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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老周的工厂扭亏为盈，他寻思着再过两三年手上积累些资本，工厂有些起色的时候，还是会将工厂重新注册，合法化。虽然在创业路上历经坎坷无数，老周的内心依然渴望做一家阳光企业。
老周伸出一双被油漆染成蓝色的青筋暴露的大手，自我解嘲说，这是一周前检验一台设备时，为给一个没有拧紧的螺丝加固，他将设备拆装，重新喷漆时，不小心把油漆沾到手上，用了很多方法，都无法去除污渍。
“我没办法不对工厂的每一个细节亲力亲为。”自从成为“灰工厂”，老周对产品质量的重视就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深知对于他们这样的企业，没有好质量的产品就更无法存活。为了把控好原材料的质量，老周列了一个清单，把所有的原材料提供商都一网打尽，然后挨个沟通，从中找出性价比最高的合作伙伴。而在产品检测方面，更是由原来的质检副厂长一层把关，变成了现在的每一道工序层层把关，尽可能让产品零故障、零返修。
像老周、林涛这样的创业者，他们带着那么大的激情，那么多的热情投入到创业的行列当中来，但是却碰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难题。
他们和很多创业者一样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人生价值，同时他们也希望改善员工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有一天能够强大起来。
这些自称“弱势群体”的“小微”创业者们无力改变现实，青春也无法等到大环境变好后再奋斗，他们惟一能做的就是在当下的现实中，把控好自己可能控制的一切。毕竟，把企业摊在阳光下才有可能走得更远。
除了小微企业自己的奋斗，我们的大环境能给予什么？
“你准备在什么地方开业？”
小微企业应获得更多社会关怀
久居美国、今年回国任教的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刘鹰给我们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
她的朋友以前在国内当医生，在美国博士毕业后，积累了一些经验准备自己创业。于是这位朋友找到了中小企业管理局。这个机构专门负责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贷款的担保杠杆视国家经济情况而定，经济情况好贷款总额度也会增加。
管理局工作人员认为这个朋友的创业计划非常好，就帮她更好地完成了这个规划。拿到政府机构帮助完善的创业计划书，这个朋友觉得可以好好干一场了。正要高高兴兴地离开，那里的官员连忙把她叫住，问：“你准备在什么地方开业？”朋友被问住了，她还没顾上想这个问题呢。官员告诉她管理局有一种编号为“504”的贷款项目，专门提供厂房和设备方面的贷款，建议她申请。
拿到贷款的朋友在1996年成立了公司，起初和男朋友两个人干起，现在已经达到100多人，发展得很好。
刘鹰认为，中国对创业者的社会价值的认同还没到位，可能是造成这些小微企业缺少社会性扶持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美国经济开始腾飞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身为一个商人是件非常自豪的事，这里面包含的一个意义是——我是独立自主的，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表达创新的意识和能力。
但是在中国，虽然民营经济繁荣发展，但是我们的社会价值趋向还停留在公权力的获取上，大家争先恐后当公务员，小微创业者甚至自称为“弱势群体”。
“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没有大量的大规模的小企业在市场里出出进进，带来新的思想、新的产品、新的活力和竞争，就不可能有这种经济的持续向前发展。”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刘鹰说。
她认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用创业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创新精神。所以，现在应从法律上来奠定自由经营、自由竞争的环境和条件。从社会价值上来讲，创业和当一个公务员是平等的。
扶持政策退出紧锣密鼓
撕开一条口子就是进步
在思潮上，中国4月11日，国务院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温州这个民间资本之都，由此正式成为中国金融改革的先行区。
近期，在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被高度关注的同时，全国不少地区也纷纷开始探索金融改革。深圳出台系列金融创新措施、珠三角金融特区方案上报国务院、天津滨海新区出台18项金融创新举措。金融创新似乎已经在全国形成一股热潮。
很多专家在微博讨论时认为，不看好这一方案的落地情况，一方面认为民间融资登记中心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没有人愿意为此多出费用，没有增值功能；二不看好小额贷向城镇银行的转型。
但是针对小微企业的担保公司中新力合创始人陈杭生却有另外的看法，他认为从事实务的都会这样想，但深入了解体制的不那么认为：政治信号作用好比是出发的枪声，能激发绝大多数守规则的人向目标前进。
