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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爱玲的小说展露了男权社会从思想文化方面对女性身体的严密控制:女性身体被男权社会驯服和利用,打上了社会、阶级、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各种烙印,揭露了现代性的发展为女性身体解放带来历史契机的假象。张爱玲洞悉现代性的发展虽然使女性有机会进入社会空间,但这并未使女性身体获得真正的自由,因为女性不能从心理上摆脱家庭空间的影响和制约;同样的,在民族国家的话语笼罩之下,女性身体遭受男权文化的篡改和利用,男权社会为利用女性身体而编造各种神话。从而揭露出现代性与民族国家语境下女性身体解放的内涵。
关键词:张爱玲 女性身体 现代性 民族国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父权社会对女性进行了最残酷的打压,通过为女性制定一系列从思想到身体统治的“法”,从各方面对女性进行定义和规范,实行各种人身强制性策略。张爱玲的小说不仅描绘了伦理秩序把女性内化为贤妻良母,使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属品,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和社会地位,从而产生了女性自我身份定位的危机感。更为可贵的是,她笔下的女性不同于同时代男性大师们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在男性大师大力讴歌现代性与民族国家的发展为女性身体解放所做的突出贡献时,张爱玲笔下的女性虽然受到现代性发展的影响,但更多的是历史残渣对女性解放的巨大阻力。
一 传统观念与女性身体
在中国宗法体制中,伦理秩序把女性内化为贤妻良母,女性终生必须遵循“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等“父之法”。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属品,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和社会地位,从而产生了女性自我身份定位的危机感。无怪乎《怨女》中的银娣会在对自己身份的体认与定位过程中生发“上一代下一代中间没有她的位子”的感叹和危机感。女性只有在家庭中才能找到自身的价值,她是女儿、妻子、媳妇和母亲,她的职责是成为丈夫淫欲的奴隶和家庭中传宗接代的工具。家庭对女性生活的意义远远大于男性,在家庭这一方狭小、封闭的生存空间中,男权文化规定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三从四德对女性的贞操品德、行为举止做出严格的限制,这些限制都成为女性行为必须遵从的“法”,男性威严的声音控制了女性的一生。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家庭的出现是人类步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家庭也成为女性从属命运的历史开端,女性被置于家庭婚姻秩序之内,扮演男性主体的他者,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女性始终不能逃脱家庭这一牢笼。
在中国历史传统中,身体的各种需求与欲望是受到压抑和克制的,身体被视为人类罪恶的渊蔽,以儒、释、道结合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其本质是轻视身体的。除了在春宫画和饮食文化中充分地表现身体之外,中国文化中只有伦理纲常,身体感觉总是被简单地归为“欲”、“淫”,难登大雅之堂,久而久之,身体在历史书写中被遗忘、漠视。而在现实生活中,女性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处于被统治的地位,男性文化对女性身体实行统治与镇压,女性身体丧失自主性,身体的一切本能需求都是羞于启齿的。
在《金锁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七巧年轻时也是聪明美丽的姑娘,如果她能拥有健康幸福的家庭生活,她的一生也许就能改写。然而,因为她是女性,父兄意志决定了她身体的归宿,她的身体被用来换取丰厚的聘礼,健康的七巧作为生殖机器被卖进姜家,将陪伴患有“软骨症”的丈夫走完漫漫的一生。在这里,姜家的金钱弥补了二少爷身体上的缺陷,在这场金钱婚姻中,七巧的身体是一个被物化的过程,成为契约对象,她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欲望和冲动被人忽视。七巧因顺从身体的本能欲望,而在姑嫂间的谈话中大胆地诉说了自己无性婚姻的痛苦。她的表白一方面满足了姜家少奶奶们的好奇心理和窥视心态,另一方面,她们的“教养”与门第又使她们轻视七巧的为人,七巧的痛苦在说与被说之间成为一种谈资,不能让人产生怜悯,反而只能引起人的厌恶。
由此不难发现,男权文化要求女人仅有母性,作为肉欲与性的象征的女人成为众人口诛笔伐的对象,是淫秽、纵欲的代表。七巧健康的身体与二爷腐烂的身体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正是他以腐烂的身体控制了七巧一生,一寸寸地蚕食着七巧血肉丰满的身体,直至七巧变得“骨瘦如柴”。
二 现代性与女性身体
自20世纪开始,国土沦落、威严扫地的境况使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中国落后的原因,中国人开始对自身民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怀疑:中华民族是否劣于其他民族?中华民族维持了几千年的自信与自大似乎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灰飞烟灭。中国人开始设想强壮的身体能够带来强大的国家,女性身体作为孕育生命的温床开始受到男性前所未有的关注,男性从国家贫困、民族危机的立场赋予女性身体解放重大的历史意义。“废缠足,兴女学”的口号使中国女性的解放从一开始就成为民族强大、国家富裕的一部分,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妇女解放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互影响、相互纠缠、相互碰撞!
