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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瘦肉精横行的年代，“千里寻猪”也是一门技术活。有猪肉却不敢吃，国家队也陷入了“肉食危机”。都说食品安全是人命关天的大事，甚至诸多检验标准都号称“国际领先”，为何还有那么多运动队要自己养猪呢现在看来，以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的检验标准作为肉类市场的安全检测线，还真不失为一种对民众负责任的态度。
近日，有媒体报道，体育总局已经下发了“禁肉令”，要求运动员禁止在外食用猪牛羊肉，各训练基地在未确定肉源安全的情况下暂停食肉。伦敦奥运会即将到来，中国运动员集体陷入了不敢吃猪肉的尴尬境地。
奥运会水上项目作为一种体能运动，队员们一段时间吃不上红肉，就好比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天天吃素，影响之大可想而知。可就在今年年初，水上项目四支国家队就曾面临“断肉”40天的挑战。而近两年来，诸如“天津柔道队养猪”、“马拉松国家队在丽江买土鸡散养”等消息也频频见诸报端。防伤、防病、防瘦肉精，已经是各运动队的“心病”。
蛋白粉、深海带鱼缓解断肉危机
国家队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京内的或者一些室内项目更多依靠的是几大传统的训练基地，比如训练局、奥体中心、北体大等，后勤包括膳食也就由基地统筹安排，不需要队内特别操心，即使出现食用肉类某一批次不合格的情况，也能另行选择。
“但是，对于户外运动项目来说，比如水上运动，随季节变化，一年的训练地点至少要转移三次，夏天在东北，冬天在南方，有时候还要去高原进行训练。”他坦言，赶上在一些地方基地与地方队一起集训还好，如果单独在十分偏僻的地方训练，当地甚至连可依靠的体育组织系统都没有，后勤部分只能自己把关，肉源不固定，放心肉的采购自然压力不小。
而在今年年初，国家体育总局再次召开了“国家队运动员食品安全保障会议”，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水上中心只能决定，队内暂停供应红肉，直到能够找到百分百安全的为止。
但是，运动员不可一日无肉，因为只有肉类才含有优质的蛋白质。断肉后的水上运动中心只能采取各种补救的办法，除了给运动员补充蛋白粉，还选择野生的相对安全的深海带鱼，或者把鹅肉按照红烧肉的做法给大伙儿解解馋，不至于让队员们损失太大。
“放心肉”已成为国家队“战略物资”
但这种做法只能在短期内坚持。体能运动项目对红肉的需求是每人每天1斤半左右，而且对于早已习惯了顿顿有肉的队员们来说，突然断肉，生理和心理上也会出现不适，甚至会产生厌食等一系列问题。
于是，水上运动中心也只能马不停蹄地委托相关机构在市场上做起了肉类调研。选择确实不含有瘦肉精的肉类生产商合作。
而由于当时水上运动中心的四支国家队正地处僻远的基地，还天南地北分散着，最终到达运动员餐桌上的红肉还是经过海、陆、空的长途跋涉的。
红肉如此来之不易实在出人意料。知情人士感叹，瘦肉精屡禁不止，让放心肉已然成为了国家队备战奥运的“战略物资”。
外食导致兴奋剂检测呈阳性时有发生
其实，运动员绝不能食用含有瘦肉精的红肉并不是因为他们比普通老百姓身子“娇贵”，而是因为瘦肉精的主要成分——盐酸克伦特罗是一种合成类固醇，具有雄性激素的作用，长期使用会对心肌和心脏产生有害影响，是被列入国际反兴奋组织禁药名单的。
知情人士说，去年以来，国际反兴奋组织对于盐酸克伦特罗的检测精度突然来了个跳跃式提高，从每克肉1纳克盐酸克伦特罗变成了每克肉0.003纳克，这个限量值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也就意味着，只要肉类中含有一丁点盐酸克伦特罗，检测结果就会呈阳性。而且，目前的技术还无法判断盐酸克伦特罗到底来自于肉类还是药品。误吃了含这种兴奋剂的食物被检测出来，百口莫辩。
为了“干干净净”上奥运，从去年夏天开始，国家体育总局全面提高了运动员食品安全保障等级。原先只要求国家队必须采购正规品牌、通过国家质检的肉类。此后，便要求所采购的每一批肉类都必须经过反兴奋剂中心的检测，保证绝对安全，方可食用。
