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期《中国收藏》杂志中，肖燕翼先生将上海博物馆、吉林博物馆、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三卷元张渥绘《九歌图》互相对比进行考鉴，并提出了一些可以再作谈论的问题。仔细分析这三卷的书款时间、位置，钤印的内容、形式等均能发现不合常规之处，且画者与书写《九歌》文辞者在配合上也存在诸多不合理性，这些疑问确实让人对三作产生了怀疑。本期肖先生将进一步对三作提出疑问，结果将会怎样？由此又会引出哪些具有颠覆性的观点呢？
　　| 问题之六 |
　　在上博本的卷后有元张雨、明姚汝循、詹景凤等人题。姑不论张雨题书为真、为伪，其文字内容，根本没有提到张渥画、吴叡书，并且也不提他画得如何，单指出：“笔精妙墨之小篆，今人奚愧古人。”联系之前所说书者之“强势”，内中是否有些蹊跷呢？
　　也就是说张雨题的不是上博本，应是拆配而来的。在张雨题跋的同纸上的姚汝循一题，同样也没有提及张、吴二人，而是为“汪子象此卷”所题。在其后的明末人詹景凤题中，表明汪子象为詹氏婿，曾临学过张渥所画“九歌”，吴叡书小篆。詹景凤以为汪子象所临学的一卷堪称“信世真传”，而“此卷（指上博本）值弁髦耳。”弁髦一词指无用之物。
　　上博本曾为詹景凤之婿汪子象所藏，其《东图玄览》一书有记录，但詹氏评为：“元人张叔厚临龙眠居士（李公麟）《九歌图》，吴孟思（叡）以小篆书‘九歌’皆能品，无意致。”能品指书画功力尚佳，但缺乏艺术韵致的作品。张渥、吴睿都是兼有文人身份的书画家，怎能如此评价呢？检清初吴其贞《书画记·卷四》记“张贞期（渥）白描九歌图一卷”评为：“纸墨尚佳，画法乏韵，识四字‘淮南张渥’。”吴氏记的也应是上博本，其评价与詹景凤相同。
　　顺此提及，与吴其贞同时的高士奇，在其《江村书画目》一书，即其收藏“秘账”的“送字号”中有“元张叔厚（渥）九歌图一卷”，注“纸本，不真，五两。”高士奇记的不知是哪本，但这些明末清初的收藏鉴赏家，均未看好所谓张渥《九歌图》，对我们重新认识这类作品也是颇有启示的。
　　| 问题之七 |
　　在传世的古代绘画中，还有一些迄今被鉴为宋人或元人的《九歌图》，如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宋人《九歌图》、黑龙江省博物馆藏《九歌图》先后被鉴为宋李公麟画、宋人画、元人画的《九歌图》，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藏元人《九歌图》以及浙江省博物馆藏元人《九歌图》等等。诸本宋元人《九歌图》与张渥的三本《九歌图》最大的不同处，是张渥所画“山鬼”为男性，其他诸本皆为女性。
　　《辞海·文学分册》中释“楚辞·九歌·山鬼：“为祭祀山鬼之神，所描写神的姿态和衣饰，系一女性。”“山鬼”词曰：“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荔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分明是一幅窈窕淑女的形象。而张渥所画山鬼，如果说上博本、吉博本的形象还颇有女性的一定姿态，那么克里夫兰本所画山鬼有了胡须，显系为男性。由此表明，此三本绝非张渥所画，而是缺乏文学修养的人所为。那么仿画的人又是根据什么来画的呢？
　　上文已指出张渥确曾画过《九歌图》。元末明初人贝琼有详细记载（参见《元代画家史料》中“三四、张渥”，上海人美1980年出版），如记“山鬼”：“而山石如积铁，大松偃蹇，皮皆皴裂成麟甲，一袒裸骑虎行者，山鬼也。”其记载的山石、大松等在画中有充分表现，惟袒裸骑虎者（实为骑赤豹）未言男女，大概以为袒裸者应为男性，所以变成了男鬼。
