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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百年的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中，乡村、乡土、农民始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创作内容，并且涌现出了大量的足以代表中国文学成就的作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百年文学史就是一部乡土文学史。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社会高速巨大的发展，现代化与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由此引发了文学上的新变化，有越来越多的作家与评论家敏锐地意识到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乡土文学正日趋衰退，而城市文学则日益崛起。孟繁华在《乡村文明的变异与“50后”的境遇》中提出：“考察当下的文学创作，作家关注的对象或焦点，正在从乡村逐渐向都市转移。这个结构性的变化不仅仅是文学创作空间的挪移，也并非是作家对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移跟踪性的文学‘报道’。这一趋向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现代性一乡村文明的溃败和新文明的迅速崛起带来的必然结果。”二〇一三年，贾平凹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也承认：“至于说乡土文学将来具体怎么发展，当然以前的写法估计就不可能再有了，中国的现当代文学过去多少年取得成就的主要是在乡土文学上，我估计将来慢慢再过一两代人，这种文学类型慢慢就消退了。”不过他承认乡土文学的消退，而非消亡，他说，“大量农村还在，更重要的是中国农村文明的思维、生活方式还在，只要土地在、思维在，那农村的东西都还会在。”
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精准扶贫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开展，可以说是将乡土文学重新置于聚光灯下。“精准扶贫”是当下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同时也是一个历史性重大难题。它最早于二〇一三年十一月由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视察时提出，二〇一五年六月，他再次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至此，“精准扶贫”成为一个热词，引起全国上下的热议，同样，“精准扶贫”一词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文学与影视作品中，近些年来出现了大量的反应“精准扶贫”以及“精准脱贫”的著作，其中不乏许多优秀的作品。在重大国家事件面前，文学不能缺席，但是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展示精准扶贫工作，针对精准扶贫的进展与成效需要做出怎样的文学表达，则是每个文学创作者，同时也是文学工作者们需要深思的问题。
写什么与怎么写，是文学必须要面对的两个最基本同时也是最重要的问题，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书写同样如此。不过在思考这两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考虑一点，那就是如何才能真实而又深刻地完成这种书写？毕竟，精准扶贫的文学表达不仅仅是表面的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将自己投入到精准扶贫的历史性进程当中，去充分感受，进而深刻把握。毕竟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式的采访与管中窥豹、大致了解式的调研均难以碰触到精准扶贫下的乡村真相，也就更谈不上完成高质量的书写。
在这方面，许多作家的做法令人敬佩，譬如刚刚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湖南作家纪红建，他所著的《乡村国是》一书，是其孤身一人历经三年时间，先后去到中国重点脱贫地区十四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三十九个县（区、县级市）的二百零二个村庄，在两百多个小时的采访录音与一百多万字的采访素材的基础上完成的作品。这部作品与其说是作者用双手写出来的，毋宁说是他用双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纪红建正是在“深入生活”的行走实践中，成功地“获得总体陛视野和生动具体的经验，充分表现了精准扶贫战略的历史性成就和干百万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梦想与追求。”
深入生活，最重要的还是深入到人民的生活中去，需要寫作者扎根人民，深入群众，但如何扎根？如何深入？我认为，应该把立场、问题、方法摆进去。所谓立场，指的是放下身架，融入群众，以群众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所谓问题，指的是要有问题意识，要带着问题去观察;所谓方法，指的是要匿得与群众交流的切实有效的方式方法。在这个方面，前辈作家柳青为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张艳茜在《柳青在米脂的足迹》一文中这样写道：“当年下乡吕家硷的柳青曾经经历着一场严峻的考验——艰苦的环境，艰难的生活，令学生出身的柳青一时难以适应。没有星点的油水、天天白水煮洋芋、大半年不带重样的腌白菜、上顿接着下顿的粗糙高粱米。还有昏暗狭小的土窑洞，与世隔绝的山窝窝，形单影只得找不到人可以交流思想。这让最初胸怀高远、要做一番大事业的柳青，内心充满孤独、寂寞和迷惘，时常有一种被‘放逐’的感觉。