北京体育大学科学研究中心运动营养研究室主任曹建民告诉记者，其实一直以来，国家队的食品安全就被看得很重要。“国家队运动员是不允许外出就餐的，尤其是绝对不能碰外面的肉。队内则会严格控制肉源，食品都是由体育总局一些指定供应商提供的，只是原先的检测不是特别严格。”不过他表示，此前还没有出现过运动员“断肉”的事件。
“不过近几年，国家食品安全检测一直是个薄弱环节，运动员因为误食外边的东西，导致兴奋剂检测呈阳性的例子也时有发生，国家队对于食品检测越来越严格。”曹建民说，再加上兴奋剂检测通过的门槛大幅提高，来自指定供应商的肉源有时也同样会被检测出不合格。
TIPS
他们或因瘦肉精梦断前程
欧阳鲲鹏曾是中国男子泳坛的领军人物，但在2008年5月北京奥运会前夕，因瘦肉精丑闻遭中国泳协终身禁赛。
欧阳鲲鹏方面的解释是在休假回家期间与家人聚餐吃烧烤时摄入大量含瘦肉精肉类所致。2010年末，美联社披露国际泳联向中国泳协施压，中国泳协已经将欧阳鲲鹏的禁赛期减至两年，但时至今日，都没有获得中国泳协的官方承认。
2010年5月，北京奥运会柔道冠军佟文在世锦赛后被检测出服用瘦肉精而遭到禁赛，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据佟文教练介绍，佟文可能是去年在外地集训期间，为补充体力吃了很多排骨，致使她误服了兴奋剂。尽管此后，国际柔联宣布取消这一处罚，使佟文获得了参加伦敦奥运的机会。但“误食”并没有成为免责的理由。根据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判定，国际柔联在佟文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开启B瓶尿样的做法违反了反兴奋剂程序，所以对这样的检测结果不予承认。
如果一切合乎程序，“误服”将不可能替佟文洗刷“罪名”。
2010年8月，德国乒乓球运动员奥恰洛夫因尿检被检出“瘦肉精”而遭遇禁赛。之后球队认为其是在苏州参加中国公开赛时吃到了不干净的肉。
德国乒协随后对他的头发进行检验没有发现违禁成分，因此认定奥恰洛夫不存在长期服药的可能性而取消了对他的处罚。而在双汇事件曝光后，德国国家反兴奋剂机构已经向包括拜仁在内的有意向赴华的各支足球队发出警告，要求他们对中国当地食品保持谨慎的态度。
政策失误导致“瘦肉精”泛滥
现在在国内，一个颇为严重的问题是，虽然近两年我国一直在大力进行瘦肉精查处，但瘦肉精依旧充斥在肉类市场的各个角落里，不时就有新的、涉及瘦肉精案件出现。
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研究员张宏福表示，瘦肉精是一类动物用药的统称，是指能够促进瘦肉生长的药物添加剂，而不是一种特定的物质，任何能够促进瘦肉生长、抑制肥肉生长的物质都可以叫做“瘦肉精”。
由于将瘦肉精添加于饲料中，可以增加动物的瘦肉量、减少饲料使用使肉品提早上市、降低成本，因此在世界范围内被很多养殖户使用，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过量的瘦肉精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据了解，这些年在国内被非法使用最为广泛的瘦肉精——盐酸克伦特罗本来既不是兽药，也不是饲料添加剂，而是肾上腺类神经兴奋剂，曾经作为药物用于治疗支气管哮喘，后由于其副作用太大而遭禁用。
2005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盐酸克伦特罗药品的经营作出明确规定，药品批发企业经营盐酸克伦特罗单方制剂必须取得盐酸克伦特罗蛋白同化制剂经营资格，药品零售企业不得经营盐酸克伦特罗单方制剂。其他这样类似药物还有沙丁胺醇和特布他林等，同样能起到“瘦肉”作用，却对人体健康危害过大，因而会造成安全隐患，它们也因此在全球遭到禁用。
