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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师范大学时的一句话，把中小学教材的编写问题拉入人们的视野。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习总书记的话是针对之前媒体报道的“上海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删去全部古诗”话题，有感而发。
“上海可以自己编写课程标准和教材。开始浙江跟上海是同一个标准，但因为两地差异大，后来浙江退出，使用教育部通用课程和教材。所以只剩下上海和全国其他地方不一样，仍然自己编。”人民教育出版社退休编辑顾振彪告诉本刊记者，“上海小学一年级删去古诗只是个别情况，全国其他地方的教材中，古诗文所占比例并没有变化。”
北京海淀区魏公村中关村南大街一座20余层高的大厦，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所在地。教育家叶圣陶曾是人教社首任社长。
60多年来，人教社一直负责编写全国的中小学教材，直至上世纪80年代末，教育部推行“一纲多本”，它对教材的垄断才被打破。但时至今日，人教社仍是业界公认的中小学教材编写实力最强、最权威的出版社。
2014年10月，本刊记者走进这里，梳理出新中国语文教材的编写历程。
语文教材成了报纸杂志集锦
“解放初的语文教材中，古文比例是比较小的，因为课文总数就很少——当时刚解放，编写来不及。”72岁的顾振彪谈起新中国成立后语文教材的编写，如数家珍。
他是人教社原中学语文编辑室主任、全国中学语文协会学术委员。1965年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文革”结束后到人教社工作，参加了之后人教社所有版本语文教材的编写，并著有《中国文学63讲》。
在人教社的内部图书馆可以查到以往他们编写的所有教材，包括小学、初中和高中，版本数量之多，堪比一些大学图书馆的藏书规模。在这里，本刊记者查阅了所需资料。
现在的中学语文课本，一册书一般有30篇课文，包括现代文和古文。
而解放初的1950年版和1953年版，初中语文只有20多篇课文。本刊记者查到，最重要的是，这两版的初中语文第一册中没有一篇古文。
“当时刚刚解放，新中国成立了，要搞新的。这个时候思想政治教育抓得比较紧，古诗文就少了。”顾振彪说。
“到了1955年，我们的教育学苏联，苏联的语文教科书文学和语言是分开的，文学一本，俄语一本。我们国家也编了两本：文学和汉语。在文学课本中，古诗文比例比较大，初中课本占30%到40%，高中达到50%。”
《瞭望东方周刊》在人教社图书馆找到了这个版本的文学课本，封面装帧朴素，白底上印着墨蓝色的“文学”二字。
这套教材只用了一年半，1956年以后，“反右”开始，这套教材被弃用。
接着要重新编写教材，编写精神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顾振彪对本刊记者说：“当时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所以教科书选了大量的报纸、杂志文章。比如说农业生产亩产几十万斤，放卫星，农民公社吃大锅饭好。后来这套教材被批评是‘报纸杂志的集锦’，因为经典文章非常少。”
本刊记者在图书馆看到了1958年版的初中语文第一册，只有14篇课文，没有一篇古文，课文中有民歌《永远跟着毛主席》，应用文则是《给徐特立同志的一封信》，时代色彩浓厚。
“文革”前最好的一套教材
“到了1961年，反省‘大跃进’，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教育方面也要整顿提高，就搞了中学‘六十条’，小学‘五十条’。语文重新制定教学大纲，1963年正式颁布。”顾振彪说。
1963年编的这套语文教材中，古诗文再次出现，初中各册约占30%?40%，高中约占40%?60%。但是，这套教材没编完“文革”就开始了。
