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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不清时天地昏，滚滚风尘神州愤；山东烟熄走铁板，河源薪燃现龙身。丹噶谋举黄表会，乔寿山敢当首领；虽然头悬城墙门，曾喊日月分半轮。”这首诗是丹噶尔黄表会和元山尔反清斗争始末的真实反映。
清光绪末年，丹噶尔（湟源县）以地处海藏咽喉，与蒙藏地区的贸易往来，日见繁荣，城垣商店林立，生意鼎盛，英、美、土、俄等国商人，也不远千里迢迢，前来湟源开设洋行，与当地豪绅富商，串通一气，掠夺少数民族，盘剥当地商民，加之官方巧立名目，广设机构，搜刮民财，暴戾急遽，于时为烈。仅收税单位就有牛头局、烟膏局、粮茶局、税务局、厘金局等，横征暴敛，小商小贩及手工业工匠，苦于负担，怨声载道。帮会分子，遂乘机活动、共谋反抗，如火如荼。当时有陕西、山西、天津、北京等地商人亦来丹地经营百货，收购皮毛，本地也有人搞长途贩运，这些人来往于青海、西安、汉中之间，不时带来一些关于义和团斗争的消息，如梦初醒，遂有一些人受到影响，如李旺的起事，即是一例。
据《宁海近百年大事记》、《湟源县文史资料》记载：丹噶尔城背后北小庄人李旺，原籍湟中县四营乡拦隆庄人。小名尕德子，祖上为民和李土司，父为褐匠。李旺名不经见，原务农，又兼做挂面，但生性好动，后改行当脚户，平素玩刀使棒，精通拳脚，来往西宁、汉中一带历经甘苦。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从潼关承送一道人来西宁不期而遇，一路交谈，始知此道人姓裴，系义和团成员，此次欲往西宁活动，准备东山再起。李旺对义和团斗争已有所闻，表示敬佩，遂拜裴道人为师。至丹后，将裴安置于日月山下的宗家沟居住，号称云游道人，暗地活动。此后，又介绍裴与西宁的董蜡匠，名董生贵，亦系道会中人，及其妻黄福鸾（女巫）和西宁钦差大臣衙门通事李通云相识。同年（公元1909年）董蜡匠经裴道人介绍，变卖家产，由西宁前往山东，会见裴道人胞弟裴老三，了解义和团起事发展及失败详情，又赴北京参加迷信帮会，旋即返回西宁，怂恿其妇以“九天圣母”徒子名义，广收信徒，大肆活动，与李旺等组成“黄表会”。以黄色饰物为标志，又称“黄标会”或“黄龙大道会”，通称“黄会”，吸收一些小商贩、农民参加，焚黄表迎神，宣传清朝国运将终，将有“真龙天子”出现，号召要“扫清灭洋”，声势浩大。主要头目为李旺、裴道人、董蜡匠。宣统二年六月初，李旺联络丹噶尔帮会人物詹鸿发，货郎王某，巫医唐某在丹噶尔加紧活动，又到西宁联络帮会人们参加。
在李旺等的精心安排下，黄会活动进展迅速，会众猛增，入会手续也相应统一，入会时必须履行：一、神前吃血酒；二、对天宣誓；三、挂黄号，自制红边黄堂，上缀“虎吃羊”三个黑纹大字的号衣，并捐献粮食衣物甚至全部家产，但严禁摊派，必须自愿。入会后公吃公用，相互救困扶危，过往人等以礼相待，于是不到一年时间，除丹噶尔外，西宁、大通、互助、碾伯等县，相继建立了黄会组织，入会者达四五万人，最后竟达10万人之多。
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李通云将其堂弟李瞻云从西宁领来丹噶尔介绍给李旺、董蜡匠及在宗家沟隐蔽的裴道人等，当众声称：“我弟瞻云，生有异相，两耳坠肩，双手过膝，我们起事，上合天意，下顺人心，应该拥立他为皇帝。”而只有十三岁的李瞻云，确亦眉清目秀，五官端正，鼻直口方，身材健壮，李旺、董蜡匠等表示拥戴。为掩人耳目，对外暂称为“尕稽察”，内部称“皇上”。李旺并大肆宣扬“李瞻云是其母感神梦而生的真龙天子，我们扶他为主”。李瞻云本在西宁大什字一家海菜铺当学徒，此地一变而为“皇帝”。这一年的六月初六，黄会乘大通元朔山庙会之机，在山林深处，召集会众开会，到会的约二百余人，李旺以为起事机会业已成熟，就以“元帅”身份，宣布陕西发来信函，内容是“不要着急，分散人员，静候时机”。又据《青海通史》记载：1911年初，李旺、谢琨等从汉中秘密得到同盟会的《讨满檄文》，其中有这样的词句：“照得满族蹂躏中国二百余年，同胞在覆盆之下，胡儿居九五之尊，凡在国民，皆应拊膺。本帅以敢死军力，进图中原，共襄义举。愿以亿万人之精血，洗出崭新的世界，成则美之华盛顿，败则田横五百人。中华安危，系于一战，望吾同胞，其共勉之……大兵所过之区，愿我国民亦不得甘作满种牛马，徒效螳臂之挡车。切切此谕!”李旺等以檄文中词句动员群众，把黄会活动范围扩大到今乐都、民和县一带。这时，入会手续更趋统一，挂黄号，并自行缝制红边黄堂，上缀“虎吃羊”三个黑回绒大字号衣的就算入会。虎指汉人，羊指满人和洋人。意思是说：我们穷人联合起来像饿虎下山一样吃掉清官和洋人。还要求会员捐献粮食衣物。所有会员同甘共苦，对贫苦群众予以救济，并在西宁和今湟中县的拦隆、拉沙尔、白崖等地囤集了大量粮食，以备起事时用。会员人数猛增至四五万人，以贫苦农民为主，也有手工业者、小商贩和下层吏役兵丁等。举事前会员人数达到近10万人之数。李旺模仿义和团的口号，反复向群众宣传清朝“国运将终”，将有“真命天子”出现。遂拥戴李通云的堂弟、时在西宁大什字海菜铺当学徒的13岁男童李瞻云为“皇帝”，以为号召。李旺等人分别自封为“兵马先行大元帅”、“副元帅”、“太师”、“军师”、“丞相”、“将军”、“侯”等。当时民间流传的歌谣说：“黄龙大会立竿子，里头收的人尖子（即最优秀分子），有钱的主儿们你别喊，穷人们行事你少管。”
