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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鸦片战争后，清廷的闭关观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廷在对外交往中仍被“天朝”观念所支配，闭关观念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二是在洋务运动期间，对外交往使闭关观念有所松动；三是在甲午战争以后，清廷主动选择开放国门，广开各口，并认可了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清廷的闭关观念宣告终结。
【关键词】清廷；闭关观念；对外交往
一、1840—1860年间清廷闭关观念的停滞
鸦片战争后，清廷同英法等列强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不平等条约，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屈辱。按照“穷则思变”的古训，清廷应该逐渐转变对外观念以应付时局。但封建统治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对军事失败进行反省，依旧以闭关理念处理一切涉外事务。这种封闭态度在对外交往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用于取譬的例证是“广州反入城斗争事件”。
广州反入城斗争是鸦片战争后中外交往方面的一大突出事件，这一事件根据广州主事者不同可分为三个阶段。负责第一阶段交涉的是钦差大臣耆英。1843年，英使璞鼎查第一次提出入城谒见，耆英以宴会名义表示允许，由于绅民反对作罢。1845年，英国继任驻华公使德庇时重提入城，并以继续占领舟山为要挟。耆英一面请旨，一面贴出告示，劝告绅民“务破除畛域，蠲释猜疑，勿仍前阻挠，以敦和好”。广州绅民的反应是痛斥耆英等卖国，并扬言杀之。耆英见众怒难犯，以“民情未协”相拒。德庇时率英军攻占虎门，迫使耆英屈服，许以两年后入城。耆英也因此在广州难以立足，请求内调。1848年道光派徐广缙替代耆英，第一阶段交涉结束。徐广缙就任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后，在道光的支持下态度强硬，多次以“民情不许”相拒，至于新任英国公使文翰交涉毫无进展，加上又没有得到本国强有力的武力支持，只得照会徐广缙“现时本大臣与贵大臣不得辩论此事矣”。徐广缙认为英人就此放弃了入城，于是上奏道光，身在深宫的道光皇帝大喜过望，批示道：“所办可嘉之至，朕心甚慰”。从道光皇帝的表现可以看出：徐广缙奏报的“好消息”不仅给道光心理上安慰和平衡，而且使其恢复了对“天朝上国”的信心。1852年5月，徐广缙奉命前往广西镇压太平天国，第二阶段交涉结束，咸丰任命叶名琛为钦差大臣，交涉进入了第三阶段。与叶名琛交涉的是新任英国公使包令，他身上肩负着前几任公使没有的“修约”使命。当他偕同美法两国公使向叶名琛发出入城“修约”照会，叶名琛回复到：“无论何处，皆可允准，惟置在城内，断难允准”。其后，叶名琛多次强硬拒绝英法美三国入城“修约”，英方遂不再与叶名琛交涉，他们认为战争是才最有效的交涉。1856年10月的“亚罗号事件”为英国发动战争找到了借口，战争中，英方又提出了入城要求，广州领事巴夏礼宣称：“总督不许我进城，不与我相见，我定破此城”。叶名琛在英军攻破广州城时，也没与其相见。从广州入城事件中可以看出，清廷依旧坚持“天朝”理念来处理鸦片战争后的中外交涉。而英方如此不懈的要求入城，却“更侧重心理因素一面而非为实际利益的一面，……企图用入城的手段来击垮清政府力图保持的“天朝”颜面”，可惜他们失败了。
二、洋务运动时期清廷闭关观念的松动
洋务运动时期，清廷开始实行“走出去”战略，主要表现在：其一、遣使出国。洋务运动的兴起为封闭的中国了解世界打开了一个缺口，洋务派作为这一时期学习西方的先行者可谓功不可没。在办理洋务事业时，奕？等人深感对外部世界的无知，以至于“中外交涉，不无为难之处”。于是1866年2月奏请派员出国“游历”，了解夷情。并让他们“沿途留心，将该国的一切山川形势，风土人情，随时记载，带回中国，以资印记”。这是清廷第一次派人出国考察。次年11月，奕？又奏派以蒲安臣为首的外交使团访问欧美诸国。两次遣使说明了清廷已然放下了“天朝上国”的架子，主动与世界其他国家交往，可谓闭关观念的一大转变。其二、派遣留学生。学生出国留洋是清廷开放国门的重大举措。为了迅速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清廷向英法美等国派遣了一批又一批留学生，其中派往美国的最多，共一百二十人。然而，留美学生的“良好表现”引起了国内守旧势力的不安，他们不断上言阻挠，清廷最终下令中途撤回留美学生。派遣留学生出国是清廷由闭关向开放的转变，但中途夭折说明这种转变并不彻底。
三、甲午战后的门户开放
甲午战后，中日签订了《马关条约》，其中的巨额赔款使得清廷不堪其累，总理衙门上奏说：“惟是筹还洋款等项，支用愈繁，筹揆恒苦不继。”面对财政拮据的现实，清廷打算通过广开各口来解决这一难题。1898年4月，总理衙门奏请开放湖南岳州府、福建三都澳两处为通商口岸，以“振兴商务，扩充利源”。他们这些想法在百日维新期间得以实施。1898年8月，光绪皇帝公布上谕：“欲图商务流通，……，惟有广开口岸之一法，……，将湖南岳州、福建三都澳、直隶秦皇岛开作口岸。”光绪皇帝这个决定具有重大意义，它标志着清廷在对外交往上突破了闭关观念的束缚，选择了对世界主动开放。戊戌变法以前，清廷都是在列強的“坚船利炮”的威逼下，被迫开放口岸，但其背后的闭关观念并未随之抛弃。而在百日维新期间，清廷采取了主动开放各口的政策，态度为之一变。一方面说明清廷认识到开放口岸并非想象的那么可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鸦片战争后，在半个世纪左右的中外交往中，清廷的闭关观念终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庚子事变中，清廷寄希望于美国调停，公开承认了“门户开放”政策。