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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1997 年率伊朗国家男足在大连金州痛击中国队的古汉，成为了当年四川全兴队追逐的主帅。双方在北京的交流令人忍俊不禁，据说古汉坚持要说波斯语，而全兴方面只能找到一位能够半文半书的翻译。这场痛苦的交流并没有带来任何结果。
和古汉相比，伊朗导演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Abbas Kiarostami）的经历可谓幸运。同样是90 分钟的艺术，语言可以成为足球的隔阂， 但电影不会。无数的中国电影人就像其他国家的同行那样拜倒，他们在各种媒体上重复法国著名导演让·吕克·戈达尔说的一句话：“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止于阿巴斯”，其实原话是，“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止于基阿鲁斯达米”。但在中国， 就像巴西的球员都得有一个短促有力的昵称，他也只能叫前名阿巴斯（本文亦称阿巴斯）。而以从事电影事业为人生目标的学生，则要准确地背诵他的一切。
“户口本在伊朗是很重要的东西，记有我的出生日期、结婚日期、孩子的出生日期。现在就只剩下我的死亡日期了。”
2002 年，阿巴斯在为一家法国报纸撰稿时写下这段文字，14 年后，他完成了人生的最后记录——2016 年7 月4 日，阿巴斯于巴黎去世，享年76 岁。
1940 年6 月22 日，阿巴斯出生于德黑兰。童年开始学习美术，后来以拍摄广告为职业。
1969 年是个平常又特殊的年份，这一年甲壳虫乐队录制了他们的最后一张专辑，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结婚，阿波罗11 号登月，波音747 进行了首次商业航，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举办。同样也是在这一年，伊朗青年发展研究学院邀请阿巴斯筹建电影系，阿巴斯从此走上电影导演的道路，这也是“伊朗电影新浪潮”公认的开端。
1970 年，阿巴斯完成了他的首部抒情短片《面包与小巷》，仅有12 分钟。纪录片式的框架，即兴式的表演，真实生活的节奏……这一切都被他舒缓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十年之后，阿巴斯推出了他的第一部剧情长片《旅行者》（74 分钟）， 细腻地描绘了一个叛逆的乡村问题少年，执意要到首都去看一场足球比赛的故事。八十年代，他相继拍摄了一些反映伊朗学龄儿童的纪录片，如《一年级新生》（1985），《家庭作业》（1989） 等等。
1987 年，阿巴斯以儿童题材影片《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在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上拿回了大奖，确定国际大导演的地位。1990 年，他再创佳绩，拍出了迄今为止他最钟爱的影片《特写》。一个潦倒的影迷因为冒充著名导演骗取钱财而被送上法庭，阿巴斯就此进行了纪录片式的采访调查。此后，他沿用并发展了这一手法，有意识地模糊纪录与虚构之间的界限。1994 年完成的《生生不息》，主线即是寻找在《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饰演主人公的孩子。1994 年的《橄榄树下的情人》是关于一个电影摄制组选演员拍片的故事， 而该摄制组正在拍摄的影片就叫做《生生不息》。实与虚的交织，使观众欲罢不能，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阿巴斯三部曲。
忠于现实的长镜头是他赢得人心的关键部分， “我总是认为镜头前所发生的事情应该是连贯的， 不经任何删剪的，此时只要耐心等待，观察事物， 而特写不一定意味着在很近的地方，有时却指向遥远之处。”
所以你看到在《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里，老师检查作业，能拍上14 分钟。小男孩被母亲要求还作业本，也能拍上13 分钟。《生生不息》中， 地震过后公路上堵车也是长镜，和塞车一样漫长。大家对阿巴斯的长镜头感觉是：只有他拍出来的让人看起来不困。小男孩向遇到的每个人反复询问他朋友的家在哪里，他得到的回答时而正确， 时而无用。他不得不经常停下来询问自己身处何处：“我这是在哪儿？这是哪里？我应该去哪儿？” 这些问题的反复出现充满了隐喻，超越了故事和剧情，让影片像一个“存在之谜”。而观众在之间莫可名状，深入“阿巴斯陷阱”。
1997 年，《樱桃的滋味》在戛纳电影节赢得金棕榈。影片讲述一个绝望的男人在自杀之前的心路历程，最终因品尝樱桃的滋味而重燃对生命的渴望，标志阿巴斯的电影生涯达到了顶峰。
尖峰时刻同样也蕴含了重大危机——在戛纳为其颁奖的是法国老牌女影星凯特琳娜·德诺芙， 后者以拥抱和亲吻表示祝贺。她显然不知道，按照伊朗的传统，公开场合与异性的身体接触是一件大忌。此事果然在伊朗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事后阿巴斯躲在国外很长时间。幸运的是，当时正赶上伊朗新的总统大选，这一大的社会变革减轻了人们对其他方面的注意力，前文化及宗教事务部长哈塔米竞选总统成功，事态渐渐冷却，终于不了了之。
1900 年伊朗国王莫札法尔·丁的摄影师在巴黎购买了电影设备，拍摄王室起居。但伊朗电影的发展比较缓慢，直到上世纪60 年代，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的达鲁希·梅赫朱依回国，才掀起伊朗电影的热潮。伊朗电影历史中， 寿七十六的阿巴斯伴行了最关键的部分。
伊朗有些批评家认为，阿巴斯的成功来自于他投西方所好，不是“纯粹”的伊朗电影。事实上， 观众之所以会接受阿巴斯的电影，在于尽管他的人物和故事发生在伊朗，但主题探讨着人性共通之处。阿巴斯不愿意做“殉道者”，也不愿离开伊朗：“树木植根于土地，移植树木就活不长了。我最好的作品确实是在伊朗拍摄出来的。伊朗有人攻击我是以为我在为欧洲人创作电影。我在拍电影时从不考虑观众。如果在我自己家附近找不到观众，我想，远一点的地方会找到的。”