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五月，踌躇满志的李旺等向各地散发“扫清灭洋”的传单，传单中摘引《讨满檄文》中的话，有“四万万同胞共同起来，推倒满清，争取平等自由”等词句。在起事前夕，还由谢琨起草了一张“皇告”，贴在丹噶尔东、西城门上。“皇告”全文已不可得，据一些老年人回忆，有下面这些词句：
“中华地，千万里，圣王天下，尧舜禹，大汉朝，治平邦家。谁意起，老洋人，辱侮华夏，任魔鬼，盗男精，取女血花。恨满清，给洋人作奴为下，又赔款，又割地，又叫爸爸……我起兵，杀洋人，杀学洋话，灭满清，杀赃官，全不留他……要恢复，我中国，圣王天下，又自由又平等，四海一家。”
黄表会起事前分别派人到西宁、互助、大通、碾伯进行策动，准备起事。丹噶尔由李旺、董蜡匠、李通云、安钻地、童广善等负责组织，宣统三年春，几经研究，决定以丹噶尔为起事中心，并划分地区，指定负责人。
东峡响河尔、兰占巴等地，以王三、王大爷、虎四爷、王顺为负责人。
北乡大山根、申中、前沟等地，以鲁竽子平、陈拉毛加、鲁来、李大爷为负责人。
西乡池汉庄、李大、河拉台、塔湾、若兰布拉、韭菜沟、庙尔沟、大路庄等地以马九爷、鲍应芳、马牛儿、鲍桶匠、李丰年、本瞪眼、寇茂荣、李九哇、祁进德为负责人。
南乡纳隆庄、蒙古道、茶汉素、董家脑、白水河、药水山根、兔尔干、哈拉库图等地由刘大孝、常某、郑石匠、杨栋云、巫医曹某、董裁缝为负责人。
城北、城背后北极山等地以罗道人、拳卦子孙某、吴铁头为负责人，西宁、大通、互助、碾伯亦派专人进行组织负责活动，起义形式，铺天盖地。
当时李旺已在湟中拦隆小寺沟组织串联图谋起事，将李瞻云安置到小寺沟一个山洞里正式立为“皇帝”。李旺遂自封为兵马先行大元帅，道号“李上天”；安某为“兵马先行副元帅”，道号“安钻地”；董蜡匠为“太师”；裴道人为“军师”；陈生盛、詹鸿发为“开路将军”；陈道号“飞毛腿”；李通云为“左班丞相”；李祥、王尕来为“右班丞相”；谢琨为“鎮殿将军”；李步云、郎老爷为“扫殿”；何万寿、常某为总兵。李旺又迅速返回丹噶尔，在东岳庙集合会众，宣布皇帝登基封官等情，还宣扬李旺是“天狗星”，安某是“地煞星”，还说李旺是“过阴的包公”，于是禳星拜斗、焚香诵经，民谣中曾说“早上香，晚点灯，李旺的话你要听。元山有个董蜡匠，找了个尕娃当皇上。安钻地，李上天，挟上簸箕能上天，封宰相，做大官，一伙穷人想当官。”
宣统三年五月，“黄会”首领以为准备就绪，遂向各地散发“扫清灭洋”传单，西宁南城门即发现公告一份，上书：“我起兵杀洋人，杀穿洋衣、说洋话、灭满清、杀赃官，全不留他……要恢复我中华，圣王天下又自由、又平等、四海一家”等语，李旺又以“敕封天下兵马大元帅”名义，发出“皇告”。因为平素联络通信工作做得好，所以一夜之间，声势显赫，传单等即传遍各县。李旺、董蜡匠、裴道人紧锣密鼓分别通知各地负责人，定于七月十五日正式起事，计划先占领丹噶尔，夺取公粮及洋行歇家的马匹，编制骑兵，再进攻西宁。风声一出，官署如坐针毡，侦知李旺等人已从丹噶尔潜来，在西川拦隆庄聚众二三千人。于是，西宁镇总兵官张定邦先发制人，派副将吕登科率部两千人，驰往镇压。于六月初一午后，在拦隆与黄会部众接触，李旺等仓促应战，激战一昼夜，击毙官兵百余名，群众亦死亡多人，终以准备不周，事出意外，少不更事，而张皇失措，加以棍棒木石，难敌官军火器洋枪，纷纷溃散。李旺、安某于初二日黎明前，率战部二百余人直扑丹噶尔城，由中沙台鱼贯而入，进击东城门，其时城内驻军虽少，但新任丹噶尔同知康敷镕、副将邓咸林等，早已组织兵丁及歇家武装据城固守，当李旺等率众临近城垣时，即被歇家李耀庭、吴尕玉、牛益三等埋伏夥计，迎头拒击。李旺亦指挥进攻，将营兵马秉明、魏祥等三四人击毙，但歇家武器精良，弹药充足，火力猛烈，李旺残部死伤重大，难以支持，遂进退失据，放弃攻城计划，率众渡过湟水，向南撤退，意与四乡会众合集，卷土重来，但丹噶尔会众，事起仓促，毫无准备，城区只有二三十人，四乡会众亦被各乡团勇击散，委实无法前来与从拦隆溃退残部会合。李旺孤立无援，难以立足，陷于危境，转而向西溃逃，到城南十余里的上纳隆庄时，前有丹噶尔官兵穷追不舍，后又被当地秀才李通事率乡勇截击，李旺、安钻地和陈生盛苦撑一夜，孤掌难鸣，部众伤亡殆尽，乃被李通事所俘。此次“黄会”部众共死亡一百多人，其余逃散，起事告终，犹如过眼云烟。
事后官署即在丹噶尔、西宁等处，大事搜捕“黄会”余党，四方震惊，人人自危，被捕的有三四百人。民谣说道：“天上出了扫星了，李旺动了大兵了，大兵起的人马众，没有刀枪拿的棍，哥老大会和黄会，不分你我不分谁，东路同胞革命党，悄悄上来占地方，心急了，太早了，时候没到都跑了，杀的杀，砍的砍，入了黄会的抽地板，不要喊，不要叹，抛掉黄号再不要管。”但黄会起义的部众仍不屈不挠、宁死不屈、英勇奋战。有民谣说：“黄会人里张法，官兵上前要捉拿。割了鼻子没死哈，跑到村里喝青茶。”又说“王大（起义首领）见事出岔子，快马跑到莫多吉（日月山下），花名藏在马褡子（黄会成员的名单），官兵追来无影子。”这时李旺等所拥戴的皇帝李瞻云，还在西拉科大山石洞中避匿，李旺等溃败后，无法继续躲藏，遂在其舅廖明怂恿下，到西宁自首。旋即由陕甘总督长庚特派前西宁镇总兵马福祥由兰州到西宁，会同西宁办事大臣庆恕、总兵张定邦、道员胡孚骏、知府廉兴、知县陈向洤，组成五堂会审。又有民谣说：“事情弄的瞎下了，皇上娃娃假下了。官兵的枪炮一声响，黄会的人们着了慌。张军门，张定邦，烧了名册作收场。威远堡、毛伯胜、碾伯县，听了失败再不反。”当时李旺、裴道人、安某等在丹噶尔监禁，董蜡匠等在西宁监禁，遂分别严刑逼供，动用竹签钉入指缝，香板烙烫、夹棍铁链折断膝肘、石臼铁锤砸碎踝骨等酷刑，逼问口供，往往昏死，以凉水喷醒后，又再拷问，致使骨折肉烂，惨不忍睹，骇人听闻。但被捕人等，临危不惧，宁死不屈，怒形于色，视死如归。如裴道人说：“我是命中注定‘过铁’，正是‘了劫’之时”。受刑不过死于丹噶尔狱中，李旺在狱中受刑百般，但始终拒绝牵连别人，称铁汉中人，经五堂会审，最后判了董蜡匠夫妇、李通云、常镇台等死刑，于9月23日杀害于西宁。李旺、谢琨、李步云、安钻地于11月6日杀害于丹噶尔。据有些老人回忆，李旺赴刑场时，高呼革命党万岁的口号，世人称“铁汉子”，虽死犹生。
