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防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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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孙永远出事的那天——7月12日,农历六月十六——正是我和女友领结婚证的日子。我的结婚纪念日,成了一个悲喜交加、苦乐参半的日子,也成了我人生的拐点。
  那年的7月12日,是个难得一遇的好天,是我27年生命中见过的最美的天。我的心情也和蓝瓦瓦的天一样通透爽朗——因为我即将迈入婚姻的殿堂。
  那天,我搭一辆便车从连队出来,车是刚刚运过鸡粪的农用三轮车,恰巧从连队门前经过。见我想搭车,热情的大爷把我让上了车。连队驻守的九龙滩村以盛产香瓜闻名,鸡粪则是种香瓜最好的肥料。后斗上残存着气息浓郁的鸡粪,让我的思维脑残般跳跃到香喷喷的香瓜上来——我憧憬着美好的婚姻生活。
  我出去是去办结婚登记的,因为未婚妻说这天领证结婚吉利。路边的野花沐浴着阳光,婴孩一样冲人傻笑;轻盈的燕子似乎读懂了小学课本,在车前引路吟唱翩飞,一切都是那样美好,我如同回到了童年时光,享受着孩童般的快乐。
  连队在离县城10公里远的乡下,进一次城本不难,可因为我是连队主官——连队就我一个主官在家。禁捕期刚刚结束,边境管理正紧张,为了防止渔民越界生产,连长带着驻勤组头十多天就驻到滩地上去了。这十多天我是又当爹又当妈,军事政治一把抓,操心全连人的吃喝拉撒。当上了指导员——就像有一把无形的枷锁捆绑着你——确实身不由己,虽说只有十几公里的距离,可我已经两个月没有去过县里了。
  我刚当排长时几乎每个周末都能带队到县里去逛上大半天,后来到了小崖子当了哨长,成为边防部队驻小县城的最高行政长官,我想上街方便得就像从自家卧室摆驾到客厅一样。我和未婚妻就是那时认识的——年轻时代的自由时光就这样一去不返了。
  学校放了暑假,女朋友下了死命令,7月份不结婚就永远不要结了。
  我本来是想休假的,在我蹉跎碌碌的27年人生中,我实在找不出还有什么事比结婚更重要。照理说,这种大事我休个假是人之常情,花一个月时间操办婚礼一点都不过分,不说风光大办起码也得煞有介事。
  我拨通了教导员的电话,我的耳朵和手机保持着50厘米的距离,以表达我对领导的敬畏。我鼓足勇气地说,想请一个上午的假,到县里去一趟,办点事。
  什么事非得正课时间办?让孙永远替你办。教导员讲话从来不用商量的语气,他的每一个温和的祈使句都是命令。
  我怯声怯语说,我要去领结婚证,这个必须亲自到场,旁人替不了的。
  这么快就领证,婚姻大事不是儿戏,你结婚的事我开个营党委会研究一下,得表决通过你才能结。
  教导员,这个就不用上会了吧,您一句话就能定,在营里您的话就是圣旨。
  净忽悠,就半天假,去吧。
  谢谢教导员,您看我能不能顺便休个婚假。
  教导员说,你这个便可不是谁都能顺的,你连队就你一个主官在位,这个时候请婚假说轻了是恋家恋妻没有出息,说重了就是不讲政治看不出火候,婚礼什么时候不能办。
  是,您说得对,是我女朋友非得着急。
  有了不成?你们这些年轻人,我以前可没少教育你们,一定要先买票后上车,你这是开车上了路才想起考驾照。
  不是,您误会了。没怀孕,我俩是纯洁的恋人关系。
  少扯没用的,快去快回。
  还有个事,教导员,孙永远的假上面批了吗?
  等新毕业学员下来再说。
  新毕业学员下连他就能走了吗?
  新毕业学员来了,我再给他递报告。
  明白了。我在心里替悲催的孙永远微微难过了两秒钟,之后我就把一切与我有关无关的烦恼都排泄到了大江里了。
  那天的小城天气好得不能再好了,天蓝得要命,江水清得醉人,山环水抱之中尽情山明水秀,街上的每个人都是一副幸福喜悦的模样,完全一派城市宣传片中才有的生态和谐、安居乐业景象。
  领证很顺利,办事员大红印章盖下去的那一刻,我俩成了受国家法律保护的神仙眷侣。我把事先买好的钻戒戴在老婆的手上,老婆娇嗔地嫌弃钻小,不晃眼睛。
  我说好办,我给你买根焊条吧,电焊晃眼睛。
  老婆被我气乐了,说我没正形。她说有时间咱们把婚纱照拍了吧,今天天气这么好。
  我想也是,好天气实在是难得。老婆嫁给自己不能委屈了她,婚纱照的钱不能再节约了,美好的瞬间得保留下来。
  其实这之前,老婆早就在影楼预订了拍婚纱照,她连婚纱都试好了,只等我有时间。影楼刚好排得开,我们约好了下午去江边公园拍外景。
  结婚的日子得吃顿大餐庆祝一下,可惜囊中羞涩,兜里只剩下600块钱了,可出来一趟不能空手回去,得给教导员买两条烟。我思忖着这次能出来得感谢教导员,宋教没有别的喜好,就是好抽点烟,每顿饭后兵都能看见他右手掐着烟,跛着脚在营区散步。他的右脚是为了连队才跛的,9年前,他在三连当司务长时(那时的司务长是干部),开农用四轮子拉煤,四轮子翻了把他的右脚砸在了车下。他说那一砸把他砸上了政工这条路。他在连队下榻的时候,我每天早晨都能听到他一连串惊世骇俗的咳嗽声,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咽炎犯了,抽烟抽的,烟丝太劣质了。我当时深感自责,一位正营职教导员把脚都奉献给了连队,到连队连包好烟都没抽上,实在是不应该。
  老婆看出了我的顾虑,她说,装修房子咱们日子是紧了点,但大男人处世不能太小气。她不爱吃大餐,吃多了该穿不进去婚纱了,她最爱吃麻辣烫。
  那天中午,老婆果断地拽我去吃麻辣烫。
  坐等麻辣烫的工夫,我问老婆听没听过大象和大葱的故事。她乐了,问我是不是猪鼻子插大葱——装大象。
  我说不是,这是一个严肃的寓言故事。马戏团有一头小象,它自幼便被一条细细的锁链拴在木桩上,年幼的小象无法挣脱,天长日久便成了驯良的马戏演员。小象长成大象后,拴它的还是这根细细的锁链,木桩换了很多根,而且越换越细,它依然不会逃走,即便换成插在地上的一根大葱,在小象的记忆中锁链依然牢不可破,它永远和从前一样驯良,直到有一天,马戏团失火了,大象拼命挣扎,想不到,锁链一下子就断了。   好有寓意呀。
  麻辣烫来了,吃吧。其实,我没有告诉老婆,这个故事是我当排长时现在的教导员讲给我的,他是想告诉我该如何带兵。教导员是我的老领导,领导了我好些年,从我刚毕业分到三连开始他就领导我,被一个人领导久了就有了惯性,我当排长他是指导员,我当副指导员他是副教导员,我当指导员他是教导员。
  想想自己又何尝不是那头小象呢。
  乙
  一切都像是按了快进键,结婚筹备工作在一天中紧锣密鼓地进行。
  我从租住的家里把礼服翻了出来,这礼服跟了我好些年,直到结婚它才得以一见天日。
  礼服上除了一条黄绶带,没有其他的点缀,显得空旷,老婆喜欢花团锦簇的样子,电视上那些功臣有限的胸襟都被军功章拥堵成了停车场,可我一枚都没有。老婆说这有什么难的,我拎着礼服,她把我拽到学校边上的文具店,买了一盒卡通胸牌,错落有致地别在了我礼服的胸前。
  老婆说,这样拍出来的照片在英武冷峻之中又多了几分天真呆萌。
  下午,我们脱下鞋光着脚,穿着别满了卡通胸牌的我军制式礼服,完完全全的混搭风格。我选择以小崖子山为背景拍一组婚纱照,小崖子山临江而立,朝向江水的那一侧是陡峭的崖壁,巉岩奇绝,虬枝突兀,最能增添意蕴的是山上有一座小小的哨所——那是连队的哨所,也就是我的哨所,这山正因为有了哨塔才愈发刚毅挺拔——哨塔为整幅画面涂上了点睛的一笔。军装、婚纱和观察哨,含而不露喻义深长,完全可以参加摄影大赛评个一、二、三等奖。
  我搂着温柔的妻子,踩着细软的江沙,此刻仿佛江水停下了脚步,时间永远凝固在了这一刻。公园里好多人都在看我,我觉得我们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一对儿。我甚至可以感觉得到观察哨上两个兵正在用望远镜朝这边看,他们在望远镜的那头嘀嘀咕咕,嘻嘻哈哈。哨所室内的孙永远没准正坐在操作台前,操作着120倍变焦的视频摄像头。万一他无意间把我在江边拍婚纱照的画面录下来,发到连队一定会引起全连的围观和轰动……我不自觉地笑了。
  那天的江水,如同凝滞了一般。我回过头去,天依旧还是没有一丝云朵的蓝,江水仍然还是没有一丝涟漪的静。我觉得这一切都像是在做梦,我似乎还未从中学时代走出来,就已经成为军官,成为别人的丈夫,而且还超假不归,跑出来拍婚纱照。
  江滩主题的外景拍摄快结束时,天色微变,江面起了风,水面上泛起白花花的浪。
  我下意识地一摸口袋,糟了,手机没带在身上。我的手机放在了便装兜里,便装放在了车上的整理箱中——车上的箱子里,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我处在失联的状态之中,千万不要出什么幺蛾子。我胆战心惊地从衣服口袋中掏出手机,手机只剩下微弱的电量了,半死不活的状态。我把屏幕打开,短短的半个小时时间里竟然有49个未接来电、13条信息。我颤颤巍巍地查看通话记录。
  连长沈经年打来了23个未接来电,还有营长、教导员、副团长等领导打来的……
  我手哆哆嗦嗦地给连长按了回拨。大概十几声忙音之后,电话接通了,他压低着声音说:“出事了,孙永远没了——”
  没了?是私自离队了?
