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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亲阁主吕树英先生（1919-2000年）的收藏故事应从先生与家人暂居广州湾时说起。广州湾原为法国租界，后于1946年归还中国。二战期间，先生避居于此，并结识了一众好友，其中不乏有日后成为香港金融及地产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先生与友人兴趣相合，上世纪50年代末，先生迁回香港之后会定期在铜锣湾会所举办“友爱”周会及月会，畅聊艺事，如同当代的兰亭聚。先生好书画及高古玉，亦好岭南派盆栽，其子至今仍承此传统。1988年，应当时美国农业部长 Richard E. Lyng 之邀，先生与其毕生好友伍宜孙以私人身份向美国人民捐赠了31盆盆景，这批盆景现藏华盛顿美国国家植物园。先生的书画收藏多购自20世纪书画大家之手，包括谢稚柳（1910-1997年）、张善孖（1882-1940年）及张大千（1899-1983年）。1981年，先生及夫人还曾应张大千之邀前往台北参观其盆景及玉石珍藏。先生在他的各类收藏当中，尤其钟情高古玉器。上世纪50年代末，先生开始涉足高古玉收藏，后于60年代结识了吴湖帆（1894-1968年）。吴湖帆为晚清金石学家及《古玉图考》著者吴大澂（1835-1902年）之嗣孙。藉此渊源，先生的藏玉理念亦颇受吴大澂的影响。1983年，先生曾邀请著名玉石研究学者那志良（1908-1998年）参观其收藏。那志良为原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并曾参与清室善后委员会文物点查工作。吕树英先生除了于1988年捐赠给美国一批盆景之外，其书画收藏亦于2011年在香港上拍。而即将于6月现身拍场的高古玉器则是先生珍藏中的第三批，也将是最后一批，它代表着上世纪60至80年代香港的友集收藏哲学，或是目前香港所剩最后几个具有当时时代特色的私人珍藏之一。
| 怀亲阁珍藏高古玉 |
中国古代先民典藏玉器之传统，自商周以降至今，源远流长。汉及汉以前高古玉器，历来被奉为正统，市不多觅。综观吕树英先生的玉器珍藏，风格自新石器时期至汉晋时期，部分明清仿古玉亦是追摹东周两汉之玉器造型。作为一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活跃于香港本土的收藏家，吕先生竭尽所能，寻觅市场上可见之高古玉器，其品味体现了传统鉴藏家执着于对周汉玉器的“古欢清爱”。
这种古玉收藏观念，应受晚清金石学家吴大澂的影响。用考古学家夏鼐的话说：吴大澂是“一位有古器物学者倾向的儒家学者”。他1889年著录的《古玉图考》意义深远，影响着其后长达一个世纪的学者与收藏家，序言中开宗明义称君子以玉比德，奉玉为社会典章礼仪、等级服饰之象征，而非一般的玩物。这正是两千年来儒家文士对“玉”的观念。吕树英先生的玉器收藏种类，以及整体呈现出的审美意趣，延续了吴大澂以来的传统金石学文人品位，所藏见玉璧、玉琮、玉璜、玉剑首、剑格、剑珌及剑璏，品种繁多，大小不一，质精工美，古韵悠然。这些玉器构成了吕氏收藏之大宗，与百年前《古玉图考》著录品类不谋而合，遥相呼应。与其说数十年的玉器收藏是吕先生的个人选择，不如说这是上世纪传统文人士绅集体审美意识的体现。先生记录玉器的卷标，亦沿用着传统文人语汇，例如珍藏中的一件玉环（图1），先生笔记：“素环，西周，秋葵色，水银沁，1978年购”，另如一件玉铲，先生记：“栗色水银浸，1972年购自中易”。水银沁是清末、民国古玩界约定俗成之术语，指地下或墓葬中的水银侵入玉质肌理，从而形成的黑色沁，又称“黑漆古”。民国古玉收藏家刘大同在《古玉辨》中提到：“玉之未入土者，名曰传世古，又名自来旧。入土者名曰土古，殉葬之玉，因其含殓，名曰琀玉。” 其實这两类玉器在今人看来，前者即所谓的传世“熟坑玉”，后者为出土“生坑玉”。吕树英先生的古玉收藏，多半以“熟坑玉”为主，这也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古玩市场所能提供之玉器。
随着大量科学田野考古发掘，日益丰富的墓葬遗址出土数据，帮助我们对中国古玉之认知，逐渐走出传统证经补史的囿限，从而转向探索不同族群的物质文化现象。吕氏玉器收藏中可见一众经典古玉（图2），其中包括一件玉环（图3），饰勾连云纹，表面见钙化痕迹并带有麻布印痕，甚为罕见。除此之外，另有数例或可加深我们对新石器古玉之认识。例如一件玉勾云纹佩（图4），其整体造型、青黄玉质和瓦沟纹的琢磨工艺，具有浓厚的红山文化玉器特征，但这种单勾云形带齿牙的形制，不见于目前考古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然而，在约1500年后的内蒙古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件勾云形佩（图5），与此玉佩尺寸、造型相似，兼具红山文化兽面形玉佩和勾云形玉佩的特点，应是夏家店文化对红山玉器的传承与改制（朱乃诚，〈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六题〉，《考古》，2016年02期）。吕先生的这件勾云形佩，或许也是后红山文化玉器的一个例证。另如一件玉鹰形笄，青玉褐沁，高5.5厘米，圆柱体，笄尾收细，浅浮雕鹰首，身体羽翅以简洁的阳起线表现，腹部单向钻孔。类似的短体鹰形玉笄虽在湖北石家河文化中也有出土（古方，《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卷10，北京，2005年，页36），但大部分所见的鹰形玉笄都是细长体（《肖家屋脊 下册》，北京，1999年，彩图版14：1）。然而，我们也可以在商代、汉代墓葬中看到这类玉笄的延续（商墓例见古方，《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卷5，页112；汉墓例见前述出处，卷6，页149），其中既有先民古物的遗留，也有继承史前传统的改制。