关于清末黄表会反清斗争在《西宁府续志》中也有记载：“三年夏，董蜡匠夫妇勾结奸民李旺、裴道士（自称铁板道人）以左道煽惑西宁、丹噶尔两处愚民，散布传单，谋图不轨，西宁镇总兵张定邦讨平之。时匪聚西川拦隆庄，闻张镇台遣将出城，即逃奔丹城迤西，及军队到丹，该匪投河者甚多。省垣当道委马福祥来宁查办，余匪缚至宁城，问明正法，惟李旺、裴道士交丹噶尔厅康敷镕严刑审问，仗伤溃烂而死。”
黄表会反清斗争在《湟源县志》中记载也尽详细：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丹噶尔北小庄人李旺（原籍湟中）与山东籍裴道人，西宁籍董蜡匠（生贵）夫妇，湟源籍陈生盛等组成“黄表会”。固以黄色饰物为标志，又称“黄标会”，通称“黄会”。宣传清朝“国运将终，将有真龙天子出现”，号召“扫清灭洋”。在李旺等人的精心策划下，不到一年，在西宁、湟中等县会众发展到几万人。至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发展到10万之多。又立年仅十一二岁的李瞻云为“皇帝”，李旺等头目各封为“大元帅”、“元帅”、“军师”、“丞相”、“将军”和“侯”等头衔。同年五月，黄会首领认为起事准备就绪，遂向各地散发“传单”、“皇告”，一夜之间传遍各县。李旺等分别通知各地负责人，定于七月十五日正式举事，同时在湟中拦隆庄集会众千余人，计划先占领丹噶尔夺取公粮和洋行歇家的马匹，编制骑兵，再攻西宁。风声一出，被西宁总兵张定邦侦知，于是先发制人，派副将吕登科率部二千前往镇压。于六月初一午后，在拦隆与“黄会”部众接触，李旺等仓促应战，激战一昼夜，击毙官兵百余人，会众亦死亡多人，终因棍棒木石难敌官军洋枪纷纷溃散。李旺、安某于次日黎明前率众二百余人直赴丹噶尔城，由中沙台进击东城门，丹署同知康敷镕，副将邓咸林，早已组织兵丁及“歇家”武装据城固守。当会众临近城垣时，即被埋伏的歇家武装阻击，李旺亦指挥进攻，但歇家武装弹药充足，火力猛烈，会众死伤甚众，难以支持，遂放弃攻城。率众渡过湟水，向南撤退，拟合四乡会众复而攻城。但因起事仓促，丹地会众毫无准备，四乡会众亦被乡勇击散，无法会合。李旺陷于困境，转而向西溃逃，到城西南十余里的上纳隆庄时，被当地秀才李通事率乡勇截击，会众苦撑一夜，伤亡百余人，李旺被俘，其余逃散，起事告终。
事后，官署即在丹噶尔、西宁等地大肆搜捕“黄会”余党，李瞻云在其母规劝下到西宁自首。即由西宁办事大臣庆恕、总兵张定邦、道员胡孚骏、知府廉兴及知县陈向洤组成五堂会审。对李旺等酷刑逼供，最后判处死刑。李瞻云等年幼无知，判处永远监禁。民国成立，始与陈生盛等释放回家。
丹噶尔起义距武昌爆发早两个月时间，失败后，“黄会”绝大多数为首人物均遭死难，唯西宁西川、鲁沙尔等地负责人乔寿山逃脱缉捕，仍在暗中活动，共为唇齿，肝胆相照，同舟共济，图谋再起。有诗写道：“结束浮云骏，翩翩出从戎。且凭清皇怒，复倚民心雄。青海阵云匝，丹山共起冲。起义不惜死，一朝得成功。”
乔寿山系哥老会(民间秘密帮会组织)首领之一。据史记载：青海地区的哥老會组织是清同治年间由南方传入的。左宗棠镇压西北回民起义的湘军中，湘、鄂、皖、蜀籍者较多，他们之中“大多是哥老会中人”，有的退伍落籍青海，成为手工业者或失业而为流勇。清未，官僚得志，武人专横，政客捣乱，民不聊生。城乡凋蔽，无业游民增多，哥老会组织有了新的发展。陕甘青地区的哥老会、刀会、义和拳等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瓜葛相连，互相间有联系。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11月间，宁夏帮会首领刘华堂、甘州会党首领王良庆等在当地举事以响应陕西革命军的消息传到西宁。西宁帮会首脑人物湖南人任得慧、固原人孙大旗（人称孙麻子）、西宁人乔寿山等积极响应，酝酿举事。以大动干戈建盖世奇功，于是他们首先大力联络、发展会员，在短短的一二十天时间内，会员人数与日俱增。据《西宁元尔山反清事件略记》记载：“其中大多数为从事于小手工艺和服务于各行业的杂役人等，计达一千余人。”为充实起义力量和解决武器欠缺困难，孙大旗还到西宁西郊大营盘所驻镇标新营中活动，策动士兵中的哥老会员一起采取行动。该驻地下层士兵对陕西革命军极表同情，有四五百人表示愿意响应。到1911年11月底，乔寿山等已联络西宁西川石灰沟、元山尔、镇海堡、多巴、扎马隆、国师营等地的农民和西宁城中的哥老会成员等3000余人，编为左、右、前、后、中五个营，于深夜集中训练并过行各种部署。乔寿山任“兵马大元帅”以继承李旺之职，任得慧任“副元帅”，白虎任“总兵”，以“响应民军起义、推翻满清、杀尽洋人”为号召，准备起义。乔寿山还建醮设坛，魂牵梦绕，为李旺等人招魂致祭，并宣布他们起事是为李旺等首领报仇，是继承他们“扫清灭洋”的未尽事业。