  兵看见他掉江里了,领导都在哨所呢,你快来吧。
  我已经忘了自己是如何从江边到的哨所,我只记得,我坐在开着空调的出租车上,汗水很快就把礼服湿透了。妻子和我一起坐在后排,她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我胡乱地想,人到底怎么样了。我给连长打电话,他没接。
  到了山下,车还没停稳,我冲下车,趿拉着运动鞋,跑向哨所。
  老婆在身后喊,叫我把鞋带系好。
  通往哨所的路是一条拐着弯儿的斜坡,我迈着敲鼓一样倒着步点,中间我踩了鞋带,绊了跤,崴了脚,挫了手,啃了泥,破了皮,挂了彩,礼服沾了土,树枝划了脸,我爬起来,顾不上系鞋带,顾不得擦干净脸,一切都顾不得了,我只顾得上跑。胸牌的别针刺痛了我的肉,被刺得越疼我跑得越快。
  我没敢奢望我的惨相能唤起领导的同情和怜悯。
  大概5辆团领导的车停在院子里,有1号车、2号车、3号车、4号车、6号车,它们像5只杀气腾腾摆开吃人架势的野兽,就等我往前迈一步,然后把我一口叼起甩向空中,接着把我撕得粉身碎骨。
  他们已经到哨所了——我失魂落魄地杵在院子门外的空地上,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我可不可以跑开,永远不再回来——恍然间,我仿佛回到了大学时代,如果起床晚了,就逃掉整节课,同寝室的哥们会帮我答到,而中途去教室却恰恰会被老师发现。如果这个时候哨所里能有人替我答一声“到”该有多好。
  可是我已经不是5年前的大学生了,我是一名连队主官,更是负责思想、心理工作的政治干部。
  我硬着头皮进了院,教导员、营长站在崖边朝江面上看,他们在哨塔下焦急地转圈。连长见我来了,赶忙把我拉到一边。你去哪了?领导到处找你,啥也别说了,我说你今天去领结婚证。进去吧,他们都在里面呢。
  我拖着沉重的步子进了屋,屋里烟云笼罩,地上烟头遍地,一脚下去烟灰如一大群苍蝇惊飞四起。
  虽然开着窗户,但细密的纱窗被苍蝇屎和灰尘堵成了一张厚厚的牛皮纸,阻碍了烟气的扩散。一屋子的烟如黏稠辛辣的酒,呛得我睁不开眼——我感觉自己被困在了一个密闭的电梯中,电梯在一口深不见底的矿井中自由下落——这种虚无困顿、落空失重、忧郁躁悸的感觉,在我的梦境之中曾经多次出现。
  这是梦境还是现实?
  好久我才缓过神来,众目睽睽之下,我战战兢兢地站在门口,畏畏缩缩得像一只离开了妈妈的小猫。
  5位团常委还在继续发扬火力,保持烟雾对哨所狭小空间的绝对控制,烟卷被他们一根接一根地化为乌有。领导的脾气品性我大概是知道的,他们都是直率坦诚的人,只要一生气就会把一切条令规定和文明用语抛到界江对岸去,批评人往往语重心长,第一句通常都是MLGBZ。MLGBZ是老八团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从团首长到连队主官,从全团大会到班务会排务会无一例外,单看使用频率这个热词完全有理由入选军语。   我当排长的时候就曾经多次领教过这句军语的魅力、魄力和威力,可这次他们没有展现领导魄力、语言魅力和权力威力。我偷偷睇了领导们一眼,他们根本无视我的存在,依旧像贪吃的婴孩一样在大口大口地吮吸着烟屁股。
  我在领导心里成了多余的人。我难堪尴尬到了极点,穿军官礼服,脚蹬运动鞋,光着脑袋瓜,胸前别着卡通胸牌,真他妈的是要多2B有多2B,要多SB有多SB,日后我的事迹一定会被传为佳话,在老八团的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退出了哨所。迎面看到教导员的眼神,不是愤怒不是责怪而是放弃,让我心生悲凉。
  我蹲在崖头,低头看着江面。
  崖下,7艘挂机子争流竞渡,划着圈撒下带着滚钩的网,他们在捞孙永远。那一片片光洁透明的渔网上挂满了尖利锃亮寒光逼人的铁钩,那是渔民用来捕鳇鱼的工具,一根钩子钩住了鱼身,鱼因为疼痛翻滚,整张网上的钩子都会钩到鱼身上,任你是活了八九十年、纵使上千斤的鳇鱼也休想逃过这一劫。
  永远,你快出来吧,大钩子钩到你身上该多疼啊!我嗓子里呜呜呜呜地喊着,可一句也没说出来。
  连长一步跨到我身后,拉住我的胳膊把我搀起来,我对他说我对不起连队,可嗓子已经沙哑得说不出话来。
  崖头下的江水平缓宁静,一如过往,可孙永远落水激起的巨浪狂澜足以让连队乃至团里倒海翻江——孙永远,是小崖子哨所的哨长。
  丙
  夜深了,我一个人坐在崖头上,裹着一件军大衣,痴痴地望着粼粼波光的江面,月亮少有的圆,夜色难得的美,可这一切都如同幻象。崖下的挂机子发出马达的嘣嘣声,柴油的味道在夜空弥漫,渔民借着强光手电依然在奋力救捞。
  连长叫我进屋去睡会儿,我说,睡不着哇。本来我以为自己心挺大的——出了事好像自己一下子苍老了十岁。我沙哑的嗓音连我自己听了都觉得别扭。
  不知道现在团里怎么样了,有时没有消息比坏消息更可怕。按照规定,事故发生后一个半小时之内要形成初步报告报到省军区。想必这个时候上面的大领导也一定坐卧不宁,用不了一天事故的通报就会传达到整个省军区部队每一名官兵。
  从前,别的单位出了事故,我们也是这样迅速地传达的,团里传达到营连,连队传达到哨所以及每一名官兵。上级来了通知,我会第一时间打给孙永远,把通知精神原原本本地传达给处在斗争最前沿、面临考验最直接的小崖子哨所。
  连长说,今天乌苏里江103号标出了涉外事件,渔民越界被对面抓了,观察哨没有发现,对面电话打到了会晤站,团领导在电话里把我一通臭骂。等我想收拾孙永远时才发现他不见了——有渔民看见孙永远从小崖子山跳了下去。
  我没有一丝诧异。
  ——你怎么——连长对我的冷静有些不解。
  ——其实我一开始就知道安排孙永远来哨所就是个错误。
  ——对错都不是你个人的,支部研究决定的事,大家都有责任。再说当时连队派不出别的干部来,只能让孙永远来顶班。
  前一年的12月份,老兵退伍之后,小崖子哨所的正牌哨长赵志农休假了,需要连队派一名干部接替。我找孙永远谈,我说让他到哨所来代理一个月哨长。说心里话,任何人从他的表情中都能看得出来,他是不情愿去哨所的。
  他说小崖子那里不太适合他。
  我说没关系的,不过是代职个把月,等赵志农回来就好了,一个月出不了什么乱子,有我在,谁不老实你告诉我,我收拾他。我亲自把孙永远送到了小崖子,他和赵志农做了简单的交接。我还是有些不放心,孙永远是新毕业的排长,虽然他对哨所很熟,但依着他腼腆和气的性格,他就是当了团长兵也不会怕他。
