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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独角兽企业与新经济起源的关系和其中存在的动力机制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着眼于上海市新经济的发展,本文以上海市42家独角兽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价值网络分析和统计方法分析企业创始人、创新技术、平台企业孵化和金融生态环境对独角兽企业产生和发展的影响,探究以独角兽为代表的创新型企业对新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发现:以创新为导向的创新型创业是新兴技术产生和产业化的驱动力,企业家精神、平台企业间的孵化是推动新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动力源泉。
关键词:独角兽企业;新经济;动力机制
一、引言
2016年5月,我国发布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深入实施创新国家战略,科技体系和经济社会领域改革逐渐成效,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科技中心。新型经济形态(以下简称“新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不仅带来新模式、新技术和新产品,也带来了生产方式上的变化,是我国发展创新型经济的主要动力。
作为新经济时代的产物,独角兽企业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它不仅是传统行业的颠覆者,也是促进新经济崛起的新动能。因此,研究独角兽企业的形成和发展对探究新经济的起源和动力体系有着重要意义。
胡润研究所于2019年1月24日发布的《2018胡润大中华区独角兽指数》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共有186家独角兽企业,主要分布在北京(79家)、上海(42家)、深圳(15家)和杭州(18家)。上海市作为仅次于北京的第二大独角兽集聚区,企业行业主要分布在互联网服务、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和医疗健康等,大都属于新经济范畴。
上海市新经济发展的主体是在孵创业企业和加速成长的创新型企业,其中独角兽企业是创新型企业的典型代表。本文着眼于上海市的新经济发展,以上海市42家独角兽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独角兽企业与新经济的起源和动力机制。
二、独角兽企业与新经济发展的基因
1.价值网络分析
文章以42家样本独角兽企业为样本节点,收集样本节点和关系节点之间的合作关系数据,在此基础上,借助Gephi (0.9.2)网络分析工具,通过可视化功能对上海市独角兽新经济复杂关系网络进行模拟,得到595个节点数和706条关系。图1刻画了由42家样本企业关系数据形成的新经济价值网络的拓扑结构。
在图1中,作为样本节点,以42家独角兽企业为中心,形成了子网络簇群。说明在各自的产业领域,大部分独角兽企业具有无向通路,而小部分样本节点所形成的网络簇分布在主簇群外围,总体上看,上海独角兽企业网络较为松散,产业具有垂直分布的特征。从表1列出的刻画网络结构的关键指标看,在网络密度为0.002的条件下,平均聚类系数为0.007,并没有显著高于同等网络密度ER随机图(其平均聚类系数与网络密度近似相等),因此,这一新经济的价值网络并没有明显的小世界网络特征。特征向量中心度為0.069,证实了刘刚等(2018)关于新经济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需要重要的行为主体作为支撑的观点。
进而,对独角兽网络体系的重要行为主体进行分析,采用PageRank算法(p=0.85,ε≤0.001),对所有节点进行迭代求出PR值。将所有节点按PR值降序排列后,选取前20个节点,绘制其PR值的折线图(图2)。显然,阿里巴巴、腾讯以及红衫资本的重要性大于其他节点,这三家企业或机构是上海独角兽企业网络体系的重要支撑。该关系网络的重要节点以国内外投资机构为主,与上海市全国金融中心的地位相符合,然而,该网络中缺乏重要的科研机构及高校节点,说明该网络结构缺乏科技力量。独角兽企业需加强与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合作交流,方能更充分地发挥自身潜力。
2.创始人教育背景
企业创始人教育背景是其人力资本的基本表现,是推动企业发展和新经济崛起的关键因素。文章统计了42家独角兽企业创始人的教育背景,发现69%的创始人曾在国内高等院校接受教育,如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等,创始人的国内学习经历涉及到的高校基本分布在上海和北京地区。另外31%的创始人有在境外高校的教育经历,如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大学和哈佛大学等,因此可以认为强大的高校教育基础是新经济崛起的重要支撑。
