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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专题报道（10）
2012年我们应当进入一个什么样的时期？我们的回答是：应当进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救助窘境中的中小企业和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时期。
回顾开年之际的那场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它研究部署了今后一个时期的金融工作，对于进一步发展和壮大金融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具有十分凸显的政治意义。
不可否认，中国金融业发生了新的历史性变化。在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处于比较主动的地位，这与国内金融稳定健康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事实也充分证明，中央关于金融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部署是完全正确、行之有效的。
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仍处在不平衡增长的轨道上，占中国企业总数95%、承担着中国经济发展重任的中小企业正在承受艰难的负重，一触即发的经济危机的几率还在潜伏。在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着这么严重的生存危机的局势下，原以为这次金融工作会议会有直接扶持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法规性实施方案。但这次会议没有出台新的重大举措，让许多中小企业主感到失望。而以往，金融业的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在每五年举行一次的金融工作会议都曾为重要的改革奠定基础：
1997年，首次金融工作会议启动了对当时资不抵债的银行体系的清理工作，还建立了证券业和保险业监管机构；
2002年，第二次金融工作会议为中国各大银行的首次公开发行IPO，为建立银行业监管机构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准备；
2007年，第三次金融工作会议带来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公司(CIC)的问世。
每次金融工作会议都使中国的金融改革向前迈进一两步，每次全金融工作会议都成为启动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风向标。对这次金融工作会议，中小企业主寄予很高的祈愿，他们希望看到在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拓展融资渠道、发展中小银行以及引入风险偏好程度较高的多元化投资主体等方面，有具体的落实政策的实施方案出台。
我们认为，减负中小企业沉甸爬行的重荷是我们各级政府和金融机构重中之重的任务。人民银行温州分行曾经公布，中小企业在民间借贷市场上融资成本已经上升到24%（编者注：实际上“市场价”是25%以上）。然而，中小企业的资本利润率仅为5％至6％，给中小企业带来沉重负担的压力已经并继续残酷地存在。因此，那些重复式的、承诺式的口号文件解决不了中小企业的迫切要求。
困境中的中小企业急需有一个开创金融服务新局面的环境新生，急需一个金融业加大对中小企业等经济社会发展薄弱领域的政策新潮，这对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有着举足轻重、不可敷衍的意义。金融工作会议不是一场游戏一场梦。那种用游戏的心态让中小企业继续做梦的脱实向虚方式，是对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不负责任。
在新的形势下，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基于中小企业生存需求方面，应着重地、着实地放宽市场准入和放宽金融准入，允许民间资金发起设立各类股份制的小型金融机构，这就可以使民间借贷浮出水面，突破禁区，大力发展以民营银行为主体的中小金融机构，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通过竞争，广大的中小企业主能够从正规的小型金融机构里获得利率较低的借款，使高利贷没有市场。同时，建立地方性的金融监管机构，责任归地方政府承担，业务归银监会指导。
但是目前的状况是，民间资本参与设立金融机构依然存在不少障碍，比如在发起设立某些金融机构时，民间资本不能拥有独立的主导地位，大型国有金融机构以“监管连坐”的方式参股几乎成为设立这类机构的准入条件。这种方式不仅束缚了民间金融机构设立的自由度，也破坏了市场经济体系中权责自负的基本原则，在客观上增加了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负担。虽然作为短期政策，其不乏合理与现实性，但毕竟难为长久之计。
是的，我们知道：“任何形式的放松管制都会有潜在风险”。问题在于，如果不深化改革，那么随着时间一年年地过去，就会把自己留在越来越狭小的运营空间。规范民间资本金融行为，防范相关风险最终只能依靠法制与监管体系的高效率改革。
基于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迫切需求，金融市场结构要更进一步的优化，要更加重视直接融资的作用，原因在于直接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能够更好地选择实体经济中有前景的投资项目，促进产业的转型和升级。
然而，发展和壮大直接融资的前提是改革相关的基础制度，与政府利益结合紧密的经济政策倘若没有政府体制改革配套，通常都难以推进。2012年是政府换届年，很难预计以维稳为核心的政府会在这个关键期间推进自身体制的改革，因此2012年推出的金融改革措施效果也将十分有限。
我们不会忘记，上世纪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主要得益于深化金融体制的改革。如今美国、欧洲都深陷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时，中国风景独好也主要是得益于前些年大刀阔斧地进行了金融体制改革。到了现时的2012年，中国要为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营造新的环境，也同样需要纵深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金融体制改革不能减速。