与同时代男性大师们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不同,张爱玲笔下的女性虽受到现代性发展的影响,但更多的则是历史残渣对女性解放的巨大阻力,以及女性自身害怕解放的心理。如在现代性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女性的“三寸金莲”被巧妙地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承担起民族强大的职责。在中国男性启蒙家的眼中,只有妇女摆脱缠足的束缚才能使国富民强的目的尽快实现,从而更好地相夫教子,培育新一代的国民。所以,《金锁记》里长安所处的时代都以天足为美,这本应是属于她的时代,但因为长安的母亲是七巧,所以长安在应该属于她的时代却尝到缠足之痛。
因为七巧一生中能把握的只剩下姜家分给她的家产和一双儿女,所以女儿“一双大脚,哪里去不得”的想法让她产生了危机感。为了防止长安走出她的控制范围,七巧在长安十三岁时给她缠脚,而当时缠足己成为历史遗迹,七巧自己的脚都是“尖尖的缎鞋里塞了棉花,装成半大的文明脚。”在父亲缺席的姜家,七巧代表“父之法”,通过七巧,男性文化的强制力量再次在长安身上得以体现。
相对于长安的无奈,《封锁》中的翠远应该是一个传统女性需要仰视的理想人物。翠远算得上是新时代的新女性,大学毕业后,她在母校任英文助教,享受了现代性为妇女争取到的社会权利,她从家庭的私人空间步入社会公共空间,得到了旧社会中的女性难以想象的自由和社会地位。然而,翠远离幸福也越来越远,她一直忙着当好女儿、好学生,把婚姻大事耽误了,她自己也因“待字闺中”而自卑、烦闷。由于传统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地位,男性面对的社会比女性更为广阔,他们拥有的机会也更多,男性择妻天经地义,女性则永远处于被挑选和默默等待的地位之中。翠远面对爱情时的欣喜与迫切心态只能让人感到心酸,女性经过几代人努力争取到的与男性平等的求学和自由婚姻的权利显得并不珍贵,此时被新女性抛弃的传统婚姻的安全感,宛如一件美好事物一样令新女性怀念不已。
张爱玲深切地体谅女性的艰辛处境,在她的笔下,女性已习惯了笼内的生活,一旦冲出“牢笼”,辽阔的天空固然能给她们自由,可她们得面对残酷的生存环境,她们不仅要像男人一样竞争,而且还须挑战男权文化,她们的付出比男人多得多。新女性在历史的漩涡中左右冲杀一番之后,更多的是对传统社会中旧女性的安定生活的向往。
三 民族国家与女性身体
“人的肉体表现方面,在某种意义上,没有超越社会,也不是处在社会之外的。”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中国女性与国家的苦难联系在一起,时代要求女性作为与男性并立的群体出现。男性作家回顾历史,列举中国历史上之女英雄、女豪杰,并努力在西方历史中发掘女英雄,希望能振奋当时女子之志气,让女性成为民族战争中的中坚力量。在新的叙事中,无论是花木兰还是梁红玉,她们的热情所直接指向的目标都不再是她们的家族或者丈夫的利益,而变成了我们的“国家”。毫无疑问,革命的胜利要求身体的绝对服从,“革命伦理”也可以称为“献身伦理”,个体的身体成为“伟大事业”祭坛上的牺牲品,成为实现“革命目标”和“伟大的人民意志”的工具,是要“献出去”的东西。
在《赤地之恋》中,村中并没有苦大仇深的农民,也没有贪得无厌的大地主,祖祖辈辈的人在这片土地上艰难地生活,彼此之间不乏互相扶持。革命的实现必须有斗争,而有斗争就必须有阶级。革命以含蓄的方式告诉个人:地主占有的土地甚至是女人都可以通过革命的方式重新分配,潜在的利益激起每个人都想在革命的名义下获得本不属于自己的利益:占有女性身体。支部宣传夏逢春想斗争韩长锁的理由就是:
“韩长锁这小子,别看他地少,一个青少年,三亩好水地哪!去年还娶了老婆!”
