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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的政党协商民主源远流长，它深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光荣传统的影响。它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和确立的，适合中国的现阶段国情和未来的发展需要。本文将聚焦邓小平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政权思想，剖析其深刻内涵，并指出其对当代中国政党协商民主的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抗日民主政权；三三制；协商民主；启示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未来要推进协商民主的广度、深度和制度化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思想和善于听取采纳各方合理建议的工作方式的一以贯之。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坚持，也是中国共产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方向。
一、中国的政党协商民主独具特色和优势
基于主体、客体及协商方式等要素的不同，对政党民主协商的界定不尽一致。本文所论述的政党协商民主是指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以各民主党派为客体，针对关乎国家民族的各项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事务进行的平等互动及协商，
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是适应中国国情和发展需要的独具特色的制度，孕育其发展的土壤也不断深厚。这一制度为执政党保持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全面性，保持政策执行的连续性，保持政权和社会的稳定性提供保障。
第一、它是适应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需要的。中国人口众多，民族种类繁多，行政区划繁杂，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实行政党协商民主，采取协商和合作的方式，有利于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关系，减少分歧和冲突，保证政权和社会的稳定性以及发展的持续性，是利国利民之策。
第二、它能保证政策的科学性和全面性。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各方面事务纷繁复杂，需要听取各方意见、汇集各方智慧。各民主党派中蕴含着大量的智慧，充分听取各民主党派的建议，采纳合理的对策，能够增强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各民族之间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也不尽相同。充分发挥党派协商，有利于听取不同党派所联系的界别群众的不同声音，从而使政策的制定不至于“一刀切”，充分照顾到各方面、各层次的利益需要，增强政策的全面性。
第三、它有利于对执政党的监督。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政党之间的协商包括了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阶段。事中和事后的协商有利于监督协商成果的积极落实和整改，保证了协商民主落到实处。另一方面，政党之间的协商还有利于政党之间的相互监督，相互“照镜子”对于反腐倡廉，建立良好政治生态意义重大。
二、邓小平的党和抗日民主政权思想概述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的了抗日民主政权很好适应了中国革命的需要，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財力和智力，也极大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树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形象。关于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中国革命领袖们都有很多论述。邓小平作为中国革命的骨干领导，也留下诸多有益之见。抗日民主政权真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民务实，善于听取和采纳各方意见，共同推动国家发展。抗日民主政权之最重要的原则是“三三制”原则。邓小平总结“三三制”的具体内容包括：
在组织形式上，无论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或少于三分之一，进步势力占三分之一，中间势力占三分之一。
在政策性质上，必须照顾一切抗日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即照顾这一阶级，还要照顾那一阶级，必须放在争取多数，反对少数的基础上。对各个抗日党派都要保障其合法存在的自由权利。
既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既是在政权中有各个抗日阶级抗日党派的代表参加，就必然在政权中反映出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政治立场、不同党派阶级的民主政治的斗争。我们不但不惧怕这种民主政治斗争，而且要发展这样的民主政治斗争，因为它对于我们是有利无害的。
既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就必然产生政权中的优势问题。我党必须要掌握这种优势，所以产生了我党对政权的领导问题。
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与发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理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善于虚心听取各阶层、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善于争取和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致力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优良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实行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一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抗日民主政权所体现的原则和精神的新发展。
三、邓小平抗日民主政权思想对当前政党协商民主的启示
