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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岁的王珍蕾和34岁的舒伟东夫妇，每天晚上都睡在一个长3米、宽2米的房间里，这是一幢夫妻宿舍，里面紧密又松散地隔出了十几个房间。房间里没有什么昂贵的陈设，除了一台不停播放电视剧的老电视。这里是重庆的“城中村”六公里，宿舍是夫妇俩打工的缝纫厂提供的。生活在六公里的人，很多并未真正见识过重庆这座大都市的繁华一面，每个月领了工资，扣除生活费和零用钱，大多数寄回老家，供养那里的孩子和老人。
这是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桑德斯在重庆看到的一幕，并记载在《落脚城市》这本书中。他们也是中国众多城市流动人口的缩影。在统计数据中，他们早已被统计为城镇人口，归属于52.57%的中国城镇化率之中，虽然他们并没有享受到城镇的福利，也没有把自己当作“城里人”。统计部门对2011年的情况调查显示，外出农民工中养老保险覆盖率是23%，医疗保险覆盖率是31%，大部分人还没有被社会保障制度覆盖。
除了城里的2亿多流动人口，还有大约6亿人生活在农村。根据学者估算，未来20年的城镇化中，6亿农村人口中的3亿人将会涌向城市。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不管怎样，中国城镇化能带来的想象空间是巨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斯蒂格利茨断言，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两大事件，一件是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另一件就是中国的城镇化。
城镇化30年之殇：我们仍比美国落后100年
自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开始蜕变，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已经进行了30余年，但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城市化率仅达到了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水平，这还是按照统计局52%的标准进行比较的。
在全球商家都视为重点客户的中国中产阶级身边，在大城市的边缘地带，甚至在城市核心区的夹缝里，还生活着很多流动人口，这部分人的数量超过2亿，且多是青壮年。他们从外地搬迁而来，努力奋斗，供养家人，认真储蓄，为城市添砖加瓦，但却没能享受到这个城市的福利。他们对未来的城镇化充满憧憬，他们希望可以成为城市真正的主人。
这群“准主人”之所以被称为流动人口，是因为其中的一部分人因为难以承受城市的压力而选择离开。
例如重庆六公里的王珍蕾夫妇，他们原本是在深圳打工，条件待遇都不错，但是他们发现深圳的一大缺点：这里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无论他们怎么努力存钱，还是永远在深圳买不起一套房子。在深圳没有未来。
虽然他们在乡村还有土地，但是他们不会选择回到乡里，因为“在城市，你只要找对了谋生方式，就可以让你的子孙获得成功的机会，在乡下，你只能努力填饱肚子”。他们一般只有在实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才会回到乡里，这时候乡村就起到了保险的作用，但那一般是万不得已的时候。
牛津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学者在一项研究中指出：“中国之所以有那么多漂泊无依的人口缺乏效率地流动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原因是政府没有提供社会协助、公共住宅与就学安排等措施，以促使乡村移民在城市永久定居下来。”
其实不仅是这些生活在城中村的打工者，就是已经在城市里买房安家立业的“中产阶级”，同样会感受到来自城市的压力：没有户口，孩子上学等各方面受限；供养房子，不敢轻易换工作或者旅行；怕生病，挂号很难，而且耽误工作。
抢跑城镇化：大城市跑得快，但跑过了头
发展了多年的以房地产建设为龙头的摊大饼式城镇化，快要走到尽头。
