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以山水画、人物画创作为主体的长安画派创作群体中，康师尧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其审美关注点长期集中于对大自然中花鸟世界的研究，并持之以恒地进行创作，以其清新典雅的风格成为长安画派花鸟画中的典范。他紧紧把握住时代气息，以源于生活的艺术创作，为广大群众带来别具匠心、妙趣横生的艺术作品，丰富了长安画派的艺术风格。本文对康师尧花鸟画艺术风格的探索，展现了艺术家对时代的呼应，为当下艺术创新提供了一条值得借鉴的路径。
　　[关键词] 康师尧 长安画派 花鸟画 艺术风格
　　长安画派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重要的绘画流派之一，与岭南画派、新金陵画派等共同书写了20世纪中国绘画波澜壮阔的篇章，以其鲜明的艺术主张和创作手法，对当代中国画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它“创造了以地域特色来表现社会主义革命内容与民族气派、传统特色有机融合”[1]的新的艺术风貌，产生了以赵望云、石鲁、何海霞、方济众、康师尧、李梓盛为代表的画家群体，并形成了以山水、人物画创作为主体的题材特色，为新中国艺术史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然而，在这批代表画家中，作为一位固守清新典雅艺术风格并持之以恒倾注自己心血的画家，康师尧是独具特色而又难能可贵的。他更多地将花鸟画创作作为自己艺术创作的核心主题，为整体上磅礴大气的长安画派带来了一股柔情与清新之风。刘曦林曾评价康师尧是长安画派不可或缺的主将之一，认为“没有康师尧，长安画派很可能是一个别样的相对较为单一的群体”[2]，足见其价值所在。
　　一、触类旁通
　　康师尧（1921—1985），笔名康巽，河南博爱县人。1944年，康师尧毕业于四川江津武昌艺专绘画科国画专业。在校期间，他曾随王道平学习工艺美术，一年后因王道平前往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任教而改随唐一禾学习素描，后再师从张肇铭学习传统工笔花鸟画与仕女画，并崇徐、黄之法，由此康师尧具备了从工笔到写意的笔墨技能，这为其后期绘画风格的形成打下了基础。1952年，他加入西北美术工作者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前身）。1956年，任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国画研究室主任，与石鲁、赵望云等艺术家朝夕相处，共研画艺。1983年，任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1984年，任陕西国画院副院长。在“成家立业”、创立“独特风格”的藝术氛围中，他致力于中国画创新，其间代表画作有《芙蓉》《秋意图》《葵花向阳开》《竹林小鸟》等。他的作品以清新典雅为主调，兼工带写，既有传统笔墨的意蕴表达，又有新生活的体验，自具风貌。
　　通过对康师尧的艺术创作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他是一位涉猎广泛，且能触类旁通，具有多样才华的艺术家。他的作品不仅蕴含了深厚的中国画传统功力，还很好地承袭了文人画笔墨“以诗入画，诗情画意”的文脉。他拥有良好的中国画笔墨传统和工艺美术基础，更注重对唯美气质的追求，其作品风格在视觉上更趋细腻，所以他能够成功跨界，并在美术与设计两个领域取得了累累硕果。他的中国画作品《野塘鱼戏》《花丛处处起高楼》《山丹丹红艳艳》《盘盘葵花向太阳》等，以及为人民大会堂陕西厅设计的屏风与地毯、在西安特种工艺美术厂设计的《春香闹学》《十二鸳鸯》《四季花鸟》等不同材质的屏风，均能在中国画传统与工艺美术的风格转换中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位善于思考、善于将实践与理论相总结的艺术家。他在创作之余，钻研艺术理论和实践规律，通过撰写《画花》《家具色彩探讨》《写意花卉技法探索》《从西安半坡彩陶得到的启示》《国画基本技法》《传统工艺变化初探》等著作和文章，较为系统地梳理了自己的创作思想，提出了“画花如画人”的重要艺术主张，其主旨思想并不是所谓清高绝俗的文人气质，而是从歌颂勤劳朴实的劳动人民和宣扬革命情怀的路径介入新中国画的探索，这又让他的作品与传统文人画拉开了距离，这在其创作的《咏梅诗意图》《陈毅诗意》《喜丰收》等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康师尧后来曾回忆1971年在户县插队时所画“脱水包谷”一事，用以说明“花鸟画的抒情，必须有来自斗争生活的真情实感”[3]。
　　宋代朱熹认为“乃学者用功之深，穷理之熟，然后能融会贯通”，康师尧的艺术即是如此。纵观其所涉猎的多种艺术形式，正是生活中的长期积淀，促发了他主观的审美意识，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关于美的思考，并通过画家之笔墨表达，最终形成了具有个人特色的绘画与设计风格。在实践之余，他更进一步总结出艺术创作的规律，著书立说，以达到教书育人、推陈出新的目的。