研制“瘦肉精”的专家曾被授予国家奖项 北京农学会秘书长袁世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瘦肉精在国内泛滥与我国早期的瘦肉精政策也有很大的关系。据了解，瘦肉精最先滥用于美国，上个世纪80年代初，美国一家公司意外发现，盐酸克伦特罗可明显促进动物生长，并增加瘦肉率，该药还能够改变动物体内的代谢途径，促进肌肉，特别是骨骼肌中蛋白质的合成，抑制脂肪的合成，从而加快生长速度，瘦肉相对增加。由于效果明显，盐酸克伦特罗很快就在众多养殖场中得到推广应用，而后又很快推广到欧洲。但是没过多久，一些研究人员就发现，人吃了这种猪肉后，易出现心跳加速、呼吸困难等症状。因此，短短几年的时间内，盐酸克伦特罗就因为其毒副作用而被众多欧洲国家明令禁止。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科学界也开始关注并推广瘦肉精，一些研究人员发表了大量论文，但是却闭口不谈毒性。在一些专家的支持下，盐酸克伦特罗等一些种类的瘦肉精开始在国内流行。由于当时还不知道此类添加剂的危害，被国家予以了支持和鼓励，也是合法的，而研制及推广盐酸克伦特罗等瘦肉精的专家甚至还被授予各种国家奖项。
从饲料厂添加转为养殖户自行添加
由于这些研发都没有从国家获取资金，而主要靠校企技术转让，在一些专家的推动下，瘦肉精开始在国内形成一个产业。到2000年，其中某南方高校研发的瘦肉精就遍布20多个省市，总产值逾35亿。并且该高校还扶植了一大批饲料企业，很快就发展成为年产值数亿的规模，而这些企业也通过添加瘦肉精来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从而导致使用泛滥成灾。
四川省一大型饲料企业的销售总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瘦肉精刚开始在国内流行的几年，的确有不少饲料企业销售瘦肉精。但是不久以后许多饲料厂就发现，饲料企业加入瘦肉精成本高昂，例如盐酸克伦特罗，当时每公斤为三四百元左右，加入饲料对饲料企业也是一笔庞大的开销，至关重要的是该药物被过早地加入饲料中后，非常容易与空气发生氧化反应，等到养殖户真正使用时，药效往往会大打折扣，因此在上世纪末期，许多饲料厂自己就不加了，这项工作转而由养殖户自己完成，其中一些地下工厂和黑作坊就成了瘦肉精的主要源头。
“近些年在国内，已经几乎没有大型饲料企业在饲料中直接添加瘦肉精了。”该销售总监表示。
成本低、收益大，“瘦肉精”屡禁不止
瘦肉精在国内推广应用一段时间以后，就开始陆续爆出一些因过量食用“瘦肉精”导致中毒的事件。而国内外的一些研究发现，含“瘦肉精”的食品对心脏病、高血压患者、老年人的危害更大。于是，中国“瘦肉精”的政策开始收紧。
1997年，农业部发文禁止“瘦肉精”在饲料和畜牧生产中使用，然而已经开始在全国泛滥的“瘦肉精”根本就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2011年3月河南双汇瘦肉精案件爆发以后，国家有关部门意识到瘦肉精在中国泛滥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全力清剿，但是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袁世畴告诉记者，在目前国家政策的高压下，全国范围内依旧不时就会查获一些有关“瘦肉精”的案件，是其背后的利益链条在起着很大的作用。
“饲喂瘦肉精的猪，瘦肉多、颜色红、卖相好。一些屠宰场和猪贩子高价收购，从而让很多养殖户依旧偷偷添加，并且养殖户使用时很简便，抓把药面搅进饲料里就得。”袁世畴说。
另外，添加成本低、而收益大也是很多养殖户添加瘦肉精的重要原因。资料显示，养殖户在饲料中添加一些种类的瘦肉精时，虽然将药量增加到病人处方用量的10倍，其总量仍然非常少，成本很低。根据医学资料，当剂量达到治疗量的5~10倍时，盐酸克伦特罗能使饲料转化率和瘦肉率提高10％~15％，骨骼肌脂肪降低8％~15％。而盐酸莱克多巴胺（瘦肉精二代）效率更高，一吨饲料中加入不到20克，就可以让最后长肉阶段的猪增加24%的瘦肉，减少34%的脂肪。也正是这样的利益刺激，对养殖户添加瘦肉精起到了很大的刺激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活跃在城乡中的众多猪贩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由于他们常常给瘦肉率高的猪更好的价格，这就逼着一些养殖户去添加瘦肉精，并且据调查一些猪贩子甚至还给养殖户提供瘦肉精。”张宏福说。
农业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明显滞后