国务院确定的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十二项任务，其中一条是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每天都在大量接触中小微企业，对于此次改革方案，他的态度是，无论如何这一改革是在高垄断体制下撕开了一个口子，开始逐步打破现有的一些不合理的法规制度。温州是实验区，也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阻力，那么就看温州人是不是有这个智慧，温州的政府是不是有改革的魄力，去大胆地推进，去杀出一条血路。
此外，扶持小微企业的29条政策也成为社会上热议的焦点。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庄聪生向媒体透露，国务院多次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部署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举措。
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解学智也在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结构性减税有望在小微企业体现。解学智指出，一个方面是税制设计上考虑了小微企业的特点，给了一些特殊的安排，比如说增值税有个小规模纳税人的规定，涵盖了小微企业，税率只有3%营业税。增值税对个体工商户有起征点的规定，起征点上限是两万元，两万元以下的个体工商户可以不缴税费。据此测算，每年将有900万个体工商户因此受益。
上海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试点，解学智认为它的功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第一个就是形成了一个三重抵扣机制，就是消除重复征税有个三重抵扣。原来上海的企业没纳入试点之前，那么它是缴纳营业税，重复征税，改征增值税以后，这三重抵扣消除了重复征税，实际上就是一种减税措施。另外一种安排是低税率，因为上海的小企业原来征营业税，多数按5%缴纳，改征增值税后，就是按3%来缴纳增值税。
政府行为可能导致选择性帮扶
只有竞争才能缔造“羚羊”企业
在商海中打拼了一两年的林涛已经有了品牌意识，每道产品线他都自己严格把关，他觉得相比去年，今年会有50%的增长，按这个速度，他觉得再过两三年，或许他能由“灰”转“白”了。
袁岳认为，小微企业有需要帮助的地方，但应该使用普惠帮助法，大企业大税、小企业小税、微企业微税或者免税，这就极大地改变了抽企业血，然后还去选择性输血的模式，因为政策行动者的抽血和输血行为是远远不如经济体中的成员自然的运行行为合理的。如果我们今天改变对大企业优惠而对小微企业冷漠的政策，少抽点血，则整体的局面将为之一变，只要去做小微企业的积极性高，创业活动活跃，那么就不用担心部分本不该存在的小微企业死亡所带来的社会波动。
对于这一观点，刘鹰有类似的看法。在美国政府看来，中小微企业的确是很可爱的，但是更可爱的是“羚羊”企业，他们跑得更快。比如当年的微软、谷歌、Facebook。但是，如果政府的眼光是冲着这样一些企业来制定政策的话，就永远找不到微软。为什么呢？刘鹰认为，企业筛选池的数量很重要，最初一定需要大量的草根创业者，从小到大竞争出来，而不是挑出来的。如果在开始就挑选“羚羊”企业帮扶，或许羚羊就长不成“羚羊”了。
中小企业担当着很多创新的角色。现在微软、谷歌都成为了大企业，他们只能靠收购来吸收一个很好的模式创新。因为大企业很难再有颠覆性创新。在刘鹰的研究中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大企业密度高的地方也是小企业密度高的地方。这是很令人深思的，大大小小的这样一些很有活力的小企业支撑他们，这些大企业才能够在这种国际的竞争当中保持一席之地。
在这种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没有大量的大规模的小企业在市场里出出进进，带来新的思想、新的产品、新的活力和竞争，就不可能有这种经济的持续向前发展。
袁岳认为，实践证明政府在做大产业、大企业方面可以有大作为，但在发展小产业与推动小微企业方面作用很难体现，而且在数量众多的小微企业中操作所谓帮扶政策，很容易导致选择性帮扶，而得利的很可能是寻租者。政府投资领域的寻租现象已经很严重了，小微企业政策我们希望能够不要太多这类的现象，因为这样的帮扶最后真正得利的是少数熟悉政府政策操作模式的中介食利群体。
“小微企业的特点就是在市场风潮中本来就是大批生大批死的。”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认为，针对小微企业的扶持中，首先应遵守快速淘汰与进化的自然规律，也不是公共资源能够简单帮助得了的。“你要让政府去鉴定谁该生谁该死吗？或者人为地改变生死规律，让本该死的企业不死吗？这本身就干扰了小微企业极度不规范的经营，因此，拯救术即使有，也不该使用。”企业经营的生存法则，其实从未改变。
实际上，小微企业可以通过苦练内功、自主创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庄聪生就举了成都创业者的例子：一个注重技术创新的小微企业，只有15名员工，董事长是一个26岁的年轻人。近3年时间，投入200多万元研发“不怕水的插座”和“会游泳的手机”等产品。目前这家公司虽然还在亏损，但相信不久会实现爆炸式的发展。
每个创业者都有做强、做大的梦想。像老周、林涛这样的“灰工厂”创业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人生价值，同时他们也希望改善员工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渴望有一天能够真正强大起来。
每个创业者都有做强、做大的梦想。联想、阿里巴巴，他们这些成功企业的典范都曾是从不为人知的小草阶段渐渐成长起来的。