本刊记者在图书馆也查到了这套教材，课文编写范围非常广泛，比如初中第一册中有《伊索寓言》《天方夜谭》，古诗文取材于《战国策》《论语》《孟子》等，还有两个古代诗歌单元。
“一般人认为这套教材是编得最好的。它主要培养学生的阅读写作能力，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比较扎实，文学氛围也比较重，古诗文的比例比前面几套教材都要高。”顾振彪说。
这套教材大概可用到初中二年级时，“文革”开始了，后面几册还没有编好，但可以在图书馆查到目录和大纲。
“‘文革’开始前，这套教材就不断受到批评。比如教材选了孟子的《鱼我所欲也》，有人说它宣传人性论，有的课本只好把它撤下来。‘文革’中，人教社没有了，因为当时教育部撤销了，而人教社是教育部的直属单位。”顾振彪说。
他告诉本刊记者，“文革”期间，各省自己编教材。当时只有毛主席语录和鲁迅的文章是安全的，就连红色经典《红日》《红岩》都不能选。“教科书几乎没什么东西可以学了，古诗文又非常少，还要遭到批判。比如说上海的教材选了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但还要加一通批判：蛇很毒，但是封建头子比蛇还要毒。”
“初中文言文不要超过20%”
“文革”结束后，1977年人教社恢复，又开始编全国通用教材。这次的教材编写由教育部副部长直接负责，召开了“中小学通用教材编写会议”，人教社组织人员制定教学大纲，编写教材。
顾振彪回忆，当时在全国范围选调来一批优秀老师和专员，两三百人，各个学科都有，其中参与中学语文的有20多人，小学语文有30多人。
这套1978年出版的教材，仍然保留着《草原人民歌唱华主席》《大寨花开红烂漫》等带有鲜明的那个时代特色的课文。经过1982年的修改，才去掉类似文章。在这套教材中，古诗文比例约30%。
就在这套教材大纲修订之时，1986年的一次教育会议上，当时国家教委的一位领导传达了这样的精神：古诗文不利于思想教育。“他说初中文言文不要超过20%，而且要求只要读一读、背一背，了解内容大意就可以了，词句不要死磕。比例减少，放低要求。”顾振彪回忆道。 这种精神很快反映在教材上。1987年到1988年，在1978年的教学大纲框架下，人教社对语文教材“大修”。本刊记者看到，此时的教材增加了大量现代文，删减古诗文，初中第一册语文课文达到了40篇，是所有教材中课文数量最多的版本。
同时，1987年也开始修订1978年的教学大纲，新大纲规定义务教育语文教材中古诗文不超过20%，根据这个大纲新编的教材，到1993年向全国推开。但到了90年代中期，教育部对古诗文的指导精神又变了，所以1999年对义务教育教材又修订了一次，到2000年古诗文比例又恢复到30%。
全国语文教材共有“八套半”
上世纪80年代教育体制改革中的一项是教材编写放开，实行“一纲多本”——全国采用一个教学大纲，但教材可以多种多样。这意味着人教社对教材的编写和出版的垄断被打破。全国有条件的单位个人都可以编写教材，但要送教育部审查。
此后，1990年出现了其他出版社的义务教育实验教材，到1993年，“一纲多本”的各种教材在全国推开。其中人教社、语文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四川教育出版社等各自出版了自己的教材。当时的全国语文教材共有“八套半”，其中半套是河北省一个复式班使用的——因为条件艰苦，小学一二三年级在一起上课，高年级则独立上课，所以编了半套教材。
不同出版社的教材主要差异在哪里？
“一纲多本，各种教材应该各有特点，但实际上没有做到，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到现在也如此。”顾振彪说，“当时设想很好，山区农村地方可以编得浅一些，多些关于农村的内容；而像北京上海一些水平比较高的学校，应该编比较深的教材。但实际上，农村不愿意用浅的教材，他们说，孩子本来在农村，用浅的教材就更考不上大学了，宁愿用重点中学的深教材。主要根源还是应试教育，教材的编写往往也要考虑考试。”
现在全国的中小学语文教材，小学有13套，初中8套，高中6套。选用教材的权利细化到每一个省的地级市区。