一旦城区的面积过大，就会产生太多问题。交通、纯净的空气和水资源、优质的教育医疗条件、工作机会，很难随着人口同步增长。各式各样的城市病开始发酵，乃至有人选择离开大城市，逆城镇化悄然出现。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费孝通等人就提出，城镇化要发展小城镇，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就地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这一点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浙江、江苏两省的部分地区，得到了不错的发展。例如距离上海100公里之内，就有嘉兴、苏州、南通3个地级市，还有平湖、吴江、昆山、太仓、常熟、海门、启东7个县级市，这些城市的经济在上海的带动下均有不错的发展，人才在这些城市之间的流动率也比较高。
但是其他地方，更多出现的是孤零零的大城市，大城市周边富含经济魅力的小城镇却是鲜见。典型如环绕着北京市的河北省，除了燕郊、香河、固安这几个北京的睡城，还没出现一座依靠北京而经济腾飞的城市，大量的河北人进京务工，却没有带活自己家乡城市的发展。
大城市为什么会容易发展起来，和大城市自身的属性有关。大城市的规模效益和聚集效益远高于中小城镇，同时法律执行规范，机会相对公平。
2012年，北京市新增人口50.7万，虽然这个数字比起前几年小了许多，但仍然是个巨大的数字，想想看，50万人需要多少套住房、多少量车、餐馆、学校与医院。总人口数超过北京的上海，2012年的前9个月也增加常住人口23万。
随着人口的增加，巨大的城市病开始暴露，交通、污染、治安令人头痛。尤其是高房价，这已经成为大城市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
一家中式快餐连锁企业的负责人透露，他们在一线城市的门店，房租过高，差不多是二、三线城市的4倍，但是营业额却高不了多少，真正赚钱的还是二、三线城市。所以不会再在一线城市扩张。
高房价已经使得大城市里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处处受限，城市的青春活力悄然流失。
逆城市化：从卫星城到产业集群
对比全球的其他超大城市会发现，北、上、广、深的市区规模并不比东京、纽约小多少，人口更是远多于它们。如果继续扩张下去，带来的只能是规模不经济，而纽约、伦敦、东京乃至台湾地区。
北京早在2010年就传出消息，要建设“环首都经济圈”，包括“13县市1圈4区6基地”，河北省13个县市首先实现电话区号变更，全部与北京一致为010开头，然后通过高铁、轻轨、地铁、高速公路等立体交通设施建设，建成半小时经济圈，即环首都经济圈内任何地方，都可在半小时内达到北京城区。只是到了2013年，这个规划还更多停留在纸面上。 北京的卫星城发展很慢，能否形成小城市的产业发展优势是很关键的环节。因为一个地方没有繁荣的产业，相应的教育、医疗等配套硬件就不可能发达，也就很难吸引人的迁移。
如果说大城市周边的小城市还有机会借力的话，那么更多的不在大城市周边的小城市乃至乡镇，其发展起来就更需要借助产业的力量。
例如地处皖北中原的宿州市，想集中力量建设中国现代制鞋产业城，提出用5～10年时间，争取实现制鞋产业基地年销售收入500亿元，利税50亿元，建成区20平方公里，吸纳20万人就业。如果宿州鞋城的规划成功落地，会极大改变城市的面貌和生活状态。
不过城市产业集群的建设，远不是发展经济那么简单，已经发展多年的长三角和珠三角，这几年来民工荒的现象持续，即使提高工资也未必能招到人。之前城市发展经济，吸纳大量进城人员，主要目的是获取廉价劳动力，同时又希望尽量少承担对他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这使得城市更多成为一个赚钱的中转站，缺少福利，外加高房价以及日益严重的污染，多数进城人员难以实现落户生根的意愿。
户籍以及福利制度的改革，是未来发展城镇化的重要前提，但这也对已经定居在城市中并且成为中产的人形成了威胁。
泡沫上的中产：城镇化的“两面派”
对于定居在城市里的中产，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生活中的城镇化。面对进一步的城镇化，中产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城镇化带动许多产业发展，中产阶级会有更多赚钱与发展的机会，但同时，3亿人进城带来的对有限资源的抢夺，会更加激烈。
对于现在的中产来说，生活在大城市并不轻松。他们用父母多年的积蓄交了房子的首付，在大城市买了高价的房子；他们购买了汽车，每个月都为“两桶油”贡献不菲的利润；将自己每月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交给银行，以偿还房贷；担心父母生病，因为父母虽然也来到城市生活，但是户籍却在老家，享受不到城市的医保；他们还担心户籍制度一旦放开，自己的孩子会面临更多外地孩子的考学竞争。
如果用日本学者大前研一的中产衡量标准—— ⑴房贷造成你很大的生活压力吗？⑵你是否不敢结婚或是不打算生儿育女？⑶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让你忧心忡忡吗？——估计没几个中产家庭可以做到轻松从容。
