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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七八年时间的调整、充实与打磨，我的书学论集增订本，终于由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了。
我的书学论集共五卷，分别为《书法美学概论》《书法美的现代阐释》《20世纪书法史绎》《当代书坛批判》《兰亭学探要》。其中，第一卷和第三卷为论著，第二、四、五卷为论文集，初版于2011年（安徽教育出版社版）。由于编选仓促，上次出版不可避免地留下一些遗憾。比如有几篇学术性不强的文章入了集，各卷校对质量还有待提高，末卷印刷时漏印了半个页面，书中插图有的清晰度不够，等等。几年过去，这些遗憾一直横亘心头，时至2014年，我便想到通过重编加以弥补。
重编，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颇感困惑。比如，首先要弄明白编多少卷合适的问题。
我的写作算不上勤奋，但林林总总亦发表了300余万字，如果不加选择，把那些一般理论探讨文字，书史简述文字，书论类编文字，浅近批评文字，常识普及文字，应约书家评介、著述评介文字，古代与近现代书迹赏析文字，有关活动报道文字，以及有关笔谈文字等，全部收拢过来，编个10卷本，或薄些编个更多卷本，也能轻松做到。只是这样的大杂烩式集子（更不用说像有些同道，把那些与书法无关的说史、说文、说诗、说词、说画与说其他文字，或自作诗词、散文与读书笔记等文字，尽数入集，向书法人展示），读者会感兴趣吗？如果不感兴趣，编集子岂不变成自娱自乐了？意义又何在呢？
这样一想，我便拿定主意—还是远离贪多求全，走“精选”之路吧。除刚完成的14万字论著《〈兰亭序〉史话》交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已版），35万字论著《兰亭学》交上海书画出版社出（待版）外，余下文字只选五卷。
重编五卷，当然意味着要与初版拉开距离。可叹的是，实际上却做不到，于是自问：是否一定要重编呢？如对初版篇目进行适当调整，删去部分不太重要的篇目，而加进初版以后陆续发表的一些重要或比较重要篇目，出个增订本，再对原有的诸多遗憾予以弥补，岂不更好？
随后，通过多种形式，又征求了一些师友的意见，他们都赞同我的想法—与其重编，不如出增订本。
好，那就出增订本吧！
出增订本，编排上自然不用太费事，在初版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各卷之间只须加以微调，如将第二卷几个篇目（与第一卷有关联的篇目）移至第一卷，将第四卷几个篇目（与第二卷有关联的篇目）移至第二卷。再就是对第二卷、第四卷与第五卷篇目进行补充，同时删去第四卷中几个学术分量较轻的篇目，等等（详见各卷之后的《增订记》）。编好之后，粗略统计一下，较之初版（150余万字），增加了30余万字。这样，增订本容量便有180余万字，虽称不上皇皇巨著，但也足以展示本人30余年来的一份小小收获。
为确保增订本的高质量，从文本内容到文本形式，我都做出了难为外人细道的努力。
努力之一：查找原文，核对引文。早年撰文，因受客观条件限制，需要引文时，常从他人著述中转引，而这样一来，谬误便在所难免。比如为探讨西方表现主义绘画运动与中国书法的关系，曾从一部著述中转引了英国赫伯特·里德《现代绘画简史》第七章中的一段话：“一个新的绘画运动崛起，这个运动至少部分地直接受到中国书法的启示。”后来，我购得一本《现代绘画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遍查第七章甚至全书，就是未找到此条引文。问作者，作者查阅后明确告诉我说，他误将己言当作了引文。再如，南宋桑世昌《兰亭考》开篇引唐杜佑《通典》中的一句话：“兰亭，山阴汉旧县亭，王羲之《曲水序》于此作。”（多种古籍版本均如此）但实际上，《通典》原文写作：“山阴，汉旧县。《越绝书》曰：‘勾践小城，山阴是也。’兰亭，王羲之《曲水序》于此作。”（多种古籍版本均如此）等等。这些无不说明，转引之文，或漏字，或衍字，或讹字，或錯简（前后颠倒），往往是不大可靠的。为此，我花了半年多时间，对五卷中的引文，从头到尾，逐条核对原文，有错必纠，务使引文与原文完全一致。
