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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叙述视角看，《使馆楼》多声部的手法是对复调之对话性的解构。“我们”不仅是叙述者，还划定了主体与他者的边界，两者没有对话可能，同时“我们”的合法性也受到质疑。其次文本中模式固定的羽毛球赛代表了个体之间乃至族群之间的僵局。而固守民族边界并不能改变任何境况，只会让多元和谐的社会构想土崩瓦解。
关键词：《使馆楼》；扎迪·史密斯；多元文化；叙述视角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1-0-02
扎迪·史密斯的《使馆楼》再次以她熟悉的伦敦西北郊区为背景，展现出伦敦西北的多元现状。《使馆楼》延续了《西北》中对多元文化的再思考，书写个体在多元都市中的选择，以及多元都市面临的困境。
（一）对复调的解构：“我们”与“他们”
史密斯在她的长篇小说中常常使用多声部交织的手法来达到复调的效果，以展现当代都市中的多元混杂现状。复调的运用不仅使她的小说丰满而富有层次，还使作品呈现出一种“客观性”。此“客观性”既源于文本中“隐含作者”在价值判断上的缄默态度，同时还源于角色所拥有的平等发言权——不同个体的迥异观点在小说中相互制约与抗衡。因而文本中的角色保持着矛盾但平等的对话状态，而不同话语的交锋就像一场局势变化万千却又无法分出胜负的羽毛球赛。
在短篇小说《使馆楼》中，史密斯延续了多声部的寫作方式。小说开篇从叙述者“我们”的视角出发，勾勒出柬埔寨大使馆的形态，这看似是一种传统的独白式叙述方式，即“我们”代表作品中统一的隐含价值观。实质上“我们”只是形式上的全知叙述者，注视着法图和安德鲁，虽然不时现身发表评论，但总体上做到了对法图和安德鲁的客观呈现，所以“我们”不过是多声部里的一种声音。然而这种多声部话语却不再构成复调，而是对复调的解构。
由巴赫金提出的复调理论强调话语的对话性，“对话”成立的三个条件包括未完成性、平等性和非客体性。《使馆楼》里多声部并存的形式体现出各种思想的局限性，复合视角“我们”的评点并没有代替法图和安德鲁的声音，所以文本仍展现出观念的未完成性。不过“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划分却表明了平等之虚妄和对话之不可能。
“我们”是在威尔斯登出生成长的伦敦郊区居民，叙述者通过界定“我们”而确定了“他者”的范围——无论是“富庶的阿拉伯人”，还是贫穷的科特迪瓦人法图，都是他者。在叙述上，叙述者的叙述层次高于他者，“我们”可以对他者随意进行点评，法图和安德鲁无法跨层与“我们”进行交流。而在观念上，“我们”的评论带有主观性，看似漫不经心，实则不断强化主体与他者的区别。“我们”对他者的态度一半是漠视，一半是恐惧。法图对他者的好奇被称为眼界狭隘的兴趣，因为“我们”会选择待在自己的圈子里，无视无关紧要的异国。而出现在郊区的柬埔寨大使馆被叙述者看作是“入侵”，它令“我们”产生异样的惊讶情绪，甚至联想到“种族灭绝”。主体和他者的对立强调了二者的不平等，多声部的对话可能被否定，这是对复调的第一次解构。
第二次解构发生在“0-13”部分，叙述者对自己的话语合法性进行了质疑。叙述者坦言自己擅自代表了威尔斯登大众，只因叙述者出生在此，所以拥有代表大众的话语权。然而叙述者随即以另一观点解构了这一权力的合法性：“好多人都生在那里呢，说这个压根没什么意义，你我不属于同一个民族，谁也没法代表我们说话。”[1]然而如何确定此观点里出现的另一个“我们”的合法性？叙述者所秉持的排他意识确实体现出以出生地确定身份边界的狭隘之处，但固守民族的界限只是更加糟糕的方案。
《使馆楼》中的多声部话语不再拥有平等关系，话语之间的对话可能被抹除。不平等的话语虽仍在交锋，但这场羽毛球赛只剩下恒定格局，并且静默无声：“击球，扣杀。击球，扣杀。”
（二）对多元现状的考量：他者眼中的他者