和古汉相比，伊朗导演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Abbas Kiarostami）的经历可谓幸运。同样是90 分钟的艺术，语言可以成为足球的隔阂， 但电影不会。无数的中国电影人就像其他国家的同行那样拜倒，他们在各种媒体上重复法国著名导演让·吕克·戈达尔说的一句话：“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止于阿巴斯”，其实原话是，“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止于基阿鲁斯达米”。但在中国， 就像巴西的球员都得有一个短促有力的昵称，他也只能叫前名阿巴斯（本文亦称阿巴斯）。而以从事电影事业为人生目标的学生，则要准确地背诵他的一切。
“户口本在伊朗是很重要的东西，记有我的出生日期、结婚日期、孩子的出生日期。现在就只剩下我的死亡日期了。”
2002 年，阿巴斯在为一家法国报纸撰稿时写下这段文字，14 年后，他完成了人生的最后记录——2016 年7 月4 日，阿巴斯于巴黎去世，享年76 岁。
1940 年6 月22 日，阿巴斯出生于德黑兰。童年开始学习美术，后来以拍摄广告为职业。
1969 年是个平常又特殊的年份，这一年甲壳虫乐队录制了他们的最后一张专辑，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结婚，阿波罗11 号登月，波音747 进行了首次商业航，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举办。同样也是在这一年，伊朗青年发展研究学院邀请阿巴斯筹建电影系，阿巴斯从此走上电影导演的道路，这也是“伊朗电影新浪潮”公认的开端。
1970 年，阿巴斯完成了他的首部抒情短片《面包与小巷》，仅有12 分钟。纪录片式的框架，即兴式的表演，真实生活的节奏……这一切都被他舒缓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十年之后，阿巴斯推出了他的第一部剧情长片《旅行者》（74 分钟）， 细腻地描绘了一个叛逆的乡村问题少年，执意要到首都去看一场足球比赛的故事。八十年代，他相继拍摄了一些反映伊朗学龄儿童的纪录片，如《一年级新生》（1985），《家庭作业》（1989） 等等。
1987 年，阿巴斯以儿童题材影片《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在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上拿回了大奖，确定国际大导演的地位。1990 年，他再创佳绩，拍出了迄今为止他最钟爱的影片《特写》。一个潦倒的影迷因为冒充著名导演骗取钱财而被送上法庭，阿巴斯就此进行了纪录片式的采访调查。此后，他沿用并发展了这一手法，有意识地模糊纪录与虚构之间的界限。1994 年完成的《生生不息》，主线即是寻找在《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饰演主人公的孩子。1994 年的《橄榄树下的情人》是关于一个电影摄制组选演员拍片的故事， 而该摄制组正在拍摄的影片就叫做《生生不息》。实与虚的交织，使观众欲罢不能，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阿巴斯三部曲。
忠于现实的长镜头是他赢得人心的关键部分， “我总是认为镜头前所发生的事情应该是连贯的， 不经任何删剪的，此时只要耐心等待，观察事物， 而特写不一定意味着在很近的地方，有时却指向遥远之处。”
所以你看到在《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里，老师检查作业，能拍上14 分钟。小男孩被母亲要求还作业本，也能拍上13 分钟。《生生不息》中， 地震过后公路上堵车也是长镜，和塞车一样漫长。大家对阿巴斯的长镜头感觉是：只有他拍出来的让人看起来不困。小男孩向遇到的每个人反复询问他朋友的家在哪里，他得到的回答时而正确， 时而无用。他不得不经常停下来询问自己身处何处：“我这是在哪儿？这是哪里？我应该去哪儿？” 这些问题的反复出现充满了隐喻，超越了故事和剧情，让影片像一个“存在之谜”。而观众在之间莫可名状，深入“阿巴斯陷阱”。
1997 年，《樱桃的滋味》在戛纳电影节赢得金棕榈。影片讲述一个绝望的男人在自杀之前的心路历程，最终因品尝樱桃的滋味而重燃对生命的渴望，标志阿巴斯的电影生涯达到了顶峰。
尖峰时刻同样也蕴含了重大危机——在戛纳为其颁奖的是法国老牌女影星凯特琳娜·德诺芙， 后者以拥抱和亲吻表示祝贺。她显然不知道，按照伊朗的传统，公开场合与异性的身体接触是一件大忌。此事果然在伊朗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事后阿巴斯躲在国外很长时间。幸运的是，当时正赶上伊朗新的总统大选，这一大的社会变革减轻了人们对其他方面的注意力，前文化及宗教事务部长哈塔米竞选总统成功，事态渐渐冷却，终于不了了之。
1900 年伊朗国王莫札法尔·丁的摄影师在巴黎购买了电影设备，拍摄王室起居。但伊朗电影的发展比较缓慢，直到上世纪60 年代，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的达鲁希·梅赫朱依回国，才掀起伊朗电影的热潮。伊朗电影历史中， 寿七十六的阿巴斯伴行了最关键的部分。
伊朗有些批评家认为，阿巴斯的成功来自于他投西方所好，不是“纯粹”的伊朗电影。事实上， 观众之所以会接受阿巴斯的电影，在于尽管他的人物和故事发生在伊朗，但主题探讨着人性共通之处。阿巴斯不愿意做“殉道者”，也不愿离开伊朗：“树木植根于土地，移植树木就活不长了。我最好的作品确实是在伊朗拍摄出来的。伊朗有人攻击我是以为我在为欧洲人创作电影。我在拍电影时从不考虑观众。如果在我自己家附近找不到观众，我想，远一点的地方会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