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毛泽东的记忆误差
毛泽东曾于1918年和1919年曾两次到北京。毛泽东后来向斯诺回忆说，第二次在北京（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的时候，“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其中之一就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不过，大概是由于年代久远吧，毛泽东的记忆在这里出现了误差。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经陈独秀和李汉俊校订后刊行出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是在1920年8月，面世后供不应求，次月即进行了第二次印刷。毛泽东第二次在北京期间，此书应该还未出版呢。
毛泽东有可能是在杂志上读到过《共产党宣言》的译文，1919年4月《每周评论》第16号刊载了舍译《共产党宣言》，1919年11月《国民》2卷1号刊载了李泽彰译《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但都是节译。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据罗章龙回忆说，《共产党宣言》的汉译本，除陈译本外，还有当时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译自德语的油印本，毛泽东也许读过这个油印本。遗憾的是，这个油印本未能存世，无从考证。
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有力地支持了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
1931年4月，由于出现了“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中共中央主要领导被迫撤离上海。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了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博古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创造了若干空前绝后的纪录：一是年纪轻，他此时年仅24岁。二是资历浅，他既不是政治局委员，也不是中央委员，而是从一名普通党员——毛泽东称之为“新党员”——直接成为了党的最高负责人。尽管如此，博古等人却根本不屑于毛泽东等久经考验的同志。
毛泽东再次受到重视是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会议选举毛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此后又决定以毛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但毛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则直到1938年9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才得到确立的。在六中全会前夕，1938年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是为六中全会做准备的。会议第一天，刚从莫斯科回国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季米特洛夫让王稼祥转告全党：“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季米特洛夫的这些话无疑是对毛泽东的最大支持，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向毛泽东和中央挑战的资本。李维汉晚年曾回忆：“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毛泽东也说：“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有对比悬殊的后勤保障，国民党政权想不垮台都难
抗战胜利后，全面内战爆发。中共用了仅仅三年多的时间就解放了全中国，也许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但毛泽东必胜的信念却是坚定的。打胜仗除了信心外，正确的战略战术至关重要。1947年5月中旬，在临沂以北山区的孟良崮，华野以9个纵队加1个特种纵队，共计27万人，全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七十四师，计3.2万余人。这可谓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经典。但这并不是制胜的全部原因，还应看到更多的细节。国民党军历来不大重视后勤补给。整编七十四师全系美械装备，射速快，火力强，同时弹药消耗也大。该师虽然超越编制自行编组了一个辎重团，但却挂羊头卖狗肉，是个步兵团（这在国民党军中是普遍现象）。而且每至战斗，就把辎重及工兵等勤杂部队改编为战斗部队，而不是设法为辎重团增加大车、骡马等装载弹药的设备，因此，整编七十四师仅用了两天就打完了所带的弹药。而该师的后勤能力在国民党军中还是最强的，其他部队就可想而知了。
反观中共部队的后勤补给，据华野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刘瑞龙回忆：在淮海战役期间，动员了500多万民工，大小车辆80万辆，在两个多月内，共转运伤员11万人，送达前线粮食2.85亿公斤，弹药物资330万吨。要知道是役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作战部队合计不过60万人而已。难怪在淮海战役结束后，粟裕曾讲：“我们除了没有飞机外，一切都有，我们的炮兵和坦克比敌人多。在全歼杜聿明集团时，我军炮火便完全压倒敌人。”有这样悬殊的后勤对比，国民党政权想不垮台都难呀。
“两个凡是”不是华国锋最早提出，也不是为了阻挠邓小平复出
“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个经典表述并非出自华国锋，而是源于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是汪东兴提议写的，也是经政治局同意的。“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目的是“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绝非针对邓小平复出。因为当时华国锋和高层已经在考虑和安排邓出来工作，不可能发表一篇社论去阻挠邓的复出。如果真是如此，就无法解释社论发表之后，华国锋却宣布准备恢复邓的工作。
（摘自《北京日报》马长虹/文）