　　二、“操千曲而后晓声”
　　《论语》有句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表明，只有演奏过成千上万的曲子，才能懂得音乐，观察过上千的宝剑，才能识别兵器，足见博闻强识和大量的知识积累对个人的思考与创作有着非同一般的作用。艺术史上任何一件成熟的艺术作品，都需要经过千百次的打磨，所谓“百炼成金”，由量变而引发质变。高超的艺术水平离不开艺术家对生活的深入体察以及长时间实践、摸索获得的审美经验，即所谓“熟能生巧”。康师尧的创作中，无论是花鸟鱼石、蔬菜瓜果，都能表现得形态传神、栩栩如生，发人深思，使人在“不尽之景”中受到感染，领会“景外意”“意外妙”的审美效果。这种笔法的表现力正是建立在对题材与技法不断的琢磨之中的。据康爱萍回忆，其父康师尧只要有一点时间就去画眼前的事物，“速写本始终不离手”[4]。事实上，康师尧对绘画表现对象的观察是细致入微的，他不同于大写意画家偏重概括的方式，而倾心于以入微的观察、精细的描绘，用鲜活的色彩还原大自然中花鸟世界的缤纷美景。那些沉潜于翡翠般荷叶下的游鱼，隐身于金色草丛中的野鸭，阳光下农家院子里丰收的玉米，凡此种种，无论是造型、色彩、构图，甚至线条、节奏都是那么自然、真实，没有一丝一毫的马虎。可见，康师尧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是通过对事物的认真观察、反复思考，才达到胸有成竹的熟练程度，完成了对物象形态与艺术表现的把握。 　　同那个时代的许多画家一样，康师尧非常重视创作与时代精神的呼应，注重表现生活气息。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的玉米、谷穗、油菜，正是他“不忘种谷人”思想的流露。他画的白菜、南瓜、豆角、西红柿，“不是文人清高的蔬笋气的表现，而是为了慰藉那些生产者，为了歌颂农民的劳动”[5]。依托于大量实践与缜密观察，通过对生活元素的提取，达到对创作能量的补充，是康师尧提升艺术感染力的重要途径。例如创作于1964年的《翠浪金涛》，就是他在陕西城固梁家庵之所见。再如创作于1972年的作品《喜丰收》，就是以农村生活常见的玉米作为题材。玉米捆绑在一起的细节，反映的是关中农村在秋收之后，经常将玉米结串挂在房梁、树杈上晒干的习惯。这些作品都得益于他在户县农村插队的经历，是很难凭想象完成的。还有他1975年赠予画家田登五的画作《田园情趣》，画面中田间的大白菜都留有绑绳，这种捆扎大白菜的方式，是农民在大白菜生长的后期，为了防止霜冻，让包心生长更紧实而进行的常规操作。这些真实的细节来源于生活，表现了生活的趣味，正是康师尧对现实细微观察的结果，也印证了“艺术源于生活”的道理。
　　在康师尧的绘画作品中，既有“观千剑而后识器”的积淀，也有“周听则不避，稽验则不惶”的态度。据其女康爱萍回忆，康师尧在画农作物时，向农民学习了很多东西，“一旦有创作，他就去农民中征求意见，请他们帮助看看有什么不足”[6]。康师尧绘画中的真实也得益于他广泛的交流与学习，甚至从兒童的画作上也能获得裨益。他博采众长，最终创作出了具有显著个人风格特征、包含旺盛生命力、带有生活细节的作品。
　　三、别具匠心，富有意趣
　　康师尧的绘画风格在长安画派的绘画作品中是独具特色的。他的笔墨清新淡雅，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加入了对自身绘画经验的总结，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在对中国画绘画技巧的继承与创新上，他认为，不能简单地照搬古人，而是应该“由作品意境的领略而探求作者的构思，从形象上追求其概括的造意，以至笔情墨趣和色彩的处理”[7]。他的作品也注重意境的表现，而非对古画的照搬。他说：“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境界，也需要在表现技法上有所变化。一幅作品在形式上的统一感必须注意，但不一定以一法贯之。”[8]因此，他的作品包含了统一的形式之美，在技法上更注重最终效果的呈现，即便相同的题材，也会以不同的处理手法进行表现。例如同样表现玉米这一农作物题材，《喜丰收》与《粒粒皆辛苦》在相似的画面构图中，画家通过笔墨表现出的画面意味却有很大的不同。
　　在《喜丰收》中，康师尧以藤黄表现玉米颗粒成熟后饱满的色泽，鲜亮的色彩在视觉审美上营造出一种欢快、喜悦的情感。图中除了颗粒紧实的玉米外，还有以花青、三绿等颜色绘制的苞叶，表现出新鲜的玉米在采摘后等待捆绑成串的状态。而在《粒粒皆辛苦》中，则主要运用了墨色与朱磦，对黄土地进行大面积渲染，以大量的留白突出表现主体——成捆的玉米。不论是已经排列成串的玉米，还是刚刚采摘的玉米，鲜艳色彩统一了画面，虽然强调并凸显主体物，反而侧重表现了土地上的玉米。