两三个月之后，大病卧床的柳青，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在放弃还是坚持之间，犹豫、彷徨的柳青认真地为自己做出了抉择，‘在革命队伍里知难而退是莫大的耻辱，坚强的柳青站立起来时，他不再是吕家硷的一个旁观者，他将自己真正融入到农民之中去。白天一道下地耕锄，吃在一锅里;晚上叼着农民的旱烟锅，与农民一起开会聊天，困了和农民就睡在一条炕上。”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柳青真正做到了身入、心入、情人，柳青待得住，扎得下，才对农村、农民问题想得通，看得透。正因为如此，“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只有真正深入生活，学会在生活内部行走，就会发现源源不断的写作素材与创作灵感，也会产生无数触动内心情感的瞬间。纪红建在获奖后所写的感言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他说：“近三年在深度贫困地区的行走，我有无尽的感动与感叹，特别是贫困群众自然流露的感激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想尽快反映老百姓的心声，我还急切地想把自己一路走来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倾诉给亲爱的读者，这是我的心愿。然而，面对如此壮阔的场景，如此重大而沉重的命题，我也曾有过矛盾、纠结，但最终，我鼓足勇气把这个作品写了下来，紧紧围绕着贫困乡村，围绕着贫困乡村里的人和事，围绕着人心和人性，围绕着精神和灵魂。在创作过程中，我把自己一路走来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真实地记录了下来。真实、真诚，还有心灵的表达以及反思，足矣。”
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书写要写什么？可表现的内容有很多，这点毋庸置疑。譬如国家政策对贫困地区的切实帮扶以及一些不兼容、不适应，扶贫的功绩与成就，贫困地区发展模式的转变，贫困地区的风俗世情等等，上述这些重要，但是与它们相比，最应该写的还是人，是交织其中的一群群人与一个个的个体。 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扶贫干部工作在第一线，其工作之繁重，压力之巨大，无不令人感动。这是我们写作者需要认真对待的一群人。在他们当中，乡镇干部是最为庞大的一个群体，乡镇工作的性质注定了他们的辛苦与付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乡镇工作，但是家却在外地，与家人长期分居两地、甚至多地。所谓规律的作息时间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奢侈，“五加二”“白加黑”是常态，单位会议到凌晨也是见怪不怪的事情。《出山记》就是他们的真实写照，以基层扶贫干部申修军为主角，客观真实记录了他在万千琐事面前的纠结与坚持，从这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上可以看到一大批基层干部的身影。在扶贫干部当中，既有当地的干部，也有外来的干部，譬如“第一书记”，帮扶工作队等。他们也为贫困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广西作家紅日著有《驻村笔记》一书，讲述的就是这样一群人组成的精准扶贫攻坚小分队到河城县天马乡红山村后帮扶脱贫的故事，他们遭遇到了一系列的挑战，当然也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个个的成功。我们精准扶贫的境况都可以从这群人的心路发展历程中透视出来。
作为精准扶贫的对象，其在脱贫攻坚过程中的诸种情绪状态同样值得认真对待与着重表达，尤其是被帮扶者由被动到主动的转变，从甘于现状到积极改变人生命运，这种转变同样耐人寻味。电影《十八洞村》就在力图展示一群与贫困做斗争的农民，退伍军人杨英俊和杨家兄弟在扶贫干部的感召下走上了依靠自己摆脱贫困的道路，他们的转变令人振奋，而这，也应是“精准扶贫”的意义所在。
在乡村书写中，有一个场域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的，即小镇。在当代文学表达中，“小镇生活”是极富魅力的字眼，我甚至觉得再也没有比它更迷人的字眼了。相比于城市的快速，小镇是缓慢的，相比于城市的陌生，小镇是熟稔的，相比于城市的碎片化，小镇是圆融的。小镇生活最集中最鲜明最坦诚体现了中国人那些淹没于海平面下的冰山似的思维与情绪。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书写，不应该忽略掉这一方面。
具体到怎么写，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精准扶贫过程中的功绩与成就，牺牲与信念，艰辛与困苦，这些温暖阳光充满正能量的表述并非多么大的难事，但是那些灰暗、黑暗的部分，甚至有许多对人性的拷问，究竟该如何去处理？虽然这样的情况相对少些，但是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很大的，这是对写作者的挑战。避开，选择视而不见，固然可以，但是文学应该直面这些挑战，这体现了文学的良心与使命。在精准扶贫过程中，会面对一些超越乡村伦理、挑战人性底线的事件，譬如因结婚彩礼过多导致贫困的问题：子女领取父母低保金却不愿赡养父母的问题：农民为丁点利益毫无顾忌的问题等等。我曾亲身经历过一些类似的事件，有的农民因为扶贫点的建设占用了一点自己的耕地，在补偿金的索要中狮子大开口，并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面前，宁愿损害大多数村民利益，也要得到不合理的补偿，并且在欲望得不到满足后持续上访，强调自己的受侵害;有的村民因为生活条件明显好转后，享受的低保标准被降低，他就会在寒夜中将自己的父母扔至乡镇政府院内，不管不顾，扬长而去。母亲过世后，又去大吵大闹，索要赔偿。在精准扶贫过程中，这些事件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甚至在某些地区持续地发生、展开，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认真面对反思的。在五四时期的写作者看来，农村是作为城市的对立面而存在，是落后野蛮的体现，农民也是愚昧麻木的形象，文学的主要作用在于揭示黑暗，进行启蒙。今日之时代已然不同，已不能再用传统视角去观照他们，面对他们以及他们的这些言行，既要体现出文学的担当与勇气，指出其弊端，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与此同时，对待他们，应该深怀悲悯情怀，找寻造成今日这般的根源，而非纯粹的批判。