毛泽东曾于1918年和1919年曾两次到北京。毛泽东后来向斯诺回忆说，第二次在北京（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的时候，“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其中之一就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不过，大概是由于年代久远吧，毛泽东的记忆在这里出现了误差。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经陈独秀和李汉俊校订后刊行出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是在1920年8月，面世后供不应求，次月即进行了第二次印刷。毛泽东第二次在北京期间，此书应该还未出版呢。
毛泽东有可能是在杂志上读到过《共产党宣言》的译文，1919年4月《每周评论》第16号刊载了舍译《共产党宣言》，1919年11月《国民》2卷1号刊载了李泽彰译《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但都是节译。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据罗章龙回忆说，《共产党宣言》的汉译本，除陈译本外，还有当时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译自德语的油印本，毛泽东也许读过这个油印本。遗憾的是，这个油印本未能存世，无从考证。
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有力地支持了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
1931年4月，由于出现了“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中共中央主要领导被迫撤离上海。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了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博古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创造了若干空前绝后的纪录：一是年纪轻，他此时年仅24岁。二是资历浅，他既不是政治局委员，也不是中央委员，而是从一名普通党员——毛泽东称之为“新党员”——直接成为了党的最高负责人。尽管如此，博古等人却根本不屑于毛泽东等久经考验的同志。
毛泽东再次受到重视是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会议选举毛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此后又决定以毛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但毛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则直到1938年9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才得到确立的。在六中全会前夕，1938年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是为六中全会做准备的。会议第一天，刚从莫斯科回国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季米特洛夫让王稼祥转告全党：“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季米特洛夫的这些话无疑是对毛泽东的最大支持，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向毛泽东和中央挑战的资本。李维汉晚年曾回忆：“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毛泽东也说：“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有对比悬殊的后勤保障，国民党政权想不垮台都难
抗战胜利后，全面内战爆发。中共用了仅仅三年多的时间就解放了全中国，也许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但毛泽东必胜的信念却是坚定的。打胜仗除了信心外，正确的战略战术至关重要。1947年5月中旬，在临沂以北山区的孟良崮，华野以9个纵队加1个特种纵队，共计27万人，全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七十四师，计3.2万余人。这可谓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经典。但这并不是制胜的全部原因，还应看到更多的细节。国民党军历来不大重视后勤补给。整编七十四师全系美械装备，射速快，火力强，同时弹药消耗也大。该师虽然超越编制自行编组了一个辎重团，但却挂羊头卖狗肉，是个步兵团（这在国民党军中是普遍现象）。而且每至战斗，就把辎重及工兵等勤杂部队改编为战斗部队，而不是设法为辎重团增加大车、骡马等装载弹药的设备，因此，整编七十四师仅用了两天就打完了所带的弹药。而该师的后勤能力在国民党军中还是最强的，其他部队就可想而知了。
反观中共部队的后勤补给，据华野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刘瑞龙回忆：在淮海战役期间，动员了500多万民工，大小车辆80万辆，在两个多月内，共转运伤员11万人，送达前线粮食2.85亿公斤，弹药物资330万吨。要知道是役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作战部队合计不过60万人而已。难怪在淮海战役结束后，粟裕曾讲：“我们除了没有飞机外，一切都有，我们的炮兵和坦克比敌人多。在全歼杜聿明集团时，我军炮火便完全压倒敌人。”有这样悬殊的后勤对比，国民党政权想不垮台都难呀。
“两个凡是”不是华国锋最早提出，也不是为了阻挠邓小平复出
“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个经典表述并非出自华国锋，而是源于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是汪东兴提议写的，也是经政治局同意的。“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目的是“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绝非针对邓小平复出。因为当时华国锋和高层已经在考虑和安排邓出来工作，不可能发表一篇社论去阻挠邓的复出。如果真是如此，就无法解释社论发表之后，华国锋却宣布准备恢复邓的工作。
（摘自《北京日报》马长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