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2012年我们应当进入一个什么样的时期？我们的回答是：应当进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救助窘境中的中小企业和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时期。
回顾开年之际的那场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它研究部署了今后一个时期的金融工作，对于进一步发展和壮大金融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具有十分凸显的政治意义。
不可否认，中国金融业发生了新的历史性变化。在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处于比较主动的地位，这与国内金融稳定健康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事实也充分证明，中央关于金融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部署是完全正确、行之有效的。
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仍处在不平衡增长的轨道上，占中国企业总数95%、承担着中国经济发展重任的中小企业正在承受艰难的负重，一触即发的经济危机的几率还在潜伏。在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着这么严重的生存危机的局势下，原以为这次金融工作会议会有直接扶持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法规性实施方案。但这次会议没有出台新的重大举措，让许多中小企业主感到失望。而以往，金融业的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在每五年举行一次的金融工作会议都曾为重要的改革奠定基础：
1997年，首次金融工作会议启动了对当时资不抵债的银行体系的清理工作，还建立了证券业和保险业监管机构；
2002年，第二次金融工作会议为中国各大银行的首次公开发行IPO，为建立银行业监管机构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准备；
2007年，第三次金融工作会议带来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公司(CIC)的问世。
每次金融工作会议都使中国的金融改革向前迈进一两步，每次全金融工作会议都成为启动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风向标。对这次金融工作会议，中小企业主寄予很高的祈愿，他们希望看到在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拓展融资渠道、发展中小银行以及引入风险偏好程度较高的多元化投资主体等方面，有具体的落实政策的实施方案出台。
我们认为，减负中小企业沉甸爬行的重荷是我们各级政府和金融机构重中之重的任务。人民银行温州分行曾经公布，中小企业在民间借贷市场上融资成本已经上升到24%（编者注：实际上“市场价”是25%以上）。然而，中小企业的资本利润率仅为5％至6％，给中小企业带来沉重负担的压力已经并继续残酷地存在。因此，那些重复式的、承诺式的口号文件解决不了中小企业的迫切要求。
困境中的中小企业急需有一个开创金融服务新局面的环境新生，急需一个金融业加大对中小企业等经济社会发展薄弱领域的政策新潮，这对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有着举足轻重、不可敷衍的意义。金融工作会议不是一场游戏一场梦。那种用游戏的心态让中小企业继续做梦的脱实向虚方式，是对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不负责任。
在新的形势下，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基于中小企业生存需求方面，应着重地、着实地放宽市场准入和放宽金融准入，允许民间资金发起设立各类股份制的小型金融机构，这就可以使民间借贷浮出水面，突破禁区，大力发展以民营银行为主体的中小金融机构，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通过竞争，广大的中小企业主能够从正规的小型金融机构里获得利率较低的借款，使高利贷没有市场。同时，建立地方性的金融监管机构，责任归地方政府承担，业务归银监会指导。
但是目前的状况是，民间资本参与设立金融机构依然存在不少障碍，比如在发起设立某些金融机构时，民间资本不能拥有独立的主导地位，大型国有金融机构以“监管连坐”的方式参股几乎成为设立这类机构的准入条件。这种方式不仅束缚了民间金融机构设立的自由度，也破坏了市场经济体系中权责自负的基本原则，在客观上增加了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负担。虽然作为短期政策，其不乏合理与现实性，但毕竟难为长久之计。
是的，我们知道：“任何形式的放松管制都会有潜在风险”。问题在于，如果不深化改革，那么随着时间一年年地过去，就会把自己留在越来越狭小的运营空间。规范民间资本金融行为，防范相关风险最终只能依靠法制与监管体系的高效率改革。
基于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迫切需求，金融市场结构要更进一步的优化，要更加重视直接融资的作用，原因在于直接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能够更好地选择实体经济中有前景的投资项目，促进产业的转型和升级。
然而，发展和壮大直接融资的前提是改革相关的基础制度，与政府利益结合紧密的经济政策倘若没有政府体制改革配套，通常都难以推进。2012年是政府换届年，很难预计以维稳为核心的政府会在这个关键期间推进自身体制的改革，因此2012年推出的金融改革措施效果也将十分有限。
我们不会忘记，上世纪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主要得益于深化金融体制的改革。如今美国、欧洲都深陷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时，中国风景独好也主要是得益于前些年大刀阔斧地进行了金融体制改革。到了现时的2012年，中国要为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营造新的环境，也同样需要纵深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金融体制改革不能减速。
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