  我专门给哨所的兵开了个会——警告这帮兔崽子老实一点,犯了事被我逮到了没有好果子吃——这帮小子都是关系兵。有的兵是领导的直系血亲,有的关系则像小崖子山上的羊肠小路,九曲十八弯蜿蜒到了团里某位领导门下,甚至还有的藤藤蔓蔓的天线嫁接得了分区领导那里。我当哨长的时候没少收拾这帮操蛋的兵,基本上被我整治得服服贴贴。
  小崖子哨所是兵人人向往的天堂,因为全营乃至全团只有这么一个独一无二的单位驻在县里,哨所便享有了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欲罢不能的便利;小崖子哨所是哨长深恶痛绝的地狱,辖区鱼多、渔民多、渔船多、涉外事件多,利益纠葛暗流涌动。另外营里、机关甚至是团领导时常会让哨所帮着买车票、交手机费、接送包裹,这些职责内外的正事杂务直接考验着一个哨长的统筹协调和综合摆布能力。世上的理都是辩证统一的,是负累也是机会,把握住了飞黄腾达,把握不住折戟沉沙。事实上,几乎历任小崖子哨长都提了,最起码当上了连队主官,从我掌握的有限的哨所光荣史来看,目前已知从小崖子哨所走出来的最大领导是某个军分区的司令员——正师职的领导可望而不可即,我们只有瞻仰的份;眼前就近的例子是,团里的副团长、政治处主任、营里的教导员和我这个小小的指导员都是从小崖子哨长起家的——小崖子哨所是干部历练成长、淬火加钢的最好熔炉。从这个角度讲,让孙永远到小崖子也不完全是坏事,因为毕竟他是我一手带起来的兵。
  孙永远是三连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士兵,他的到来为三连开创了许许多多个先例:全团第一个重点本科在读大学生,第一个考上军校的大学生士兵,第一个新兵军械员兼文书,第一个入党的义务兵。对于我个人来说,孙永远是我军旅生涯中带的第一批兵,他是其中最优秀的那一个。
  2006年7月,我军校毕业分到了三连,在连队锻炼了小半年,我们这些微微有了一点带兵经历的生瓜蛋子排长,被领导选派到教导队去训新兵,半傻半苶的我们训那些傻气幼稚的新兵,这也许就是所谓的教学相长吧。
  通过新训,我总结出了一条宝贵的经验,那就是:我军虽然没有完全实现机械化,但却成功地把兵管成了机器人。
  我记得那时的孙永远还是个呆头呆脑的新兵,是个连上厕所都要打报告的老实孩子。他军事素质还算可以,平时蔫声细语不太爱说话,同班里其他新兵相比还算稳重得体,他的最大特点就是走齐步摆直臂,就像木头人一样。我之所以对他印象深刻是因为有一天我发现他在读一本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的《心理学与文学》。我问他,看得懂吗。他说,就是看看,不太懂。可我看到了书页上他做的细细的注记。   我问他是什么学历。
  他说当兵前在念大学,是本科在读。
  那个时候大学生士兵可是稀罕宝贝,我一下子记住了5班4号铺的他。
  我问他学的什么专业,他说是中文系。
  我说男生学中文,定是出于爱好,你的文采一定特别好。
  孙永远有点不好意思。
  我和他聊起自己看过的几本书,竟然找到了共同语言。他说以前听说当兵的都是不爱学习的,想不到排长这么爱看书。
  我说,上军校时就看过这么几本,在连队当排长工作忙,没时间,能把觉睡足了都是奢望,读书更是妄想。
  他有些失落。
  不过你们战士不一样,一线连队站观察架有大把大把的时间,闲得你都不知道该干什么,有的是时间让你看书。
  他的入伍地是大学所在的城市,细细聊起来,才知道他竟然是我的小老乡,他们县和我们县相邻,两家离着只有100多公里。
  我问他下连愿不愿跟着我走,去一线广阔的天地大展拳脚。
  他说他愿意跟我走。
  我发现了一个好兵,我兴奋地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了连长、指导员。
  他们告诉我一定要把兵藏好,不能让他过早地显山露水,不能白白便宜了别的单位。
  新兵下连原则上哪个班长训的兵哪个班长带走,新训结束之前,机关和直属队会到新兵连来挑兵,把长得白净俊秀的挑给公务班招待所,高大威猛的挑给警卫排,身体精壮的挑给机动步兵连,学历高脑瓜灵的挑给通信连。我们一线的连队只能在剩下的残兵弱卒中抢一些还算过得去的。
  我告诉孙永远一定不能说自己是大学生,问学历就说初中,特长就说没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他跟着班长下到我们三连。
  新兵下连了,我如愿把孙永远带回了连队。
  丁
  我和连长一夜没睡,水米未进。
  7点半,军务股长打电话告诉连长,公安局刚刚来了通报,早上7时许,一个晨钓的老头报警说在小崖子山下游八公里的江边,发现了一具尸体,让连队过去看看,副团长和副政委正带机关人员往现场赶。
  我的心头顿时一紧,紧得缩成了一块,紧得攥出了水。我多么希望昨天的一幕都是梦,孙永远只是和大家开了一个玩笑。我心里被揪得难受,感觉天旋地转。
  我和连长坐出租车赶到了那里,团领导的车已经到了。外围围了好几圈的人,警察在外面拉起了警戒线。发现尸体的消息在小城不胫而走,不少到江边晨练的人都聚拢过来,其中有一些是来认尸的,因为每年夏天淹死三五个渔民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我俩走上前去,老头正给警察和副团长述说当时的场景。他发现江上漂过来一根木桩,一沉一浮的,于是喊了一个在岸边整理网具的渔民。渔民划着渔船靠近了才发现,“木桩”竟然是一具浮在水面的尸体。
  尸体被划船的渔民用木杆扒拉到了靠岸的地方,现在尸体就躺在江边浅水区,可是没人敢上前捞。
  膀大肿胀得变形的尸体侧卧在水中,浑身上下只有一件体能训练服短裤。眼前的现实直逼我的心理最后防线,几乎可以确定是孙永远无疑了。
  天渐渐热了起来,我隐约闻到了尸体散发出来的恶臭。连长看了我一眼,表情中掺杂着无奈、厌恶、恐惧,但眼神还是坚定的。我脱下迷彩服上衣,脱下迷彩服裤子,他脱下上衣。哨所来了两个兵,我们四个人下水,用两件迷彩服上衣把孙永远兜上了岸。
  我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亲眼看着一个自己带过的兵、一个自己引以为傲的兄弟死在自己面前,那种折磨的滋味让人难以忍受。我想替他报仇,可仇人是谁?他是意外落水还是自杀?是谁害死了他?谁应该为他的死负责?我找不到答案。扪心自责,痛彻心扉。
  团里雇来了一辆农用四轮车,我们四个把孙永远抬到后斗上,我把自己的衣服、裤子盖在孙永远身上。我恍惚着一屁股坐在后斗里,副团长招呼人把我拽了下来。蹦蹦车冒着黑烟开远了,围观的群众散了,连长被团领导叫上了车,走了。我穿着背心裤头,孤零零地站在江边,像个被父母遗弃的小孩。