法图是叙述者“我们”眼中的他者，她从科特迪瓦辗转来到伦敦，在一个巴基斯坦家庭里当保姆。如果说“我们”尚且对法图抱有同情心，那么她的雇主则是彻底把她当成异类。雇主对待法图的态度就像是对待奴隶，但法图竭力说服自己，认为自己的处境有别于“奴隶”，她还有一点自由。她的自由包括凝望柬埔寨大使馆上空飞着的羽毛球，在周天和教友安德鲁会面，以及每周一去健身中心游泳。零星的自由时刻让法图得以见识到更多元的社会，并探索属于自己的生存方式。
柬埔寨大使馆上空不同寻常的羽毛球吸引了法图的目光，羽毛球的运动轨迹几乎从未发生改变：“前一个打球的人总是有办法瓦解对方的扣杀，然后再一次把球打出舒缓而飘逸的弧线”，“对面那男人发挥得实在是稳定，简直带着十足的邪气……接住了那个证打着飘的球，再打回去——又是一个致命的、直线下压的扣杀”[2]，击球和扣杀总是不断循环。对新移民法图而言，次次致命的扣杀来自于雇主，他们不会留给对手喘息余地，而她则像墙内的接球者一样，只能尽力打出挑高球，以飘逸的弧线迎接下一次扣杀。羽毛球诡异的惯常性和法图恒定的无望生活相契合。一天，法图发现了一个从柬埔寨大使馆出来的女人，她对女人投去好奇的目光。在看到女人手提的常见的购物袋时，法图非常吃惊，因为在她眼中，“东方人只去自己的商店买东西，就是那种神秘兮兮的房子”，她认为“自给自足的作风”是“一个民族保持巨大凝聚力的秘诀”[3]。法图的思索让她想要尝试打破僵局，当再观看空中的羽毛球时，她感到“一阵方向莫测的风”会把飘忽的挑高球吹到她的手上，然而迎接她的仍是一记无可改变的致命扣杀。
法图悟到“自有安排”才是一个民族生存下去的关键，经过周天和安德鲁讨论，法图不仅没能改变想法，反而更加确信自己的正确性。她秉持乡村即简单，城市即苦难的二元观点；同时还难以对“非洲同胞”以外的其他族群产生共情之感，她认为自己以及非洲同乡承受了更多苦难。面对生活的难题，法图寻找到的解决方案是固守自己的黑人性，抵抗她眼中的一切他者。 雇主解雇了法图，原因是无法接受保姆法图竟然变为救命恩人的事实，此极为荒谬的结果是对法图的最后一次扣杀，这让法图进一步认同“自有安排”的力量。被解雇的法图又去了健身中心游泳，游泳对于法图而言，是和身体进行交流的过程，在对身体的操控中，法图获得了对生活的掌控感；同时游泳的经历是她能与过去的回忆相连的唯一途径。法图与自己身体的交流以及对民族内部自给自足能力的假想，令她感到心情舒畅，似乎生活的更多可能正在向她开放。但是法图对曾帮助过她的并且友善的柜台女孩冷眼相待，她不愿意“流露出一丁点感激来”，因为“感激是另一种奴役，你最好还是能‘自有安排’”[4]。法图彻底拒绝了沟通的可能，转而沉浸于游泳之中。这种自我保护策略的极端化只是故步自封，它会消除个体之间沟通的机会，以及瓦解民族之间融合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使馆楼》一共21章，章节的划分与羽毛球赛的比分相契合，从0-1开始直到0-21结束。在小说结尾，羽毛球没有落地，击打方式也没有改变，但对法图来说，她正走向扭转“暴戾”和“怀着希望”的对峙格局的新开始。然而叙述者“我们”的出场再一次指明法图的他者地位，无法融入都市的法图如何改变羽毛球的走向？末章0-21既标明小说的完结，还宣告羽毛球赛中一方的完败。究竟哪方失败不得而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都市主流群体与少数族裔的对立，以及少数族裔对同质性的固守无疑是对多元文化的暴击。缺乏沟通的多元文化社会就像仓促拼凑的拼图，一块块拼图只是恰好被置于框架之内，无法真正从内部相联结。过于强调差异而缺乏明确共性，只会让多元文化社会变成在球赛中完败的一方。
注释：
[1]扎迪·史密斯，英国，《使馆楼》，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P51.
[2]扎迪·史密斯，英国，《使馆楼》，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P29.
[3]扎迪·史密斯，英国，《使馆楼》，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P28.
