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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精神胜利法”已作为阿Q的典型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被读者所接受。但是,在他之前, “精神胜利法”是怎样出现的?是在一种什么样的行为方式之后才用以自慰的?透过分析,不难看出阿Q的另一种经常性行为——投机。这种投机的性格与“精神胜利法”有着立体的关联。本文纵向追溯产生投机行为的根源,从而理解投机在这种根源和“精神胜利”之间的中介作用。
关键词:精神胜利 投机 中介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性格,简单言之是指在一定环境中形成的习惯的和稳定的行为表现,它的主要特征就是行为方式的稳定性。据此,我们可以看到“投机”也是鲁迅作品《阿Q正传》中的主人公阿Q的性格之一。
投机是阿Q对周围人物的一贯性的不同的表现方式。阿Q的这一性格是在与其他人物的矛盾对立冲突中表现出来的,阿Q是这些冲突中的主人公。“未庄的人物形象谱系,不是在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是根据当时的思想意识的状况自然形成的”,“其中各个人物,各依其自己在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分属于下列六个系列中的一个系列”。在作品《阿Q正传》中,以下三个系列有人物与其对应:1、封建社会及其思想界的真正“主人”——地主阶级统治者;2、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的盲目维护者——封建社会中“舆论界”的组成者;3、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在精神和肉体上的全面受害者——劳动群众和下层知识分子中的悲剧人物。
阿Q周围生活的人物,分别可找到相应位置。如赵太爷、举人老爷、假洋鬼子就是“主人”;阿Q、小D、王胡、小尼姑等便是精神和肉体上的全面受害者;那些闲人们便是盲目维护者。
这个环境人物系统随着主人公阿Q地位的各种变化而随时变更着。阿Q以外的人物代表着封建社会思想状况的面貌,当然,阿Q自身的性格也表现为一种环境要素的综合,其自身也是封建思想势力的一部分。
不难看出,在这几大系列中体现了封建等级制度的划分观。正如阿Q自身也带有封建思想,阿Q的等级观念在不同对象面前有不同的表现。这种等级观念指导着他的投机行为在不同的对象前有着不同的目的、方式、结果。
先看看阿Q对全面受害者即和他处于同一阶层人物的具体表现:
首先,对王胡,阿Q与其战斗的理由很简单,因为王胡身上的虱子比自己多且大。他不愿意看到王胡在这方面强过自己。他必须用武力去征服和自己处于同一境况的受害者。于是,他一直想寻找个机会同王胡较量一下,比个高低。他的这次行动在时间上可算是经过稍稍酝酿而实施的。终于,这一伟大战斗在墙角下开始了:阿Q趁王胡还没摆好架势时便抢过去一拳,不料王胡却抓住了他的辫子,当王胡拉他到墙上去碰头时,他却歪着头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多么善变!这分明是势力较量不过的替代语——投机失败了。
其次,阿Q对其上头人物,如赵太爷这类未庄的“主人”——统治阶级的投机,又有不同的表现。