  6年前的一个早晨,孙永远一个人站在团教导队的道口,孤零零地等着开往连队的客车,他笔直笔直地站着军姿,风寒料峭,他连帽耳朵都没有放下。他的棉皮鞋高昂着头,倔强地翘起前鞋脸,像卓别林的皮鞋一样滑稽。他的身后是10个人的行李。我领着另外8个新兵在食杂店里暖和身子,我花钱给新兵买零食,他们请我喝饮料。那时的我才23岁,心地纯净得如同清澈见底的乌苏里江水。
  孙永远站在距离食杂店50米开外的路边,我让一个新兵去喊他进来。新兵回来说,他不进来,他要在外面看行李。同班的新兵说,永远舍不得花钱,从来没见他花过一块钱零花钱。
  客车到了,自动停在了一大堆行李前,因为交通方便,三连新兵从来都是坐客车下连的,常跑这条道的客车司机都知道。
  新兵们横扫了食杂店里几乎所有的零食,大包小裹地往行李堆赶,只有孙永远两手干干净净地站在原处等着我们,他已经把行李都装上了车。
  我只记得一路上,新兵们都在睡觉,短暂的一个小时乘车时间一觉就过去了,我也是迷迷糊糊半睡半醒的,只有孙永远,眼睛一直看着车窗外。我顺着他目光望出去,乌突突的天和光秃秃的山,破败的景象真不知道有啥可看的,也许在他眼中那该是云际烟光、莽山残雪。
  客车直接开到了连队,全连在大门口敲锣打鼓,列队迎接,虽然锣是敲出了坑的破锣,鼓是瓢了形的坏鼓。
  新兵们强颜欢笑,故作镇定,我则是回到故乡见到亲人般亲切。
  老兵们上来帮新兵背行李,新同志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昂首挺胸、夹起尾巴走进老连队。
  我正得意洋洋地向连长、指导员报喜,我领回了一个好兵,百年一遇的好兵。我背对着新兵们,以我当时有限的军旅阅历根本不会想到一个新兵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配合我的溢美与褒扬。
  队尾的孙永远,仿佛被施了魔咒一样定在下车的位置。他的举动比急刹车还要突然,比那些破锣破鼓还要刺耳,比一记耳光还要响亮……   老兵们在讪笑,新兵们冲他翻起了白眼。
  我把孙永远薅到连长、指导员面前,他俩看我领回来蔫头呆脑的孙永远,意见第一次如此高度一致,表情出奇地般配和谐。指导员用鼻子哼了一声,不置可否。连长只说了一句,是骡子是马,遛遛就知道了。
  孙永远有点沮丧,我比他抑郁100倍。
  他说,排长,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你可能不信,我真的无数次梦到过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场面。被一群人裹挟着,仿佛跟随着一股浪潮,去往一个前途未卜的地方,走进一个看上去熙熙攘攘却让自己的内心情感瞬间蒸发的场所。
  我恳切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永远,我理解你,你是个诗人。
  晚上,熄灯之后,连队干部给我接风——熟食和啤酒都是我买的。出门在外三个月,回来得拜望连首长。
  吃着家里给我邮寄来的风干肠和烤鱼片,连长、指导员都说,肖排长新兵训得还是不错的。两位资深连队主官能说这样的话,几乎等同于高度评价。
  那是我第一次请连首长喝酒,我对连长、指导员说,孙永远长得确实很一般,有点类似农家菜园的茄子,外貌不好、品相不佳,但绝对绿色健康纯天然无公害。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别看他看着不精不灵,可他很有思想的,当个文书绰绰有余。
  指导员说,有余没余你说了不算,得支部说了算。
  我一时失言,倍感唐突,自罚了一瓶啤酒,为自己口出狂言深感自责,自己毕竟还太年轻。
  从那次喝酒之后,连首长,不,应该说是支部,支部对我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从前无论我怎么努力他们都熟视无睹、置若罔闻,但我新训回来后他们经常让我值班,给我机会让我在全连面前讲评,还把我选进了支部成了支委,算是提拔重用了。
  戊
  中午,孙永远已经稳稳当当地躺在大冰柜里,穿的是我的一套崭新的军官礼服,175/100的尺码,他现在穿刚刚好。
  你的常服在军校穿了四年,袖口和脖领处已经磨破了,可它依旧挂在衣柜里忠实地等着你。你厚厚的写诗本已经翻得不成样子,可还躺在枕头包的最底层,静候你的温暖的笔滋润它的心。你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新兵下连后,我还当我的二排长,住在四班,你就睡在我的上铺,每次站夜岗,你上下床都会轻手蹑脚,你怕老旧的床架摇晃得厉害弄醒了我。
  现在,你安安静静地躺在冰柜里面,任外面酷暑难当,你却安享清凉。我知道,我说什么你都听不见了,可你应该记得我们总共在一起度过了三年时光。我带过你,我每次在走廊里喊你的名字,你都能响亮地答“到”;现在我就在你的面前唤你,你倒是答应一声。你带过的兵也来了,他们就在你跟前,你起来看一眼。
  每隔一会儿,老旧冰柜的压缩机就会发出一阵阵呜咽,两个兵的抽搭夹杂其间——而你却依旧安安静静一动不动地躺着。
  之前,团里雇了一个老头来给孙永远穿衣服,他俩一直眼泪汪汪的,关上冰柜时,他俩的啜泣变成了抽泣,可我却没有半点哭的欲念。
  我和两个兵坐在棚子里,这棚子是医院为了满足连队的需要临时搭建的,不用说棚子就连医院都是新建的,医院建在了县城边上的一大片空地上。这医院一年到头也住不进来几个人,小病老百姓不来治,大病来了医院也治不了,不是劝你上送就是让你回家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院子前的停车场还没有彻底完工,尘土飞扬,机器轰鸣,棚子就搭在停车场的边上。灵棚不像灵棚,太平间不像太平间,简直就是一个尚未拆除的窝棚——大冰柜就摆在窝棚的正当间,过路的人都能看见,有点像工地上的简易食杂店。白天过往的大车司机有时会停下来,摇下车窗大喊有没有冰镇汽水卖。两个兵便抄起砖头抡过去。
  我说,算了,你们的排长不喜欢你们这样。
  孙永远是个好兵,是个好干部。他刚到连队时曾经问过我一个让我措手不及的问题:排长,你说连队到底是个什么?
  我说:连队就是连队,就是军队中最基层的单位。
  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他毕业回到连队,我当了指导员,他又问我这个问题:指导员,你说连队到底是什么?