在城镇化带来的巨大变革面前，中产作为先富起来的人，首先追求的是稳定、趋于保守，但是如果一味地保守，只会被现实所淘汰。
城镇化大潮下，中产该如何应对？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接下来的文章将会把其中的前因后果娓娓道来。
这是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桑德斯在重庆看到的一幕，并记载在《落脚城市》这本书中。他们也是中国众多城市流动人口的缩影。在统计数据中，他们早已被统计为城镇人口，归属于52.57%的中国城镇化率之中，虽然他们并没有享受到城镇的福利，也没有把自己当作“城里人”。统计部门对2011年的情况调查显示，外出农民工中养老保险覆盖率是23%，医疗保险覆盖率是31%，大部分人还没有被社会保障制度覆盖。
除了城里的2亿多流动人口，还有大约6亿人生活在农村。根据学者估算，未来20年的城镇化中，6亿农村人口中的3亿人将会涌向城市。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不管怎样，中国城镇化能带来的想象空间是巨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斯蒂格利茨断言，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两大事件，一件是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另一件就是中国的城镇化。
城镇化30年之殇：我们仍比美国落后100年
自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开始蜕变，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已经进行了30余年，但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城市化率仅达到了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水平，这还是按照统计局52%的标准进行比较的。
在全球商家都视为重点客户的中国中产阶级身边，在大城市的边缘地带，甚至在城市核心区的夹缝里，还生活着很多流动人口，这部分人的数量超过2亿，且多是青壮年。他们从外地搬迁而来，努力奋斗，供养家人，认真储蓄，为城市添砖加瓦，但却没能享受到这个城市的福利。他们对未来的城镇化充满憧憬，他们希望可以成为城市真正的主人。
这群“准主人”之所以被称为流动人口，是因为其中的一部分人因为难以承受城市的压力而选择离开。
例如重庆六公里的王珍蕾夫妇，他们原本是在深圳打工，条件待遇都不错，但是他们发现深圳的一大缺点：这里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无论他们怎么努力存钱，还是永远在深圳买不起一套房子。在深圳没有未来。
虽然他们在乡村还有土地，但是他们不会选择回到乡里，因为“在城市，你只要找对了谋生方式，就可以让你的子孙获得成功的机会，在乡下，你只能努力填饱肚子”。他们一般只有在实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才会回到乡里，这时候乡村就起到了保险的作用，但那一般是万不得已的时候。
牛津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学者在一项研究中指出：“中国之所以有那么多漂泊无依的人口缺乏效率地流动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原因是政府没有提供社会协助、公共住宅与就学安排等措施，以促使乡村移民在城市永久定居下来。”
其实不仅是这些生活在城中村的打工者，就是已经在城市里买房安家立业的“中产阶级”，同样会感受到来自城市的压力：没有户口，孩子上学等各方面受限；供养房子，不敢轻易换工作或者旅行；怕生病，挂号很难，而且耽误工作。
抢跑城镇化：大城市跑得快，但跑过了头
发展了多年的以房地产建设为龙头的摊大饼式城镇化，快要走到尽头。
一旦城区的面积过大，就会产生太多问题。交通、纯净的空气和水资源、优质的教育医疗条件、工作机会，很难随着人口同步增长。各式各样的城市病开始发酵，乃至有人选择离开大城市，逆城镇化悄然出现。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费孝通等人就提出，城镇化要发展小城镇，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就地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这一点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浙江、江苏两省的部分地区，得到了不错的发展。例如距离上海100公里之内，就有嘉兴、苏州、南通3个地级市，还有平湖、吴江、昆山、太仓、常熟、海门、启东7个县级市，这些城市的经济在上海的带动下均有不错的发展，人才在这些城市之间的流动率也比较高。