赵太爷在未庄是作威作福的大人物,是公认的“土皇帝”。所谓“一人得道,仙及鸡犬”,能够与赵太爷依附上,对自己是大有好处的。阿Q自称姓赵,在赵太爷的儿子中了秀才时,还说是赵太爷的本家,且长三辈,其举动目的何在?显然是希望能得到别人尊敬。就像祭祀用的供品一样,身价百倍了。未庄的人不敢确定阿Q是不是赵太爷的本家,觉得还是稳当一点好,对阿Q不免也有些敬意了。这是封建等级观念在阿Q思想中的运用,是长期作用的结果,是长期计划性的投机行为。不对导致自我痛苦的直接原因进行个性主义的反抗,而是以当时的普遍观念为观念,以当时社会准则为准则,虽然自己是奴隶,是把“人”不看作“人”的人,而是看作可供使用的工具,但阿Q想采取主动适应这种生活的方式,即爬到更高的等级阶梯上,由被压迫者转化为压迫者,转化为工具的使用者。
再次,阿Q对异性的投机更具特色。
阿Q的“思想其实是样样合乎圣经贤传的”,他对于“男女之大防”历来非常严肃,并极力维护。男人和女人同在街上走,他会怒目而视,而他却时常留心看,也时常留心听。阿Q的两重人格造成了阿Q复杂、矛盾而又统一的性格特征。统一性格指的是他始终缺乏个性的自觉,缺乏明确的自我意识。他始终受到两种相反力的作用推动:一种是自我本能欲望的推动,一种是社会流行的封建传统观念的推动。两种力的合力在他身上表现为盲目的、直觉的、感性化的、非理性的力量。他始终未曾也不可能把这两种作用力统一起来,从而其生活举动总是那样的矛盾、不和谐,两重人格的病态深重。
当他的本能欲望强化起来,支配他的行为时,便表现出一种趋向性、瞬间性的投机行为。其本能欲望被观念意识扭曲为一种畸形的投机行为——他只能在戏台下的人丛中偷拧一个女人的大腿,利用有利的时机发泄一下,而对小尼姑,也只能凭借等级观念摸一下而已。当然,这两次投机他成功了,沾到了实际上的便宜。
“精神胜利法”是阿Q惯用的武器,阿Q善于把失败反说成胜利,做出可以使自己心安理得的解释,把缺点和错误美化,并加上一道神圣闪烁的光晕。正如鲁迅先生说的:“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精神胜利法”的作用是把客观世界中发生的一切不堪忍受的屈辱、失败,化为主观世界中无上的“光荣”和“胜利”。其实质是阿Q不能实际上爬到压迫者、奴役者的地位,便只能在精神上使自己取得反抗压迫者、奴役者的胜利。
“过去,人们把阿Q性格特征归结为一点,即‘精神胜利法’,因而,‘精神胜利法’几乎成为阿Q性格的代名词。但如果以为精神法就是阿Q的全部性格内涵,那就把问题简单化了。尽管精神胜利是阿Q的思想行为的一个显著特征,但不能以这一特征的概括代替对阿Q性格复杂性的研究。”所以,单在阿Q身上体现精神胜利是不够的,还应加上许多特征,使其性格复杂化,这样,才可能使他成为活人。在这些特征的体现中,投机与“精神胜利法”有着必然的因果关联。
投机(经常性失败行为)作为失败的原因作用于精神胜利(经常性安慰行为),精神胜利(经常性安慰行为)作为成功的结果反作用于投机(经常性失败行为),两者互为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
如前所述,阿Q对不同对象其投机的方式、目的不同,当然,投机后的结果以及对他的影响也不一样。一般情况下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取得实际上的胜利;一种是精神上的胜利。因为阿Q总是不能正确估量自己,所以失败的多。可见,“精神胜利法”是投机失败境况下的结果,是一种藉以慰藉的安慰剂。这种安慰剂里含有麻醉品的成分,使得阿Q总是善于忘却。当阿Q忘掉一切耻辱和不快时,他便又回到投机的起点,开始了新的投机。新的投机之后不免又是新的不快,再度忘却……这种恶性循环使阿Q在魔掌之中永不得解脱,至死不悟。
不过,阿Q也不是总失败,“精神胜利法”也并不总使用,一旦他投机成功,便会飘飘然。即没有投机的可能条件、环境时,“精神胜利”就不会自发产生。可见,“精神胜利法”的存在和发挥作用必须依赖投机这一特定行为方式。没有投机这一短暂性行为并归于失败,阿Q的精神胜利从何而生?所以,精神胜利是投机心理补充与平衡的精神武器,是归于失败后的安眠剂、麻醉药,是使得阿Q善于忘却的精神特质。
既然投机这一行为方式在阿Q身上有如此重大主导意义,其根源又何在呢?