因为夏逢春自己没能娶上老婆,韩长锁娶妻生子正当的人生要求就变得带有剥削性质,要受到革命的斗争。在这里,女性身体潜在地变成男性革命的动力和斗争目标,革命胜利就能掌握和分配女性身体。
因此,在革命时代,篡改、利用女性身体的男权中心文化格局并没有彻底改变,各种腐朽的男权观念对女性身体投入巨大的关注,革命“一开始就是一场从敌人手中夺回女人身体的战役。”在男性的社会解放的语境中,男性以革命的名义为女性身体编造了政治神话:一方面,女性身体的情色诱惑力可以成为正人君子检测自我道德约束力的试金石,真正的革命者应该能够抵抗女性魅力的诱惑,为革命奋斗终生;另一方面,女性身体又可以用来作为救国救民的工具,女性可以凭借身体的诱惑力打击敌人的意志、瓦解敌人的斗志,同样以身体为代价,鼓舞革命者的斗争意志,帮助革命胜利的早日到来。由此,女性欲望化的身体获得了崇高的政治意义和巨大的政治价值,在革命的立场和阶级战线上,女性身体和男性身体真正平等了。
女性身体的附庸性使女性身体成为惩罚男性的最好武器,女性被看成是男性拥有的私有财产,对女性身体的侵犯就是对男性权威的侮辱,自然也是打击男性的方式之一。《赤地之恋》中批斗地主韩廷榜的过程,首先就是拿他的妻子开刀:
“几个积极分子指挥着韩家佃户们,把她拖翻在地上,就用檐下那根绳子把她的右臂右腿绑扎在一起,把绳子往上一扯,身体就忽悠悠的离开了地面,高高的吊在空中。”
女性身体的从属性使之成为间接攻击男性的目标。革命的目的是改造人的思想,使亿万人共同认同领袖人物的思想,因为思想的不易把握和难于控制必将使革命的进程困难重重,“革命到最后,往往变成一场消灭身体的运动”。
现代性的发展进程使女性有机会进入社会空间,但这并未使女性身体获得真正的自由,因为女性不能从心理上摆脱家庭空间的影响和制约。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伦理秩序之外,儒家宗法礼教中所涉及的性别政治、男主女从等意识形态,长久渗透在中国日常生活和社会习俗之中,并深深影响着女性的生活、心理与人格发展。另外,在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女性投身于民主革命,女性身体再一次遭受男权文化的篡改和利用,男权文化以种种方式告诉女性:只有为民族国家勇于牺牲,奉献自己身体的女性才能被男性所欣赏和接受,女性身体以另一种方式再次沦为男性的施欲对象和政治诱饵,“靓丽的女性形象再一次充当了为民族国家利益赴汤蹈火的走卒角色”。
注:本文系2009年度贵州财经学院引进人才科研项目。
参考文献:
[1] 宋晓萍,汪民安:《狂奔的女性政治学》,《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布莱恩·特纳,汪民安、陈永国:《身体问题:社会理论的新近发展》,《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 朱晓东、汪民安:《通过婚姻的治理》,《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 谢有顺、汪民安:《文学身体学》,《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 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I》,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 刘慧英:《遭遇解放——1890-1930年的中国女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简介:王敏,女,1981—,湖南岳阳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文艺美学,工作单位:贵州财经学院文化传播学院。
关键词:张爱玲 女性身体 现代性 民族国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父权社会对女性进行了最残酷的打压,通过为女性制定一系列从思想到身体统治的“法”,从各方面对女性进行定义和规范,实行各种人身强制性策略。张爱玲的小说不仅描绘了伦理秩序把女性内化为贤妻良母,使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属品,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和社会地位,从而产生了女性自我身份定位的危机感。更为可贵的是,她笔下的女性不同于同时代男性大师们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在男性大师大力讴歌现代性与民族国家的发展为女性身体解放所做的突出贡献时,张爱玲笔下的女性虽然受到现代性发展的影响,但更多的是历史残渣对女性解放的巨大阻力。
