）、芙蓉县（今绥阳县西北芙蓉江北岸）、带水县（桐梓东南境）。“户四百九十，口二千一百六十八。在京师南四千四百五十里，至东都四千九百六十里”。
二、播州文化的影响
播州建置前后，当地土著民族文化和移民带来的文化在不断碰撞、融合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黔北文化。它以播州为依托，延伸至黔东、黔西、黔中的部分地区，显示了其历史延续性和连续性的地域文化特色。播州与巴蜀、荆楚接壤，是历来军事要道必经之地，秦始皇开五尺道、唐蒙的“南夷道”都从此经过。所以，播州成为各民族的聚集之地，他们把各自的文化带进此地。中原、巴蜀、荆楚等地文化与当地的土著民族文化在此相遇，在彼此的交流和融合中形成了新的文化因素，但他们各自并没有被对方所完全同化，而是彼此保留了各自的文化特色。例如在汉文化影响下的农耕文化，以杨粲、海龙屯为代表的建筑文化，以道真仡佬族为代表的土著民族文化，还有当地悠久的酒文化和茶文化等。这些不同类别的文化都是播州文化的子文化。
作为黔北文化代表的播州文化，不仅具有文化的多元性，而且在不同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过程中，形成的新文化因素也波及到黔东、黔西、黔中的部分地区。播州文化不仅是贵州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黔北文化的重要文化财富。播州文化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黔北地域文化资源加以整合，还能推进整个贵州地区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方铁.西南通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2]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8).北京:中华书局,2007.
[3](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太宗遗诏.台湾:华文书局,1968.
[4]欧阳修.新唐书·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
关键词：播州；唐朝；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4-0177-01
隋唐时期，播州这片地域的政治制度屡有变更，时为“经制”，时为“羁縻”，统治很不稳定。自唐把播州作为行政区划以来，经历了五代十国、宋、元，明几个时期，前后将近一千年。
一、播州的建立
隋朝统一中国后，为了加强中央王朝对地方的统治，隋文帝按照“存要去闲，并小为大”的原则，对地方实行二级制管理，在全国范围内设置190郡，1255县。据考证与今贵州地区有关的郡县有：“牂牁郡、沅陵郡、巴东郡、黔安郡、明阳郡、泸川郡等六郡”，“统辖今贵州铜仁、江口、石阡、遵义、赤水、习水、仁怀以及沿河、德江流域和从江、黎平东南部地域等地”[1]。从郡县设置的情况可以看出．隋王朝在贵州所能控制的地区，局限于乌江以北，对于乌江以南广大地区，政府鞭长难及，只好听任土著首领自行其是。
隋王朝虽然在西南地区设置了郡县，但除了开皇十七年(597年)任命史万岁为行军总管．率军平定爨氏之乱外，中央王朝并未对西南地区采取过什么重大的行动，西南地区完全处于中央王朝的决策之外。所以在隋朝统治期间西南地区并未得到有力的开发。隋朝末年，各地起义纷纷兴起，随政府更加无力顾及西南地区。黔西北乌蛮各部纷纷自立，今威宁、赫章一带成了乌撤家的天下。黔西北的阿者家征服丁当地的仡佬族，建立起罗氏鬼国；黔中的安顺一带出现了罗殿国，黔西的普安、盘县一带形成了自杞国。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和隋朝政府对今贵州地区的忽视有关。
唐朝建立后，对隋朝的制度有所因袭。唐太宗打败突厥后，各地少数民族纷纷归附，为了加强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的统治，唐政府在各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了羁縻州进行统治。在今贵州地区同样也设置了许多羁縻州。《新唐书·地理志》载：“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唐太宗实行了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打破了自古帝王“皆贵中华，贱夷狄”的传统。对各少数民族“绥之以德”、“爱之如一”[2]。自贞观起，中国的民族融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前王不辟之土，悉请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并为州县”。[3]唐朝的疆域不断扩大，到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的疆域已“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今越南义安），北至单于府”[4]。
唐朝政府在西南地区除了设置羁縻州，还设置了许多经制州（正州）。“官不世袭，职不常任”，“编户齐民”，实行赋税之法和徭役制度。这种由朝廷吏部委派刺史治理，直接控制地方的军事、政治、赋税、盐铁等权力的州即称经制州。在西南地区设置的与今贵州有关的经制州有黔州、思州、锦州、叙州、奖州、费州、夷州、播州、南州、溱州等，它们分布在乌江以北和黔东北一带。唐王朝通过“招慰生僚”、“开山洞”的政策，使得经制州的范围不断地向南扩大。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分隋代牂牁郡的牂牁县北部即在延江（今乌江）北岸置郎州，并置领六县。十三年（公元639年）改郎州为播州，仍置领六县。高宗以后政局动荡，唐王朝已无力在黔中开拓经营，只好将统治势力逐步向内收缩。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年），朝廷罢庄州都督府，改置波州都督府将统治中心从今贵阳附近北撤到今黔北遵义。到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兵力进一步向内地收缩，遂罢播州都督府，仍复黔州为都督府，播州如故。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曰播川郡。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名播州，领县三：遵义县（今绥阳县东旺草场、遵义县东北百里处）、芙蓉县（今绥阳县西北芙蓉江北岸）、带水县（桐梓东南境）。“户四百九十，口二千一百六十八。在京师南四千四百五十里，至东都四千九百六十里”。
二、播州文化的影响
播州建置前后，当地土著民族文化和移民带来的文化在不断碰撞、融合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黔北文化。它以播州为依托，延伸至黔东、黔西、黔中的部分地区，显示了其历史延续性和连续性的地域文化特色。播州与巴蜀、荆楚接壤，是历来军事要道必经之地，秦始皇开五尺道、唐蒙的“南夷道”都从此经过。所以，播州成为各民族的聚集之地，他们把各自的文化带进此地。中原、巴蜀、荆楚等地文化与当地的土著民族文化在此相遇，在彼此的交流和融合中形成了新的文化因素，但他们各自并没有被对方所完全同化，而是彼此保留了各自的文化特色。例如在汉文化影响下的农耕文化，以杨粲、海龙屯为代表的建筑文化，以道真仡佬族为代表的土著民族文化，还有当地悠久的酒文化和茶文化等。这些不同类别的文化都是播州文化的子文化。
作为黔北文化代表的播州文化，不仅具有文化的多元性，而且在不同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过程中，形成的新文化因素也波及到黔东、黔西、黔中的部分地区。播州文化不仅是贵州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黔北文化的重要文化财富。播州文化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黔北地域文化资源加以整合，还能推进整个贵州地区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方铁.西南通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2]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8).北京:中华书局,2007.
[3](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太宗遗诏.台湾:华文书局,1968.
[4]欧阳修.新唐书·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