据调查，一些瘦肉精品种，价格为每公斤5000元至万元不等，猪贩子销售给农户后，收购生猪时会优先收购喂食瘦肉精的猪。而猪贩子一般不会明目张胆地叫卖，而是将其称为“肥猪宝”，并且交易极为隐蔽，其包装外面常常连标签和标识都没有。业界专家表示，目前市场上出现的瘦肉精，估计大多来自地下制售黑窝点。然而遗憾的是，自2002年以来，鲜有被查出或捣毁的黑窝点。
袁世畴告诉记者，现在我国瘦肉精的监管和查处难度大还有深厚的背景原因：一是生产经营高度分散，大部分是小猪场、散养户，监管难度大，违法成本低。在另外一个方面，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的首要任务是保障农产品数量安全，农业基础设施、产业体系和技术体系大多围绕增产建立，而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明显滞后。在这些综合因素的影响下，整治瘦肉精就成为了一个极大的难题，而监管的不力以及管理体系的混乱，又经常让不法分子钻空子。“要想真正地杜绝瘦肉精，就必须要在源头上加以治理，从源头上切断瘦肉精的利益链条。另外，要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管，而且必须分工明确。在整个产业链条中，养殖、饲料归农业部门管理，而克伦特罗等这类瘦肉精出自药品生产企业或化工企业，是由药监、质检和工商部门负责。只有这些部门都加强监管，并且加强分工，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泛滥的瘦肉精问题。目前在我国食品监管领域，由于分工不明造成的多头管理格局的现实，更是加大了监管难度。”袁世畴说。
另外，袁世畴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瘦肉精添加的问题，还需要强化地方政府的责任。他表示，生猪的养殖及瘦肉精的地下生产窝点总是在一定的区域，如果在监管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存在失职的行为，他们管理或者查处不到位，就会留下很多漏洞。要堵住漏洞，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就要对地方政府连带实施处罚，这样在当地存在生产瘦肉精的黑窝点以及瘦肉精养猪的行为时，地方政府才不会不闻不问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还需要避免官商勾结的情况，目前在国内很多领域，正是由于官商勾结，才给违法行为的监管及查处带来了很大的难题。”袁世畴说。
瘦肉精在中国的泛滥充分暴露了我国对食品安全领域的一些新技术在出现的开始阶段认识严重不足，这往往导致了政策方面的失误。他建议，以后我国应该对食品安全领域的新技术加强立法监管。“虽然我们现在有了《食品安全法》，但是这部法律也不可能把涉及食品安全领域的一切事务都包括进去，如果不尽心做到其他一些配套法律法规的完善，依旧会留下一些漏洞。”袁世畴说。
中国肉食产品需要规模生产
河南农业大学牧医工程学院教授王志祥告诉记者，并不是只有添加了瘦肉精的猪肉才会长得好，屠宰率高。只要养殖时营养调配好，饲养管理做好，猪一样可以长得很好，卖个好价钱。只是瘦肉精的见效快，成本低。
不过，他也承认，我国的大量小养殖户养殖条件比较差，不注意规范，只好选择走捷径。在国外，大多是有一定规模的养殖场，计划程度很高，一旦被查出问题，代价也会很大，因此绝不敢铤而走险。
此次与中国奥委会签署合作协议的中粮家佳康公司，之所以能保证其提供的肉类不含瘦肉精，也正是规模企业打造全产业链的结果。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他们采用的是从饲料到养殖，从屠宰到深加工，从冷链物流到终端配送的全产业链体系。选用国际优良品种，自主经营粮食饲料，有充足的谷物原料，自建养殖基地，这样从源头上就可以控制非法添加的行为，从而能够保证肉食品的良好品质。而且肉类在出厂之前先会经过厂家自己的严格检验，那么包装好送到市场上，消费者就不必再担心。
“真正的安全不是靠检验检出来的，而是靠源头，从生产做出来的。”中粮肉食总经理江国金表示。
