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BNweekly H=Andy Hopper
　　 C：大学实验室和公司在创新周期上有很大的不同，两者在结合时如何解决这种差别？
　　H：对企业来讲，因为股东要求短期回报，会给它们压力，所以其采取的战略更可能是短期的，比如1年至3年。而对于大学来说，里面的研究人员所从事的研究工作或创新工作可能持续的时间会更长，比如20年。两者之间有一个时间的差距。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案来弥补这个时间差距呢？一是可以创立一家新公司，二是建立产业实验室。但后者还没有实现。这个解决方案就是我在过去15年中一直在做的。我想把计算机技术跟医药行业进行连接，在未来的5年至10年中建立起一个研究实验室的雏形。那么，就如何弥补实验室与公司这种20年和3年的创新周期的差距，我的建议是，在产业界建这个实验室，从而将计算机技术公司跟医药公司进行整合。


　　 C：对于从大学实验室里出来的技术型创业公司来说，技术创新是不是成功的关键因素？
　　H：现在比较好的一个模式并不是成为一个技术超前的创新者—就是什么事都第一个去做，因为这样可能会亏损；但是，如果出现了一个新东西后，你能够迅速的紧跟它、抓住它，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挣到钱。我自己也进行过投资，也看到过很多风险投资的企业最后濒临破产，它们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技术方面的原因，而是因为它们的商业模式有问题，或者企业的领导者有问题。
　　来，学术与商业的结合会有哪些风险？如何应对这些风险？
　　H：对个人来说，风险是你面临的不是双赢就是双输的局面。我有一次破产的经历，因为从银行借了太多的钱，没有能力去偿还，所以破产了。另外，毕竟你在企业里面还担任特定的职位。我所涉及的企业比较多，有时候因为担心一些事情所以变得很着急，晚上可能会睡不着觉。要化解这个风险就需要有一个社会组织，它可以为学生、企业的领导者、退休的人员，或者任何人提供非常有价值、非常积极的帮助。
　　 C：现在很多大学教授和学生也从事创业、参与公司工作等活动。对于大学这种涉足产业界的举措，你有什么建议？
　　H：主要有三个建议：第一，要提升灵活性；第二，要提高信任度；第三，对成绩及时认可。其中，灵活性体现在雇佣合同方面。我跟剑桥大学所签署的雇佣合同里面并没有明确的条款规定必须在学校工作的时间。就是说，在学校里要做多少工作，在产业里要做多少事，一切都是看自己的意愿和安排。还有一个就是信任，如果有了信任，就可以赋予我们更加努力工作的动力。此外，对人的认可也很重要。因为既做学术又从事商业具有一定的风险，所以要对做得好的人进行认可，从而激励更多的人去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