“按照教育部规定，学校应该有（选教材的）决定权，但现实条件达不到，比如说小学有13套教材，发到每一所学校让教师自己挑，做不到，所以由每个地区统一选。”顾振彪说。
2001年教改加强人文性
2001年，教育部实行课程改革，以前的教学大纲更名为课程标准。这是“文革”之后教材变动最大的一次。
语文课程改革的重点，在于“加强人文性”。
“加强人文性。就是加强人文教育，提高人文素养，强调首先要培养人。而过去的教材侧重于技术训练。”顾振彪告诉本刊记者。
2001年课程改革后的语文课本，最直观的变化是编排体例。以前的课本，每册的每个单元按照文体来分，而课程改革之后的课本，每个单元是按人文主题划分的，一个主题一个单元。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都德的《最后一课》都涉及教育，放在一个单元。这种编排体例沿用至今。
课程改革之后的古诗文有所增加。各套教材存在差异，但大体比例是，初中占30%左右，高中50%左右，小学语文中的古诗增加较多，在课程标准附录的推荐篇目中，小学阶段的古诗有70首。
2001年的课程标准实行之后，又经过十年，顾振彪说，业内的结论是“学生的人文素养提高了，但读写技能削弱了”。
2011年教育部颁布了新的课程标准，要纠正过分强调人文性的偏向，提出“寓人文性于工具性之中”，强调“培养学生应用语言文字的能力是语文的基本任务”。
“工具性和人文性要统一，不能像钟摆一样。”顾振彪说。
在古诗文比例上，新的课程标准与之前差异并不大，只是高中选修课中古诗文有所增加，比如《史记选读》《唐诗选读》《红楼梦选读》等。
依据2011年新课程标准编写的教材，现在还在审查中，没有出版。预计新教材将在2015年秋天印刷使用。
“文革”后有没有公认的比较好的教材？
顾振彪的回答是：“高中1997年的那一套教材，初中1999年的，都很好。2001年之后的教材，编写上有进步，但很多人认为对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不是很有效，学生写作文错别字多了。”
（本刊实习生张璐对此文亦有贡献）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习总书记的话是针对之前媒体报道的“上海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删去全部古诗”话题，有感而发。
“上海可以自己编写课程标准和教材。开始浙江跟上海是同一个标准，但因为两地差异大，后来浙江退出，使用教育部通用课程和教材。所以只剩下上海和全国其他地方不一样，仍然自己编。”人民教育出版社退休编辑顾振彪告诉本刊记者，“上海小学一年级删去古诗只是个别情况，全国其他地方的教材中，古诗文所占比例并没有变化。”
北京海淀区魏公村中关村南大街一座20余层高的大厦，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所在地。教育家叶圣陶曾是人教社首任社长。
60多年来，人教社一直负责编写全国的中小学教材，直至上世纪80年代末，教育部推行“一纲多本”，它对教材的垄断才被打破。但时至今日，人教社仍是业界公认的中小学教材编写实力最强、最权威的出版社。
2014年10月，本刊记者走进这里，梳理出新中国语文教材的编写历程。
语文教材成了报纸杂志集锦
“解放初的语文教材中，古文比例是比较小的，因为课文总数就很少——当时刚解放，编写来不及。”72岁的顾振彪谈起新中国成立后语文教材的编写，如数家珍。
他是人教社原中学语文编辑室主任、全国中学语文协会学术委员。1965年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文革”结束后到人教社工作，参加了之后人教社所有版本语文教材的编写，并著有《中国文学63讲》。
在人教社的内部图书馆可以查到以往他们编写的所有教材，包括小学、初中和高中，版本数量之多，堪比一些大学图书馆的藏书规模。在这里，本刊记者查阅了所需资料。
现在的中学语文课本，一册书一般有30篇课文，包括现代文和古文。