但是有业界人士也表示，如果单建一个年屠宰150万头的屠宰场，需投资3亿元，而建设打造全产业链，投资在30亿元左右，这也并不是一般的养殖企业所能够承受得了的。另外，如果一个企业仅通过收购散养猪，单纯做屠宰加工，在食品安全方面同样无法解除巨大的风险。
近日，有媒体报道，体育总局已经下发了“禁肉令”，要求运动员禁止在外食用猪牛羊肉，各训练基地在未确定肉源安全的情况下暂停食肉。伦敦奥运会即将到来，中国运动员集体陷入了不敢吃猪肉的尴尬境地。
奥运会水上项目作为一种体能运动，队员们一段时间吃不上红肉，就好比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天天吃素，影响之大可想而知。可就在今年年初，水上项目四支国家队就曾面临“断肉”40天的挑战。而近两年来，诸如“天津柔道队养猪”、“马拉松国家队在丽江买土鸡散养”等消息也频频见诸报端。防伤、防病、防瘦肉精，已经是各运动队的“心病”。
蛋白粉、深海带鱼缓解断肉危机
国家队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京内的或者一些室内项目更多依靠的是几大传统的训练基地，比如训练局、奥体中心、北体大等，后勤包括膳食也就由基地统筹安排，不需要队内特别操心，即使出现食用肉类某一批次不合格的情况，也能另行选择。
“但是，对于户外运动项目来说，比如水上运动，随季节变化，一年的训练地点至少要转移三次，夏天在东北，冬天在南方，有时候还要去高原进行训练。”他坦言，赶上在一些地方基地与地方队一起集训还好，如果单独在十分偏僻的地方训练，当地甚至连可依靠的体育组织系统都没有，后勤部分只能自己把关，肉源不固定，放心肉的采购自然压力不小。
而在今年年初，国家体育总局再次召开了“国家队运动员食品安全保障会议”，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水上中心只能决定，队内暂停供应红肉，直到能够找到百分百安全的为止。
但是，运动员不可一日无肉，因为只有肉类才含有优质的蛋白质。断肉后的水上运动中心只能采取各种补救的办法，除了给运动员补充蛋白粉，还选择野生的相对安全的深海带鱼，或者把鹅肉按照红烧肉的做法给大伙儿解解馋，不至于让队员们损失太大。
“放心肉”已成为国家队“战略物资”
但这种做法只能在短期内坚持。体能运动项目对红肉的需求是每人每天1斤半左右，而且对于早已习惯了顿顿有肉的队员们来说，突然断肉，生理和心理上也会出现不适，甚至会产生厌食等一系列问题。
于是，水上运动中心也只能马不停蹄地委托相关机构在市场上做起了肉类调研。选择确实不含有瘦肉精的肉类生产商合作。
而由于当时水上运动中心的四支国家队正地处僻远的基地，还天南地北分散着，最终到达运动员餐桌上的红肉还是经过海、陆、空的长途跋涉的。
红肉如此来之不易实在出人意料。知情人士感叹，瘦肉精屡禁不止，让放心肉已然成为了国家队备战奥运的“战略物资”。
外食导致兴奋剂检测呈阳性时有发生
其实，运动员绝不能食用含有瘦肉精的红肉并不是因为他们比普通老百姓身子“娇贵”，而是因为瘦肉精的主要成分——盐酸克伦特罗是一种合成类固醇，具有雄性激素的作用，长期使用会对心肌和心脏产生有害影响，是被列入国际反兴奋组织禁药名单的。
知情人士说，去年以来，国际反兴奋组织对于盐酸克伦特罗的检测精度突然来了个跳跃式提高，从每克肉1纳克盐酸克伦特罗变成了每克肉0.003纳克，这个限量值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也就意味着，只要肉类中含有一丁点盐酸克伦特罗，检测结果就会呈阳性。而且，目前的技术还无法判断盐酸克伦特罗到底来自于肉类还是药品。误吃了含这种兴奋剂的食物被检测出来，百口莫辩。
为了“干干净净”上奥运，从去年夏天开始，国家体育总局全面提高了运动员食品安全保障等级。原先只要求国家队必须采购正规品牌、通过国家质检的肉类。此后，便要求所采购的每一批肉类都必须经过反兴奋剂中心的检测，保证绝对安全，方可食用。
北京体育大学科学研究中心运动营养研究室主任曹建民告诉记者，其实一直以来，国家队的食品安全就被看得很重要。“国家队运动员是不允许外出就餐的，尤其是绝对不能碰外面的肉。队内则会严格控制肉源，食品都是由体育总局一些指定供应商提供的，只是原先的检测不是特别严格。”不过他表示，此前还没有出现过运动员“断肉”的事件。