周德文对新温改的态度是，无论如何这一改革是在高垄断体制下撕开了一个口子，开始逐步打破现有的一些不合理的法规制度。
老周伸出一双被油漆染成蓝色的青筋暴露的大手，自我解嘲说，这是一周前检验一台设备时，为给一个没有拧紧的螺丝加固，他将设备拆装，重新喷漆时，不小心把油漆沾到手上，用了很多方法，都无法去除污渍。
“我没办法不对工厂的每一个细节亲力亲为。”自从成为“灰工厂”，老周对产品质量的重视就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深知对于他们这样的企业，没有好质量的产品就更无法存活。为了把控好原材料的质量，老周列了一个清单，把所有的原材料提供商都一网打尽，然后挨个沟通，从中找出性价比最高的合作伙伴。而在产品检测方面，更是由原来的质检副厂长一层把关，变成了现在的每一道工序层层把关，尽可能让产品零故障、零返修。
像老周、林涛这样的创业者，他们带着那么大的激情，那么多的热情投入到创业的行列当中来，但是却碰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难题。
他们和很多创业者一样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人生价值，同时他们也希望改善员工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有一天能够强大起来。
这些自称“弱势群体”的“小微”创业者们无力改变现实，青春也无法等到大环境变好后再奋斗，他们惟一能做的就是在当下的现实中，把控好自己可能控制的一切。毕竟，把企业摊在阳光下才有可能走得更远。
除了小微企业自己的奋斗，我们的大环境能给予什么？
“你准备在什么地方开业？”
小微企业应获得更多社会关怀
久居美国、今年回国任教的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刘鹰给我们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
她的朋友以前在国内当医生，在美国博士毕业后，积累了一些经验准备自己创业。于是这位朋友找到了中小企业管理局。这个机构专门负责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贷款的担保杠杆视国家经济情况而定，经济情况好贷款总额度也会增加。
管理局工作人员认为这个朋友的创业计划非常好，就帮她更好地完成了这个规划。拿到政府机构帮助完善的创业计划书，这个朋友觉得可以好好干一场了。正要高高兴兴地离开，那里的官员连忙把她叫住，问：“你准备在什么地方开业？”朋友被问住了，她还没顾上想这个问题呢。官员告诉她管理局有一种编号为“504”的贷款项目，专门提供厂房和设备方面的贷款，建议她申请。
拿到贷款的朋友在1996年成立了公司，起初和男朋友两个人干起，现在已经达到100多人，发展得很好。
刘鹰认为，中国对创业者的社会价值的认同还没到位，可能是造成这些小微企业缺少社会性扶持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美国经济开始腾飞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身为一个商人是件非常自豪的事，这里面包含的一个意义是——我是独立自主的，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表达创新的意识和能力。
但是在中国，虽然民营经济繁荣发展，但是我们的社会价值趋向还停留在公权力的获取上，大家争先恐后当公务员，小微创业者甚至自称为“弱势群体”。
“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没有大量的大规模的小企业在市场里出出进进，带来新的思想、新的产品、新的活力和竞争，就不可能有这种经济的持续向前发展。”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刘鹰说。
她认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用创业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创新精神。所以，现在应从法律上来奠定自由经营、自由竞争的环境和条件。从社会价值上来讲，创业和当一个公务员是平等的。
扶持政策退出紧锣密鼓
撕开一条口子就是进步
在思潮上，中国4月11日，国务院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温州这个民间资本之都，由此正式成为中国金融改革的先行区。
近期，在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被高度关注的同时，全国不少地区也纷纷开始探索金融改革。深圳出台系列金融创新措施、珠三角金融特区方案上报国务院、天津滨海新区出台18项金融创新举措。金融创新似乎已经在全国形成一股热潮。
很多专家在微博讨论时认为，不看好这一方案的落地情况，一方面认为民间融资登记中心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没有人愿意为此多出费用，没有增值功能；二不看好小额贷向城镇银行的转型。
但是针对小微企业的担保公司中新力合创始人陈杭生却有另外的看法，他认为从事实务的都会这样想，但深入了解体制的不那么认为：政治信号作用好比是出发的枪声，能激发绝大多数守规则的人向目标前进。
国务院确定的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十二项任务，其中一条是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每天都在大量接触中小微企业，对于此次改革方案，他的态度是，无论如何这一改革是在高垄断体制下撕开了一个口子，开始逐步打破现有的一些不合理的法规制度。温州是实验区，也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阻力，那么就看温州人是不是有这个智慧，温州的政府是不是有改革的魄力，去大胆地推进，去杀出一条血路。
