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微博平台谣言类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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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2019年12月中国武汉市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2019-nCoV),在几周之内,它已经造成多人死亡。截止2020年4月尚无有效疫苗正式投入使用。在疫情防控的过程中,对新型病毒的恐惧、部分群众辨别能力的不足、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迅猛等种种因素使得疫情期间流言四起,微博平台由于其自由的传播环境,一度成为谣言重灾区之一。《人民日报》官博等权威媒体一度成为了“辟谣中心”,国家和社会在战“疫”的同时,也正在战“谣”。疫时做好微博平台的谣言阻控需要通过分析谣言传播类型来确定防治措施。
  【关键词】 疫情 微博 谣言类型
  一、前言
  根据已有数据,截止2018年12月,我国已诞生8.29亿网络用户,而微博无疑是网民青睐有加的平台之一,海量的碎片化信息、便捷的接收和传播方式、高度融汇的群体使得信息的发布突破了传统媒体的壁垒,低门槛和匿名性使得微博构成了“人均自媒体”的平台生态,一键转发的便捷造成了传播率和到达率的突飞猛涨,成为了疫情期间谣言蔓延的助推器。
  本文通过分析疫时微博平台谣言传播的类型来探讨特殊时期对微博这一自由、快速的信息传播平台的谣言阻控措施。尽管已有很多学者对传统谣言传播的特点、危害和防控措施进行了深入分析,但针对疫情期间谣言阻控的研究目前仍较为有限。疫时微博谣言防控权威媒体居于辟谣的领导地位,其谣言阻控工作中所占比重大,应承担起阻控谣言的责任。同时网民群体需要提高信息甄别能力和法治意识。
  二、疫时微博谣言类型
  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与波斯特曼在著作《谣言心理学》中提出了谣言公式 R=i*a [1],这是最早的有关谣言产生模式的系统性公式理论,公式的基本含义为:谣言的杀伤力等于信息重要程度与信息的含糊程度的乘积,后来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加入了“公众批判能力”一项,对公式进行了补充,也就是说信息本身、信息发布、受众甄别都是谣言能否取信于人甚至大规模洗脑造成严重损失的重要因素。基于这些因素,目前可对疫时微博谣言做以下分类:
  一、断章取义式
  李兰娟院士曾在访谈中就“宠物是否会感染新冠病毒”这一问题作出了回答,她的原意为:宠物如果在外界接触到疫情(感染者),那么宠物也要隔离起来,而在其没有接触到疫情(感染者)的情况下,宠物就是安全的、健康的。这段话被某些媒体掐头去尾并冠以《宠物也会感染新冠病毒肺炎!》的骇人标题,一度引发恐慌,这一不负责任的行为导致大量宠物和流浪动物被驱逐和杀害,甚至一些宠物主也受到了抵制和攻击。
  与传统的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相比,微博这一新型媒介的传播环境过于宽松,大量草根自媒体涌现并瓜分着诉说事实真相的话语权。其中难免有部分不良媒体鱼目混珠,意图通过哗众取宠来获取流量、话題和热度,他们不顾真实性地对信息进行篡改加工、恶意剪辑和“脑补式”填充,造成了大量谣言涌现,即为“断章取义式”造谣。由于微博入驻的门槛较低,用户素养参差不齐,这种现象在微博的个体用户中也时有发生。
  面对这种恶意剪切拼凑的谣言,权威媒体应该快速用完整的原新闻材料进行补充性辟谣。部分权威媒体在发布信息时为了体现权威性和科学性,常常使用普通民众难以理解的专业术语和政治性语言,使得信息解读空间过大,给了造谣者可乘之机。因此媒体在传达政府和研究机构的疫情相关信息时,要保证数据的精准、用词的妥当、语言的通俗,信息的完整健全和通俗易懂将使这类谣言无机可乘。
  二、偏听偏信式
  病毒来势汹汹且治疗复杂,造成政府和群众一时惊慌失措,因此部分群众在对病毒的恐惧情绪中获得了寻找“零号病人”的原始动力。关于“零号病人”的猜测声此起彼伏,其中有一种声音最先到达大众的耳朵—武汉病毒研究所学生黄某就是“零号病人”。这一说法短时间获得了大量追随者。这一谣言的依据仅是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公布的学生信息中,既没有黄同学的照片也没有过多的个人信息。谣言甚至认为黄某“已经病逝”。
  无独有偶。黄某出面辟谣后几个月内,2019年参加世界军运会的一美国52岁女兵被认为是中国的“零号病人”。此前已有网友猜测新冠病毒是2019年底由美国军人带入国内,但目前并无相关证据证实,在军运会参加者中精准找出携带者更是缺乏证据支撑。这一谣言对该女兵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使她不得不于2020年4月27日在美国某商业频道的专访中发声,并痛诉谣言给她的大技巧“就像日复一日的噩梦”。