“不过近几年，国家食品安全检测一直是个薄弱环节，运动员因为误食外边的东西，导致兴奋剂检测呈阳性的例子也时有发生，国家队对于食品检测越来越严格。”曹建民说，再加上兴奋剂检测通过的门槛大幅提高，来自指定供应商的肉源有时也同样会被检测出不合格。
TIPS
他们或因瘦肉精梦断前程
欧阳鲲鹏曾是中国男子泳坛的领军人物，但在2008年5月北京奥运会前夕，因瘦肉精丑闻遭中国泳协终身禁赛。
欧阳鲲鹏方面的解释是在休假回家期间与家人聚餐吃烧烤时摄入大量含瘦肉精肉类所致。2010年末，美联社披露国际泳联向中国泳协施压，中国泳协已经将欧阳鲲鹏的禁赛期减至两年，但时至今日，都没有获得中国泳协的官方承认。
2010年5月，北京奥运会柔道冠军佟文在世锦赛后被检测出服用瘦肉精而遭到禁赛，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据佟文教练介绍，佟文可能是去年在外地集训期间，为补充体力吃了很多排骨，致使她误服了兴奋剂。尽管此后，国际柔联宣布取消这一处罚，使佟文获得了参加伦敦奥运的机会。但“误食”并没有成为免责的理由。根据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判定，国际柔联在佟文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开启B瓶尿样的做法违反了反兴奋剂程序，所以对这样的检测结果不予承认。
如果一切合乎程序，“误服”将不可能替佟文洗刷“罪名”。
2010年8月，德国乒乓球运动员奥恰洛夫因尿检被检出“瘦肉精”而遭遇禁赛。之后球队认为其是在苏州参加中国公开赛时吃到了不干净的肉。
德国乒协随后对他的头发进行检验没有发现违禁成分，因此认定奥恰洛夫不存在长期服药的可能性而取消了对他的处罚。而在双汇事件曝光后，德国国家反兴奋剂机构已经向包括拜仁在内的有意向赴华的各支足球队发出警告，要求他们对中国当地食品保持谨慎的态度。
政策失误导致“瘦肉精”泛滥
现在在国内，一个颇为严重的问题是，虽然近两年我国一直在大力进行瘦肉精查处，但瘦肉精依旧充斥在肉类市场的各个角落里，不时就有新的、涉及瘦肉精案件出现。
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研究员张宏福表示，瘦肉精是一类动物用药的统称，是指能够促进瘦肉生长的药物添加剂，而不是一种特定的物质，任何能够促进瘦肉生长、抑制肥肉生长的物质都可以叫做“瘦肉精”。
由于将瘦肉精添加于饲料中，可以增加动物的瘦肉量、减少饲料使用使肉品提早上市、降低成本，因此在世界范围内被很多养殖户使用，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过量的瘦肉精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据了解，这些年在国内被非法使用最为广泛的瘦肉精——盐酸克伦特罗本来既不是兽药，也不是饲料添加剂，而是肾上腺类神经兴奋剂，曾经作为药物用于治疗支气管哮喘，后由于其副作用太大而遭禁用。
2005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盐酸克伦特罗药品的经营作出明确规定，药品批发企业经营盐酸克伦特罗单方制剂必须取得盐酸克伦特罗蛋白同化制剂经营资格，药品零售企业不得经营盐酸克伦特罗单方制剂。其他这样类似药物还有沙丁胺醇和特布他林等，同样能起到“瘦肉”作用，却对人体健康危害过大，因而会造成安全隐患，它们也因此在全球遭到禁用。
研制“瘦肉精”的专家曾被授予国家奖项 北京农学会秘书长袁世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瘦肉精在国内泛滥与我国早期的瘦肉精政策也有很大的关系。据了解，瘦肉精最先滥用于美国，上个世纪80年代初，美国一家公司意外发现，盐酸克伦特罗可明显促进动物生长，并增加瘦肉率，该药还能够改变动物体内的代谢途径，促进肌肉，特别是骨骼肌中蛋白质的合成，抑制脂肪的合成，从而加快生长速度，瘦肉相对增加。由于效果明显，盐酸克伦特罗很快就在众多养殖场中得到推广应用，而后又很快推广到欧洲。但是没过多久，一些研究人员就发现，人吃了这种猪肉后，易出现心跳加速、呼吸困难等症状。因此，短短几年的时间内，盐酸克伦特罗就因为其毒副作用而被众多欧洲国家明令禁止。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科学界也开始关注并推广瘦肉精，一些研究人员发表了大量论文，但是却闭口不谈毒性。在一些专家的支持下，盐酸克伦特罗等一些种类的瘦肉精开始在国内流行。由于当时还不知道此类添加剂的危害，被国家予以了支持和鼓励，也是合法的，而研制及推广盐酸克伦特罗等瘦肉精的专家甚至还被授予各种国家奖项。