此外，扶持小微企业的29条政策也成为社会上热议的焦点。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庄聪生向媒体透露，国务院多次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部署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举措。
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解学智也在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结构性减税有望在小微企业体现。解学智指出，一个方面是税制设计上考虑了小微企业的特点，给了一些特殊的安排，比如说增值税有个小规模纳税人的规定，涵盖了小微企业，税率只有3%营业税。增值税对个体工商户有起征点的规定，起征点上限是两万元，两万元以下的个体工商户可以不缴税费。据此测算，每年将有900万个体工商户因此受益。
上海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试点，解学智认为它的功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第一个就是形成了一个三重抵扣机制，就是消除重复征税有个三重抵扣。原来上海的企业没纳入试点之前，那么它是缴纳营业税，重复征税，改征增值税以后，这三重抵扣消除了重复征税，实际上就是一种减税措施。另外一种安排是低税率，因为上海的小企业原来征营业税，多数按5%缴纳，改征增值税后，就是按3%来缴纳增值税。
政府行为可能导致选择性帮扶
只有竞争才能缔造“羚羊”企业
在商海中打拼了一两年的林涛已经有了品牌意识，每道产品线他都自己严格把关，他觉得相比去年，今年会有50%的增长，按这个速度，他觉得再过两三年，或许他能由“灰”转“白”了。
袁岳认为，小微企业有需要帮助的地方，但应该使用普惠帮助法，大企业大税、小企业小税、微企业微税或者免税，这就极大地改变了抽企业血，然后还去选择性输血的模式，因为政策行动者的抽血和输血行为是远远不如经济体中的成员自然的运行行为合理的。如果我们今天改变对大企业优惠而对小微企业冷漠的政策，少抽点血，则整体的局面将为之一变，只要去做小微企业的积极性高，创业活动活跃，那么就不用担心部分本不该存在的小微企业死亡所带来的社会波动。
对于这一观点，刘鹰有类似的看法。在美国政府看来，中小微企业的确是很可爱的，但是更可爱的是“羚羊”企业，他们跑得更快。比如当年的微软、谷歌、Facebook。但是，如果政府的眼光是冲着这样一些企业来制定政策的话，就永远找不到微软。为什么呢？刘鹰认为，企业筛选池的数量很重要，最初一定需要大量的草根创业者，从小到大竞争出来，而不是挑出来的。如果在开始就挑选“羚羊”企业帮扶，或许羚羊就长不成“羚羊”了。
中小企业担当着很多创新的角色。现在微软、谷歌都成为了大企业，他们只能靠收购来吸收一个很好的模式创新。因为大企业很难再有颠覆性创新。在刘鹰的研究中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大企业密度高的地方也是小企业密度高的地方。这是很令人深思的，大大小小的这样一些很有活力的小企业支撑他们，这些大企业才能够在这种国际的竞争当中保持一席之地。
在这种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没有大量的大规模的小企业在市场里出出进进，带来新的思想、新的产品、新的活力和竞争，就不可能有这种经济的持续向前发展。
袁岳认为，实践证明政府在做大产业、大企业方面可以有大作为，但在发展小产业与推动小微企业方面作用很难体现，而且在数量众多的小微企业中操作所谓帮扶政策，很容易导致选择性帮扶，而得利的很可能是寻租者。政府投资领域的寻租现象已经很严重了，小微企业政策我们希望能够不要太多这类的现象，因为这样的帮扶最后真正得利的是少数熟悉政府政策操作模式的中介食利群体。
“小微企业的特点就是在市场风潮中本来就是大批生大批死的。”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认为，针对小微企业的扶持中，首先应遵守快速淘汰与进化的自然规律，也不是公共资源能够简单帮助得了的。“你要让政府去鉴定谁该生谁该死吗？或者人为地改变生死规律，让本该死的企业不死吗？这本身就干扰了小微企业极度不规范的经营，因此，拯救术即使有，也不该使用。”企业经营的生存法则，其实从未改变。
实际上，小微企业可以通过苦练内功、自主创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庄聪生就举了成都创业者的例子：一个注重技术创新的小微企业，只有15名员工，董事长是一个26岁的年轻人。近3年时间，投入200多万元研发“不怕水的插座”和“会游泳的手机”等产品。目前这家公司虽然还在亏损，但相信不久会实现爆炸式的发展。
每个创业者都有做强、做大的梦想。像老周、林涛这样的“灰工厂”创业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人生价值，同时他们也希望改善员工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渴望有一天能够真正强大起来。
每个创业者都有做强、做大的梦想。联想、阿里巴巴，他们这些成功企业的典范都曾是从不为人知的小草阶段渐渐成长起来的。
周德文对新温改的态度是，无论如何这一改革是在高垄断体制下撕开了一个口子，开始逐步打破现有的一些不合理的法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