第一,历史传统根源。固有的保守、因循守旧,往往不容易使阿Q们相信革命性的变革,他们害怕风波,不求变异,只求“做稳了奴隶”。鲁迅先生给因循守旧以猛烈鞭打,“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变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坟·娜拉走后怎样》)当阿Q们眼看着祖辈继承下来的本来十分稳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破坏,自然是不会甘心的。他们反抗、挣扎,企图挽救自己破产的命运。阿Q自身的生活状况,被剥削、被压迫的悲惨命运决定了他是有革命意愿的。但是在这当中,小农经济、狭隘观念使阿Q始终缺乏自觉的反抗意识,并从未真正理解革命。阿Q的革命美梦是: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饶命!”。这里,阿Q对革命的向往、幻想和破产者狭隘的报复性、私有制的占有欲纠缠在一起。对于复仇,鲁迅的《铸剑》也是主张的,《野草》上接连有两篇都标题为“复仇”,作品《阿Q正传》讽刺了阿Q受了屈辱不知怎样实行复仇。鲁迅先生也常说:“我总觉得复仇是并不足以为奇的”,问题在于怎样复仇,手段怎样,方式如何。当然不是阿Q式的投机,然后再来一番“精神胜利”。“缺乏自我意识和个性的自觉,在外部表现上便是对传统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状况的消极适应。”“这又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是主动适应方式,即爬到更高的等级阶梯上,由被压迫者转化为压迫者,阿Q的‘革命’便是企图实现这种方式;一是被动适应方式,‘精神胜利法’便是这种适应方式之一。”
第二,当时的社会环境因素。辛亥革命的时代,投机者成群,形成了一股投机气候,阿Q的投机也已不再是单独完成的,是伴随许多投机而进行的。
下面,我们具体看看投机者的行迹:
阿Q在街上发出造反口号,吓得全村人十分惊惶,阿Q从他的报复和私欲出发开始“神往”革命。他的警句是:“我要什么就有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阿Q一觉醒来,已失掉了他的机会,他想革命只有静修庵了,但已被赵秀才和假洋鬼子先下了手,可见,他们三人应该算是一伙儿,只是计划与手段有迟早巧拙之分罢了。金耀宗听说“长毛”到来,准备在张睢庙备饭,希望出示安民,这是旧的投机派;新的投机派则更有计划,第一步是静修庵,第二步是“柿油党”,有了这银桃子似的党章挂在胸前,在乡间就成了土皇帝,什么人都看不在眼里了,何况阿Q呢?他们随机应变,得到了油水,成了革命的功臣——投机成功了,加入了自由党,跻身于革命之列。当然,阿Q是无法比拟的。窃取了革命果实的地主阶级统治者,不允许这个穷苦无告的流浪农民继续思考和走向觉醒,他们抢先一步将阿Q如老鹰抓小鸡一样扔到了死牢里。
以上是阿Q投机行为的主要根源。投机是这些因素作用的结果;投机不成,失败的多,便有了精神胜利做平衡和补充。所以,投机这一行为方式扮演了因和果的双重角色,是一个中介环节,起到了中介作用。用链条式关系示意为:
小农思想、狭隘观念、投机系列(因)→投机(果)(因)?圮精神胜利法(果)。
投机失败产生精神胜利,这是一种时间层面上的先后关系,也是一种单向决定性的因果关系。如果认为投机行为失败永远处于支配、主动地位,两者的关系只存在这种条件性、决定性的单向线性关系,那么则有失辩证。黑格尔认为,中介在一切地方、一切概念、一切事物中都可以找到,中介根植于矛盾之中,任何矛盾的双方都互为中介。“因为中介不是别的,只是运动着的自身同一,换句话说,它是自身反映,自为存在着的自我的环节,纯粹的否定性,或就其纯粹的抽象而言,它是单纯的形成过程。”中介是自身的他物的展开和扬弃,中介在时间层面上是一种中介过程,即先后关系;在空间层面,它是一种中介环节。联系是以区别、分离、独立为基础的,“投机失败→精神胜利”只是两者在时间层面上的先后关系。而两者更是一种空间立体关系,两者互为中介环节。精神胜利是投机归于失败后的结果,是用来慰藉的药剂,但是,这种安慰剂里含有麻醉性因子,其功能就是善于忘却,所以阿Q总是十分得意的。当阿Q忘掉一切耻辱和不快时,他便又回到了新起点,开始有了“新招”, “新招”之后不免又是新的不快,于是便再度忘却。这样,恶性的循环使阿Q似在一种魔掌中而永不得解脱,浑噩的阿Q就这样活下去,直到“大团圆”还没有醒悟:人大约有时不免也有被抓进抓出的时候,不免也要被杀头的。
