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1.8万年前，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结束，全球气候变暖，降雨增多。在中东，这种新气候非常适合小麦和其他谷物生长，于是这些作物蓬勃繁衍，人类的小麦食用量开始增加。人类采集这些谷物之后，要带回他们居住的临时地点来处理，在送回部落的途中必然会有一些掉到地上。慢慢地，人类最常走的路径附近或是常住营地的周围也就长起了越来越多的小麦。
　　一开始，他们可能待上大约四个星期来收获小麦。等到过了一个世代，小麦种植的数量和面积大增，于是他们得待上五个星期，接着就是六个星期、七个星期，最后终于形成永久的村落。他们发现，播种的时候如果把种子深深地埋到地下，效果会好很多，于是他们开始犁地。随着越来越多的精力、时间都用来种谷物，采集和狩猎的时间也就被挤压。于是，采集者逐渐变成了农民。
　　人类开始住进永久村落，放弃过去流浪的生活之后，女性也可以每年都生孩子了。而这时婴儿也较早断奶，代之以喝粥。毕竟田里需要人手，母亲得赶快回到农田。然而，人口一多，就耗去了原本剩余的粮食，于是耕种面积又得加大。
　　随着时间流逝，种麦子这个原本看来划算的选择，变成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一连串为了让生活更轻松地“进步”，最后却像是在这些农民身上加了一道又一道沉重的枷锁。
　　其实人类在历史上不断重蹈覆辙，道理都相同——我们无法真正了解各种决定所导致的最后结果。每次人类决定多做一点事（像是用锄头来耕地，而不是直接把种子撒在地上），我们总是想：“这样是得多做点事，不过收成会好得多！”这确实也有道理，但只是理想的状况。
　　人们工作得更努力也更辛苦，但孩子的数量也多了，于是多出的小麦也就有更多孩子要分。母乳喂得少了，粥喂得多了，孩子的免疫力因此下降。由于增加了对单一食物来源的依赖，他们更容易受到旱灾的威胁。
　　发现苗头不对，为什么他们不赶快放弃农耕，回归采集生活？原因在于，必须依靠点点滴滴的累积，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改变社会。等到苗头不对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记得曾经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可选了。
　　于是，种种想让生活变得轻松的努力，反而给人带来无穷的麻烦。就算在今天，仍然如此。有多少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从事各种劳心劳力的工作，发誓要努力赚钱，好在35岁就退休，去从事他们真正有兴趣的事业。但等到了35岁，却发现自己背着巨额贷款，要付子女的学费，要养在高级住宅区的豪宅，而且觉得生活里不能没有高级红酒和国外的度假。他们会放下一切，去野外采果子、挖樹根吗？当然不可能。他们会加倍努力，继续把自己累得半死。
　　奢侈品史上常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原本的奢侈品最后往往会成为必需品，而且带来新的义务。等到人们习惯某种奢侈品，就开始认为这是天经地义，接着就是一种依赖。最后，生活中就再也不能没有这种奢侈品了。
　　在以前，寄信是件麻烦事，得亲自动笔、写信封、贴邮票，还得走到邮筒那里去寄。想得到回信，可能得等上几天、几星期，甚至几个月。现在，我们可以随手就发一封电子邮件，传送到地球的另一边，如果收件人在线，可能只要一分钟就能收到回信了。我们确实省下了所有麻烦和时间，但生活真的更轻松了吗？
　　事与愿违。在传统信件的年代，我们通常是有了最重要、不得不联络的事时才会写信。而且，对方的回信也会同样慎重。对大多数人来说，每个月来来去去的信顶多就是几封，不必急于立刻回复。但在今天，我们每天都会收到许多封电子邮件，而且所有人都希望你立刻回应，于是我们整天忙忙碌碌、焦躁不安。
　　这个关于奢侈生活陷阱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情——人类一心追求更轻松的生活，于是释放出一股巨大的力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但结果并没有人料想得到，甚至也不是大部分人所乐见的。
　　（龙延摘自中信出版社《人类简史》一书，勾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