从饲料厂添加转为养殖户自行添加
由于这些研发都没有从国家获取资金，而主要靠校企技术转让，在一些专家的推动下，瘦肉精开始在国内形成一个产业。到2000年，其中某南方高校研发的瘦肉精就遍布20多个省市，总产值逾35亿。并且该高校还扶植了一大批饲料企业，很快就发展成为年产值数亿的规模，而这些企业也通过添加瘦肉精来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从而导致使用泛滥成灾。
四川省一大型饲料企业的销售总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瘦肉精刚开始在国内流行的几年，的确有不少饲料企业销售瘦肉精。但是不久以后许多饲料厂就发现，饲料企业加入瘦肉精成本高昂，例如盐酸克伦特罗，当时每公斤为三四百元左右，加入饲料对饲料企业也是一笔庞大的开销，至关重要的是该药物被过早地加入饲料中后，非常容易与空气发生氧化反应，等到养殖户真正使用时，药效往往会大打折扣，因此在上世纪末期，许多饲料厂自己就不加了，这项工作转而由养殖户自己完成，其中一些地下工厂和黑作坊就成了瘦肉精的主要源头。
“近些年在国内，已经几乎没有大型饲料企业在饲料中直接添加瘦肉精了。”该销售总监表示。
成本低、收益大，“瘦肉精”屡禁不止
瘦肉精在国内推广应用一段时间以后，就开始陆续爆出一些因过量食用“瘦肉精”导致中毒的事件。而国内外的一些研究发现，含“瘦肉精”的食品对心脏病、高血压患者、老年人的危害更大。于是，中国“瘦肉精”的政策开始收紧。
1997年，农业部发文禁止“瘦肉精”在饲料和畜牧生产中使用，然而已经开始在全国泛滥的“瘦肉精”根本就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2011年3月河南双汇瘦肉精案件爆发以后，国家有关部门意识到瘦肉精在中国泛滥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全力清剿，但是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袁世畴告诉记者，在目前国家政策的高压下，全国范围内依旧不时就会查获一些有关“瘦肉精”的案件，是其背后的利益链条在起着很大的作用。
“饲喂瘦肉精的猪，瘦肉多、颜色红、卖相好。一些屠宰场和猪贩子高价收购，从而让很多养殖户依旧偷偷添加，并且养殖户使用时很简便，抓把药面搅进饲料里就得。”袁世畴说。
另外，添加成本低、而收益大也是很多养殖户添加瘦肉精的重要原因。资料显示，养殖户在饲料中添加一些种类的瘦肉精时，虽然将药量增加到病人处方用量的10倍，其总量仍然非常少，成本很低。根据医学资料，当剂量达到治疗量的5~10倍时，盐酸克伦特罗能使饲料转化率和瘦肉率提高10％~15％，骨骼肌脂肪降低8％~15％。而盐酸莱克多巴胺（瘦肉精二代）效率更高，一吨饲料中加入不到20克，就可以让最后长肉阶段的猪增加24%的瘦肉，减少34%的脂肪。也正是这样的利益刺激，对养殖户添加瘦肉精起到了很大的刺激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活跃在城乡中的众多猪贩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由于他们常常给瘦肉率高的猪更好的价格，这就逼着一些养殖户去添加瘦肉精，并且据调查一些猪贩子甚至还给养殖户提供瘦肉精。”张宏福说。
农业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明显滞后
据调查，一些瘦肉精品种，价格为每公斤5000元至万元不等，猪贩子销售给农户后，收购生猪时会优先收购喂食瘦肉精的猪。而猪贩子一般不会明目张胆地叫卖，而是将其称为“肥猪宝”，并且交易极为隐蔽，其包装外面常常连标签和标识都没有。业界专家表示，目前市场上出现的瘦肉精，估计大多来自地下制售黑窝点。然而遗憾的是，自2002年以来，鲜有被查出或捣毁的黑窝点。