  同一个问题又一次把我问懵住了,四年过去了,我又该如何回答,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像禅理一样深邃。连队是一片营区,连队是百十号官兵,连队是材料的排比句,在他的质问前显得绵软无力,散文诗一样的华美语言也会变得空洞苍白。
  连队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发自灵魂深处的叩问,这是一句人性深深的反省质问。我背着手,仰望着漫天璀璨的夜空,我说,连队是一座纪念碑,碑文书写着我们的青春年华。
  我的这句话似乎拨动了孙永远的心弦,他说,指导员,您太深刻了。
  我说,不是我深刻,是边防是岁月把我深深给刻了。
  孙永远走了,他把这个问题永远地留给了我,留给了我们共同生活了3年的连队。
  孙永远当兵的第一年是在观察班度过的,他每天上哨下哨,上岗下岗,读书看报,写诗发稿。
  连队的文书调走了,我鼎力推荐列兵孙永远接任文书。
  我对指导员说,孙永远新兵时干图书室管理员,把全连乱糟糟的书一本一本登记,把每本破损的图书修复一新,就凭着这股子爱连队、把连队当家建的劲,他也能干好文书。
  连长说,孙永远的确老实稳当,是大学生、有学历,干个文书不成问题,可是他不会来事、人不机灵,还有就是他有点孤僻,爱耍单。
  我说,不会来事可以教,他那么聪明一定能学会的,我刚到部队也傻乎乎的,也不会察言观色,现在不也当了干部嘛。至于孤僻,那不是更好吗!正好有人愿意看电话了,他这样的人最适合一个人守着值班电话了。
  连长不很情愿地说,让他先干干试试。
  指导员点头算是默许了。
  我给孙永远填了政审表。
  就这样,孙永远当上了临时文书兼军械员,他搬进了连勤班,和通信员住在一起。
  有时间我会到连部找孙永远聊天,听他读唐诗宋词。他有一个小本子,写自己的诗,谁也不给看,偶尔给我念两句新作偶成,算是对我的格外开恩。其实对于他的诗,我作为本排学历最高的人也是似懂非懂。逻辑南辕北辙,内容声东击西,表述缺斤短两,格调雾里看花。   我有些担心,孙永远会不会把他诗人的头脑带到文书工作中去。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孙永远是个称职的优秀的军械员兼文书,连队“八本六簿三表一册”他填写得清清楚楚、工工整整,尤其是支委会记录本这种全连第一“账本”,他都能记得井井有条、环环相扣,机关来检查时找不出丝毫破绽、任何纰漏。最绝的是,有一次保卫处长来连队检查,他不看武器出入库登记本,就可以背出一周内出入库的岗枪枪号。
  所以,没人奇怪他会考上军校,没人意外他的分数排名整个省军区第一。孙永远走的四年中,我偶尔会在部队的文艺期刊上读到他发表的诗歌。他有时也会给我打电话,问问连队的情况,聊聊和他同一届的兵,他们中有的转了士官,有的回家安排了工作,有的退伍回乡杳无音讯。我们共同的记忆是不可再生的矿藏,当这些资源渐用渐少,少到无法凑齐一次电话聊天应有的环节,于是我们的交谈变得越来越少。当然,我可以和他讨论诗歌,但我越来越觉得在基层连队讨论那些文学层次的东西,太过奢侈,如果有时间,我宁愿选择睡上一大觉。
  孙永远军校四年毕业回到连队,早已物是人非,好在我还在。孙永远背着行李,扛着学员的肩章来到了我的面前,他一直叫我“排长”,就仿佛他当年新兵下连情景的重现。故人重逢时隔四年,可我感觉他只是休了一个短短的假期。刚回到连队的孙永远和四年前当文书时的孙永远依旧是同一个孙永远,在干部中多多少少显得有些特立独行,格格不入。尽管他不招人喜欢,但我始终无法否定他,不仅是因为他是我一手带起来的兵,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孙永远,我就看到了从前的自己,轻狂年少,无知无畏,心地纯净。
  己
  连队接到军务发来的一份事故节点情况表,文书把它打印了出来。
  “7月12日,16时20分许,一营三连二排长孙永远(代理小崖子哨所哨长)在界江69公里处执勤期间,不慎落入江中。”
  “16时35分,团协调边管职能部门出动3艘摩托艇,征集17艘渔船进行搜救,搜救工作持续到13日凌晨,未果。”
  “13日7时许,事发17个小时之后,孙永远的尸体在下游八公里处被发现。”
  “8时,孙永远的遗体被送至县人民医院……”
  这算什么呢?统一口径?沈经年把纸撕成了碎片,撒向空中,如漫天飞舞的纸钱。
  我和连长已经从医院回到了连队,教导员、营长还有团里的副主任在那里看护。因为担心家属到太平间闹事,所以才派营级领导干部去——挟尸要价的案例不是没有。
  孙永远的家人已经在路上了,要不了两天,他们就会抵达县里。把孙永远捞出来的当天,教导员就请示了团首长要不要通知家属。得到明确后,教导员把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我从连队花名册中找到孙永远家人的信息,那是他母亲的联系电话。我颤巍巍地在手机上按下那一串电话号码,不知道该如何开口说第一句话。
  电话通了,我问是赵桂芹吗?
  是。
  我是孙永远的指导员。情况是这样的……我磕磕绊绊地道明了真相,请家属来处理善后事宜。本以为电话那头会哀号一通,可她却冷静得像是被告的代理律师,条理清晰地问我时间、地点、路线、联系人、是否接站等等。我一一答复之后,她简单说了一句“知道了”便挂了。
  我的诧异对上她的冷漠,拼在一起应该是画面感极强的电影镜头。
  其实,我知道孙永远来自单亲家庭。父母离婚后,他和他父亲生活在一起——他的故事只和我一个人讲过,而且是在他军校毕业之后。
  永远,关于你的家庭你的爱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会为你保守秘密的,一辈子也不会对任何人讲。
  我无法原谅自己的是,如果当初不派你去小崖子哨所,事情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到哨所代职的前半个月,你说你很抑郁,晚上失眠,每天都在倒计时,计算着正牌哨长赵志农到假的日子。可中途却传来了一条消息——赵志农的调令到了,他被直接调回了老家的省军区机关,成了大机关的机关干部。
  因为尚且不到研究干部的时候,在新毕业学员下连之前,你只好继续他的代职岁月——其实,从赵志农调令下到团里之后,你就已经正式成为了小崖子哨所的哨长,只不过我没有告诉你,我是想让你在那地方好好锻炼,早日崭露头角。
  在小崖子,你不能说不敬业,不能说不优秀,不能说没有群众基础,但你却成了领导眼里的异端另类,成了不入流的干部。作为驻扎在县城里的独立哨的哨长,沟通协调、为人处事的能力是第一重要的,可你在这方面的能力顶多超不过我军校一年级的水平,每每接手领导交办的事情,总是会出差池,捅上几个娄子。你没考虑过领导会怎么想,这点小事都办不好,以后怎么带一个连队?怎么统领一支部队?
  有一天晚上,营长打电话说他的朋友来了,让你出来陪吃烧烤。稍稍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让你去陪陪只是假托,真正含义是买一下单。领导没直接说是给部属机会,可你却硬是把这个送上门的机会给冲进了下水道。你说,谢谢营长的美意,还是不去了,哨所不能没有干部。还有几次,团机关的股长要你垫钱给买宵夜,不是不给你钱,机关都改作风了,可你还是婉言谢绝了。
  在你的眼中,所有的领导都是襟怀坦荡、公而忘私、不计前嫌的正人君子,哨所的战士都是理想坚定、作风过硬、道德纯洁的优秀士兵。
  营长那次吃烧烤身上没带一分钱,是连队派司务长打车把钱送到饭桌上的。自然而然,营里和机关的领导把干部划成了三类,一类是擅于交际、前途光明、发展进步空间巨大的;第二类是能力素质过硬、任劳任怨、不言放弃、等待机遇的;第三类是孙永远。
  你应该体会到了,领导对第三类干部的方针是一贯的,高压笼罩,重点整治,随时敲打。虽然哨所的工作还算不错,可领导每次到小崖子总要送给你好多个MLGBZ。
  有时候领导会对我说,瞅你选的人,都“二”到一定程度了,太不会来事了,来了新排长赶紧让他滚回连队。
  我去哨所和你谈。在哨所院子里,我们像从前那样散步。我说:永远,你的为人处事距离独立哨哨长的需要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做事先做人,人做得怎么样要看大家的评判,在部队这个圈子里不能太率性而为了。   我想肯定有戏了,他是答谢我,要不然怎么会如此大出血,买这么多吃的。
  晚上,他耷拉着脑袋进了我的宿舍,我问他要不要大家一起来庆祝。
  他说,不用了,只想和我说几句知心话。
  我问他怎么样。
  他说他配不上人家。
  我说,你别老配上配不上的,咱这又不是配种站。我好奇地问他,和女方都聊了些什么,这么久。
  他说聊他的初恋。
  我说你傻呀,怎么能聊这个呢,你脑子里进水了,咖啡续杯的开水都续你脑袋里了。