1900年，光绪皇帝在致美国总统国书中说：“中国与贵国交好已久，深知贵国专意通商，彼此毫无顾忌，……，今中国为实势所逼，几致干犯众怒，排忧解纷，惟贵国是赖，……，惟望大伯理尔天德设法圆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希惠示德音，不胜急切翘企之至。”从中可以看出，清廷承认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并希望美国“执牛耳”以劝阻八国联军，再造和局。如前所述，清廷广开各口已是百日维新时期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在庚子事变中再次得到了承认，清廷的闭关观念至此终结。
结语
清廷闭关观念的变化过程，即是清廷从传统闭关心态向近代开放意识嬗变的历程。简而言之，就是清廷观念近代化的过程。史学界一般将中国近代文化的演进大体分为三个层次，即器物到制度再到观念的演化形式，三者之间相互渗透。清廷通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促进了观念的近代化，但结局都失败了。这使得清廷在观念近代化这条路上走得异常艰辛，始终落后于世界大势发展之后，晚清政府的近代化努力遂成徒劳。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注释】
[1]佐佐木正哉：《中英战争》，第269页
[2]同上，第144页
[3]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018页。
[4]齐思和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3》，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9页。
[5]齐思和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1》，167页。
[6]茅海建著：《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军事与外交》，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6页。
[7]《中国近代对外关系资料选辑》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41页。
[8]同上，第240-241页。
[9]张昭军、孙燕京主编：《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6页。
[10]朱寿朋著：《光绪朝东华录》第7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062页。
[11]同上，第4062-4063页。
[12]同上，第4158页。
[13]朱士嘉编：《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上、下），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3-254页
【关键词】清廷；闭关观念；对外交往
一、1840—1860年间清廷闭关观念的停滞
鸦片战争后，清廷同英法等列强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不平等条约，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屈辱。按照“穷则思变”的古训，清廷应该逐渐转变对外观念以应付时局。但封建统治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对军事失败进行反省，依旧以闭关理念处理一切涉外事务。这种封闭态度在对外交往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用于取譬的例证是“广州反入城斗争事件”。
广州反入城斗争是鸦片战争后中外交往方面的一大突出事件，这一事件根据广州主事者不同可分为三个阶段。负责第一阶段交涉的是钦差大臣耆英。1843年，英使璞鼎查第一次提出入城谒见，耆英以宴会名义表示允许，由于绅民反对作罢。1845年，英国继任驻华公使德庇时重提入城，并以继续占领舟山为要挟。耆英一面请旨，一面贴出告示，劝告绅民“务破除畛域，蠲释猜疑，勿仍前阻挠，以敦和好”。广州绅民的反应是痛斥耆英等卖国，并扬言杀之。耆英见众怒难犯，以“民情未协”相拒。德庇时率英军攻占虎门，迫使耆英屈服，许以两年后入城。耆英也因此在广州难以立足，请求内调。1848年道光派徐广缙替代耆英，第一阶段交涉结束。徐广缙就任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后，在道光的支持下态度强硬，多次以“民情不许”相拒，至于新任英国公使文翰交涉毫无进展，加上又没有得到本国强有力的武力支持，只得照会徐广缙“现时本大臣与贵大臣不得辩论此事矣”。徐广缙认为英人就此放弃了入城，于是上奏道光，身在深宫的道光皇帝大喜过望，批示道：“所办可嘉之至，朕心甚慰”。从道光皇帝的表现可以看出：徐广缙奏报的“好消息”不仅给道光心理上安慰和平衡，而且使其恢复了对“天朝上国”的信心。1852年5月，徐广缙奉命前往广西镇压太平天国，第二阶段交涉结束，咸丰任命叶名琛为钦差大臣，交涉进入了第三阶段。与叶名琛交涉的是新任英国公使包令，他身上肩负着前几任公使没有的“修约”使命。当他偕同美法两国公使向叶名琛发出入城“修约”照会，叶名琛回复到：“无论何处，皆可允准，惟置在城内，断难允准”。其后，叶名琛多次强硬拒绝英法美三国入城“修约”，英方遂不再与叶名琛交涉，他们认为战争是才最有效的交涉。1856年10月的“亚罗号事件”为英国发动战争找到了借口，战争中，英方又提出了入城要求，广州领事巴夏礼宣称：“总督不许我进城，不与我相见，我定破此城”。叶名琛在英军攻破广州城时，也没与其相见。从广州入城事件中可以看出，清廷依旧坚持“天朝”理念来处理鸦片战争后的中外交涉。而英方如此不懈的要求入城，却“更侧重心理因素一面而非为实际利益的一面，……企图用入城的手段来击垮清政府力图保持的“天朝”颜面”，可惜他们失败了。