这些例子足以可见，新石器时期某种玉器的造型或风格，以一种我们目前还不能完全了解的方式，在后世传承，并影响着其造型和加工工艺。远古的玉文化，以这种悄无声息，却令人惊叹的力量，层层演进，脉脉相承，构成了中国独有的八千年玉文化历史。
怀亲阁珍藏高古玉将于2017年6月1日至2日在香港苏富比上拍。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垂询香港苏富比。
| 怀亲阁珍藏高古玉 |
中国古代先民典藏玉器之传统，自商周以降至今，源远流长。汉及汉以前高古玉器，历来被奉为正统，市不多觅。综观吕树英先生的玉器珍藏，风格自新石器时期至汉晋时期，部分明清仿古玉亦是追摹东周两汉之玉器造型。作为一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活跃于香港本土的收藏家，吕先生竭尽所能，寻觅市场上可见之高古玉器，其品味体现了传统鉴藏家执着于对周汉玉器的“古欢清爱”。
这种古玉收藏观念，应受晚清金石学家吴大澂的影响。用考古学家夏鼐的话说：吴大澂是“一位有古器物学者倾向的儒家学者”。他1889年著录的《古玉图考》意义深远，影响着其后长达一个世纪的学者与收藏家，序言中开宗明义称君子以玉比德，奉玉为社会典章礼仪、等级服饰之象征，而非一般的玩物。这正是两千年来儒家文士对“玉”的观念。吕树英先生的玉器收藏种类，以及整体呈现出的审美意趣，延续了吴大澂以来的传统金石学文人品位，所藏见玉璧、玉琮、玉璜、玉剑首、剑格、剑珌及剑璏，品种繁多，大小不一，质精工美，古韵悠然。这些玉器构成了吕氏收藏之大宗，与百年前《古玉图考》著录品类不谋而合，遥相呼应。与其说数十年的玉器收藏是吕先生的个人选择，不如说这是上世纪传统文人士绅集体审美意识的体现。先生记录玉器的卷标，亦沿用着传统文人语汇，例如珍藏中的一件玉环（图1），先生笔记：“素环，西周，秋葵色，水银沁，1978年购”，另如一件玉铲，先生记：“栗色水银浸，1972年购自中易”。水银沁是清末、民国古玩界约定俗成之术语，指地下或墓葬中的水银侵入玉质肌理，从而形成的黑色沁，又称“黑漆古”。民国古玉收藏家刘大同在《古玉辨》中提到：“玉之未入土者，名曰传世古，又名自来旧。入土者名曰土古，殉葬之玉，因其含殓，名曰琀玉。” 其實这两类玉器在今人看来，前者即所谓的传世“熟坑玉”，后者为出土“生坑玉”。吕树英先生的古玉收藏，多半以“熟坑玉”为主，这也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古玩市场所能提供之玉器。
随着大量科学田野考古发掘，日益丰富的墓葬遗址出土数据，帮助我们对中国古玉之认知，逐渐走出传统证经补史的囿限，从而转向探索不同族群的物质文化现象。吕氏玉器收藏中可见一众经典古玉（图2），其中包括一件玉环（图3），饰勾连云纹，表面见钙化痕迹并带有麻布印痕，甚为罕见。除此之外，另有数例或可加深我们对新石器古玉之认识。例如一件玉勾云纹佩（图4），其整体造型、青黄玉质和瓦沟纹的琢磨工艺，具有浓厚的红山文化玉器特征，但这种单勾云形带齿牙的形制，不见于目前考古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然而，在约1500年后的内蒙古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件勾云形佩（图5），与此玉佩尺寸、造型相似，兼具红山文化兽面形玉佩和勾云形玉佩的特点，应是夏家店文化对红山玉器的传承与改制（朱乃诚，〈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六题〉，《考古》，2016年02期）。吕先生的这件勾云形佩，或许也是后红山文化玉器的一个例证。另如一件玉鹰形笄，青玉褐沁，高5.5厘米，圆柱体，笄尾收细，浅浮雕鹰首，身体羽翅以简洁的阳起线表现，腹部单向钻孔。类似的短体鹰形玉笄虽在湖北石家河文化中也有出土（古方，《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卷10，北京，2005年，页36），但大部分所见的鹰形玉笄都是细长体（《肖家屋脊 下册》，北京，1999年，彩图版14：1）。然而，我们也可以在商代、汉代墓葬中看到这类玉笄的延续（商墓例见古方，《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卷5，页112；汉墓例见前述出处，卷6，页149），其中既有先民古物的遗留，也有继承史前传统的改制。
这些例子足以可见，新石器时期某种玉器的造型或风格，以一种我们目前还不能完全了解的方式，在后世传承，并影响着其造型和加工工艺。远古的玉文化，以这种悄无声息，却令人惊叹的力量，层层演进，脉脉相承，构成了中国独有的八千年玉文化历史。
怀亲阁珍藏高古玉将于2017年6月1日至2日在香港苏富比上拍。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垂询香港苏富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