参考文献:
[1] 王富仁:《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 林兴宅:《论阿Q性格系统》,《鲁迅研究》,1984年第1期。
[3]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作者简介:谢盛华,男,1975—,广东韶关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文学评论、文艺美学,工作单位: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精神胜利 投机 中介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性格,简单言之是指在一定环境中形成的习惯的和稳定的行为表现,它的主要特征就是行为方式的稳定性。据此,我们可以看到“投机”也是鲁迅作品《阿Q正传》中的主人公阿Q的性格之一。
投机是阿Q对周围人物的一贯性的不同的表现方式。阿Q的这一性格是在与其他人物的矛盾对立冲突中表现出来的,阿Q是这些冲突中的主人公。“未庄的人物形象谱系,不是在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是根据当时的思想意识的状况自然形成的”,“其中各个人物,各依其自己在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分属于下列六个系列中的一个系列”。在作品《阿Q正传》中,以下三个系列有人物与其对应:1、封建社会及其思想界的真正“主人”——地主阶级统治者;2、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的盲目维护者——封建社会中“舆论界”的组成者;3、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在精神和肉体上的全面受害者——劳动群众和下层知识分子中的悲剧人物。
阿Q周围生活的人物,分别可找到相应位置。如赵太爷、举人老爷、假洋鬼子就是“主人”;阿Q、小D、王胡、小尼姑等便是精神和肉体上的全面受害者;那些闲人们便是盲目维护者。
这个环境人物系统随着主人公阿Q地位的各种变化而随时变更着。阿Q以外的人物代表着封建社会思想状况的面貌,当然,阿Q自身的性格也表现为一种环境要素的综合,其自身也是封建思想势力的一部分。
不难看出,在这几大系列中体现了封建等级制度的划分观。正如阿Q自身也带有封建思想,阿Q的等级观念在不同对象面前有不同的表现。这种等级观念指导着他的投机行为在不同的对象前有着不同的目的、方式、结果。
先看看阿Q对全面受害者即和他处于同一阶层人物的具体表现:
首先,对王胡,阿Q与其战斗的理由很简单,因为王胡身上的虱子比自己多且大。他不愿意看到王胡在这方面强过自己。他必须用武力去征服和自己处于同一境况的受害者。于是,他一直想寻找个机会同王胡较量一下,比个高低。他的这次行动在时间上可算是经过稍稍酝酿而实施的。终于,这一伟大战斗在墙角下开始了:阿Q趁王胡还没摆好架势时便抢过去一拳,不料王胡却抓住了他的辫子,当王胡拉他到墙上去碰头时,他却歪着头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多么善变!这分明是势力较量不过的替代语——投机失败了。
其次,阿Q对其上头人物,如赵太爷这类未庄的“主人”——统治阶级的投机,又有不同的表现。