  他说,我的那些诗都是写给她的——她死了——我和她连面都没见过。
  他一罐接一罐地喝啤酒,我有点跟不上他——从来没见过他喝酒。
  他向我讲他的初恋的故事。初恋是他在军校读大三时在网上认识的,她的网名叫“落英满庭杨柳含情”。在她的空间里读她写下的文字,纯净唯美,读她的每个字,都仿佛自己的心被柔柔地捏了一下。
  “微尘雨露归于宁静/雨蝶落英幻化新生/不要在回忆的路上纠缠/让纤细的心痛消散于星空/生命是一场跌跌撞撞的旅行/天堂的灯火霓虹溶解我前世的梦。”
  他给她留言,申请加了好友,空间里照片上的女子特别清秀,是他喜欢的类型。他每周都到学校的微机房去上网,和她聊天,一起写诗。
  他知道了她叫韩双,正在读大一,她也知道了他叫孙永远,是一名军校大学生。
  后来,她说她生病了,住在医院里,不能每天上网。
  他问可不可以给她写信。
  于是他们相互留下了地址,女孩的地址是长江边的一座城市一个名叫桃花渡的江心洲社区。
  他每周写一封长长的信,写他当兵的地方,写边防的故事,写那条清澈秀丽的乌苏里江。
  女孩说,她真希望能到那里去看一看。
  他们在信里无话不谈,女孩给他寄了自己的照片,比网上的照片更可爱。
  后来,女孩的信渐渐少了,每个月才给他回一封,只有短短的一页纸。她在信中说她病了,病得严重,她的时间不多了。
  他以为她在开玩笑,鼓励她说,你一定要等我,等我放了暑假去看你,你要坚持住,我还要带你去看乌苏里江呢。
  有一天,学员队队长找到他,告诉他大门口传达室有一个叫韩双的来看你。他欣喜若狂,紧张激动得小心脏快要跳出来。
  结果他见到了一位四十多岁,举止端庄的女子。
  她说她是韩双的妈妈,你的来信都是我转交给韩双的。我女儿得了骨癌,已经到了晚期,医生说活不过三个月了。孩子,我来的目的是怕你陷得太深。我知道,你的信是我女儿每天生活的寄托,我多么希望她能就这样一直写下去,可我不能太自私,我得告诉你,我不能害了你。
  他眼里含着泪,他说他明白,阿姨。他会继续给她写信的,他知道这样下去不会有任何结果,可他希望你的女儿能不留遗憾带着微笑离开这个世界。
  他依旧每天给她写信,讲军校里开心的故事,写充满希望和力量的小诗。她回信说她每天折10只纸鹤,等他放暑假正好1000只。
  放暑假,他到了400公里外的桃花渡,在她的家里看到了她的床上已经空空荡荡。床上只放了一个纸箱,是她折好的一箱子千纸鹤,还有他写给她的信,好多封还没有来得及拆开。
  征得她父母同意,他带走了她的遗物。在女孩的墓前,他彻彻底底大哭了一个下午,他发誓自己一辈子心里只能容下她一个人,不会再喜欢任何女子。
  相亲的姑娘流着泪听完孙永远的初恋故事。
  辛
  这是发生在他身上的真事,真真切切。听完他的叙述,我竟然也流泪了——也许是酒精催化的缘故,我以为自己不会再为谁而感动了。
  他继续讲他的故事。毕业前,一个班住了四年的兄弟去唱歌,最后一次聚会,他还是去了。之前他从来不参加这种活动的,可要毕业了,天南地北再也见不到了,每个人的心里都特别伤感。喝了点啤酒,进来几个陪唱的女孩,大家没有拒绝。后来喝了不少酒,一个漂亮的女孩摸了他,他裤子湿了一大片,羞臊得蒙着脸跑出了包厢,身后是一片放浪的笑声。他的第一次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失去了,他发过誓的,他觉得“自己特别肮脏,不配幸福——我不配。”
  他伏在我的肩上哭了。
  我搂紧他。
  他说他一直不肯原谅自己,他有罪。
  那不是你的错,那不怪你,换了别人,没准更把持不住。
  他说他想请假。
  我问他请假干吗。
  他说他想去一趟桃花渡。
  我说真正美好的地方永远存在于一个人的心里,直到永远,相见不如怀念。永远,你的心里有就行了,人去了未必美好。
  伊人骨肉永远留在了江心洲的泥土里,可她的精魂已化作芳菲,随我守护乌苏里江畔。其实,指导员,我每天晚上都能梦到她,我写过一首诗:从乌苏里江畔到扬子江头,三千公里的寂寞长途,只为在她头边放一束康乃馨。一片片花瓣随着江水流远,孤独的身影湮没在斜阳荒草间。
  永远,你特别有才华,如果能有机会到团机关锻炼锻炼,一定比在连队有发展。
  指导员,我不想弄那些材料八股文。
  不弄八股文,就没法出人头地。
  我不想出人头地,为什么一个人要背负那么多。他激动得让我意外。我爸从小就逼我,我考上了大学,可家里实在供不起,我才来当的兵。
  他告诉我,他的父亲是位老知青,插队来到了孙永远母亲家的林场。恢复高考后,公社推荐他去参加高考的,本来特别有希望考上大学的,可就在高考前一个月,他和另一个知青一起扛木头下山,结果不慎被木头砸中了后脑,昏迷了半个月,醒来后复习的那些知识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后来和孙永远的母亲结了婚,返城时没有回去,成了林场里的老知青。他父亲30岁的时候才有了他。在孙永远的印象中,父亲有点文化但郁郁不得志,家里日子过得也不好。后来孙永远的父母离婚了,他跟着父亲过。严苛的父亲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他的身上,只要他考试没有考满分,都会被暴打一通。父亲一边打他一边哭,叫你不争气,叫你不争气,打累了把他搂在怀里爷俩一起哭。   中学,孙永远寄宿在学校。为了给他赚大学学费,父亲在林区的一家农场给人养猪养牛。农场在大山里,没有手机信号,不通公共汽车。他每逢过年才能见到一次父亲。
  孙永远的母亲就在县城,她嫁给了一个小饭店老板。后来母亲给他生了一个小弟弟,放寒暑假他会去母亲那里,帮忙干活。叔叔,也就是后爸,像对待服务员那样使唤他,母亲只顾着小弟弟,一天和他说不上几句话。每天饭店打烊了,他才能用凳子搭起自己的床,他一直感觉自己是个多余的人。
  后来他考上了大学。过年他留在城里打工,寒假给饭店端盘子,暑假当家教。大一那年除夕他在饭店当服务员,城市里的鞭炮烟花让他顿生游子思乡之情。晚间他给父亲打电话,可父亲的手机永远打不通;他打给母亲,接电话的是后爸,电话那头是暖意融融的合家团聚,他这头是冷冷清清的冬日街头。他说他是孙永远,叔叔冷冰冰地打断他的话,诘问他,你找谁,你有什么事?他半晌没有吭声,电话那头生硬地挂断了。他一肚子掏心掏肺的话,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寒潮湮没了下去。
  从那以后他再也不回家了,这就是为什么孙永远去年主动放弃休假的原因。
  我手机响了,是孙永远给我打来的电话。我爬起来在电话里骂他,臭小子你跟我玩失踪,你小子失踪了两天害得全团都不消停,领导以为你自杀了呢,在哪呢,快点给我死回来。
  他得意地笑,他说他在桃花渡,和女朋友在一起。
  我一下子惊醒了,原来是个梦,我看见天色已经蒙蒙亮了。
  倒下想接着睡,却发现自己出了一身冷汗。
  值班的班长吹起床哨了,我强睁开双眼,爬起床。
  需要去一趟哨所,把孙永远的遗物整理一下,他家人来了,毕竟有些东西需要向家属交接一下。
  在小崖子哨所,我坐在孙永远的床铺前,他走了这几天,他的铺面依旧平平整整、坦坦荡荡,被子四四方方、堂堂正正,床单干干净净、清清白白。
  孙永远的个人物品被清点了出来,钱包、手机和钥匙被安安静静地摆放在排长衣柜里,钱包里有312块钱纸币和3个一毛钱硬币。他的手机是最经典的诺基亚1200,电量几乎是满的。我打开他通话记录,里面只有一个已拨电话,是他出事前1小时拨给我的。我的血瞬间涌上来,那49个未接来电中该不会有孙永远的电话吧,我翻看了手机的通话记录,确定没有孙永远的未接来电。
  他应该是有话想对我说,可拨出去之后又挂断了。
  孙永远为什么落水?失足抑或自杀?我的脑袋几近超频过载也无法破解这一谜题。
  孙永远生活节俭,别无长物,除了军装外他的柜子里只有两本诗集,一本是里尔克的,一本是海子的。兵依依不舍地把孙永远的被褥叠起来装进纸箱里。制式枕头下突出一块,我抽出来一看是一个笔记本。我知道,那是他的写诗本,厚厚的16开笔记本,被他写得满满当当,每一首诗的落款都有时间。
  最后一页是他的绝笔:题目是《幻灭》,晨露与晚霞无缘/枫叶在霜秋绚烂/浪花盛开/又破灭在江面/天地之间/是化不开的蔚蓝/如果时光倒转/再让我回到少年。
  小诗戛然而止——在他笔记本的最后一页的最后一行,这首诗似乎没有写完——他用自己的坠落写下了人生的最后一句,只是走得猝然。
  写诗本上间杂记录了他的花销账目,每个月会有四五笔大的支出,大概1300块钱,大概是邮局汇款,几个收款人用的都是代号。
  9月6日,歌  德,300元
  拜  伦,300元
  普希金,300元
  惠特曼,400元(她这个月过生日)
  10月24日,歌  德,400元
  拜  伦,300元
  普希金,500元(他妈妈生病了)
  惠特曼,300元
  ……
  从去年的9月份到今年的6月份,他整整寄了10个月的钱,平日里一分钱都舍不得花的孙永远究竟把钱都寄给了谁?