一 传统观念与女性身体
在中国宗法体制中,伦理秩序把女性内化为贤妻良母,女性终生必须遵循“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等“父之法”。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属品,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和社会地位,从而产生了女性自我身份定位的危机感。无怪乎《怨女》中的银娣会在对自己身份的体认与定位过程中生发“上一代下一代中间没有她的位子”的感叹和危机感。女性只有在家庭中才能找到自身的价值,她是女儿、妻子、媳妇和母亲,她的职责是成为丈夫淫欲的奴隶和家庭中传宗接代的工具。家庭对女性生活的意义远远大于男性,在家庭这一方狭小、封闭的生存空间中,男权文化规定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三从四德对女性的贞操品德、行为举止做出严格的限制,这些限制都成为女性行为必须遵从的“法”,男性威严的声音控制了女性的一生。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家庭的出现是人类步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家庭也成为女性从属命运的历史开端,女性被置于家庭婚姻秩序之内,扮演男性主体的他者,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女性始终不能逃脱家庭这一牢笼。
在中国历史传统中,身体的各种需求与欲望是受到压抑和克制的,身体被视为人类罪恶的渊蔽,以儒、释、道结合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其本质是轻视身体的。除了在春宫画和饮食文化中充分地表现身体之外,中国文化中只有伦理纲常,身体感觉总是被简单地归为“欲”、“淫”,难登大雅之堂,久而久之,身体在历史书写中被遗忘、漠视。而在现实生活中,女性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处于被统治的地位,男性文化对女性身体实行统治与镇压,女性身体丧失自主性,身体的一切本能需求都是羞于启齿的。
在《金锁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七巧年轻时也是聪明美丽的姑娘,如果她能拥有健康幸福的家庭生活,她的一生也许就能改写。然而,因为她是女性,父兄意志决定了她身体的归宿,她的身体被用来换取丰厚的聘礼,健康的七巧作为生殖机器被卖进姜家,将陪伴患有“软骨症”的丈夫走完漫漫的一生。在这里,姜家的金钱弥补了二少爷身体上的缺陷,在这场金钱婚姻中,七巧的身体是一个被物化的过程,成为契约对象,她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欲望和冲动被人忽视。七巧因顺从身体的本能欲望,而在姑嫂间的谈话中大胆地诉说了自己无性婚姻的痛苦。她的表白一方面满足了姜家少奶奶们的好奇心理和窥视心态,另一方面,她们的“教养”与门第又使她们轻视七巧的为人,七巧的痛苦在说与被说之间成为一种谈资,不能让人产生怜悯,反而只能引起人的厌恶。
由此不难发现,男权文化要求女人仅有母性,作为肉欲与性的象征的女人成为众人口诛笔伐的对象,是淫秽、纵欲的代表。七巧健康的身体与二爷腐烂的身体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正是他以腐烂的身体控制了七巧一生,一寸寸地蚕食着七巧血肉丰满的身体,直至七巧变得“骨瘦如柴”。
二 现代性与女性身体
自20世纪开始,国土沦落、威严扫地的境况使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中国落后的原因,中国人开始对自身民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怀疑:中华民族是否劣于其他民族?中华民族维持了几千年的自信与自大似乎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灰飞烟灭。中国人开始设想强壮的身体能够带来强大的国家,女性身体作为孕育生命的温床开始受到男性前所未有的关注,男性从国家贫困、民族危机的立场赋予女性身体解放重大的历史意义。“废缠足,兴女学”的口号使中国女性的解放从一开始就成为民族强大、国家富裕的一部分,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妇女解放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互影响、相互纠缠、相互碰撞!