[4]扎迪·史密斯，英国，《使馆楼》，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P88.
参考文献：
[1]巴赫金，《巴赫金全集》，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扎迪·史密斯，《使館楼》，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版.
[3]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四川：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关键词：《使馆楼》；扎迪·史密斯；多元文化；叙述视角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1-0-02
扎迪·史密斯的《使馆楼》再次以她熟悉的伦敦西北郊区为背景，展现出伦敦西北的多元现状。《使馆楼》延续了《西北》中对多元文化的再思考，书写个体在多元都市中的选择，以及多元都市面临的困境。
（一）对复调的解构：“我们”与“他们”
史密斯在她的长篇小说中常常使用多声部交织的手法来达到复调的效果，以展现当代都市中的多元混杂现状。复调的运用不仅使她的小说丰满而富有层次，还使作品呈现出一种“客观性”。此“客观性”既源于文本中“隐含作者”在价值判断上的缄默态度，同时还源于角色所拥有的平等发言权——不同个体的迥异观点在小说中相互制约与抗衡。因而文本中的角色保持着矛盾但平等的对话状态，而不同话语的交锋就像一场局势变化万千却又无法分出胜负的羽毛球赛。
在短篇小说《使馆楼》中，史密斯延续了多声部的寫作方式。小说开篇从叙述者“我们”的视角出发，勾勒出柬埔寨大使馆的形态，这看似是一种传统的独白式叙述方式，即“我们”代表作品中统一的隐含价值观。实质上“我们”只是形式上的全知叙述者，注视着法图和安德鲁，虽然不时现身发表评论，但总体上做到了对法图和安德鲁的客观呈现，所以“我们”不过是多声部里的一种声音。然而这种多声部话语却不再构成复调，而是对复调的解构。
由巴赫金提出的复调理论强调话语的对话性，“对话”成立的三个条件包括未完成性、平等性和非客体性。《使馆楼》里多声部并存的形式体现出各种思想的局限性，复合视角“我们”的评点并没有代替法图和安德鲁的声音，所以文本仍展现出观念的未完成性。不过“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划分却表明了平等之虚妄和对话之不可能。
“我们”是在威尔斯登出生成长的伦敦郊区居民，叙述者通过界定“我们”而确定了“他者”的范围——无论是“富庶的阿拉伯人”，还是贫穷的科特迪瓦人法图，都是他者。在叙述上，叙述者的叙述层次高于他者，“我们”可以对他者随意进行点评，法图和安德鲁无法跨层与“我们”进行交流。而在观念上，“我们”的评论带有主观性，看似漫不经心，实则不断强化主体与他者的区别。“我们”对他者的态度一半是漠视，一半是恐惧。法图对他者的好奇被称为眼界狭隘的兴趣，因为“我们”会选择待在自己的圈子里，无视无关紧要的异国。而出现在郊区的柬埔寨大使馆被叙述者看作是“入侵”，它令“我们”产生异样的惊讶情绪，甚至联想到“种族灭绝”。主体和他者的对立强调了二者的不平等，多声部的对话可能被否定，这是对复调的第一次解构。
第二次解构发生在“0-13”部分，叙述者对自己的话语合法性进行了质疑。叙述者坦言自己擅自代表了威尔斯登大众，只因叙述者出生在此，所以拥有代表大众的话语权。然而叙述者随即以另一观点解构了这一权力的合法性：“好多人都生在那里呢，说这个压根没什么意义，你我不属于同一个民族，谁也没法代表我们说话。”[1]然而如何确定此观点里出现的另一个“我们”的合法性？叙述者所秉持的排他意识确实体现出以出生地确定身份边界的狭隘之处，但固守民族的界限只是更加糟糕的方案。
《使馆楼》中的多声部话语不再拥有平等关系，话语之间的对话可能被抹除。不平等的话语虽仍在交锋，但这场羽毛球赛只剩下恒定格局，并且静默无声：“击球，扣杀。击球，扣杀。”
（二）对多元现状的考量：他者眼中的他者
法图是叙述者“我们”眼中的他者，她从科特迪瓦辗转来到伦敦，在一个巴基斯坦家庭里当保姆。如果说“我们”尚且对法图抱有同情心，那么她的雇主则是彻底把她当成异类。雇主对待法图的态度就像是对待奴隶，但法图竭力说服自己，认为自己的处境有别于“奴隶”，她还有一点自由。她的自由包括凝望柬埔寨大使馆上空飞着的羽毛球，在周天和教友安德鲁会面，以及每周一去健身中心游泳。零星的自由时刻让法图得以见识到更多元的社会，并探索属于自己的生存方式。