综上，政党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方法，需要在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和深化。
1.当前政党协商民主存在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在中国实施已逾六十载，这一制度对于减少决策的失误，确保政策的公正性和科学性，推动政治、经济、社会向前发展意义重大。但是，当前的政党协商仍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第一、政党民主协商的意识有所松懈。虚心听取和采纳各方建议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对民主人士团结友好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方针。然而，在当前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的过程中，在一些党员中存在着“一言堂”的现象，专断决策的现象依然存在，在决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主动进行政党协商的意识松懈。
第二、协商流于形式，协商成果的落实不到位。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要将民主和集中统一起来。但是，在当前的政党协商中，部分地区存在的情况是：民主党派将所代表界别的意见和建议予以搜集和表达，目的是促进决策满足各方利益要求，相关党委和政府虽然在形式上听取意见，但是在具体的政策制定和落实中不能有效体现出来，甚至完全没有体现，这其中不乏技术原因，但是相关方面切实落实建议的态度和行动仍需改进。
第三、协商的方式方法有待改进。当前基层政党协商仍然采取传统方法，这对于即时互动很重要，但是，在社会和民众诉求多样，对办事效率的要求提高的趋势下，传统协商方法缺乏全面性，速度较慢，效率较低，影响了协商的效果。
2.未来推动政党协商民主发展的举措
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执政面临的挑战复杂严峻，对于政策的全面性、科学性的要求更高。因此，要加强政党协商民主的制度化改革和构建。
首先，要强化政党协商的意识，使政党协商成为政策制定和落实过程中的必要程序。共产党员务必要发扬抗日民主政权所体现的虚心听取意见的精神和民主的作风，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一定要收集各方面信息，听取各党派的建议，切忌“一言堂”。
其次，要理顺党派关系，创造自由平等协商的良好氛围，在加强中国共产党的主导地位的同时要听取不同群体的多元诉求，采纳各党派符合实际的合理化建议和方案。此外，各党派成员之间经常性的正式和非正式沟通也十分必要。
再次，创新协商的方式方法。在互联网时代，要充分发挥网络传播消息的迅速性，沟通的即时性和搜集信息的全面性，要善于运用互联网平台进行协商，降低协商的时间和资金成本，提高协商的效率。政党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和稳固执政的重要保障，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法宝。在新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更要坚定不移地遵循这一优良传统，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道路上走得更稳当、更长远。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包心鉴.论协商民主的现实政治价值和制度化构建[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3.
[3]卢瑾.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研究：现状与启示[J].政治学研究，2008-10-18.
作者简介：龙兴云（1983-），四川成都人，现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学理论。
【关键词】抗日民主政权；三三制；协商民主；启示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未来要推进协商民主的广度、深度和制度化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思想和善于听取采纳各方合理建议的工作方式的一以贯之。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坚持，也是中国共产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方向。
一、中国的政党协商民主独具特色和优势
基于主体、客体及协商方式等要素的不同，对政党民主协商的界定不尽一致。本文所论述的政党协商民主是指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以各民主党派为客体，针对关乎国家民族的各项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事务进行的平等互动及协商，
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是适应中国国情和发展需要的独具特色的制度，孕育其发展的土壤也不断深厚。这一制度为执政党保持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全面性，保持政策执行的连续性，保持政权和社会的稳定性提供保障。
第一、它是适应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需要的。中国人口众多，民族种类繁多，行政区划繁杂，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实行政党协商民主，采取协商和合作的方式，有利于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关系，减少分歧和冲突，保证政权和社会的稳定性以及发展的持续性，是利国利民之策。
第二、它能保证政策的科学性和全面性。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各方面事务纷繁复杂，需要听取各方意见、汇集各方智慧。各民主党派中蕴含着大量的智慧，充分听取各民主党派的建议，采纳合理的对策，能够增强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各民族之间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也不尽相同。充分发挥党派协商，有利于听取不同党派所联系的界别群众的不同声音，从而使政策的制定不至于“一刀切”，充分照顾到各方面、各层次的利益需要，增强政策的全面性。
第三、它有利于对执政党的监督。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政党之间的协商包括了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阶段。事中和事后的协商有利于监督协商成果的积极落实和整改，保证了协商民主落到实处。另一方面，政党之间的协商还有利于政党之间的相互监督，相互“照镜子”对于反腐倡廉，建立良好政治生态意义重大。