努力之二：统一注释，完善注释。由于入集文字写于不同时段，文后注释要素详略不一、前后位置不一，放到一块儿显得很凌乱。所以，必须将它们予以统一、完善。这种统一、完善，虽不一定要照搬什么“国际惯例”，但方便读者查对原文或参考文献的原则不能漠视。遵照此原则，统一、完善注释的体例便不难确定下来，比如，著作类这样安排—作者（或编者）、著作、页码（古籍类可用汉字标注，还可前缀卷数;现当代著作类，一律用阿拉伯数字标注）、丛书（无者则略）、出版社、年代版别（古籍类标注版本名称即可）;报刊类则这样安排—作者、篇目、报刊、日期（报：具体到某年某月某日，特殊者加期数）或期数（刊：具体到某年某期，特殊者加总期数）。体例之外，对注释中的著作一项，还得注意一个权威版本问题。特别是古籍，不宜用普及本，也不宜用非古籍专业出版社出版的现当代点校本。为严谨起见，学者们在运用古籍时，大多采用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现当代点校本（影印版除外）。显然，这又同时涉及引文上的注意事项。
努力之三：整体审视，化解对立。编个人的集子，无非两种模式，一种是原刊稿面目如何，收入集子中的同篇文稿面目亦如何;另一种则是，收入集子中的文稿面目基本上与原刊稿一致，但同时又做适当的局部修改。以上所说查对原文纠正引文错误，统一和完善注释等举措，亦属后一模式所为。笔者在编个人论集时，采用的是第二种模式。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的想法，就是要让自己的五卷论集成为一个全新的独立存在，而不仅仅是过去发表文字的简单汇总。为此，我对编好的五卷论集给予了整体上的审视，一旦发现对立现象，比如后期相对成熟的提法与前期有矛盾或不同之处（尽管极少），则要么删去前期之表述（偏于矛盾性的表述，且确保不损伤原文结构与主旨），要么在前期之表述（偏于矛盾性的表述）的后面加按语说明后来已改变，要么改同后期之表述（偏于不同性的表述）。这不是悔其“少作”，也不是有意篡改“历史”，而是对读者负责，不让读者面对你的矛盾表述或不同表述而无所适从。与之相应，则是对五卷之间的互引文字据前（原文）改后（引文），予以统一。其实，采用第一种模式，只适合后人编前人的集子，因作者已经离世，编者是无法也不能对编选对象妄加修改的。但即便如此，编者还得对编选对象依据新的编校规范予以“技术处理”，否则编出的集子就会“不合格”。后人编前人集子，在非特殊情况下，也不用考虑取舍问题，而是收集了多少就编入多少，为的是尽量展示作者创作之“全貌”，即使个别篇目作者自己未必认同，但对读者而言可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由此可见，追求原汁原味，是后人编前人集子的基本做法;而我的五卷论集由本人自编，就得秉持整体审视、化解对立之原则，对最初发表稿给予必要而适当的局部修改。 努力之四：反复校对，剔除“沙子”。读书人最烦、最无奈的事，莫过于碰到阅读物中的错别字，那种感受，就像吃饭时碰到沙子，难受极了。正因为如此，看起来不起眼的校对，便显得极其重要。过去，出版社为事业单位，不太强调经济效益，一个编辑一年或数年往往只须编一本书，慢工出细活儿，那校对质量自然能够得到保证。但后来，出版社改制成了企业，不得不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一个编辑一年之内就得编三四本甚至更多本书，根本来不及细校书稿。试想，这样出版的图书，“沙子”能不随处可见吗？本人出版五卷本论集，校对主要由本人来完成。