柬埔寨大使馆上空不同寻常的羽毛球吸引了法图的目光，羽毛球的运动轨迹几乎从未发生改变：“前一个打球的人总是有办法瓦解对方的扣杀，然后再一次把球打出舒缓而飘逸的弧线”，“对面那男人发挥得实在是稳定，简直带着十足的邪气……接住了那个证打着飘的球，再打回去——又是一个致命的、直线下压的扣杀”[2]，击球和扣杀总是不断循环。对新移民法图而言，次次致命的扣杀来自于雇主，他们不会留给对手喘息余地，而她则像墙内的接球者一样，只能尽力打出挑高球，以飘逸的弧线迎接下一次扣杀。羽毛球诡异的惯常性和法图恒定的无望生活相契合。一天，法图发现了一个从柬埔寨大使馆出来的女人，她对女人投去好奇的目光。在看到女人手提的常见的购物袋时，法图非常吃惊，因为在她眼中，“东方人只去自己的商店买东西，就是那种神秘兮兮的房子”，她认为“自给自足的作风”是“一个民族保持巨大凝聚力的秘诀”[3]。法图的思索让她想要尝试打破僵局，当再观看空中的羽毛球时，她感到“一阵方向莫测的风”会把飘忽的挑高球吹到她的手上，然而迎接她的仍是一记无可改变的致命扣杀。
法图悟到“自有安排”才是一个民族生存下去的关键，经过周天和安德鲁讨论，法图不仅没能改变想法，反而更加确信自己的正确性。她秉持乡村即简单，城市即苦难的二元观点；同时还难以对“非洲同胞”以外的其他族群产生共情之感，她认为自己以及非洲同乡承受了更多苦难。面对生活的难题，法图寻找到的解决方案是固守自己的黑人性，抵抗她眼中的一切他者。 雇主解雇了法图，原因是无法接受保姆法图竟然变为救命恩人的事实，此极为荒谬的结果是对法图的最后一次扣杀，这让法图进一步认同“自有安排”的力量。被解雇的法图又去了健身中心游泳，游泳对于法图而言，是和身体进行交流的过程，在对身体的操控中，法图获得了对生活的掌控感；同时游泳的经历是她能与过去的回忆相连的唯一途径。法图与自己身体的交流以及对民族内部自给自足能力的假想，令她感到心情舒畅，似乎生活的更多可能正在向她开放。但是法图对曾帮助过她的并且友善的柜台女孩冷眼相待，她不愿意“流露出一丁点感激来”，因为“感激是另一种奴役，你最好还是能‘自有安排’”[4]。法图彻底拒绝了沟通的可能，转而沉浸于游泳之中。这种自我保护策略的极端化只是故步自封，它会消除个体之间沟通的机会，以及瓦解民族之间融合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使馆楼》一共21章，章节的划分与羽毛球赛的比分相契合，从0-1开始直到0-21结束。在小说结尾，羽毛球没有落地，击打方式也没有改变，但对法图来说，她正走向扭转“暴戾”和“怀着希望”的对峙格局的新开始。然而叙述者“我们”的出场再一次指明法图的他者地位，无法融入都市的法图如何改变羽毛球的走向？末章0-21既标明小说的完结，还宣告羽毛球赛中一方的完败。究竟哪方失败不得而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都市主流群体与少数族裔的对立，以及少数族裔对同质性的固守无疑是对多元文化的暴击。缺乏沟通的多元文化社会就像仓促拼凑的拼图，一块块拼图只是恰好被置于框架之内，无法真正从内部相联结。过于强调差异而缺乏明确共性，只会让多元文化社会变成在球赛中完败的一方。
注释：
[1]扎迪·史密斯，英国，《使馆楼》，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P51.
[2]扎迪·史密斯，英国，《使馆楼》，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P29.
[3]扎迪·史密斯，英国，《使馆楼》，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P28.
[4]扎迪·史密斯，英国，《使馆楼》，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P88.
参考文献：
[1]巴赫金，《巴赫金全集》，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扎迪·史密斯，《使館楼》，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版.
[3]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四川：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