将创始人的受教育程度从低到高赋值:不详=0,高中及以下=1,本科生=2,硕士生=3,博士生=4。如图3所示:创始人最高学历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4,中位数为3,整体的平均水平为2.76,标准差为0.995,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创始人约占64.3%,说明上海市独角兽企业创始人受教育水平主要处于本科和硕士之间,整体受教育程度较高。同时,调查结果显示,有些创始人在创业前或创业期就读MBA、AMP等在职研究生,如威马汽车的沈晖、小红书的毛文超、洋码头的曾碧波等。
人力资本的文献显示:教育经历深刻影响着人们的偏好和信念形成(Becker,1992)。Becker等人的研究证实了人力资本是改善社会效率、提高经济产出的重要因素,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个人更易于接受变革和乐于创新。丰富的理论知识能让创始人结合技术创新更好地建立企业的商业模式,在创业初端找到企业发展的方向。具有较高学历的创始人具备评估投资决策的能力和更高层次的社会关系网络,对行业外部竞争形势和技术发展有更深入的理解,能更高效地为公司做出决策。Bantel和Jackson(1989)指出:创始人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对企业决策的选择越有利,从而明显促进企业的发展。作为公司最高运营者,创始人的教育背景对独角兽企业的治理水平和企业估值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3.创新驱动企业成长
高质量的专利和逐渐增长的专利数量推动着独角兽企业稳步发展,并且形成正反馈效应,使资本和劳动力向采用创新技术的企业聚集(Kogan,Papanikolaou,Seru and Stoffman,2012)。创新为独角兽企业提供突破性成长的机会,文章统计了独角兽企业将其创新转化为知识产权及其专利申请情况,发现独角兽企业总体重视专利申请和布局,42家独角兽企业共申请了5066件专利(参见图4),其中实用新型765件,外观设计613件,发明型专利3688件且占申请总量的73%。 在独角兽企业的国内专利有效性方面(图5),企业有权专利数量为1907件,占专利申请总量的37.6%,另外约六成的专利处于审查中,这体现了独角兽企业的”年轻性”和其对专利布局的重视。
独角兽企业的创新能力不仅体现在专利布局上,在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这些数字化企业为主体的行业中不乏有商业模式创新的例子,企业充分利用客观条件,在各自的行业中迅速成长。以商业模式创新取胜,虽缺少技术发明,但它们更多的是使用技术的集成和应用,也是属于技术创新(张亮亮、陈志,2019)。不论是商业模式创新还是技术创新,都反映了独角兽企业的创新能力,是企业诞生和发展的核心动力。
4.平台企業的孵化
孙浩(2019)认为平台型企业是诞生独角兽企业的加速器,并指出全国最有实力的五家平台企业为阿里巴巴、腾讯、小米、百度和京东。这些巨型平台企业同样出现在上海独角兽企业的关系网络中,其中腾讯与阿里巴巴在这一体系中发挥关键作用,而另外三家企业在网络体系中并未呈现与其他节点显著不同的重要地位(图6)。
目前,腾讯与阿里巴巴作为国内具有领先地位的两大平台企业对上海市独角兽企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两大“巨头”都对文化娱乐行业“情有独钟”,但由于主营业务及兴趣的不同,他们的目光并非总是聚焦在一点:腾讯关注互联网金融与服务及汽车交通行业,而阿里巴巴则更“青睐”电商及科研行业(图7)。
传统企业整合资源孵化独角兽企业,而孵化出的独角兽企业发挥自身能量,开拓新市场,形成了创新技术集群,集群与集群相互联系形成了新经济的创新网络。在创新网络的发展中,平台衍生效应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姜鸣凤、马力,2019)。知识技术沿创新网络传播,各企业在交流中产生新的创意,为创新网络的活跃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活跃的创新网络推动新老技术的交替、新旧动能的转换,引领行业转型,促使新经济的崛起。
5.区域金融生态环境
“金融生态”最早由周小川提出,经过广大学者的不断深化发现,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对独角兽企业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借鉴季辰宇和熊慧明等(2019)学者构建的金融生态指标体系,根据科学性、系统性、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和可比性的原则,本文采用4个一级指标和11个二级指标构建评价上海市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