按说，自己最熟悉自己的书稿，校对起来很轻松，其实不然，这样更容易“视而不见”，更容易留下潜在差错。毕竟，校对也是一门特定专业啊。所幸笔者1994年应邀赴安徽美术出版社担任《书法之友》杂志特约编辑，代校相关图书，积累了一定专业校对之经验，因而，校对起自己的书稿来，倒也得心应手。但即便如此，笔者也要辅之以两个保障措施，即数月（有时三个月，有时五个月或更长）之间隔与增加校对次数，否则校对质量仍然得不到保证。我的五卷本论集（包括初版和增订本）校对，始于2004年初编之际，终于2021年付梓前夕，时长十六七年，校次有二十余校。难得的是，本次增订本书稿交付出版社之后，遇到了又一个“所幸”，即近年来的出版社，回归注重社会效益，强化流程管理，对书稿严格三审三校，既把内容关，亦把校对关，纠正了本人尚未意识到的诸多差错（主要是用字、用词、句式与标点符号上的差错）。而今，不敢说书稿中的“沙子”已剔除殆尽，但逼近剔除殆尽，却完全可以自信。稍感无奈的一点是，根据新的编校规范，五卷论集中的专业术语“兰亭論辨”之“辨”均被改成了“辩”字。
努力之五，也是最后一个努力，即专业设计，精装印制。如果说以上几种努力偏于文本内容的话，那么，这最后一种努力则偏于文本形式。一种好的出版物，文本内容自是重中之重，必须花最大的精力去做好。但文本形式亦不可不加考虑，因好的文本形式会彰显好的文本内容;反之，不好的文本形式，也会将好的文本内容遮蔽、打折扣。2011年出版的本人论集（初版），无论封面设计还是开本、装帧等都不太理想。本来，文本形式如何纯是出版社编辑的事，但为了把增订本做得更好，笔者还是专程赴出版社，与责任编辑、装帧设计编辑，当面敲定拙集增订本的文本形式设计。较之初版，新出的增订本，封面采用特种纸特种印制，素雅而时尚;开本采用正度大16开，亦显端庄、大气;内页文字排版疏朗，周边留白较多，空灵通透;全套硬面圆脊精装，实现名副其实之升级，有了新的品相，也有了新的档次。
以上努力，做起来很拙、很琐碎，甚至还带有几分迂腐。但这一切，都是为了效仿工匠、安顿自我，让眼下五卷增订本少点遗憾，经得起推敲，经得起检验，并进而成为一套“合格”的当代书学出版物。
唯不知，我的奢想实现了没有？
2021年5月改定
我的书学论集共五卷，分别为《书法美学概论》《书法美的现代阐释》《20世纪书法史绎》《当代书坛批判》《兰亭学探要》。其中，第一卷和第三卷为论著，第二、四、五卷为论文集，初版于2011年（安徽教育出版社版）。由于编选仓促，上次出版不可避免地留下一些遗憾。比如有几篇学术性不强的文章入了集，各卷校对质量还有待提高，末卷印刷时漏印了半个页面，书中插图有的清晰度不够，等等。几年过去，这些遗憾一直横亘心头，时至2014年，我便想到通过重编加以弥补。
重编，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颇感困惑。比如，首先要弄明白编多少卷合适的问题。
我的写作算不上勤奋，但林林总总亦发表了300余万字，如果不加选择，把那些一般理论探讨文字，书史简述文字，书论类编文字，浅近批评文字，常识普及文字，应约书家评介、著述评介文字，古代与近现代书迹赏析文字，有关活动报道文字，以及有关笔谈文字等，全部收拢过来，编个10卷本，或薄些编个更多卷本，也能轻松做到。只是这样的大杂烩式集子（更不用说像有些同道，把那些与书法无关的说史、说文、说诗、说词、说画与说其他文字，或自作诗词、散文与读书笔记等文字，尽数入集，向书法人展示），读者会感兴趣吗？如果不感兴趣，编集子岂不变成自娱自乐了？意义又何在呢？
这样一想，我便拿定主意—还是远离贪多求全，走“精选”之路吧。除刚完成的14万字论著《〈兰亭序〉史话》交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已版），35万字论著《兰亭学》交上海书画出版社出（待版）外，余下文字只选五卷。
重编五卷，当然意味着要与初版拉开距离。可叹的是，实际上却做不到，于是自问：是否一定要重编呢？如对初版篇目进行适当调整，删去部分不太重要的篇目，而加进初版以后陆续发表的一些重要或比较重要篇目，出个增订本，再对原有的诸多遗憾予以弥补，岂不更好？