赵太爷在未庄是作威作福的大人物,是公认的“土皇帝”。所谓“一人得道,仙及鸡犬”,能够与赵太爷依附上,对自己是大有好处的。阿Q自称姓赵,在赵太爷的儿子中了秀才时,还说是赵太爷的本家,且长三辈,其举动目的何在?显然是希望能得到别人尊敬。就像祭祀用的供品一样,身价百倍了。未庄的人不敢确定阿Q是不是赵太爷的本家,觉得还是稳当一点好,对阿Q不免也有些敬意了。这是封建等级观念在阿Q思想中的运用,是长期作用的结果,是长期计划性的投机行为。不对导致自我痛苦的直接原因进行个性主义的反抗,而是以当时的普遍观念为观念,以当时社会准则为准则,虽然自己是奴隶,是把“人”不看作“人”的人,而是看作可供使用的工具,但阿Q想采取主动适应这种生活的方式,即爬到更高的等级阶梯上,由被压迫者转化为压迫者,转化为工具的使用者。
再次,阿Q对异性的投机更具特色。
阿Q的“思想其实是样样合乎圣经贤传的”,他对于“男女之大防”历来非常严肃,并极力维护。男人和女人同在街上走,他会怒目而视,而他却时常留心看,也时常留心听。阿Q的两重人格造成了阿Q复杂、矛盾而又统一的性格特征。统一性格指的是他始终缺乏个性的自觉,缺乏明确的自我意识。他始终受到两种相反力的作用推动:一种是自我本能欲望的推动,一种是社会流行的封建传统观念的推动。两种力的合力在他身上表现为盲目的、直觉的、感性化的、非理性的力量。他始终未曾也不可能把这两种作用力统一起来,从而其生活举动总是那样的矛盾、不和谐,两重人格的病态深重。
当他的本能欲望强化起来,支配他的行为时,便表现出一种趋向性、瞬间性的投机行为。其本能欲望被观念意识扭曲为一种畸形的投机行为——他只能在戏台下的人丛中偷拧一个女人的大腿,利用有利的时机发泄一下,而对小尼姑,也只能凭借等级观念摸一下而已。当然,这两次投机他成功了,沾到了实际上的便宜。
“精神胜利法”是阿Q惯用的武器,阿Q善于把失败反说成胜利,做出可以使自己心安理得的解释,把缺点和错误美化,并加上一道神圣闪烁的光晕。正如鲁迅先生说的:“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精神胜利法”的作用是把客观世界中发生的一切不堪忍受的屈辱、失败,化为主观世界中无上的“光荣”和“胜利”。其实质是阿Q不能实际上爬到压迫者、奴役者的地位,便只能在精神上使自己取得反抗压迫者、奴役者的胜利。
“过去,人们把阿Q性格特征归结为一点,即‘精神胜利法’,因而,‘精神胜利法’几乎成为阿Q性格的代名词。但如果以为精神法就是阿Q的全部性格内涵,那就把问题简单化了。尽管精神胜利是阿Q的思想行为的一个显著特征,但不能以这一特征的概括代替对阿Q性格复杂性的研究。”所以,单在阿Q身上体现精神胜利是不够的,还应加上许多特征,使其性格复杂化,这样,才可能使他成为活人。在这些特征的体现中,投机与“精神胜利法”有着必然的因果关联。
投机(经常性失败行为)作为失败的原因作用于精神胜利(经常性安慰行为),精神胜利(经常性安慰行为)作为成功的结果反作用于投机(经常性失败行为),两者互为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
如前所述,阿Q对不同对象其投机的方式、目的不同,当然,投机后的结果以及对他的影响也不一样。一般情况下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取得实际上的胜利;一种是精神上的胜利。因为阿Q总是不能正确估量自己,所以失败的多。可见,“精神胜利法”是投机失败境况下的结果,是一种藉以慰藉的安慰剂。这种安慰剂里含有麻醉品的成分,使得阿Q总是善于忘却。当阿Q忘掉一切耻辱和不快时,他便又回到投机的起点,开始了新的投机。新的投机之后不免又是新的不快,再度忘却……这种恶性循环使阿Q在魔掌之中永不得解脱,至死不悟。
不过,阿Q也不是总失败,“精神胜利法”也并不总使用,一旦他投机成功,便会飘飘然。即没有投机的可能条件、环境时,“精神胜利”就不会自发产生。可见,“精神胜利法”的存在和发挥作用必须依赖投机这一特定行为方式。没有投机这一短暂性行为并归于失败,阿Q的精神胜利从何而生?所以,精神胜利是投机心理补充与平衡的精神武器,是归于失败后的安眠剂、麻醉药,是使得阿Q善于忘却的精神特质。
既然投机这一行为方式在阿Q身上有如此重大主导意义,其根源又何在呢?