据《青海通史》记载：12月5日（农历十月十五日）是西宁西川郭家寨(今湟中县西堡乡葛家寨)的土地（一作土主）会庙之期，乔寿山等决定欲快从速，于此日乘机聚众起事，拟先攻占镇海堡、多巴，夺取当地囤积的粮草，然后于12月9日与大营盘新军里应外合，攻占西宁府城。这一计划不幸被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冒失青年向驻镇海堡千总白尚珍泄露，他警告白千总：“限你三日内将所有人马粮秣军器准备齐全，如敢违抗，即踏平镇海堡。”千总立即派人到西宁向各衙署告变，使官方又一次处于先发制人的有利地位。起义泄密又重蹈覆辙。西宁镇总兵张定邦密令大营盘镇标新军营管带陈正才将营中所有枪支弹药连夜交镇署，并在营周另派岗哨严守，不准营兵外出，乔寿山等与西宁城中新军联络不上，见军警戒森严，风声紧急，面对瞬息万变的险恶形势，心如火灼，于是仓促于农历十月十三日在西宁元山尔提前起事。是日，千余名起义群众旌旗蔽日，按部署移往西川郭家寨，张定邦率官兵前往镇压，双方在郭家寨发生冲突，寨中农民一跃而上，执刀矛棍棒布阵呐喊，鸣放土枪抵御官军，打死打伤了一些官兵。清兵洋枪快炮还击，火力猛烈。缺乏战斗经验的义军很快溃散，伤亡和被俘，即日押至西宁，后任得慧也被捕。所有俘获之人均遭杀害不幸遇难。一场反清革命斗争很快又被镇压下去了，可谓“黄花冷淡无人看，独自倾心向夕阳”。但西宁当局慑于全国辛亥的发展声势，心猿意马必多害事，对于起义案件不敢穷深追究，放弃了“事不避难，义不逃责”，遂将在元山尔搜查到起义3000人名册焚毁了事。
有关元山尔起义在《西宁府继志》中记载：“是年冬（公元1911年）流落西宁董军孙大旗麻子，系董军刽子手，与本城奸民乔寿山闻陕西响应湖北攻克满城，该匪等不知革命意义，蛊惑西川石灰沟一带乡民作乱，在元山尔插旗。张军们闻警，即派副将吕登科率军差办，乔寿山闻风远逃，孙大麻子不承认不讳之乡愚十数人，缚送城内，经地方官吏复审后，明正典刑。”
丹噶尔起义与元山尔举义是辛亥革命前后发生在青海惊心动魄的两件大事。丹噶尔反清起义与義和团运动有密切关系，可以说是义和团运动的余波，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它的口号先是“助清灭洋”，后是“扫清灭洋”，它掀起的革命波澜，在这场运动失败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仍在各地冲击着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统治。青海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在义和团运动失败九年后才爆发丹噶尔反清起义是不难理解的，丹噶尔起义利用宗教形式组织宣传群众，打着“扫清灭洋”的旗号，同义和团运动的主张、做法如出一辙。
元山尔起义既是丹噶尔起义的继续和发展，更是遍及全国的伟大的辛亥革命的组成部分。时会既开，国风丕变，帝制告终，民豪聿见。丹噶尔起义骨干分子乔寿山发扬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在暴动失败四个月后（李旺被杀一个月后），又作为主要领导人组织发动了元山尔起义。此时，全国形势起了巨大变化，起义遍布，响应四起，遂致清王朝统治摇摇欲坠。故元山尔举义确是在武昌起义影响下，在陕西革命党人的策动下，在宁夏、甘肃等地革命形势的直接鼓舞下爆发的。元山尔起义以“响应民军起义、推翻满清、杀尽洋人”为号召，表明他们既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纲领，决心推翻清朝的统治，光复地方，又继承“扫清灭洋”的精神，继续开展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掠夺的斗争。在发动和组织群众方面摒弃了迷信和以皇帝为号召的过时的方式，而是大力发展民间结社哥老会组织，以帮会成员为骨干，尽可能动员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参加革命，并注意在新军中开展工作，争取士兵和下级军官反正，以壮大革命力量。这些也正是辛亥革命普遍的特点，极其不易。
这两次起义虽然都很快被镇压下去，但这两次斗争都给了清朝地方统治以一定的打击，丹噶尔起义是辛亥革命前在青海高原的第一波，元山尔起义还在一定程度上策应陕甘宁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义者前仆后继其鲜血和生命唤起民众的觉醒，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它作为辛亥革命的组成部分，对于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结束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做出贡献。（中国自史前221年秦始皇称帝以来，到1911年宣统皇帝退位，共经历2132年，皇帝349位）青海各族人民如火如荼，不甘忍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压迫，勇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和闻风响应、奋不顾身的革命积极性，在青海近代史上谱写了悲壮而光彩的一页，历久弥新。真是“敢将热血捣黄龙，却为民国壮心酬。”