随后，通过多种形式，又征求了一些师友的意见，他们都赞同我的想法—与其重编，不如出增订本。
好，那就出增订本吧！
出增订本，编排上自然不用太费事，在初版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各卷之间只须加以微调，如将第二卷几个篇目（与第一卷有关联的篇目）移至第一卷，将第四卷几个篇目（与第二卷有关联的篇目）移至第二卷。再就是对第二卷、第四卷与第五卷篇目进行补充，同时删去第四卷中几个学术分量较轻的篇目，等等（详见各卷之后的《增订记》）。编好之后，粗略统计一下，较之初版（150余万字），增加了30余万字。这样，增订本容量便有180余万字，虽称不上皇皇巨著，但也足以展示本人30余年来的一份小小收获。
为确保增订本的高质量，从文本内容到文本形式，我都做出了难为外人细道的努力。
努力之一：查找原文，核对引文。早年撰文，因受客观条件限制，需要引文时，常从他人著述中转引，而这样一来，谬误便在所难免。比如为探讨西方表现主义绘画运动与中国书法的关系，曾从一部著述中转引了英国赫伯特·里德《现代绘画简史》第七章中的一段话：“一个新的绘画运动崛起，这个运动至少部分地直接受到中国书法的启示。”后来，我购得一本《现代绘画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遍查第七章甚至全书，就是未找到此条引文。问作者，作者查阅后明确告诉我说，他误将己言当作了引文。再如，南宋桑世昌《兰亭考》开篇引唐杜佑《通典》中的一句话：“兰亭，山阴汉旧县亭，王羲之《曲水序》于此作。”（多种古籍版本均如此）但实际上，《通典》原文写作：“山阴，汉旧县。《越绝书》曰：‘勾践小城，山阴是也。’兰亭，王羲之《曲水序》于此作。”（多种古籍版本均如此）等等。这些无不说明，转引之文，或漏字，或衍字，或讹字，或錯简（前后颠倒），往往是不大可靠的。为此，我花了半年多时间，对五卷中的引文，从头到尾，逐条核对原文，有错必纠，务使引文与原文完全一致。
努力之二：统一注释，完善注释。由于入集文字写于不同时段，文后注释要素详略不一、前后位置不一，放到一块儿显得很凌乱。所以，必须将它们予以统一、完善。这种统一、完善，虽不一定要照搬什么“国际惯例”，但方便读者查对原文或参考文献的原则不能漠视。遵照此原则，统一、完善注释的体例便不难确定下来，比如，著作类这样安排—作者（或编者）、著作、页码（古籍类可用汉字标注，还可前缀卷数;现当代著作类，一律用阿拉伯数字标注）、丛书（无者则略）、出版社、年代版别（古籍类标注版本名称即可）;报刊类则这样安排—作者、篇目、报刊、日期（报：具体到某年某月某日，特殊者加期数）或期数（刊：具体到某年某期，特殊者加总期数）。体例之外，对注释中的著作一项，还得注意一个权威版本问题。特别是古籍，不宜用普及本，也不宜用非古籍专业出版社出版的现当代点校本。为严谨起见，学者们在运用古籍时，大多采用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现当代点校本（影印版除外）。显然，这又同时涉及引文上的注意事项。
努力之三：整体审视，化解对立。编个人的集子，无非两种模式，一种是原刊稿面目如何，收入集子中的同篇文稿面目亦如何;另一种则是，收入集子中的文稿面目基本上与原刊稿一致，但同时又做适当的局部修改。以上所说查对原文纠正引文错误，统一和完善注释等举措，亦属后一模式所为。笔者在编个人论集时，采用的是第二种模式。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的想法，就是要让自己的五卷论集成为一个全新的独立存在，而不仅仅是过去发表文字的简单汇总。为此，我对编好的五卷论集给予了整体上的审视，一旦发现对立现象，比如后期相对成熟的提法与前期有矛盾或不同之处（尽管极少），则要么删去前期之表述（偏于矛盾性的表述，且确保不损伤原文结构与主旨），要么在前期之表述（偏于矛盾性的表述）的后面加按语说明后来已改变，要么改同后期之表述（偏于不同性的表述）。