为得出上海市金融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以及重要的影响因素,文章采用因子分析方法,选取上海市2012年到2018年的有关数据,所有数据均来自上海市统计局所提供的统计年鉴以及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利用统计软件SPSS进行分析,将原始数据标准化,所有变量的数据范围一致化,排除量纲的影响。利用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选择前2个因子作为公共因子,其中第一公共因子能很好地解释变量x3、x7,第二公共因子能很好地解释除变量x3、x7以外的其余所有变量。最终得到因子得分系数表,并以此得出公共因子得分函数F1、F2,以两个公共旋转因子的贡献率作为权重,对F1、F2进行加权求和,求出综合得分F,详细结果见下表3。
表3显示,不同的时间对主因子的得分情况存在差异。上海的F1得分逐年上升,说明上海市对外开放与高等应届毕业生数情况较好,反映出上海市良好的社会治理能力和人才基础,为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支撑。F2相对于F1较高,说明上海市金融情况良好,巨大的金融资本集聚为企业创新提供了充沛的资金支持。从综合得分中可以看出,在此期间上海市金融生态环境得分持续上升,且增幅比较大,对应上海市独角兽企业数目的变化情况,可以认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与独角兽企业的形成为正相关关系。结合公共因子分析和金融生态环境的动态变化发现,上海市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中心,其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为独角兽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独角兽企业与新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
1.企业家精神是新经济发展的关键
新经济的崛起不仅需要丰富的科技创新资源以及产业资源,还需要企业家精神。在创业过程中,企业家基于前期工作和学习经验所获得的技术和能力,通过技术融合创造新技术和实现产业化(刘刚等,2018)。
企业家的教育经历和工作经验使其具备了充足的理论知识、较强的创新能力和丰富的行业经验,其学习阶段中的“校友”资源也为其获得更深层次上的知识和技术资源。通过资源和技术的不断整合,企业家充分利用了其创新能力和决策能力,为新旧动能的转换和新技术的产生做出贡献,在现有创新体系的基础上不断为其赋予新的动能,从而促进新兴技术的产业化进程,是推动新经济崛起和发展的关键因素。
2.独角兽企业成为创新引领者
独角兽的产生与发展依赖于颠覆性技术,据《2018年独角兽报告》指出,前沿科技型独角兽引领新一轮科技创新,因此,独角兽的创新发展又增进了颠覆性,促进了新兴技术的产生和产业化进程。新兴技术产业化是推进新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动力,快速成长的独角兽企业是新经济发展的引擎。
在适应市场的过程中,部分初创企业快速成长为创新型企业,并且逐步转型成为平台型企业,孵化出以独角兽企业为代表的创新型企业。独角兽企业的包容性使其不断打破产业边界、创造新的商业模式并形成新的业态,随着不同领域中代表生态化趋势的平台型企业的出现,从众多创业者中脱颖而出的企业逐渐成为某个技术群落的主导者,逐步形成专业化的产业生态。
四、结论
基于上海市42家独角兽企业的价值网络分析和统计分析,本文研究表明,以独角兽企业为代表的创新型企业是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和新旧动能转换的新动能,企业家精神、平台企业间的孵化是推动新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动力源泉。在创新型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创始人的前期学习和工作经验对企业创新和市场机会的快速识别均起到积极作用,通过企业创新活动的发展,以技术融合的方式产生新技术和实现产业化。因此,企业创始人与行业原有创新系统间的相互作用是催动新经济崛起的重要因素。 在新经济发展过程中,初创企业适应环境的变化,快速成长为以独角兽企业为典型代表的创新型企业,以其强大的包容性产生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生业态,逐步产生生态化趋势的平台型企业。作为其他经济行为主体的适应对象,创新型企业不断整合资源,以衍生和赋能的方式推动新创企业的形成,开拓新的市场,为新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活跃的创新型企业引领行业的转型,同时也促使新经济的起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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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韩新玥(1999.10- ),女,汉族,山东省德州市人,本科在读,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会计学院,研究方向:会计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