“精准扶贫”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工程，对文学写作者而言，是机遇，更是一份压力与挑战。每个写作者唯有坚守文学的道义与担当，坚持不断地深入生活，融入精准扶贫工作中，以积极心态对待困难与艰辛，以悲悯情怀对待投身其中的人们，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书写将大有收获。
（责任编辑：张睿）
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精准扶贫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开展，可以说是将乡土文学重新置于聚光灯下。“精准扶贫”是当下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同时也是一个历史性重大难题。它最早于二〇一三年十一月由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视察时提出，二〇一五年六月，他再次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至此，“精准扶贫”成为一个热词，引起全国上下的热议，同样，“精准扶贫”一词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文学与影视作品中，近些年来出现了大量的反应“精准扶贫”以及“精准脱贫”的著作，其中不乏许多优秀的作品。在重大国家事件面前，文学不能缺席，但是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展示精准扶贫工作，针对精准扶贫的进展与成效需要做出怎样的文学表达，则是每个文学创作者，同时也是文学工作者们需要深思的问题。
写什么与怎么写，是文学必须要面对的两个最基本同时也是最重要的问题，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书写同样如此。不过在思考这两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考虑一点，那就是如何才能真实而又深刻地完成这种书写？毕竟，精准扶贫的文学表达不仅仅是表面的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将自己投入到精准扶贫的历史性进程当中，去充分感受，进而深刻把握。毕竟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式的采访与管中窥豹、大致了解式的调研均难以碰触到精准扶贫下的乡村真相，也就更谈不上完成高质量的书写。
在这方面，许多作家的做法令人敬佩，譬如刚刚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湖南作家纪红建，他所著的《乡村国是》一书，是其孤身一人历经三年时间，先后去到中国重点脱贫地区十四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三十九个县（区、县级市）的二百零二个村庄，在两百多个小时的采访录音与一百多万字的采访素材的基础上完成的作品。这部作品与其说是作者用双手写出来的，毋宁说是他用双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纪红建正是在“深入生活”的行走实践中，成功地“获得总体陛视野和生动具体的经验，充分表现了精准扶贫战略的历史性成就和干百万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梦想与追求。”
深入生活，最重要的还是深入到人民的生活中去，需要寫作者扎根人民，深入群众，但如何扎根？如何深入？我认为，应该把立场、问题、方法摆进去。所谓立场，指的是放下身架，融入群众，以群众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所谓问题，指的是要有问题意识，要带着问题去观察;所谓方法，指的是要匿得与群众交流的切实有效的方式方法。在这个方面，前辈作家柳青为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张艳茜在《柳青在米脂的足迹》一文中这样写道：“当年下乡吕家硷的柳青曾经经历着一场严峻的考验——艰苦的环境，艰难的生活，令学生出身的柳青一时难以适应。没有星点的油水、天天白水煮洋芋、大半年不带重样的腌白菜、上顿接着下顿的粗糙高粱米。还有昏暗狭小的土窑洞，与世隔绝的山窝窝，形单影只得找不到人可以交流思想。这让最初胸怀高远、要做一番大事业的柳青，内心充满孤独、寂寞和迷惘，时常有一种被‘放逐’的感觉。两三个月之后，大病卧床的柳青，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在放弃还是坚持之间，犹豫、彷徨的柳青认真地为自己做出了抉择，‘在革命队伍里知难而退是莫大的耻辱，坚强的柳青站立起来时，他不再是吕家硷的一个旁观者，他将自己真正融入到农民之中去。白天一道下地耕锄，吃在一锅里;晚上叼着农民的旱烟锅，与农民一起开会聊天，困了和农民就睡在一条炕上。”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柳青真正做到了身入、心入、情人，柳青待得住，扎得下，才对农村、农民问题想得通，看得透。正因为如此，“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只有真正深入生活，学会在生活内部行走，就会发现源源不断的写作素材与创作灵感，也会产生无数触动内心情感的瞬间。纪红建在获奖后所写的感言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他说：“近三年在深度贫困地区的行走，我有无尽的感动与感叹，特别是贫困群众自然流露的感激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想尽快反映老百姓的心声，我还急切地想把自己一路走来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倾诉给亲爱的读者，这是我的心愿。然而，面对如此壮阔的场景，如此重大而沉重的命题，我也曾有过矛盾、纠结，但最终，我鼓足勇气把这个作品写了下来，紧紧围绕着贫困乡村，围绕着贫困乡村里的人和事，围绕着人心和人性，围绕着精神和灵魂。在创作过程中，我把自己一路走来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真实地记录了下来。真实、真诚，还有心灵的表达以及反思，足矣。”
