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中国，有一个从出生到死亡都会伴随你一生的东西——户口。农村户口、城镇户口、北京户口、上海户口、河南户口都是户口，差距却很大，至于到底差距多大，相信只要是成年的中国人基本都有体会。很多年轻人、中年人甚至老年人怀揣着梦想来到北京、上海这些大都市，不为别的，只为了将自己或下一代与其他人的差距缩小一点。
　　北京站外，叫卖地图的声音不绝于耳，买一份看看，天安门、中关村、CBD各种如雷贯耳的地名让人觉得北京真是一个太繁华的都市，能有北京户口的人一定都是富贵之人。他们其实忽略了地图上很多地方的很多人，他们虽然有北京户口，但是他们的生活真的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刘玉良出生在北京东四环外的一个城乡结合部，作为一个“85后”，他的脸上却尽是沧桑。“我的工作是公交售票员，每天4点起床，下午下班，回家后没什么事，就是睡觉和玩电脑游戏，其实和我爷爷每天遛鸟打拳也没什么不一样。”“混日子呗”，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
　　“小学、中学傻玩傻闹，高中是中专技校，大学压根没希望，只能托关系当兵，为的就是回来能给安排工作。”刘玉良回忆他的儿时朋友，多数人的路是这样走的。“其实我挺羡慕外地人的，住在我们这边的（城乡结合部）很多都是外地人，他们很多人还有车，钱挣得也不少，就是日子过得苦了点。”刘玉良指的这些外地人，都是在附近做一些小生意的人，生活很辛苦，但挣钱绝对比在老家多不少。
　　2011年年末，北京的人口就已经突破了2000万人，而这其中，“有户口的”约1277万人，“没户口的”约742万人。有学者研究发现，没有户籍的人口的消费会比有户口的人多出三成。不菲的户籍福利成了北京土著的保护伞。
　　大城市的人似乎从小就有一种优越感，刘玉良也不例外。很多生长在皇城根儿、大上海脚下的人，觉得自己就是比外地人、乡下人高了一等，再加上相对优越的环境，危机意识并不强，也不能吃苦耐劳，“户口”反而成为了一种累赘。除了一些有房可拆，或者自身学历资历过硬的大城市人生活依然在社会的较高层次外，刘玉良们只能从事较为低端的服务业等工作。
　　“我现在最羡慕的还是那些白领，平时老看报纸说什么白领精神压力大，但至少工作体面，还可以坐办公室，而不用每天扯着嗓子报站名。”刘玉良说，“有好几次在车上遇到以前的同学，我都不太好意思打招呼，因为一打招呼对方总是说‘原来你在这车上卖票啊’，可能对方没什么别的意思，但我听着是真别扭。”
　　每年都有大量的外地人来北京寻找机会，追求梦想，在刘玉良看来，这些人的确是建设北京的功臣。但他同时觉得，外地人来了之后会抢走很多本属于他的资源。“你会看到有钱的没钱的都来了，有钱的人花钱就能摆平很多事，政府也会出政策帮助一些没钱的人。”刘玉良说。
　　刘玉良的想法，凸显了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矛盾，最主要的就是从小在“既得利益”环境中成长的“都市人”，很难适应随着城镇化程度的加深带来的更多的竞争。他们一方面感谢外地人帮助建设北京，但又担心自己的利益会被剥夺。
　　刘玉良有时会很烦自己是个北京人，这在很多人看来有些不可思议。“在北京从小就知道高考分数低，也知道北京户口值钱，正是因为这个户口，把我‘箍’得死死的。父母也没什么文化，打骂不管用也就不怎么管我了。从小我就这样，能指望我长大了有什么出息？”刘玉良说。
　　在北京的地图中，类似刘玉良的人大有人在，他们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手忙脚乱、束手无策，只能随波逐流。
　　好在未来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及异地高考的逐渐放开，已经给土著们敲响了警钟，下一代土著不能再像刘玉良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