（作者简介：任玉贵，中国国学学者、湟源文化顾问。）
清光绪末年，丹噶尔（湟源县）以地处海藏咽喉，与蒙藏地区的贸易往来，日见繁荣，城垣商店林立，生意鼎盛，英、美、土、俄等国商人，也不远千里迢迢，前来湟源开设洋行，与当地豪绅富商，串通一气，掠夺少数民族，盘剥当地商民，加之官方巧立名目，广设机构，搜刮民财，暴戾急遽，于时为烈。仅收税单位就有牛头局、烟膏局、粮茶局、税务局、厘金局等，横征暴敛，小商小贩及手工业工匠，苦于负担，怨声载道。帮会分子，遂乘机活动、共谋反抗，如火如荼。当时有陕西、山西、天津、北京等地商人亦来丹地经营百货，收购皮毛，本地也有人搞长途贩运，这些人来往于青海、西安、汉中之间，不时带来一些关于义和团斗争的消息，如梦初醒，遂有一些人受到影响，如李旺的起事，即是一例。
据《宁海近百年大事记》、《湟源县文史资料》记载：丹噶尔城背后北小庄人李旺，原籍湟中县四营乡拦隆庄人。小名尕德子，祖上为民和李土司，父为褐匠。李旺名不经见，原务农，又兼做挂面，但生性好动，后改行当脚户，平素玩刀使棒，精通拳脚，来往西宁、汉中一带历经甘苦。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从潼关承送一道人来西宁不期而遇，一路交谈，始知此道人姓裴，系义和团成员，此次欲往西宁活动，准备东山再起。李旺对义和团斗争已有所闻，表示敬佩，遂拜裴道人为师。至丹后，将裴安置于日月山下的宗家沟居住，号称云游道人，暗地活动。此后，又介绍裴与西宁的董蜡匠，名董生贵，亦系道会中人，及其妻黄福鸾（女巫）和西宁钦差大臣衙门通事李通云相识。同年（公元1909年）董蜡匠经裴道人介绍，变卖家产，由西宁前往山东，会见裴道人胞弟裴老三，了解义和团起事发展及失败详情，又赴北京参加迷信帮会，旋即返回西宁，怂恿其妇以“九天圣母”徒子名义，广收信徒，大肆活动，与李旺等组成“黄表会”。以黄色饰物为标志，又称“黄标会”或“黄龙大道会”，通称“黄会”，吸收一些小商贩、农民参加，焚黄表迎神，宣传清朝国运将终，将有“真龙天子”出现，号召要“扫清灭洋”，声势浩大。主要头目为李旺、裴道人、董蜡匠。宣统二年六月初，李旺联络丹噶尔帮会人物詹鸿发，货郎王某，巫医唐某在丹噶尔加紧活动，又到西宁联络帮会人们参加。
在李旺等的精心安排下，黄会活动进展迅速，会众猛增，入会手续也相应统一，入会时必须履行：一、神前吃血酒；二、对天宣誓；三、挂黄号，自制红边黄堂，上缀“虎吃羊”三个黑纹大字的号衣，并捐献粮食衣物甚至全部家产，但严禁摊派，必须自愿。入会后公吃公用，相互救困扶危，过往人等以礼相待，于是不到一年时间，除丹噶尔外，西宁、大通、互助、碾伯等县，相继建立了黄会组织，入会者达四五万人，最后竟达10万人之多。
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李通云将其堂弟李瞻云从西宁领来丹噶尔介绍给李旺、董蜡匠及在宗家沟隐蔽的裴道人等，当众声称：“我弟瞻云，生有异相，两耳坠肩，双手过膝，我们起事，上合天意，下顺人心，应该拥立他为皇帝。”而只有十三岁的李瞻云，确亦眉清目秀，五官端正，鼻直口方，身材健壮，李旺、董蜡匠等表示拥戴。为掩人耳目，对外暂称为“尕稽察”，内部称“皇上”。李旺并大肆宣扬“李瞻云是其母感神梦而生的真龙天子，我们扶他为主”。李瞻云本在西宁大什字一家海菜铺当学徒，此地一变而为“皇帝”。这一年的六月初六，黄会乘大通元朔山庙会之机，在山林深处，召集会众开会，到会的约二百余人，李旺以为起事机会业已成熟，就以“元帅”身份，宣布陕西发来信函，内容是“不要着急，分散人员，静候时机”。又据《青海通史》记载：1911年初，李旺、谢琨等从汉中秘密得到同盟会的《讨满檄文》，其中有这样的词句：“照得满族蹂躏中国二百余年，同胞在覆盆之下，胡儿居九五之尊，凡在国民，皆应拊膺。本帅以敢死军力，进图中原，共襄义举。愿以亿万人之精血，洗出崭新的世界，成则美之华盛顿，败则田横五百人。中华安危，系于一战，望吾同胞，其共勉之……大兵所过之区，愿我国民亦不得甘作满种牛马，徒效螳臂之挡车。切切此谕!”李旺等以檄文中词句动员群众，把黄会活动范围扩大到今乐都、民和县一带。这时，入会手续更趋统一，挂黄号，并自行缝制红边黄堂，上缀“虎吃羊”三个黑回绒大字号衣的就算入会。虎指汉人，羊指满人和洋人。意思是说：我们穷人联合起来像饿虎下山一样吃掉清官和洋人。还要求会员捐献粮食衣物。所有会员同甘共苦，对贫苦群众予以救济，并在西宁和今湟中县的拦隆、拉沙尔、白崖等地囤集了大量粮食，以备起事时用。会员人数猛增至四五万人，以贫苦农民为主，也有手工业者、小商贩和下层吏役兵丁等。举事前会员人数达到近10万人之数。李旺模仿义和团的口号，反复向群众宣传清朝“国运将终”，将有“真命天子”出现。遂拥戴李通云的堂弟、时在西宁大什字海菜铺当学徒的13岁男童李瞻云为“皇帝”，以为号召。李旺等人分别自封为“兵马先行大元帅”、“副元帅”、“太师”、“军师”、“丞相”、“将军”、“侯”等。当时民间流传的歌谣说：“黄龙大会立竿子，里头收的人尖子（即最优秀分子），有钱的主儿们你别喊，穷人们行事你少管。”
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五月，踌躇满志的李旺等向各地散发“扫清灭洋”的传单，传单中摘引《讨满檄文》中的话，有“四万万同胞共同起来，推倒满清，争取平等自由”等词句。在起事前夕，还由谢琨起草了一张“皇告”，贴在丹噶尔东、西城门上。“皇告”全文已不可得，据一些老年人回忆，有下面这些词句：