二、邓小平的党和抗日民主政权思想概述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的了抗日民主政权很好适应了中国革命的需要，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財力和智力，也极大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树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形象。关于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中国革命领袖们都有很多论述。邓小平作为中国革命的骨干领导，也留下诸多有益之见。抗日民主政权真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民务实，善于听取和采纳各方意见，共同推动国家发展。抗日民主政权之最重要的原则是“三三制”原则。邓小平总结“三三制”的具体内容包括：
在组织形式上，无论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或少于三分之一，进步势力占三分之一，中间势力占三分之一。
在政策性质上，必须照顾一切抗日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即照顾这一阶级，还要照顾那一阶级，必须放在争取多数，反对少数的基础上。对各个抗日党派都要保障其合法存在的自由权利。
既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既是在政权中有各个抗日阶级抗日党派的代表参加，就必然在政权中反映出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政治立场、不同党派阶级的民主政治的斗争。我们不但不惧怕这种民主政治斗争，而且要发展这样的民主政治斗争，因为它对于我们是有利无害的。
既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就必然产生政权中的优势问题。我党必须要掌握这种优势，所以产生了我党对政权的领导问题。
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与发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理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善于虚心听取各阶层、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善于争取和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致力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优良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实行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一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抗日民主政权所体现的原则和精神的新发展。
三、邓小平抗日民主政权思想对当前政党协商民主的启示
综上，政党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方法，需要在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和深化。
1.当前政党协商民主存在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在中国实施已逾六十载，这一制度对于减少决策的失误，确保政策的公正性和科学性，推动政治、经济、社会向前发展意义重大。但是，当前的政党协商仍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第一、政党民主协商的意识有所松懈。虚心听取和采纳各方建议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对民主人士团结友好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方针。然而，在当前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的过程中，在一些党员中存在着“一言堂”的现象，专断决策的现象依然存在，在决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主动进行政党协商的意识松懈。
第二、协商流于形式，协商成果的落实不到位。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要将民主和集中统一起来。但是，在当前的政党协商中，部分地区存在的情况是：民主党派将所代表界别的意见和建议予以搜集和表达，目的是促进决策满足各方利益要求，相关党委和政府虽然在形式上听取意见，但是在具体的政策制定和落实中不能有效体现出来，甚至完全没有体现，这其中不乏技术原因，但是相关方面切实落实建议的态度和行动仍需改进。
第三、协商的方式方法有待改进。当前基层政党协商仍然采取传统方法，这对于即时互动很重要，但是，在社会和民众诉求多样，对办事效率的要求提高的趋势下，传统协商方法缺乏全面性，速度较慢，效率较低，影响了协商的效果。
2.未来推动政党协商民主发展的举措
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执政面临的挑战复杂严峻，对于政策的全面性、科学性的要求更高。因此，要加强政党协商民主的制度化改革和构建。
首先，要强化政党协商的意识，使政党协商成为政策制定和落实过程中的必要程序。共产党员务必要发扬抗日民主政权所体现的虚心听取意见的精神和民主的作风，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一定要收集各方面信息，听取各党派的建议，切忌“一言堂”。
其次，要理顺党派关系，创造自由平等协商的良好氛围，在加强中国共产党的主导地位的同时要听取不同群体的多元诉求，采纳各党派符合实际的合理化建议和方案。此外，各党派成员之间经常性的正式和非正式沟通也十分必要。
再次，创新协商的方式方法。在互联网时代，要充分发挥网络传播消息的迅速性，沟通的即时性和搜集信息的全面性，要善于运用互联网平台进行协商，降低协商的时间和资金成本，提高协商的效率。政党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和稳固执政的重要保障，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法宝。在新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更要坚定不移地遵循这一优良传统，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道路上走得更稳当、更长远。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包心鉴.论协商民主的现实政治价值和制度化构建[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3.
[3]卢瑾.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研究：现状与启示[J].政治学研究，2008-10-18.
作者简介：龙兴云（1983-），四川成都人，现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