二、洋务运动时期清廷闭关观念的松动
洋务运动时期，清廷开始实行“走出去”战略，主要表现在：其一、遣使出国。洋务运动的兴起为封闭的中国了解世界打开了一个缺口，洋务派作为这一时期学习西方的先行者可谓功不可没。在办理洋务事业时，奕？等人深感对外部世界的无知，以至于“中外交涉，不无为难之处”。于是1866年2月奏请派员出国“游历”，了解夷情。并让他们“沿途留心，将该国的一切山川形势，风土人情，随时记载，带回中国，以资印记”。这是清廷第一次派人出国考察。次年11月，奕？又奏派以蒲安臣为首的外交使团访问欧美诸国。两次遣使说明了清廷已然放下了“天朝上国”的架子，主动与世界其他国家交往，可谓闭关观念的一大转变。其二、派遣留学生。学生出国留洋是清廷开放国门的重大举措。为了迅速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清廷向英法美等国派遣了一批又一批留学生，其中派往美国的最多，共一百二十人。然而，留美学生的“良好表现”引起了国内守旧势力的不安，他们不断上言阻挠，清廷最终下令中途撤回留美学生。派遣留学生出国是清廷由闭关向开放的转变，但中途夭折说明这种转变并不彻底。
三、甲午战后的门户开放
甲午战后，中日签订了《马关条约》，其中的巨额赔款使得清廷不堪其累，总理衙门上奏说：“惟是筹还洋款等项，支用愈繁，筹揆恒苦不继。”面对财政拮据的现实，清廷打算通过广开各口来解决这一难题。1898年4月，总理衙门奏请开放湖南岳州府、福建三都澳两处为通商口岸，以“振兴商务，扩充利源”。他们这些想法在百日维新期间得以实施。1898年8月，光绪皇帝公布上谕：“欲图商务流通，……，惟有广开口岸之一法，……，将湖南岳州、福建三都澳、直隶秦皇岛开作口岸。”光绪皇帝这个决定具有重大意义，它标志着清廷在对外交往上突破了闭关观念的束缚，选择了对世界主动开放。戊戌变法以前，清廷都是在列強的“坚船利炮”的威逼下，被迫开放口岸，但其背后的闭关观念并未随之抛弃。而在百日维新期间，清廷采取了主动开放各口的政策，态度为之一变。一方面说明清廷认识到开放口岸并非想象的那么可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鸦片战争后，在半个世纪左右的中外交往中，清廷的闭关观念终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庚子事变中，清廷寄希望于美国调停，公开承认了“门户开放”政策。1900年，光绪皇帝在致美国总统国书中说：“中国与贵国交好已久，深知贵国专意通商，彼此毫无顾忌，……，今中国为实势所逼，几致干犯众怒，排忧解纷，惟贵国是赖，……，惟望大伯理尔天德设法圆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希惠示德音，不胜急切翘企之至。”从中可以看出，清廷承认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并希望美国“执牛耳”以劝阻八国联军，再造和局。如前所述，清廷广开各口已是百日维新时期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在庚子事变中再次得到了承认，清廷的闭关观念至此终结。
结语
清廷闭关观念的变化过程，即是清廷从传统闭关心态向近代开放意识嬗变的历程。简而言之，就是清廷观念近代化的过程。史学界一般将中国近代文化的演进大体分为三个层次，即器物到制度再到观念的演化形式，三者之间相互渗透。清廷通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促进了观念的近代化，但结局都失败了。这使得清廷在观念近代化这条路上走得异常艰辛，始终落后于世界大势发展之后，晚清政府的近代化努力遂成徒劳。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注释】
[1]佐佐木正哉：《中英战争》，第269页
[2]同上，第144页
[3]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018页。
[4]齐思和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3》，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9页。
[5]齐思和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1》，167页。
[6]茅海建著：《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军事与外交》，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6页。
[7]《中国近代对外关系资料选辑》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41页。
[8]同上，第240-241页。
[9]张昭军、孙燕京主编：《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6页。
[10]朱寿朋著：《光绪朝东华录》第7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062页。
[11]同上，第4062-4063页。
[12]同上，第4158页。
[13]朱士嘉编：《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上、下），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3-2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