  在他的柜子里发现了四封寄给连队的信却被他截留了。第一封是感谢信,去年12月份寄来的,是一个叫张兴民的人写给连队的。信上说,他的儿子叫张德全,在县一小念三年级,因为孩子母亲得了股骨头坏死,家里特别困难,生活条件不好,感谢解放军叔叔每月给邮寄的生活费;孩子有了羽绒服、新棉鞋,背上了新书包,期末考试考了全班第一名,谢谢边防连的叔叔。信的后面附上了自己的家庭住址和联系电话,还有一张孩子捧着奖状的照片。
  第二封信也是感谢信,写信的是个叫白庆伦的小学生。他爸爸是渔民,越界捕鱼被对面抓住关了半年,一家人没了生计,感谢解放军叔叔的资助,他要好好学习,以后也当一名解放军战士。
  四封信都是感谢信,给贫困学生寄钱的是孙永远确定无疑。我把这四封沉甸甸的信捧在怀里,眼泪止不住在眼圈打转。
  壬
  孙永远亲属到了,一家老小一共19个。领头的是他母亲的一个弟弟,应该是他舅舅;两个女的,其中有一个是孙永远的母亲,他母亲是个闷不做声的中年女人。
  团里把他们安顿在县城最好的宾馆,他母亲一句话也没说,倒是那帮亲戚帮凶似的助阵,蝗虫一样贪婪。他们提出要求,要住宾馆标准间,吃饭在宾馆点菜,一顿饭三桌,每桌不能少于8个菜。来了之后就要见团长,不和任何人谈;领头的放出话来,部队必须给个说法,必须说清楚人到底是怎么没的,否则就扛着尸体到北京去上访。17个男人每天吃完了饭就到医院太平间候场,抽烟、打扑克、吐痰,轮流回宾馆吃饭,晚上也在太平间值夜。
  他们冲我要烟要酒,我把给教导员买的两条烟拿了出来。
  我说我是孙永远的指导员,他是烈士,你们是他的亲人,这是应该受到的礼遇。
  孙永远的母亲来过太平间一次,她眼里噙着泪,在冰柜前端详了半天也认不出这就是他儿子——其实,她和孙永远已经好多年没有见面了。   我一直在等待着孙永远的父亲。孙永远的母亲说,他们接到我的电话就派人去给孙麒英送信去了,他干活的农场没有手机信号,长年不知道他的死活。如果没什么意外,大概快到了。
  一天后,来了一位老人,我以为是孙永远的爷爷,一问才知道他是孙永远的父亲。孙永远父亲这头只有他一个人来。
  老人一个人呆在一旁,不和别的家属说话——孙永远父母离婚已经20多年了。
  老人坐在太平间的角落里,静默无声,端详着儿子的遗像,用弯曲着长满老茧的手指摩挲着照片上儿子的脸颊。
  孙永远的死被定性为因公牺牲,按规定能拿到80万,团里又特意给了50万,一共130万。孙永远的双方家长就这笔巨款的划分僵持了很久,他母亲的弟弟坚持要拿100万,他父亲一言不发,紧紧抱着孙永远的遗像不松手。
  因为钱没法划分,协议迟迟无法签署。三天了,孙麒英老人目光呆滞,面容枯槁,坐在太平间几乎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没吃过一口正经饭。再这样下去恐怕发送的不只是孙永远一个人了。
  团长和政委亲自来请老人回去休息,老人闭紧的双唇始终不肯松动。
  我走到老人跟前,给他看一张新训结束时新兵排的合影,我说我是孙永远的老排长,是我把他带到连队的,是我目送他考上军校当上了干部,是我派他到小崖子哨所当哨长,是我害得他落水牺牲,是我害得您失去了儿子。这是从前的孙永远,他一直和我念叨您,您看看这张照片,看看他。
  老人松开了怀里的遗像,看着我手中的合影,终于哭出声来。
  我搀扶着老人回了宾馆。
  最后一次斡旋,我和连长来到了现场。会议室里硝烟四起,母亲家那头的亲戚十分嚣张跋扈,孙永远的父亲依旧一言不发。如果僵持下去拖得越久对团里越不利,副团长脸上露出了焦急的神色。
  当着团领导的面,我把孙永远的日记本摔在桌上:你们家的事别以为我不知道!他父母离婚20年了,他一直跟着父亲,是他父亲把他供养大,母亲没有经济来源,这么多年,你管过他吗?你们还觍着脸说自己是他的亲戚长辈,你们给过他一分钱吗?你们管过他一顿饭吗?他上不起学的时候你们可怜过他吗?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现在人没了,你们来分钱了,他妈的这是来抢钱呐,还要不要点脸,还讲不讲点道理!他是烈士,你们这帮亲戚在这丢烈士的脸,他上了天堂也不会瞑目。说着说着,我哭了起来,自从孙永远出事,这是我第一次哭,为了孙永远,也为了我自己。
  孙永远的父母都哭了。
  连长把我拉出了会议室,让我在外面彻彻底底哭个痛快。
  部队和家属的赔偿协议签完了,孙永远的父亲得到80万,母亲得50万,基本是按我的建议划分的。
  公证手续办完后,团领导把两张银行卡分别交到双方老人的手里。副团长说,一个月后,钱就会到账。孙永远的父亲颤巍巍地接过银行卡,双手不停地颤抖,这一张塑料片,就是儿子27岁的生命。
  家属没有同意尸检。翌日清晨,孙永远将被一辆平板车拉着驶向300公里外——距离县城最近的火葬场。
  我要陪着他走完了在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程。
  起灵前,我给孙永远烧了纸。我是无神论者,彻彻底底的无神论者,但我还是给你烧了纸,我想和你说说话。这火光能让我们的交谈变得温馨从容,要不是借这着起的火苗,我真不知道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和他交谈。
  他穿着我的一身夏常服,把他推进炉子里的时候,老父亲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恸哭欲绝。
  孙永远随着一缕青烟飞走了,他一定会变成了天使,眷顾人间。
  等待着骨灰的时候,我把孙永远的遗物送到了焚烧处。
  孙永远的军装被兄弟们整整齐齐地叠好,叠得板板正正。老人家一件一件地展开,烧衣服之前,像是量着儿子的肩膀一样比量大小。烧到最后一件常服的时候,老人跪在满是尘灰的地上,把衣服紧紧地搂成一团贴在心口,悲怆得欲哭无泪,苍老凄厉的哀号声让人见之心碎,闻之落泪。
  骨灰出来了,我亲手把孙永远的骨灰一块一块捡出来,一点残渣都不剩,用红布包好。按照老家的风俗,没有成家的人夭亡了是不能入葬的。
  家属从火葬场出来,就此别过,母亲那头踏上归程。
  孙老伯要和我们一起折回小崖子,他要亲眼见证他的儿子和乌苏里江融为一体。
  18日那天中午,我把孙永远捧回了哨所,在哨所的崖头,我和连长还有哨所的兵肃立在崖头,为孙永远送行。
  连长说,永远,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你不会孤独,有小崖子哨所永远陪着你。他用牙嗑开一瓶白酒,洒向大江。
  我说,永远,你的事业连队会继承下去,那四个孩子你就放心吧。你的诗,我会读给后来的战士,让他们知道,小崖子哨所曾经有一个你,来过。
  那天晚上,团里为老人送行,我陪着喝了很多酒,临别时我把孙永远的写诗本交到老伯手上。
  晚上,连长把我搀回连队,正赶上教导员从外面回来,他一样也喝了不少酒。
  连长对教导员说,孙永远的死你们是有责任的。他从来不溜须拍马,不给领导送钱送礼,你就收拾人家。你吃拿卡要别人也就算了,对孙永远你也忍心,你的良心都让狗吃了?