而解放初的1950年版和1953年版，初中语文只有20多篇课文。本刊记者查到，最重要的是，这两版的初中语文第一册中没有一篇古文。
“当时刚刚解放，新中国成立了，要搞新的。这个时候思想政治教育抓得比较紧，古诗文就少了。”顾振彪说。
“到了1955年，我们的教育学苏联，苏联的语文教科书文学和语言是分开的，文学一本，俄语一本。我们国家也编了两本：文学和汉语。在文学课本中，古诗文比例比较大，初中课本占30%到40%，高中达到50%。”
《瞭望东方周刊》在人教社图书馆找到了这个版本的文学课本，封面装帧朴素，白底上印着墨蓝色的“文学”二字。
这套教材只用了一年半，1956年以后，“反右”开始，这套教材被弃用。
接着要重新编写教材，编写精神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顾振彪对本刊记者说：“当时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所以教科书选了大量的报纸、杂志文章。比如说农业生产亩产几十万斤，放卫星，农民公社吃大锅饭好。后来这套教材被批评是‘报纸杂志的集锦’，因为经典文章非常少。”
本刊记者在图书馆看到了1958年版的初中语文第一册，只有14篇课文，没有一篇古文，课文中有民歌《永远跟着毛主席》，应用文则是《给徐特立同志的一封信》，时代色彩浓厚。
“文革”前最好的一套教材
“到了1961年，反省‘大跃进’，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教育方面也要整顿提高，就搞了中学‘六十条’，小学‘五十条’。语文重新制定教学大纲，1963年正式颁布。”顾振彪说。
1963年编的这套语文教材中，古诗文再次出现，初中各册约占30%?40%，高中约占40%?60%。但是，这套教材没编完“文革”就开始了。
本刊记者在图书馆也查到了这套教材，课文编写范围非常广泛，比如初中第一册中有《伊索寓言》《天方夜谭》，古诗文取材于《战国策》《论语》《孟子》等，还有两个古代诗歌单元。
“一般人认为这套教材是编得最好的。它主要培养学生的阅读写作能力，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比较扎实，文学氛围也比较重，古诗文的比例比前面几套教材都要高。”顾振彪说。
这套教材大概可用到初中二年级时，“文革”开始了，后面几册还没有编好，但可以在图书馆查到目录和大纲。
“‘文革’开始前，这套教材就不断受到批评。比如教材选了孟子的《鱼我所欲也》，有人说它宣传人性论，有的课本只好把它撤下来。‘文革’中，人教社没有了，因为当时教育部撤销了，而人教社是教育部的直属单位。”顾振彪说。
他告诉本刊记者，“文革”期间，各省自己编教材。当时只有毛主席语录和鲁迅的文章是安全的，就连红色经典《红日》《红岩》都不能选。“教科书几乎没什么东西可以学了，古诗文又非常少，还要遭到批判。比如说上海的教材选了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但还要加一通批判：蛇很毒，但是封建头子比蛇还要毒。”
“初中文言文不要超过20%”
“文革”结束后，1977年人教社恢复，又开始编全国通用教材。这次的教材编写由教育部副部长直接负责，召开了“中小学通用教材编写会议”，人教社组织人员制定教学大纲，编写教材。
顾振彪回忆，当时在全国范围选调来一批优秀老师和专员，两三百人，各个学科都有，其中参与中学语文的有20多人，小学语文有30多人。
这套1978年出版的教材，仍然保留着《草原人民歌唱华主席》《大寨花开红烂漫》等带有鲜明的那个时代特色的课文。经过1982年的修改，才去掉类似文章。在这套教材中，古诗文比例约30%。
就在这套教材大纲修订之时，1986年的一次教育会议上，当时国家教委的一位领导传达了这样的精神：古诗文不利于思想教育。“他说初中文言文不要超过20%，而且要求只要读一读、背一背，了解内容大意就可以了，词句不要死磕。比例减少，放低要求。”顾振彪回忆道。 这种精神很快反映在教材上。1987年到1988年，在1978年的教学大纲框架下，人教社对语文教材“大修”。本刊记者看到，此时的教材增加了大量现代文，删减古诗文，初中第一册语文课文达到了40篇，是所有教材中课文数量最多的版本。