但是其他地方，更多出现的是孤零零的大城市，大城市周边富含经济魅力的小城镇却是鲜见。典型如环绕着北京市的河北省，除了燕郊、香河、固安这几个北京的睡城，还没出现一座依靠北京而经济腾飞的城市，大量的河北人进京务工，却没有带活自己家乡城市的发展。
大城市为什么会容易发展起来，和大城市自身的属性有关。大城市的规模效益和聚集效益远高于中小城镇，同时法律执行规范，机会相对公平。
2012年，北京市新增人口50.7万，虽然这个数字比起前几年小了许多，但仍然是个巨大的数字，想想看，50万人需要多少套住房、多少量车、餐馆、学校与医院。总人口数超过北京的上海，2012年的前9个月也增加常住人口23万。
随着人口的增加，巨大的城市病开始暴露，交通、污染、治安令人头痛。尤其是高房价，这已经成为大城市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
一家中式快餐连锁企业的负责人透露，他们在一线城市的门店，房租过高，差不多是二、三线城市的4倍，但是营业额却高不了多少，真正赚钱的还是二、三线城市。所以不会再在一线城市扩张。
高房价已经使得大城市里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处处受限，城市的青春活力悄然流失。
逆城市化：从卫星城到产业集群
对比全球的其他超大城市会发现，北、上、广、深的市区规模并不比东京、纽约小多少，人口更是远多于它们。如果继续扩张下去，带来的只能是规模不经济，而纽约、伦敦、东京乃至台湾地区。
北京早在2010年就传出消息，要建设“环首都经济圈”，包括“13县市1圈4区6基地”，河北省13个县市首先实现电话区号变更，全部与北京一致为010开头，然后通过高铁、轻轨、地铁、高速公路等立体交通设施建设，建成半小时经济圈，即环首都经济圈内任何地方，都可在半小时内达到北京城区。只是到了2013年，这个规划还更多停留在纸面上。 北京的卫星城发展很慢，能否形成小城市的产业发展优势是很关键的环节。因为一个地方没有繁荣的产业，相应的教育、医疗等配套硬件就不可能发达，也就很难吸引人的迁移。
如果说大城市周边的小城市还有机会借力的话，那么更多的不在大城市周边的小城市乃至乡镇，其发展起来就更需要借助产业的力量。
例如地处皖北中原的宿州市，想集中力量建设中国现代制鞋产业城，提出用5～10年时间，争取实现制鞋产业基地年销售收入500亿元，利税50亿元，建成区20平方公里，吸纳20万人就业。如果宿州鞋城的规划成功落地，会极大改变城市的面貌和生活状态。
不过城市产业集群的建设，远不是发展经济那么简单，已经发展多年的长三角和珠三角，这几年来民工荒的现象持续，即使提高工资也未必能招到人。之前城市发展经济，吸纳大量进城人员，主要目的是获取廉价劳动力，同时又希望尽量少承担对他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这使得城市更多成为一个赚钱的中转站，缺少福利，外加高房价以及日益严重的污染，多数进城人员难以实现落户生根的意愿。
户籍以及福利制度的改革，是未来发展城镇化的重要前提，但这也对已经定居在城市中并且成为中产的人形成了威胁。
泡沫上的中产：城镇化的“两面派”
对于定居在城市里的中产，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生活中的城镇化。面对进一步的城镇化，中产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城镇化带动许多产业发展，中产阶级会有更多赚钱与发展的机会，但同时，3亿人进城带来的对有限资源的抢夺，会更加激烈。
对于现在的中产来说，生活在大城市并不轻松。他们用父母多年的积蓄交了房子的首付，在大城市买了高价的房子；他们购买了汽车，每个月都为“两桶油”贡献不菲的利润；将自己每月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交给银行，以偿还房贷；担心父母生病，因为父母虽然也来到城市生活，但是户籍却在老家，享受不到城市的医保；他们还担心户籍制度一旦放开，自己的孩子会面临更多外地孩子的考学竞争。
如果用日本学者大前研一的中产衡量标准—— ⑴房贷造成你很大的生活压力吗？⑵你是否不敢结婚或是不打算生儿育女？⑶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让你忧心忡忡吗？——估计没几个中产家庭可以做到轻松从容。
在城镇化带来的巨大变革面前，中产作为先富起来的人，首先追求的是稳定、趋于保守，但是如果一味地保守，只会被现实所淘汰。
城镇化大潮下，中产该如何应对？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接下来的文章将会把其中的前因后果娓娓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