这不是悔其“少作”，也不是有意篡改“历史”，而是对读者负责，不让读者面对你的矛盾表述或不同表述而无所适从。与之相应，则是对五卷之间的互引文字据前（原文）改后（引文），予以统一。其实，采用第一种模式，只适合后人编前人的集子，因作者已经离世，编者是无法也不能对编选对象妄加修改的。但即便如此，编者还得对编选对象依据新的编校规范予以“技术处理”，否则编出的集子就会“不合格”。后人编前人集子，在非特殊情况下，也不用考虑取舍问题，而是收集了多少就编入多少，为的是尽量展示作者创作之“全貌”，即使个别篇目作者自己未必认同，但对读者而言可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由此可见，追求原汁原味，是后人编前人集子的基本做法;而我的五卷论集由本人自编，就得秉持整体审视、化解对立之原则，对最初发表稿给予必要而适当的局部修改。 努力之四：反复校对，剔除“沙子”。读书人最烦、最无奈的事，莫过于碰到阅读物中的错别字，那种感受，就像吃饭时碰到沙子，难受极了。正因为如此，看起来不起眼的校对，便显得极其重要。过去，出版社为事业单位，不太强调经济效益，一个编辑一年或数年往往只须编一本书，慢工出细活儿，那校对质量自然能够得到保证。但后来，出版社改制成了企业，不得不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一个编辑一年之内就得编三四本甚至更多本书，根本来不及细校书稿。试想，这样出版的图书，“沙子”能不随处可见吗？本人出版五卷本论集，校对主要由本人来完成。按说，自己最熟悉自己的书稿，校对起来很轻松，其实不然，这样更容易“视而不见”，更容易留下潜在差错。毕竟，校对也是一门特定专业啊。所幸笔者1994年应邀赴安徽美术出版社担任《书法之友》杂志特约编辑，代校相关图书，积累了一定专业校对之经验，因而，校对起自己的书稿来，倒也得心应手。但即便如此，笔者也要辅之以两个保障措施，即数月（有时三个月，有时五个月或更长）之间隔与增加校对次数，否则校对质量仍然得不到保证。我的五卷本论集（包括初版和增订本）校对，始于2004年初编之际，终于2021年付梓前夕，时长十六七年，校次有二十余校。难得的是，本次增订本书稿交付出版社之后，遇到了又一个“所幸”，即近年来的出版社，回归注重社会效益，强化流程管理，对书稿严格三审三校，既把内容关，亦把校对关，纠正了本人尚未意识到的诸多差错（主要是用字、用词、句式与标点符号上的差错）。而今，不敢说书稿中的“沙子”已剔除殆尽，但逼近剔除殆尽，却完全可以自信。稍感无奈的一点是，根据新的编校规范，五卷论集中的专业术语“兰亭論辨”之“辨”均被改成了“辩”字。
努力之五，也是最后一个努力，即专业设计，精装印制。如果说以上几种努力偏于文本内容的话，那么，这最后一种努力则偏于文本形式。一种好的出版物，文本内容自是重中之重，必须花最大的精力去做好。但文本形式亦不可不加考虑，因好的文本形式会彰显好的文本内容;反之，不好的文本形式，也会将好的文本内容遮蔽、打折扣。2011年出版的本人论集（初版），无论封面设计还是开本、装帧等都不太理想。本来，文本形式如何纯是出版社编辑的事，但为了把增订本做得更好，笔者还是专程赴出版社，与责任编辑、装帧设计编辑，当面敲定拙集增订本的文本形式设计。较之初版，新出的增订本，封面采用特种纸特种印制，素雅而时尚;开本采用正度大16开，亦显端庄、大气;内页文字排版疏朗，周边留白较多，空灵通透;全套硬面圆脊精装，实现名副其实之升级，有了新的品相，也有了新的档次。
以上努力，做起来很拙、很琐碎，甚至还带有几分迂腐。但这一切，都是为了效仿工匠、安顿自我，让眼下五卷增订本少点遗憾，经得起推敲，经得起检验，并进而成为一套“合格”的当代书学出版物。
唯不知，我的奢想实现了没有？
2021年5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