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书写要写什么？可表现的内容有很多，这点毋庸置疑。譬如国家政策对贫困地区的切实帮扶以及一些不兼容、不适应，扶贫的功绩与成就，贫困地区发展模式的转变，贫困地区的风俗世情等等，上述这些重要，但是与它们相比，最应该写的还是人，是交织其中的一群群人与一个个的个体。 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扶贫干部工作在第一线，其工作之繁重，压力之巨大，无不令人感动。这是我们写作者需要认真对待的一群人。在他们当中，乡镇干部是最为庞大的一个群体，乡镇工作的性质注定了他们的辛苦与付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乡镇工作，但是家却在外地，与家人长期分居两地、甚至多地。所谓规律的作息时间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奢侈，“五加二”“白加黑”是常态，单位会议到凌晨也是见怪不怪的事情。《出山记》就是他们的真实写照，以基层扶贫干部申修军为主角，客观真实记录了他在万千琐事面前的纠结与坚持，从这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上可以看到一大批基层干部的身影。在扶贫干部当中，既有当地的干部，也有外来的干部，譬如“第一书记”，帮扶工作队等。他们也为贫困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广西作家紅日著有《驻村笔记》一书，讲述的就是这样一群人组成的精准扶贫攻坚小分队到河城县天马乡红山村后帮扶脱贫的故事，他们遭遇到了一系列的挑战，当然也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个个的成功。我们精准扶贫的境况都可以从这群人的心路发展历程中透视出来。
作为精准扶贫的对象，其在脱贫攻坚过程中的诸种情绪状态同样值得认真对待与着重表达，尤其是被帮扶者由被动到主动的转变，从甘于现状到积极改变人生命运，这种转变同样耐人寻味。电影《十八洞村》就在力图展示一群与贫困做斗争的农民，退伍军人杨英俊和杨家兄弟在扶贫干部的感召下走上了依靠自己摆脱贫困的道路，他们的转变令人振奋，而这，也应是“精准扶贫”的意义所在。
在乡村书写中，有一个场域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的，即小镇。在当代文学表达中，“小镇生活”是极富魅力的字眼，我甚至觉得再也没有比它更迷人的字眼了。相比于城市的快速，小镇是缓慢的，相比于城市的陌生，小镇是熟稔的，相比于城市的碎片化，小镇是圆融的。小镇生活最集中最鲜明最坦诚体现了中国人那些淹没于海平面下的冰山似的思维与情绪。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书写，不应该忽略掉这一方面。
具体到怎么写，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精准扶贫过程中的功绩与成就，牺牲与信念，艰辛与困苦，这些温暖阳光充满正能量的表述并非多么大的难事，但是那些灰暗、黑暗的部分，甚至有许多对人性的拷问，究竟该如何去处理？虽然这样的情况相对少些，但是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很大的，这是对写作者的挑战。避开，选择视而不见，固然可以，但是文学应该直面这些挑战，这体现了文学的良心与使命。在精准扶贫过程中，会面对一些超越乡村伦理、挑战人性底线的事件，譬如因结婚彩礼过多导致贫困的问题：子女领取父母低保金却不愿赡养父母的问题：农民为丁点利益毫无顾忌的问题等等。我曾亲身经历过一些类似的事件，有的农民因为扶贫点的建设占用了一点自己的耕地，在补偿金的索要中狮子大开口，并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面前，宁愿损害大多数村民利益，也要得到不合理的补偿，并且在欲望得不到满足后持续上访，强调自己的受侵害;有的村民因为生活条件明显好转后，享受的低保标准被降低，他就会在寒夜中将自己的父母扔至乡镇政府院内，不管不顾，扬长而去。母亲过世后，又去大吵大闹，索要赔偿。在精准扶贫过程中，这些事件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甚至在某些地区持续地发生、展开，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认真面对反思的。在五四时期的写作者看来，农村是作为城市的对立面而存在，是落后野蛮的体现，农民也是愚昧麻木的形象，文学的主要作用在于揭示黑暗，进行启蒙。今日之时代已然不同，已不能再用传统视角去观照他们，面对他们以及他们的这些言行，既要体现出文学的担当与勇气，指出其弊端，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与此同时，对待他们，应该深怀悲悯情怀，找寻造成今日这般的根源，而非纯粹的批判。
“精准扶贫”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工程，对文学写作者而言，是机遇，更是一份压力与挑战。每个写作者唯有坚守文学的道义与担当，坚持不断地深入生活，融入精准扶贫工作中，以积极心态对待困难与艰辛，以悲悯情怀对待投身其中的人们，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书写将大有收获。
（责任编辑：张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