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丛书源自南宋，宋高宗嘉泰二年（1202）俞鼎孙、俞经曾编《儒学警悟》，度宗咸淳九年(1273)左圭辑刻《百川学海》，这两部书被视为丛书之始。此后，刊刻辑纂之风一直相沿，明清之代此风大盛。其中既有民间之力，又有官府之功。中国古代最著名的丛书要数清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全书历时十年编纂而成，分藏七地。共分经、史、子、集四部，计收书3500余种，79300余卷，36000余册，逾10亿字，相当于同时期法国狄德罗主编《百科全书》的四十四倍。该书收录了清代乾隆以前中国重要的典籍，并且编纂人员皆为当时著名学者，代表了当时学术的最高水准，被誉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文化工程。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丛书，中国古代文化得以传承，后人也能从中探索出历史的痕迹。
　　但是，由于《四库全书》由乾隆敕编，本质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统治的需要，名为“稽古右文”，实则“寓禁于征”，因此大量搜罗、查禁、删改、销毁书籍。据流传至今的几种禁毁书目和相关档案记载，全毁书2400余种，抽毁书400余种，铲毁、烧毁书版七、八万块。同时大兴“文字狱”，《四库全书》开馆后10年内竟发生了48起“文字狱”。因此，当后人对《四库全书》不世之功赞叹之时，也不禁对该书给中国文化造成的灾难扼腕叹息，让这部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徒留残存的躯壳横躺在文化的沙漠中。
　　《四库全书》之后，新著作层出不穷，中国古代著名的藏书家耗尽毕生精力藏书、刻书，尤其清代乾嘉之后，辑刻之风大盛，辑纂水平空前提高。其时学者精心校勘古籍，这类精校本多汇为丛书刊刻行世，享有盛名者络绎不绝。如毕沅的《经训堂丛书》、卢文弨的《抱经堂丛书》、鲍廷博的《知不足斋丛书》、张海鹏的《学津讨原》、黄丕烈的《士礼居士丛书》、孙星衍的《平津馆丛书》等等，至今仍为学界所重。此风延及清代后期并未消歇。如此以来，民间藏书家所刊刻、辑佚之书浩如烟海，远非国家“寓禁于征”所能控制，而这些书籍所包含的内容远非官修《四库全书》所能具备。
　　而今，我们欣喜地看到了《千年藏书大典》的部分成果，让我们对中华文化的传承有了更足的信心。北京时代话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打算携同凤凰出版社、巴蜀书社历时十年打造传世精品。《千年藏书大典》前期先行推出六种：《后知不足斋丛书》、《藏修堂丛书》、《文学山房丛书》、《海山仙馆丛书》、《平津馆丛书》、《功顺堂丛书》，精选了清代六大著名藏书家毕生刊刻、收藏的典籍，计101册，堪称中国文化界的一场饕餮盛宴。全书特色，有如下几点：
　　一、以民间、私人藏书为底本原貌影印，不经任何删减、篡改
　　一般来说，官方修书实力相对雄厚，刊刻质量比较高。民间修书则是较逊，但不能一概而论，许多有实力的藏书家刊刻书籍也是不遗余力。如，清代著名的藏书家潘仕成是富商，其自序中言：“但凡生平所见有益实用，则不惜重金搜罗，刊刻付梓。”除此之外，民间修书与官方修书最大的区别在于官方修书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往往将不利于自身利益的文字删减篡改。如，清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了对满清不利的书籍，据统计为13600卷。焚书15万册。销毁版片总数170余种、８万余块。除了焚毁书籍，满清还系统地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目前明代档案仅3000余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也有少量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其余估计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档案，已经全部被销毁了。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外，满清还系统地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除此之外，根据一些近代学者，发现的宋代刻本看，很多描绘金元屠杀的史料，在《四库全书》中，全部遭到了删除和篡改。最令人发指的是，满清还通过篡改文献，达到对汉民族进行诬蔑的目的。如满清宣称，张献忠立有碑文，曰：“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但根据近年四川考古工作者，找到的张献忠碑文看，实际却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根本没有七个杀字。如此之类，不胜枚举，那么民间修书其出发点并不是为了篡改文献，很多文献的真实面目恰恰是通过他们保存下来。如《后知不足斋丛书》中也曾经收录了乾隆时期的禁书《九边图略》，足为后世收书之规。
　　二、内容广博，价值极高
　　《千年藏书大典》全书收录4000余种，收录史料的范围之广、数目之众、内容之丰、价值之大，皆堪称空前。现仅举一两例说明。《海山仙馆丛书》刻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该书共56种485卷，分经、史、子、集四部，有的书未可全，共100册。难得的是，潘仕成在丛书自序中提到，要选择前人著作中有益于实用，探讨学问以及刊本较少的印行于世，除收入经史笔记著作之外，“收入其术数、医药、调燮、种植、方外诸家者流，亦有可观不妨兼采，惟游戏无益之作，文虽精妙，多从刈爱”。因此，丛书中还收入西洋译著《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圜容较义》、《勾股义》等等。这套丛书讲究实学，博采中外，体现了岭南开风气之先的文化潮流，对于研究当时的思想史意义以及学术史意义非常重大。即便如清代著名的金石学家潘祖荫，在其编辑《功顺堂丛书》时，也收录了《平定罗刹方略》，详尽记载了与俄罗斯争端的史实，价值颇高。
　　三、珍本收藏
　　中国古代自宋代活字印刷术发明以来，宋版珍藏书籍不仅受学界推重，更为收藏界所重。清代纂修《四库全书》时，诸多宋版书被篡改，很多学人难以一睹宋版书的面目。但是，诸多宋版书却为诸多私人藏书家珍藏，并以此刊刻付梓，广为学人称道。如鲍廷爵景慕鲍廷博，表示继《知不足斋丛书》之后，编成《后知不足斋丛书》。家中所珍藏诸多宋版书籍得以面世。如所收《稽瑞》就为宋刊孤本，至为珍贵。至于后面即将推出的《惜阴轩丛书》则是辑录了宋元明善本34种，如《学易记》、《周易本义爻征》、《虚字说》、《京畿金石考》、《雍州金石记》、《正蒙会稿》、《小儿药证》、《真诀卫生宝鉴》、《六如画谱》、《见物》、《表异录》、《老子集解》，凡12种，皆四库未收者，或刊本稀少，或旧板遗亡，或仅有钞本，未经梓行人间，未见书居其大半，今荟萃成编，会诸海内，洵大观也。《会稽三赋》、《格古要论》、《元城语录》，兹3种亦经四库收入，而是书所登有不同者。该书的付梓，使一些珍本、孤本得以流传至今，因而其在文献学和金石、医药、经学等方面的研究中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自古以来，文化工程是中华民族的内涵载体，从“四库全书”到如今的“藏书大典”，我们可从其中慢慢披阅浩繁的典籍，也真实感受中华民族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