第一,历史传统根源。固有的保守、因循守旧,往往不容易使阿Q们相信革命性的变革,他们害怕风波,不求变异,只求“做稳了奴隶”。鲁迅先生给因循守旧以猛烈鞭打,“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变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坟·娜拉走后怎样》)当阿Q们眼看着祖辈继承下来的本来十分稳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破坏,自然是不会甘心的。他们反抗、挣扎,企图挽救自己破产的命运。阿Q自身的生活状况,被剥削、被压迫的悲惨命运决定了他是有革命意愿的。但是在这当中,小农经济、狭隘观念使阿Q始终缺乏自觉的反抗意识,并从未真正理解革命。阿Q的革命美梦是: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饶命!”。这里,阿Q对革命的向往、幻想和破产者狭隘的报复性、私有制的占有欲纠缠在一起。对于复仇,鲁迅的《铸剑》也是主张的,《野草》上接连有两篇都标题为“复仇”,作品《阿Q正传》讽刺了阿Q受了屈辱不知怎样实行复仇。鲁迅先生也常说:“我总觉得复仇是并不足以为奇的”,问题在于怎样复仇,手段怎样,方式如何。当然不是阿Q式的投机,然后再来一番“精神胜利”。“缺乏自我意识和个性的自觉,在外部表现上便是对传统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状况的消极适应。”“这又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是主动适应方式,即爬到更高的等级阶梯上,由被压迫者转化为压迫者,阿Q的‘革命’便是企图实现这种方式;一是被动适应方式,‘精神胜利法’便是这种适应方式之一。”
第二,当时的社会环境因素。辛亥革命的时代,投机者成群,形成了一股投机气候,阿Q的投机也已不再是单独完成的,是伴随许多投机而进行的。
下面,我们具体看看投机者的行迹:
阿Q在街上发出造反口号,吓得全村人十分惊惶,阿Q从他的报复和私欲出发开始“神往”革命。他的警句是:“我要什么就有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阿Q一觉醒来,已失掉了他的机会,他想革命只有静修庵了,但已被赵秀才和假洋鬼子先下了手,可见,他们三人应该算是一伙儿,只是计划与手段有迟早巧拙之分罢了。金耀宗听说“长毛”到来,准备在张睢庙备饭,希望出示安民,这是旧的投机派;新的投机派则更有计划,第一步是静修庵,第二步是“柿油党”,有了这银桃子似的党章挂在胸前,在乡间就成了土皇帝,什么人都看不在眼里了,何况阿Q呢?他们随机应变,得到了油水,成了革命的功臣——投机成功了,加入了自由党,跻身于革命之列。当然,阿Q是无法比拟的。窃取了革命果实的地主阶级统治者,不允许这个穷苦无告的流浪农民继续思考和走向觉醒,他们抢先一步将阿Q如老鹰抓小鸡一样扔到了死牢里。
以上是阿Q投机行为的主要根源。投机是这些因素作用的结果;投机不成,失败的多,便有了精神胜利做平衡和补充。所以,投机这一行为方式扮演了因和果的双重角色,是一个中介环节,起到了中介作用。用链条式关系示意为:
小农思想、狭隘观念、投机系列(因)→投机(果)(因)?圮精神胜利法(果)。
投机失败产生精神胜利,这是一种时间层面上的先后关系,也是一种单向决定性的因果关系。如果认为投机行为失败永远处于支配、主动地位,两者的关系只存在这种条件性、决定性的单向线性关系,那么则有失辩证。黑格尔认为,中介在一切地方、一切概念、一切事物中都可以找到,中介根植于矛盾之中,任何矛盾的双方都互为中介。“因为中介不是别的,只是运动着的自身同一,换句话说,它是自身反映,自为存在着的自我的环节,纯粹的否定性,或就其纯粹的抽象而言,它是单纯的形成过程。”中介是自身的他物的展开和扬弃,中介在时间层面上是一种中介过程,即先后关系;在空间层面,它是一种中介环节。联系是以区别、分离、独立为基础的,“投机失败→精神胜利”只是两者在时间层面上的先后关系。而两者更是一种空间立体关系,两者互为中介环节。精神胜利是投机归于失败后的结果,是用来慰藉的药剂,但是,这种安慰剂里含有麻醉性因子,其功能就是善于忘却,所以阿Q总是十分得意的。当阿Q忘掉一切耻辱和不快时,他便又回到了新起点,开始有了“新招”, “新招”之后不免又是新的不快,于是便再度忘却。这样,恶性的循环使阿Q似在一种魔掌中而永不得解脱,浑噩的阿Q就这样活下去,直到“大团圆”还没有醒悟:人大约有时不免也有被抓进抓出的时候,不免也要被杀头的。
参考文献:
[1] 王富仁:《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 林兴宅:《论阿Q性格系统》,《鲁迅研究》,1984年第1期。
[3]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作者简介:谢盛华,男,1975—,广东韶关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文学评论、文艺美学,工作单位: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