  诸如此类的无厘头的谣言之所以能取信于人,在于造谣者利用了因疫情被限制活动、打破计划的群众对病毒及其传播者的愤怒心理,人们迫切地寻找一个情绪发泄点。受众往往如获至宝般将自己想听到的信息迅速分析在所处圈层中,暂时失去了理性判断,这就是“偏听偏信式”谣言。它的产生与传播说明目前网络用户对信息的辨识能力有待提高,网民们对涉及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整体上尚且缺乏一定的理性思考能力。
  对于这类谣言,政府和有关部门需要加大网民的理性思考教育,帮助受众提高信息筛选能力;微博平台要规范用户言论和行为,对恶意造谣者采取不予使用部分功能或直接驱逐的惩治手段。
  三、一本正经式
  一本正经式谣言有两种比较常见的形式,一是“伪新闻”式谣言,二是“伪科学”式谣言。
  “伪新闻”式谣言通常会用8-15个字符的标题,并用感叹号来吸引眼球。这类谣言通常会加上某机构或某人物的名字来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比如2020年3月17日,有营销号在微博上发布信息称“市政府会议决定3月22日滞留在外武汉人员可以点对点返鄂返汉”“滞留在鄂人员可以点对点离鄂”,甚至梳理了会议文件关于武汉开放工作的时间线。文章全篇使用报道式写作手法,转发者以为发布者就是政府会议参与人员,造成不少民众的误解。
  “伪科学”式谣言则是对科学家言论或科学知识,在疫情期间,尤其是关于健康的科学事实进行简化和主观推断,忽略事实成立的诸多变量和条件。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关于“神药”的讨论为人津津乐道,谣言应运而生。“喷洒75%酒精能灭杀病毒”被谣传为“饮用高度酒精能对抗冠状病毒”,“大蒜可能具有抗菌的生物学功能”被谣传为“食用大蒜可以杀死新冠病毒”,板蓝根、阿昔洛韦等药物也一度被谣传为抗新冠病毒神药。   这种“伪新闻”、“伪科学”的一本正经的谣言的破解之法需要相关专业人士及时回应和权威媒体准确科普同时进行。另外,由于这类谣言伪装手段高超,欺骗性较强,容易被没有相关知识的普通人接受和传播,稍有不慎就可能形成大规模的以谣传谣事件。因此,对恶意传播此类谣言造成严重的后果的,应该坚持追究其法律责任。
  四、义愤填膺式
  有的谣言因为涉及公众利益引发了群众转发以倒逼真相的群体传播,而有的谣言并不涉及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利益,为什么也能得到传播呢?其潜在因素是人类活动的社会性。人性中同情心和同理心的成分使人们对彼此之间的遭遇能够感同身受。人们常常联想到如果某人或某个群体遭受的某一事件不被曝光和重视,那么这一事件发生在自己或自己所属群体身上时就不会被声援。
  疫情中,一则指出武汉百步亭社区“没人管”、“一天只发一个核酸检测盒”、“疑似和发热病人不隔离”的博文被网友怒转,还有人在转发时夸张化讲述了“相似遭遇”,一度引发了民众对政府部门工作的不信任情绪。然而,政府部门工作事无巨细,“没有看到就是没有做”的思维方式在疫情期间尤应摒弃,如果政府相关工作没有到位,公民应该用严谨理性的语言通过政务平台进行反馈或举报,在微博发表夸大事实的言论是不妥当的。
  这种讲述经历煽动群体情绪造成群體极化的言论,进而形成义愤填膺式谣言的行为与恶意造谣有所不同,其发布者“寻求帮助”的想法在表达时主观性强、情绪激动,阴差阳错引发了群体极化,并非恶意造谣。微博是一个生活化的平台,分享和讲述生活经历是正常的平台用户行为,也是公民言论自由的一部分。面对此类情绪性谣言,相关工作人员应该核实情况后解决真实存在的问题,然后对当事人进行劝告,疏导其情绪,并争取本人的有关声明来辟谣。
  三、总结
  本文将疫情期间微博平台出现的谣言进行分类确定了“断章取义”、“偏听偏信”、“一本正经”、“义愤填膺”这四种谣言类型,并对破解微博谣言提出了看法。
  首先,政府防疫战疫部门要及时统计数据并及时回应质疑,同时利用大数据技术描绘谣言画像,为辟谣工作积累经验。
  其次,权威媒体要做好信息桥梁,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清楚传达疫情信息,做好辟谣的主力军。平时应管理好自身形象,保持公信力,发挥引导舆情的本领,疏导群众情绪,做好科普工作。
  最后,网民们要提高辨识能力,对缺乏证据和脱离常识的言论产生抵御本能。接触到谣言时要及时利用微博举报功能或者“艾特”有关部门的官方微博进行举报。
  疫情面前要打起精神,造谣传谣害人害己。
  【参考文献】
  [1] 栾玉树.新冠肺炎疫情谣言传播特征及其治理机制研究——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318个谣言个案的综合分析[J].新闻研究导刊.2020.(11)
  作者简介:陈虹(2000-),女,汉族,安徽铜陵人,安徽财经大学文学院,2017级本科生,新闻传播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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