  连队的兵都出来看热闹,教导员脸涨得通红,大骂,你们都他妈的给我滚回去。MLGBZ,沈经年,你他妈翅膀硬了,敢跟老子叫号!你他妈的是不想混了,老子明天就开会研究你,让你滚犊子。
  来呀,有本事你现在就开了我,你在连队作威作福,我他妈的早看不下去了,老子不干了。连长踹开门进了宿舍。
  肖栋文,把这狗东西给我叫回来。
  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教导员,我再喊你一声教导员。其实在太平间里,当着孙永远我就想问你,你敢不敢对天发誓,你问心无愧。
  宋教导员愣住了,发你个神经病——发,你们和孙永远都是神经病。   癸
  7月2日,我接到了孙麒英的电话。电话里他告诉我他住进了楼房,三个月前他在县里买了房。他说他从前住在乡下的老房子,每天晚上都能梦见儿子给他托梦,儿子在梦里劝他好好享福。部队赔偿的那80万块钱他一分钱都没动,一直存在银行里,那是他儿子的命。他就这么一个儿子,现在老了,连儿子都没有了,还有什么指望?可儿子总给他托梦,他在乡下的老房子里睡不着,一闭上眼睛就是儿子在冰柜里的情景。
  他要实现儿子的愿望,他买了房,搬进了新家,每天晚上都能睡个好觉。
  他已经不在农场给人打工了。我每逢过年都要给他汇500块钱,钱不多,聊表心意。我想去看他的,但想想还是没有成行,我怕老人想起永远。我给他寄去一部老年人手机,替他办了一张卡。
  孙老伯问我,永远到底是怎么死的?
  我诧异了一下——有时候,真话并不美好,活着的人安心才最重要。我肯定地说,巡逻时不慎落入江中,被激流卷走的,因公牺牲是盖棺定论的事了。您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没啥,就是想问问。
  明天,我去看您怎么样?
  你工作也挺忙的,没有时间就别来了。唉!每天看他留下的本子就相当他在陪我说话解闷了。我要把永远的笔记本整理出来,给他出一本诗集。
  我买了水果和生日蛋糕,因为这天是老人的生日。
  在老人的新家里,我看到了孙永远的本子,加上我给他的那本一共有17本,是他从当兵开始写的日记和小诗。7年的时光都被他用涓涓溪流一样的字迹凝结下来,形成了气势恢宏的大江大河。
  日记里记录了我们曾经朝夕相处的日子,那段让我留恋,让我不舍的军旅生涯。
  我已经转业了。
  我回到了故乡。
  我清楚地记得,转业报告递上去那天,我当指导员整整满30个月。因为孙永远的事,我受到了军旅生涯的第一个处分——严重警告——在他出事的时候我不假外出。出了这样的事团里并没有过多地责难我,还让我当这个指导员,可我忘不了孙永远,这个曾经和我朝夕相处的战友。他用自己年轻的生命警醒着我,叩问着我的内心。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人要如何度过自己有限的生命?怎样生活才算有意义?
  老婆不同意我转业,他说部队工资高,你回了地方什么都要从零开始。地方复杂着呢,你在部队呆久了,回到地方上根本不灵。
  我把孙永远的故事讲给她听,我说我现在是一头大象,我要挣脱索链,不想再被一棵大葱牵绊一生了。
  老婆最终同意了我的想法。
  新年初,我的转业报告批了下来。
  老婆放弃了好不容易才得到的事业编制,和我回到故乡,当了一名代课老师。
  在转业复员费结算单上草草签下自己的名字,我和部队、或者说部队和我便彻彻底底划清界限,两不相欠了。我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了部队,就这样匆匆地离开了。穿过这个我熟悉的大院,身着便装的我被年轻的战士完全当成了陌生人,感觉自己像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孩儿,有些凄凉。心里百味杂陈,我不知道我到底是留恋还是后悔。
  在县城,沈经年安排了第一顿接风宴。他依然在干连长,只不过调整到了别的营。
  营长、教导员知道我回来了,给我打电话说要请我吃饭。我多多少少感到意外。
  我说,领导,晚饭我已经吃过了,还是不麻烦了。
  你在营里这么些年,你走了,我们咋地也得安排你吃顿饭,晚上烧烤吧。你在县里吧,晚上9点给你打电话。
  晚上,在烧烤店,营长、教导员身后跟着一个人,我依稀有点印象,是原先二连的一个排长,现在是小崖子哨所的哨长。
  和老领导见面,难免有些尴尬,不知道第一句话从哪起头。
  教导员第一句话开场,向年轻人介绍了我——这是你的老前辈,肖局长,以前是小崖子的哨长,后来干得不错当了三连指导员。
  年轻人立刻配合教导员的讲述,一副毕恭毕敬的神情。
  我说,您高抬我了,我就是教育局的小文员,哪是什么局长。
  想是,就能是。我当兵时就想着提干,结果就提了,当司务长时就想着当主官结果就当了,现在想当主任也马上了。你转业了我挺替你惋惜的,年龄这么有优势,还有学历,以后当个主任、政委啥的不成问题——我要有你这岁数,我玩了命地干。这岁数给你都白瞎了。今后部队改革待遇还能提高,何必转业呢,你要是不想在团里了可以去大机关。
  我说,不图别的,累了,想歇歇。
  唉!你早听我的不会成今天这个样子。他在刻意与不经意间自由穿梭,显摆着自己的英明睿智,但我宁愿相信这都不是出于他的本意。
  我言不由衷地回应他的话,哨所排长察言观色主动敬我酒。喝了不到一瓶啤酒,我开始反胃,也许连自己都恶心自己的嘴脸,何必对他这样委曲求全,可我不是沈经年,他的刚烈率性我学不来。
  我起身出去,付了账。因为我也曾经是小崖子哨所的哨长,真的不希望孙永远的事情重演。
  我回到房间,对营长教导员说,我想去江边走走,账我已经付了。有机会到家去,我招待你们。
  我头也不回地走了,与喧闹的夜市决绝而别。
  月夜下的乌苏里江是那样的迷人,如异国的少女般美丽婀娜,潋滟波光把往事浅吟低唱。跪坐在细软的沙滩上,8年的美好青春时光,我的青春、我的爱恨都在这里,突然有一种想哭的冲动,酝酿了好久却没哭出来……
  我的思绪回到了孙永远的写诗本上,一个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边防往事”四个字,这四个字也许就该是诗集最好的名字。
  我说,老伯,您要是信得过我,就把这些诗稿交给我来整理吧。
  老人郑重地把孙永远的文稿交给了我。
  我从邻县回家的车上,沈经年给我打来电话。
  ——沈大连长有何贵干。
  ——你应该叫我沈副营长。
  ——你小子提了。
  ——我提了是应该的,早就该提。告诉你个好消息,咱营的两位大佬转业了。
  ——转业了?我吃惊得嘴都闭不上了。
  ——对,整风整改的结果。
  怎么这么快!不久前还好好的。这样两个权力欲爆棚的人,真的在某一天失去了权力,会是怎样的一种惨淡结局呢?
  ——现在咱们营风调雨顺,海安河清。
  ——那叫海晏河清。
  ——我没念成海日河清已经是巨大进步了,只可惜,你小子走了,咱俩没法再搭班子了。
  他的这句话,勾起了我的无限伤感。半晌我没有说话。
  ——怎么不说话?在单位如意吗?
  ——沈经年,你热爱边防吗?
  ——哪儿冒出来一句没头没脑的话?
  ——你热爱边防吗?
  ——你的口气让我想起——
  ——你热爱边防吗?
  ——算了吧,我也不是新兵,问这么煽情的问题,你改行当记者了。
  ——我想听真话。
  ——我在孙永远诗本里抄了一句话:谈不上热爱,青春无价,谁不想花前月下;也说不上痛恨,使命在肩,从军无悔无怨。
  ——孙永远的祭日快到了,别忘了到小崖子替我敬一杯酒。
  ——我摆好酒就给你打电话,咱们一起敬。
  挂掉电话,我脑海中闪出罗曼·罗兰的一句名言,我把那句话演绎成:“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边防的真相后依然热爱边防。”
  车窗外是广袤的翠绿田野,我的心中已是江潮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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