与同时代男性大师们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不同,张爱玲笔下的女性虽受到现代性发展的影响,但更多的则是历史残渣对女性解放的巨大阻力,以及女性自身害怕解放的心理。如在现代性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女性的“三寸金莲”被巧妙地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承担起民族强大的职责。在中国男性启蒙家的眼中,只有妇女摆脱缠足的束缚才能使国富民强的目的尽快实现,从而更好地相夫教子,培育新一代的国民。所以,《金锁记》里长安所处的时代都以天足为美,这本应是属于她的时代,但因为长安的母亲是七巧,所以长安在应该属于她的时代却尝到缠足之痛。
因为七巧一生中能把握的只剩下姜家分给她的家产和一双儿女,所以女儿“一双大脚,哪里去不得”的想法让她产生了危机感。为了防止长安走出她的控制范围,七巧在长安十三岁时给她缠脚,而当时缠足己成为历史遗迹,七巧自己的脚都是“尖尖的缎鞋里塞了棉花,装成半大的文明脚。”在父亲缺席的姜家,七巧代表“父之法”,通过七巧,男性文化的强制力量再次在长安身上得以体现。
相对于长安的无奈,《封锁》中的翠远应该是一个传统女性需要仰视的理想人物。翠远算得上是新时代的新女性,大学毕业后,她在母校任英文助教,享受了现代性为妇女争取到的社会权利,她从家庭的私人空间步入社会公共空间,得到了旧社会中的女性难以想象的自由和社会地位。然而,翠远离幸福也越来越远,她一直忙着当好女儿、好学生,把婚姻大事耽误了,她自己也因“待字闺中”而自卑、烦闷。由于传统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地位,男性面对的社会比女性更为广阔,他们拥有的机会也更多,男性择妻天经地义,女性则永远处于被挑选和默默等待的地位之中。翠远面对爱情时的欣喜与迫切心态只能让人感到心酸,女性经过几代人努力争取到的与男性平等的求学和自由婚姻的权利显得并不珍贵,此时被新女性抛弃的传统婚姻的安全感,宛如一件美好事物一样令新女性怀念不已。
张爱玲深切地体谅女性的艰辛处境,在她的笔下,女性已习惯了笼内的生活,一旦冲出“牢笼”,辽阔的天空固然能给她们自由,可她们得面对残酷的生存环境,她们不仅要像男人一样竞争,而且还须挑战男权文化,她们的付出比男人多得多。新女性在历史的漩涡中左右冲杀一番之后,更多的是对传统社会中旧女性的安定生活的向往。
三 民族国家与女性身体
“人的肉体表现方面,在某种意义上,没有超越社会,也不是处在社会之外的。”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中国女性与国家的苦难联系在一起,时代要求女性作为与男性并立的群体出现。男性作家回顾历史,列举中国历史上之女英雄、女豪杰,并努力在西方历史中发掘女英雄,希望能振奋当时女子之志气,让女性成为民族战争中的中坚力量。在新的叙事中,无论是花木兰还是梁红玉,她们的热情所直接指向的目标都不再是她们的家族或者丈夫的利益,而变成了我们的“国家”。毫无疑问,革命的胜利要求身体的绝对服从,“革命伦理”也可以称为“献身伦理”,个体的身体成为“伟大事业”祭坛上的牺牲品,成为实现“革命目标”和“伟大的人民意志”的工具,是要“献出去”的东西。
在《赤地之恋》中,村中并没有苦大仇深的农民,也没有贪得无厌的大地主,祖祖辈辈的人在这片土地上艰难地生活,彼此之间不乏互相扶持。革命的实现必须有斗争,而有斗争就必须有阶级。革命以含蓄的方式告诉个人:地主占有的土地甚至是女人都可以通过革命的方式重新分配,潜在的利益激起每个人都想在革命的名义下获得本不属于自己的利益:占有女性身体。支部宣传夏逢春想斗争韩长锁的理由就是:
“韩长锁这小子,别看他地少,一个青少年,三亩好水地哪!去年还娶了老婆!”