“中华地，千万里，圣王天下，尧舜禹，大汉朝，治平邦家。谁意起，老洋人，辱侮华夏，任魔鬼，盗男精，取女血花。恨满清，给洋人作奴为下，又赔款，又割地，又叫爸爸……我起兵，杀洋人，杀学洋话，灭满清，杀赃官，全不留他……要恢复，我中国，圣王天下，又自由又平等，四海一家。”
黄表会起事前分别派人到西宁、互助、大通、碾伯进行策动，准备起事。丹噶尔由李旺、董蜡匠、李通云、安钻地、童广善等负责组织，宣统三年春，几经研究，决定以丹噶尔为起事中心，并划分地区，指定负责人。
东峡响河尔、兰占巴等地，以王三、王大爷、虎四爷、王顺为负责人。
北乡大山根、申中、前沟等地，以鲁竽子平、陈拉毛加、鲁来、李大爷为负责人。
西乡池汉庄、李大、河拉台、塔湾、若兰布拉、韭菜沟、庙尔沟、大路庄等地以马九爷、鲍应芳、马牛儿、鲍桶匠、李丰年、本瞪眼、寇茂荣、李九哇、祁进德为负责人。
南乡纳隆庄、蒙古道、茶汉素、董家脑、白水河、药水山根、兔尔干、哈拉库图等地由刘大孝、常某、郑石匠、杨栋云、巫医曹某、董裁缝为负责人。
城北、城背后北极山等地以罗道人、拳卦子孙某、吴铁头为负责人，西宁、大通、互助、碾伯亦派专人进行组织负责活动，起义形式，铺天盖地。
当时李旺已在湟中拦隆小寺沟组织串联图谋起事，将李瞻云安置到小寺沟一个山洞里正式立为“皇帝”。李旺遂自封为兵马先行大元帅，道号“李上天”；安某为“兵马先行副元帅”，道号“安钻地”；董蜡匠为“太师”；裴道人为“军师”；陈生盛、詹鸿发为“开路将军”；陈道号“飞毛腿”；李通云为“左班丞相”；李祥、王尕来为“右班丞相”；谢琨为“鎮殿将军”；李步云、郎老爷为“扫殿”；何万寿、常某为总兵。李旺又迅速返回丹噶尔，在东岳庙集合会众，宣布皇帝登基封官等情，还宣扬李旺是“天狗星”，安某是“地煞星”，还说李旺是“过阴的包公”，于是禳星拜斗、焚香诵经，民谣中曾说“早上香，晚点灯，李旺的话你要听。元山有个董蜡匠，找了个尕娃当皇上。安钻地，李上天，挟上簸箕能上天，封宰相，做大官，一伙穷人想当官。”
宣统三年五月，“黄会”首领以为准备就绪，遂向各地散发“扫清灭洋”传单，西宁南城门即发现公告一份，上书：“我起兵杀洋人，杀穿洋衣、说洋话、灭满清、杀赃官，全不留他……要恢复我中华，圣王天下又自由、又平等、四海一家”等语，李旺又以“敕封天下兵马大元帅”名义，发出“皇告”。因为平素联络通信工作做得好，所以一夜之间，声势显赫，传单等即传遍各县。李旺、董蜡匠、裴道人紧锣密鼓分别通知各地负责人，定于七月十五日正式起事，计划先占领丹噶尔，夺取公粮及洋行歇家的马匹，编制骑兵，再进攻西宁。风声一出，官署如坐针毡，侦知李旺等人已从丹噶尔潜来，在西川拦隆庄聚众二三千人。于是，西宁镇总兵官张定邦先发制人，派副将吕登科率部两千人，驰往镇压。于六月初一午后，在拦隆与黄会部众接触，李旺等仓促应战，激战一昼夜，击毙官兵百余名，群众亦死亡多人，终以准备不周，事出意外，少不更事，而张皇失措，加以棍棒木石，难敌官军火器洋枪，纷纷溃散。李旺、安某于初二日黎明前，率战部二百余人直扑丹噶尔城，由中沙台鱼贯而入，进击东城门，其时城内驻军虽少，但新任丹噶尔同知康敷镕、副将邓咸林等，早已组织兵丁及歇家武装据城固守，当李旺等率众临近城垣时，即被歇家李耀庭、吴尕玉、牛益三等埋伏夥计，迎头拒击。李旺亦指挥进攻，将营兵马秉明、魏祥等三四人击毙，但歇家武器精良，弹药充足，火力猛烈，李旺残部死伤重大，难以支持，遂进退失据，放弃攻城计划，率众渡过湟水，向南撤退，意与四乡会众合集，卷土重来，但丹噶尔会众，事起仓促，毫无准备，城区只有二三十人，四乡会众亦被各乡团勇击散，委实无法前来与从拦隆溃退残部会合。李旺孤立无援，难以立足，陷于危境，转而向西溃逃，到城南十余里的上纳隆庄时，前有丹噶尔官兵穷追不舍，后又被当地秀才李通事率乡勇截击，李旺、安钻地和陈生盛苦撑一夜，孤掌难鸣，部众伤亡殆尽，乃被李通事所俘。此次“黄会”部众共死亡一百多人，其余逃散，起事告终，犹如过眼云烟。
事后官署即在丹噶尔、西宁等处，大事搜捕“黄会”余党，四方震惊，人人自危，被捕的有三四百人。民谣说道：“天上出了扫星了，李旺动了大兵了，大兵起的人马众，没有刀枪拿的棍，哥老大会和黄会，不分你我不分谁，东路同胞革命党，悄悄上来占地方，心急了，太早了，时候没到都跑了，杀的杀，砍的砍，入了黄会的抽地板，不要喊，不要叹，抛掉黄号再不要管。”但黄会起义的部众仍不屈不挠、宁死不屈、英勇奋战。有民谣说：“黄会人里张法，官兵上前要捉拿。割了鼻子没死哈，跑到村里喝青茶。”又说“王大（起义首领）见事出岔子，快马跑到莫多吉（日月山下），花名藏在马褡子（黄会成员的名单），官兵追来无影子。”这时李旺等所拥戴的皇帝李瞻云，还在西拉科大山石洞中避匿，李旺等溃败后，无法继续躲藏，遂在其舅廖明怂恿下，到西宁自首。旋即由陕甘总督长庚特派前西宁镇总兵马福祥由兰州到西宁，会同西宁办事大臣庆恕、总兵张定邦、道员胡孚骏、知府廉兴、知县陈向洤，组成五堂会审。又有民谣说：“事情弄的瞎下了，皇上娃娃假下了。官兵的枪炮一声响，黄会的人们着了慌。张军门，张定邦，烧了名册作收场。威远堡、毛伯胜、碾伯县，听了失败再不反。”当时李旺、裴道人、安某等在丹噶尔监禁，董蜡匠等在西宁监禁，遂分别严刑逼供，动用竹签钉入指缝，香板烙烫、夹棍铁链折断膝肘、石臼铁锤砸碎踝骨等酷刑，逼问口供，往往昏死，以凉水喷醒后，又再拷问，致使骨折肉烂，惨不忍睹，骇人听闻。但被捕人等，临危不惧，宁死不屈，怒形于色，视死如归。如裴道人说：“我是命中注定‘过铁’，正是‘了劫’之时”。受刑不过死于丹噶尔狱中，李旺在狱中受刑百般，但始终拒绝牵连别人，称铁汉中人，经五堂会审，最后判了董蜡匠夫妇、李通云、常镇台等死刑，于9月23日杀害于西宁。李旺、谢琨、李步云、安钻地于11月6日杀害于丹噶尔。据有些老人回忆，李旺赴刑场时，高呼革命党万岁的口号，世人称“铁汉子”，虽死犹生。