同时，1987年也开始修订1978年的教学大纲，新大纲规定义务教育语文教材中古诗文不超过20%，根据这个大纲新编的教材，到1993年向全国推开。但到了90年代中期，教育部对古诗文的指导精神又变了，所以1999年对义务教育教材又修订了一次，到2000年古诗文比例又恢复到30%。
全国语文教材共有“八套半”
上世纪80年代教育体制改革中的一项是教材编写放开，实行“一纲多本”——全国采用一个教学大纲，但教材可以多种多样。这意味着人教社对教材的编写和出版的垄断被打破。全国有条件的单位个人都可以编写教材，但要送教育部审查。
此后，1990年出现了其他出版社的义务教育实验教材，到1993年，“一纲多本”的各种教材在全国推开。其中人教社、语文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四川教育出版社等各自出版了自己的教材。当时的全国语文教材共有“八套半”，其中半套是河北省一个复式班使用的——因为条件艰苦，小学一二三年级在一起上课，高年级则独立上课，所以编了半套教材。
不同出版社的教材主要差异在哪里？
“一纲多本，各种教材应该各有特点，但实际上没有做到，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到现在也如此。”顾振彪说，“当时设想很好，山区农村地方可以编得浅一些，多些关于农村的内容；而像北京上海一些水平比较高的学校，应该编比较深的教材。但实际上，农村不愿意用浅的教材，他们说，孩子本来在农村，用浅的教材就更考不上大学了，宁愿用重点中学的深教材。主要根源还是应试教育，教材的编写往往也要考虑考试。”
现在全国的中小学语文教材，小学有13套，初中8套，高中6套。选用教材的权利细化到每一个省的地级市区。
“按照教育部规定，学校应该有（选教材的）决定权，但现实条件达不到，比如说小学有13套教材，发到每一所学校让教师自己挑，做不到，所以由每个地区统一选。”顾振彪说。
2001年教改加强人文性
2001年，教育部实行课程改革，以前的教学大纲更名为课程标准。这是“文革”之后教材变动最大的一次。
语文课程改革的重点，在于“加强人文性”。
“加强人文性。就是加强人文教育，提高人文素养，强调首先要培养人。而过去的教材侧重于技术训练。”顾振彪告诉本刊记者。
2001年课程改革后的语文课本，最直观的变化是编排体例。以前的课本，每册的每个单元按照文体来分，而课程改革之后的课本，每个单元是按人文主题划分的，一个主题一个单元。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都德的《最后一课》都涉及教育，放在一个单元。这种编排体例沿用至今。
课程改革之后的古诗文有所增加。各套教材存在差异，但大体比例是，初中占30%左右，高中50%左右，小学语文中的古诗增加较多，在课程标准附录的推荐篇目中，小学阶段的古诗有70首。
2001年的课程标准实行之后，又经过十年，顾振彪说，业内的结论是“学生的人文素养提高了，但读写技能削弱了”。
2011年教育部颁布了新的课程标准，要纠正过分强调人文性的偏向，提出“寓人文性于工具性之中”，强调“培养学生应用语言文字的能力是语文的基本任务”。
“工具性和人文性要统一，不能像钟摆一样。”顾振彪说。
在古诗文比例上，新的课程标准与之前差异并不大，只是高中选修课中古诗文有所增加，比如《史记选读》《唐诗选读》《红楼梦选读》等。
依据2011年新课程标准编写的教材，现在还在审查中，没有出版。预计新教材将在2015年秋天印刷使用。
“文革”后有没有公认的比较好的教材？
顾振彪的回答是：“高中1997年的那一套教材，初中1999年的，都很好。2001年之后的教材，编写上有进步，但很多人认为对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不是很有效，学生写作文错别字多了。”
（本刊实习生张璐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