因为夏逢春自己没能娶上老婆,韩长锁娶妻生子正当的人生要求就变得带有剥削性质,要受到革命的斗争。在这里,女性身体潜在地变成男性革命的动力和斗争目标,革命胜利就能掌握和分配女性身体。
因此,在革命时代,篡改、利用女性身体的男权中心文化格局并没有彻底改变,各种腐朽的男权观念对女性身体投入巨大的关注,革命“一开始就是一场从敌人手中夺回女人身体的战役。”在男性的社会解放的语境中,男性以革命的名义为女性身体编造了政治神话:一方面,女性身体的情色诱惑力可以成为正人君子检测自我道德约束力的试金石,真正的革命者应该能够抵抗女性魅力的诱惑,为革命奋斗终生;另一方面,女性身体又可以用来作为救国救民的工具,女性可以凭借身体的诱惑力打击敌人的意志、瓦解敌人的斗志,同样以身体为代价,鼓舞革命者的斗争意志,帮助革命胜利的早日到来。由此,女性欲望化的身体获得了崇高的政治意义和巨大的政治价值,在革命的立场和阶级战线上,女性身体和男性身体真正平等了。
女性身体的附庸性使女性身体成为惩罚男性的最好武器,女性被看成是男性拥有的私有财产,对女性身体的侵犯就是对男性权威的侮辱,自然也是打击男性的方式之一。《赤地之恋》中批斗地主韩廷榜的过程,首先就是拿他的妻子开刀:
“几个积极分子指挥着韩家佃户们,把她拖翻在地上,就用檐下那根绳子把她的右臂右腿绑扎在一起,把绳子往上一扯,身体就忽悠悠的离开了地面,高高的吊在空中。”
女性身体的从属性使之成为间接攻击男性的目标。革命的目的是改造人的思想,使亿万人共同认同领袖人物的思想,因为思想的不易把握和难于控制必将使革命的进程困难重重,“革命到最后,往往变成一场消灭身体的运动”。
现代性的发展进程使女性有机会进入社会空间,但这并未使女性身体获得真正的自由,因为女性不能从心理上摆脱家庭空间的影响和制约。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伦理秩序之外,儒家宗法礼教中所涉及的性别政治、男主女从等意识形态,长久渗透在中国日常生活和社会习俗之中,并深深影响着女性的生活、心理与人格发展。另外,在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女性投身于民主革命,女性身体再一次遭受男权文化的篡改和利用,男权文化以种种方式告诉女性:只有为民族国家勇于牺牲,奉献自己身体的女性才能被男性所欣赏和接受,女性身体以另一种方式再次沦为男性的施欲对象和政治诱饵,“靓丽的女性形象再一次充当了为民族国家利益赴汤蹈火的走卒角色”。
注:本文系2009年度贵州财经学院引进人才科研项目。
参考文献:
[1] 宋晓萍,汪民安:《狂奔的女性政治学》,《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布莱恩·特纳,汪民安、陈永国:《身体问题:社会理论的新近发展》,《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 朱晓东、汪民安:《通过婚姻的治理》,《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 谢有顺、汪民安:《文学身体学》,《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 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I》,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 刘慧英:《遭遇解放——1890-1930年的中国女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简介:王敏,女,1981—,湖南岳阳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文艺美学,工作单位:贵州财经学院文化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