关于清末黄表会反清斗争在《西宁府续志》中也有记载：“三年夏，董蜡匠夫妇勾结奸民李旺、裴道士（自称铁板道人）以左道煽惑西宁、丹噶尔两处愚民，散布传单，谋图不轨，西宁镇总兵张定邦讨平之。时匪聚西川拦隆庄，闻张镇台遣将出城，即逃奔丹城迤西，及军队到丹，该匪投河者甚多。省垣当道委马福祥来宁查办，余匪缚至宁城，问明正法，惟李旺、裴道士交丹噶尔厅康敷镕严刑审问，仗伤溃烂而死。”
黄表会反清斗争在《湟源县志》中记载也尽详细：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丹噶尔北小庄人李旺（原籍湟中）与山东籍裴道人，西宁籍董蜡匠（生贵）夫妇，湟源籍陈生盛等组成“黄表会”。固以黄色饰物为标志，又称“黄标会”，通称“黄会”。宣传清朝“国运将终，将有真龙天子出现”，号召“扫清灭洋”。在李旺等人的精心策划下，不到一年，在西宁、湟中等县会众发展到几万人。至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发展到10万之多。又立年仅十一二岁的李瞻云为“皇帝”，李旺等头目各封为“大元帅”、“元帅”、“军师”、“丞相”、“将军”和“侯”等头衔。同年五月，黄会首领认为起事准备就绪，遂向各地散发“传单”、“皇告”，一夜之间传遍各县。李旺等分别通知各地负责人，定于七月十五日正式举事，同时在湟中拦隆庄集会众千余人，计划先占领丹噶尔夺取公粮和洋行歇家的马匹，编制骑兵，再攻西宁。风声一出，被西宁总兵张定邦侦知，于是先发制人，派副将吕登科率部二千前往镇压。于六月初一午后，在拦隆与“黄会”部众接触，李旺等仓促应战，激战一昼夜，击毙官兵百余人，会众亦死亡多人，终因棍棒木石难敌官军洋枪纷纷溃散。李旺、安某于次日黎明前率众二百余人直赴丹噶尔城，由中沙台进击东城门，丹署同知康敷镕，副将邓咸林，早已组织兵丁及“歇家”武装据城固守。当会众临近城垣时，即被埋伏的歇家武装阻击，李旺亦指挥进攻，但歇家武装弹药充足，火力猛烈，会众死伤甚众，难以支持，遂放弃攻城。率众渡过湟水，向南撤退，拟合四乡会众复而攻城。但因起事仓促，丹地会众毫无准备，四乡会众亦被乡勇击散，无法会合。李旺陷于困境，转而向西溃逃，到城西南十余里的上纳隆庄时，被当地秀才李通事率乡勇截击，会众苦撑一夜，伤亡百余人，李旺被俘，其余逃散，起事告终。
事后，官署即在丹噶尔、西宁等地大肆搜捕“黄会”余党，李瞻云在其母规劝下到西宁自首。即由西宁办事大臣庆恕、总兵张定邦、道员胡孚骏、知府廉兴及知县陈向洤组成五堂会审。对李旺等酷刑逼供，最后判处死刑。李瞻云等年幼无知，判处永远监禁。民国成立，始与陈生盛等释放回家。
丹噶尔起义距武昌爆发早两个月时间，失败后，“黄会”绝大多数为首人物均遭死难，唯西宁西川、鲁沙尔等地负责人乔寿山逃脱缉捕，仍在暗中活动，共为唇齿，肝胆相照，同舟共济，图谋再起。有诗写道：“结束浮云骏，翩翩出从戎。且凭清皇怒，复倚民心雄。青海阵云匝，丹山共起冲。起义不惜死，一朝得成功。”
乔寿山系哥老会(民间秘密帮会组织)首领之一。据史记载：青海地区的哥老會组织是清同治年间由南方传入的。左宗棠镇压西北回民起义的湘军中，湘、鄂、皖、蜀籍者较多，他们之中“大多是哥老会中人”，有的退伍落籍青海，成为手工业者或失业而为流勇。清未，官僚得志，武人专横，政客捣乱，民不聊生。城乡凋蔽，无业游民增多，哥老会组织有了新的发展。陕甘青地区的哥老会、刀会、义和拳等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瓜葛相连，互相间有联系。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11月间，宁夏帮会首领刘华堂、甘州会党首领王良庆等在当地举事以响应陕西革命军的消息传到西宁。西宁帮会首脑人物湖南人任得慧、固原人孙大旗（人称孙麻子）、西宁人乔寿山等积极响应，酝酿举事。以大动干戈建盖世奇功，于是他们首先大力联络、发展会员，在短短的一二十天时间内，会员人数与日俱增。据《西宁元尔山反清事件略记》记载：“其中大多数为从事于小手工艺和服务于各行业的杂役人等，计达一千余人。”为充实起义力量和解决武器欠缺困难，孙大旗还到西宁西郊大营盘所驻镇标新营中活动，策动士兵中的哥老会员一起采取行动。该驻地下层士兵对陕西革命军极表同情，有四五百人表示愿意响应。到1911年11月底，乔寿山等已联络西宁西川石灰沟、元山尔、镇海堡、多巴、扎马隆、国师营等地的农民和西宁城中的哥老会成员等3000余人，编为左、右、前、后、中五个营，于深夜集中训练并过行各种部署。乔寿山任“兵马大元帅”以继承李旺之职，任得慧任“副元帅”，白虎任“总兵”，以“响应民军起义、推翻满清、杀尽洋人”为号召，准备起义。乔寿山还建醮设坛，魂牵梦绕，为李旺等人招魂致祭，并宣布他们起事是为李旺等首领报仇，是继承他们“扫清灭洋”的未尽事业。