　　由此引出这三本《九歌图》很可能不是按照张渥原本的仿画，是根据贝琼记述的追仿。再如所记：“其次冠服如太乙，有牛首人身者，执大纛飞扬晻暖自空而降，旁一姬执杖者，云中君也。”按这一记述，克博本云中君，其冠服如同所画“东皇太一”，又有“一姬执杖”。而其他二本，则均有“牛首人身者”。其他二本所画其他人物、配景，也大多是按贝琼文字记述，或加以删减或添画，这些表明了三本《九歌图》是从何而来的。
　　| 问题之八 |
　　上述诸问题的讨论，最终应落实对绘画本身的鉴别。书画鉴定有别优劣、定真伪的双重意义，除代笔书画外，优劣则是判定真伪的最本质的依据。以上博本为例，其“云中君”一图中的“牛首人身者”，如果以腰部为界，其下半身至足部，长度大约超过上半身达三分之二以上，明显不合人体结构，是擅长白描人物画家所不应该的。如“湘君”一图，所画人物服饰、飘带，白描线条繁复杂乱，表现不出人体与服饰、静态与动态间应有的合理形态。如“河伯”一图，如果将河伯交叉合握的双手局部放大，就会感到怎么会如此糟糕。而吉博本所画“河伯”，同样双手交叉，画得好很多，但该本另有画得很差的部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怪现象？
　　克里夫兰本曾为徐邦达先生所藏，他曾临摹过一本，故认知较为深刻，指出：“张（渥）画人物往往先用细淡墨线起稿，然后描定，有处还露出初稿的细线，此册（指上述赵孟款的《九歌书画册》）亦然。”（参见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下卷·赵孟》。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11月出版）这一体认给我们以启示，即诸本《九歌图》都是细线打底稿，“然后再描定”。而我们分析的诸本画法描法杂乱，或者水平不一，恰说明“描定”之人很可能并非同一人，而是“一些人”。由此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山鬼”一图，二本所画为似男似女，一本则长出了胡须，以及画者、书者似乎在合作一般，总是画者为书者留出书写位置等等怪现象。结论是：它们是成批生产出来的。除本文所谈的张渥三本《九歌图》以及徐邦达先生辨伪为赵孟书、张渥画的《九歌书画册》外，据书画著录一类的文献所载，还有赵孟书画的《九歌图》三种，及张渥画、赵孟书的《九歌图》。如此之多的不同本子，正可佐证我们的结论。
　　| 问题之九 |
　　上文的考辨中已揭示出，似乎吴叡、褚奂的书法，较张渥的绘画占据书画合卷的主要位置，吴、褚二人书不仅有详尽的书写时间、原因、名款，均钤有十余方印记或骑缝印，而张渥的画或仅有简款或干脆无款。为什么会这样呢？
　　回到本文之初的介绍，徐邦达先生鉴《九歌书画册》，伪赵孟书的款识、钤印，与伪赵孟《六体千字文》的款书、钤印，应出于一人所为的鉴识。本刊2016年第7期曾刊载本人《赵孟〈六体千字文〉再考》一文，指出此卷为明陆士仁所伪。如果联系起来看，则诸本《九歌图》似与陆士仁脱不了干系。在相关的系列研究中，我们还知道陆士仁之子陆广明也是作伪的高手。可以引申推测一下，陆氏父子会不会组织一个专门伪造古书画的“作坊”呢？如果有这种可能，那么陆士仁则以文征明弟子陆师道之子的文氏再传弟子，恐怕属于“作坊”中身分高、书画水平高的人物了，而陆士仁父子最擅长的是仿伪书法，所以也就出现了书画合卷中重书者而轻画者的怪现象了。但他们忽略了张渥是一个有身份、地位的文人画家，不是按图样描画的“作坊”中人。这一看法，不仅是推测，已经有了越來越多的考鉴研究线索指向了陆氏父子。本文的讨论，既是因此而引起的，也是诸研究线索的一环。
　　（注：作者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著名书画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