袁世畴告诉记者，现在我国瘦肉精的监管和查处难度大还有深厚的背景原因：一是生产经营高度分散，大部分是小猪场、散养户，监管难度大，违法成本低。在另外一个方面，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的首要任务是保障农产品数量安全，农业基础设施、产业体系和技术体系大多围绕增产建立，而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明显滞后。在这些综合因素的影响下，整治瘦肉精就成为了一个极大的难题，而监管的不力以及管理体系的混乱，又经常让不法分子钻空子。“要想真正地杜绝瘦肉精，就必须要在源头上加以治理，从源头上切断瘦肉精的利益链条。另外，要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管，而且必须分工明确。在整个产业链条中，养殖、饲料归农业部门管理，而克伦特罗等这类瘦肉精出自药品生产企业或化工企业，是由药监、质检和工商部门负责。只有这些部门都加强监管，并且加强分工，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泛滥的瘦肉精问题。目前在我国食品监管领域，由于分工不明造成的多头管理格局的现实，更是加大了监管难度。”袁世畴说。
另外，袁世畴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瘦肉精添加的问题，还需要强化地方政府的责任。他表示，生猪的养殖及瘦肉精的地下生产窝点总是在一定的区域，如果在监管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存在失职的行为，他们管理或者查处不到位，就会留下很多漏洞。要堵住漏洞，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就要对地方政府连带实施处罚，这样在当地存在生产瘦肉精的黑窝点以及瘦肉精养猪的行为时，地方政府才不会不闻不问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还需要避免官商勾结的情况，目前在国内很多领域，正是由于官商勾结，才给违法行为的监管及查处带来了很大的难题。”袁世畴说。
瘦肉精在中国的泛滥充分暴露了我国对食品安全领域的一些新技术在出现的开始阶段认识严重不足，这往往导致了政策方面的失误。他建议，以后我国应该对食品安全领域的新技术加强立法监管。“虽然我们现在有了《食品安全法》，但是这部法律也不可能把涉及食品安全领域的一切事务都包括进去，如果不尽心做到其他一些配套法律法规的完善，依旧会留下一些漏洞。”袁世畴说。
中国肉食产品需要规模生产
河南农业大学牧医工程学院教授王志祥告诉记者，并不是只有添加了瘦肉精的猪肉才会长得好，屠宰率高。只要养殖时营养调配好，饲养管理做好，猪一样可以长得很好，卖个好价钱。只是瘦肉精的见效快，成本低。
不过，他也承认，我国的大量小养殖户养殖条件比较差，不注意规范，只好选择走捷径。在国外，大多是有一定规模的养殖场，计划程度很高，一旦被查出问题，代价也会很大，因此绝不敢铤而走险。
此次与中国奥委会签署合作协议的中粮家佳康公司，之所以能保证其提供的肉类不含瘦肉精，也正是规模企业打造全产业链的结果。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他们采用的是从饲料到养殖，从屠宰到深加工，从冷链物流到终端配送的全产业链体系。选用国际优良品种，自主经营粮食饲料，有充足的谷物原料，自建养殖基地，这样从源头上就可以控制非法添加的行为，从而能够保证肉食品的良好品质。而且肉类在出厂之前先会经过厂家自己的严格检验，那么包装好送到市场上，消费者就不必再担心。
“真正的安全不是靠检验检出来的，而是靠源头，从生产做出来的。”中粮肉食总经理江国金表示。
但是有业界人士也表示，如果单建一个年屠宰150万头的屠宰场，需投资3亿元，而建设打造全产业链，投资在30亿元左右，这也并不是一般的养殖企业所能够承受得了的。另外，如果一个企业仅通过收购散养猪，单纯做屠宰加工，在食品安全方面同样无法解除巨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