　　同样是写意画，康师尧1981年创作的《秋雨》，在笔墨技法上就不同于蔬菜、谷物等内容的表现方式。画面以浓墨晕染的山石作为主体，以淡色湿墨描绘相互交错的植被。整幅作品以湿润的画法展现出秋天的菊花被雨水冲刷过后憔悴的状态。不同技法的运用，在不同表现题材上相得益彰，是康师尧不局限于传统、融入创新求变意识后的革新。在艺术的创作上，他结合了宋画工笔清新淡雅之风，同时推陈出新，结合现代色彩、构图、审美的方式阐释主观思维下对客体世界的理解。除此之外，他运用中国传统绘画技巧，使用水彩颜料在不同材质的载体上进行尝试。正因为此，在康师尧的绘画中，我们可以见到传统手法的集成与绘画的革新，既有细腻真实的刻画，有兼工带写的描绘，也有浓淡相宜的笔墨挥洒，在色彩、笔墨和表现手法各个方面都有其独到之处。
　　康师尧在画作中也注意表达趣味和深层次的含义。例如，1984年创作的《花丛处处起高楼》，他通过花鸟、高楼建设展现时代的变迁，还有同年创作的《事事要清白》，画面以柿子和白菜寓意做人应该事事清白无瑕。这种趣味性的表达体现了画家的别具匠心，也反映了康师尧对生活的思考和对时事的关注。
　　四、新情新意
　　长安画派的代表画家石鲁提出“思想是笔墨的灵魂”，通过辩证的笔墨观为传统笔墨理论提供一种新的发展方向。康师尧的花鸟画是长安画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的作品融入了自身对生活的热情，同时紧紧把握住时代精神，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带有强烈的人文精神。
　　康师尧大量的绘画作品中有一种强烈的生命力，体现出他对自然的尊重。在他笔下没有传统文人画惯常表达的那种个人的忧愤、失落，他赋予笔下的植物欣欣向荣的生命力，又将动物活灵活现地绘于宣纸之上，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始终对生活充满了炽烈的感情和探究的热情，其作品表现出了“真”“细”“鲜”“柔”的特点，画面真实细腻、别具一格，一改人们对西北粗犷风格的印象，为长安画派增添了几分柔情。
　　将传统文人画中的花鸟鱼虫赋以更深层次的寓意也是康师尧的独特之处。他关注时代、关注社会、关注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并以满腔的热情在他的作品中加以展示。例如他的《葵花朵朵向阳开》《山丹丹花开红艳艳》《一曲高歌东方红》为生活中司空见惯、寻常的花卉，赋予了新的含义，婉转表达了对革命精神的歌颂。他的《鲜花送模范》《我们要像蚕一样把最后的一根丝都吐出来贡献给人民》是对奉献精神的赞扬。在《南泥湾》《花丛处处起高楼》中，他以当下生活的新变，寓意了对美好未来的祝福。在《粒粒皆辛苦》《田园情趣》中，通过饱满的豆角、玉米、南瓜的造型，表现了对劳动收获的深情和对劳动人民的歌颂。由此可见，在康师尧笔下的花鸟鱼虫、瓜果蔬菜中，我们不仅能看到绘画技法的体现，还能看到融入其中的深厚感情，以及对高尚品格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人民精神的歌颂，这是以艺术的表现形式留下时代的印记。“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学习传统笔墨技巧，探索新的表现方法，将自己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对生活的感受融入其间，也体现了长安画派扎根于人民，为人民服务的艺术价值观。
　　结语
　　作为长安画派的重要一员，康师尧的绘画除了具有长安画派总体风格上的“豪迈、雄伟、质朴、深沉”的特征外，更多了一些自然、细腻、柔美、清新的特征，在长安画派中别具一格。他通过大量的写生，从生活实践中吸取创作的力量，同时以兼听则明的态度，尊重艺术规律，扎根于生活，虚心地向传统、向生活、向劳动人民学习，因此他的画作展现出了多样性发展的特点，既包含传统院体绘画中的清新典雅，也吸收了民间工艺美术的工整精致，更有新时代新生活的元素，并融入趣味性的表达，形成了鲜明的风格，展现出一个优秀艺术家与时代精神的呼应，为当下的艺术创新提供了一条值得借鉴的路径。
　　（屈菁/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本文为陕西省教育厅专项基金项目“长安精神视域下的中国画创作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JE13001。）
　　注释
　　[1]屈健. 20世纪"长安画派"及其影响研究[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4：179.
　　[2]刘曦林.山花如人——序《康师尧花鸟画集》[M]//康爱萍.康师尧花鸟画集.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2.
　　[3]康师尧.康师尧手稿[Z].1978.
　　[4]内容出自康爱萍口述，采访人为刘艳卿，采访地点为陕西西安，采访时间为2016年8月。[5]同注[2]。
　　[6]同注[4]。
　　[7]康师尧.画花[J].美术， 1962，（1）：44.
　　[8]同注[7]，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