据《青海通史》记载：12月5日（农历十月十五日）是西宁西川郭家寨(今湟中县西堡乡葛家寨)的土地（一作土主）会庙之期，乔寿山等决定欲快从速，于此日乘机聚众起事，拟先攻占镇海堡、多巴，夺取当地囤积的粮草，然后于12月9日与大营盘新军里应外合，攻占西宁府城。这一计划不幸被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冒失青年向驻镇海堡千总白尚珍泄露，他警告白千总：“限你三日内将所有人马粮秣军器准备齐全，如敢违抗，即踏平镇海堡。”千总立即派人到西宁向各衙署告变，使官方又一次处于先发制人的有利地位。起义泄密又重蹈覆辙。西宁镇总兵张定邦密令大营盘镇标新军营管带陈正才将营中所有枪支弹药连夜交镇署，并在营周另派岗哨严守，不准营兵外出，乔寿山等与西宁城中新军联络不上，见军警戒森严，风声紧急，面对瞬息万变的险恶形势，心如火灼，于是仓促于农历十月十三日在西宁元山尔提前起事。是日，千余名起义群众旌旗蔽日，按部署移往西川郭家寨，张定邦率官兵前往镇压，双方在郭家寨发生冲突，寨中农民一跃而上，执刀矛棍棒布阵呐喊，鸣放土枪抵御官军，打死打伤了一些官兵。清兵洋枪快炮还击，火力猛烈。缺乏战斗经验的义军很快溃散，伤亡和被俘，即日押至西宁，后任得慧也被捕。所有俘获之人均遭杀害不幸遇难。一场反清革命斗争很快又被镇压下去了，可谓“黄花冷淡无人看，独自倾心向夕阳”。但西宁当局慑于全国辛亥的发展声势，心猿意马必多害事，对于起义案件不敢穷深追究，放弃了“事不避难，义不逃责”，遂将在元山尔搜查到起义3000人名册焚毁了事。
有关元山尔起义在《西宁府继志》中记载：“是年冬（公元1911年）流落西宁董军孙大旗麻子，系董军刽子手，与本城奸民乔寿山闻陕西响应湖北攻克满城，该匪等不知革命意义，蛊惑西川石灰沟一带乡民作乱，在元山尔插旗。张军们闻警，即派副将吕登科率军差办，乔寿山闻风远逃，孙大麻子不承认不讳之乡愚十数人，缚送城内，经地方官吏复审后，明正典刑。”
丹噶尔起义与元山尔举义是辛亥革命前后发生在青海惊心动魄的两件大事。丹噶尔反清起义与義和团运动有密切关系，可以说是义和团运动的余波，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它的口号先是“助清灭洋”，后是“扫清灭洋”，它掀起的革命波澜，在这场运动失败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仍在各地冲击着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统治。青海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在义和团运动失败九年后才爆发丹噶尔反清起义是不难理解的，丹噶尔起义利用宗教形式组织宣传群众，打着“扫清灭洋”的旗号，同义和团运动的主张、做法如出一辙。
元山尔起义既是丹噶尔起义的继续和发展，更是遍及全国的伟大的辛亥革命的组成部分。时会既开，国风丕变，帝制告终，民豪聿见。丹噶尔起义骨干分子乔寿山发扬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在暴动失败四个月后（李旺被杀一个月后），又作为主要领导人组织发动了元山尔起义。此时，全国形势起了巨大变化，起义遍布，响应四起，遂致清王朝统治摇摇欲坠。故元山尔举义确是在武昌起义影响下，在陕西革命党人的策动下，在宁夏、甘肃等地革命形势的直接鼓舞下爆发的。元山尔起义以“响应民军起义、推翻满清、杀尽洋人”为号召，表明他们既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纲领，决心推翻清朝的统治，光复地方，又继承“扫清灭洋”的精神，继续开展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掠夺的斗争。在发动和组织群众方面摒弃了迷信和以皇帝为号召的过时的方式，而是大力发展民间结社哥老会组织，以帮会成员为骨干，尽可能动员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参加革命，并注意在新军中开展工作，争取士兵和下级军官反正，以壮大革命力量。这些也正是辛亥革命普遍的特点，极其不易。
这两次起义虽然都很快被镇压下去，但这两次斗争都给了清朝地方统治以一定的打击，丹噶尔起义是辛亥革命前在青海高原的第一波，元山尔起义还在一定程度上策应陕甘宁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义者前仆后继其鲜血和生命唤起民众的觉醒，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它作为辛亥革命的组成部分，对于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结束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做出贡献。（中国自史前221年秦始皇称帝以来，到1911年宣统皇帝退位，共经历2132年，皇帝349位）青海各族人民如火如荼，不甘忍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压迫，勇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和闻风响应、奋不顾身的革命积极性，在青海近代史上谱写了悲壮而光彩的一页，历久弥新。真是“敢将热血捣黄龙，却为民国壮心酬。”
（作者简介：任玉贵，中国国学学者、湟源文化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