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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汪辉祖在长期的作幕与仕宦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从业经验，也形成了调处息讼、减少讼累，详慎推求、毕得其实，矜恤两造、慎重民命，律以养人、礼顺人情等宝贵的法制思想，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法制建设都有启发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汪辉祖；法律；思想
汪辉祖，字焕曾，号龙庄，晚号归庐，浙江绍兴府萧山县人。清代“自督抚以下，司、道、府、州、县，衙门虽自不同，俱各延有幕宾。”而汪辉祖自乾隆十七年至五十年，在江浙地区佐理州县幕府长达三十四年，后又曾在湖南作官，长期从事刑名之事，积累了丰富的从业经验，并形成了相关法律思想，本文拟对其法律思想作一粗浅总结。
一、调处息讼、减少讼累
清代官场中，刑狱治民与钱粮征输是地方政府的两大事务。钱粮征收，一年两次，刑名事务，常年不断，所以，“地方之要，首在狱讼”，司法成为清代地方行政中的头号政务。州县官听理辖区内所有案件，不仅接受诉状、实施调查、讯问与侦缉罪犯，而且主持庭审、宣布判决。理讼责任重大，关系官员考成，万一处理不当，轻则罚俸，重则革职乃至处以死刑。刑名幕友起草官批，准备案情摘要，拟写上呈报告，从受理、庭审到判决，皆由其幕后策划。
但对于平民百姓而言，诉讼往往意味着财产与身心的劫难。除地方官贪赃枉法外，胥吏衙役皆以讼案为生财之道。一打官司，原告就需交纳挂号费、传呈费、买批费、送稿纸笔费、出票费、升堂费、坐堂费、踏勘费、结案费、和息费等种种陋规。此外，青吏差役还借端向原、被告患意敲诈勒索，如果是命案，则杀人犯或嫌疑犯的财物更是被勒索一空。因此，中国法律中就有避讼、厌讼的传统，而无讼则一直是执政者追求的目标。《论语·颜渊》云：“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清代康熙帝曾作“圣谕十六条”，告诫国人“和乡党以息争讼”，“息诬告以全良善”。
汪辉祖也从百姓的角度出发，大力提倡息讼。他说：“词讼之应审者，什无四五。其里邻口角，骨肉参商细故，不过一时竞气，冒昧启讼，否则有不肖之人，从中播弄。果能审理平情，明切譬晓，其人类能悔悟，皆可随时消释。间有准理后，亲邻调处，吁请息销者，两造既归辑睦，官府当予矜全，可息便息，亦宁人之道，断不可执持成见，必使终讼，伤闾党之和，以饱差房之欲。”地方刑事案件不多，大量的民事诉讼“类皆户婚细故。两造非亲则故，非族则邻，情深累世，衅起一时，本无不解之仇。第摘其词中要害，酌理准情，割切谕导，使弱者心平，强者气沮，自有亲邻调处。与其息于准理之后，费入差房，何如晓于具状之初，谊全姻睦”。汪辉祖认为断案不如息案，“勤于听断，善已，然有不必过分皂白，可归和睦者，则莫如亲友之调处。盖听断以法，而调处以情；法则径渭不可不分，情则是非不妨稍借；理直者既通亲友之情，义曲者可免公庭之法”。能使民众免于涉讼，是汪辉祖首先追求的目标。
实在须审理的，则力求减少讼累。首先，汪辉祖主张尽量避免牵连无关人员。慎初报，“初报以简明为上，情节之无与罪名者，人证之无关出入者，皆宜详审节删。多一情节，则多一疑窦，多一人证，则多一拖累”，其次，勤听讼，速结案，尽量少耗费百姓的时间、精力。官员称职在勤，刑名幕友办理幕务，最要亦在勤，否则遇事迁延，民众乃受拖累；审案贵结，“宕延时日，讼者多食用之费，家人增悬望之忧，是虐民也”，“故不审不如不示期，不结不如不传审”。
二、详慎推求，毕得其实
汪辉祖认为，审理案件时，“必当详慎推求，毕得其实。然后酌情理之中……求其可生之道，予以能生之路，则犯自输服，诚如岳家军，不可撼动矣。”因此，强调理讼须慎重行事，就是要认真地探求事实。汪辉祖强调不可轻信草供，一定要慎重审讯。他指出：“罪从供定，犯供最关紧要。然五听之法，辞止一端。且录供之吏，难保一无上下其手之弊。据供定罪，尚恐未真。”办理重案，尤“须理清端绪，分别重轻，可以事为经者，以人纬之，可以人为经者，以事纬之。自为籍记，成算在胸，方可有条不紊，不堕书吏术中。其土音各别，须用通事者，一语之讹，毫厘千里，尤宜慎之又慎。”命案更需慎察情形，“情者，起衅之由，形者，争殴之状”，“此是出入最要关键，审办时，必须令仵作与凶手照供比试，所叙详供，宛然有一争殴之状，凿凿在目，方无游移干驳之患。”汪辉祖不仅要求反复详讯，对于审讯时所用的方法，也十分慎重讲究。他反对用刑，非刑更不用，“命有下手情形，盗有攫赃光景，撰之以理，衡之以情，未有不得其实者”，“若欲速成而刑求之，且勿论其畏刑自诬，未可信也，纵可信矣，供以刑取，问心其能安手?”其求得实情方法大致有：
一是色听。两造当前，“必先定气凝神，注目以熟察之。情虚者良久即眉动而目瞬，两颊肉颤不已。出其不意，发一语话之，其真立露，往往以是得要犯。”
二是多讯问。他说：“官坐堂上，可茶、可烟、可小食，从容自如；犯跪堂下，外则饥惫，内则畏惧，虽甚刁谲，言多必失。静听其隙而严诘之，受之以需，何患不得。”宜言之以理，动之以情，感化犯人。他审案，“与犯人言，温温然”，犯人言多必失，即可攻其隙伪。例如宁远县匡学义侵吞寡妇李氏田产案。匡学义欺李氏不识字，在李氏田契上都写明系与其合购。汪辉祖佯称应依产契批断，夸奖匡学义善于经营，然后问其现有家产、丁口以及应纳田粮，计其所余，衣食尚嫌不给，因而拍案大怒说：“然则汝同李氏买田之资，必由窃盗来矣!”匡学义大窘，方供认伪书同买产契。
三是分别研讯，使犯人不能互相威胁串供。例如宁远李某殴徐某垂死一案，李称该日赴胡某寿宴，以同座六人为证，六人供词如出一口。汪辉祖乃分别询问入门先后，座位上下，肴撰名目，六人语无一同者，可见皆系伪证。又如盛大被诬为盗，自意逃军犯抢万无生理，所以信口诬服，其徒亦皆附和，八人口供熟滑如背书，无一语参差。经隔别研鞠，则供词歧异。
四是依据证据断案。零陵县民谢子存，为侵吞弟媳家产，诬其遗腹子非亲生。汪辉祖觅得接生婆、乳母、医生等证人，遂尽悉案情。不过，汪辉祖也提醒要防止伪证，人证、物证不可逮信。
五是据人情、事理判断供辞之是非。例如林好窃渔被诬为洋盗一案，事主供称兄弟三人分驾三舟同渔，被风飘至黄盘，又同泊一处，遭三艘盗船同伙强劫。汪辉祖指出：黄盘乃是外洋，三船因风驱散，决不可能飘至同处，为同伙洋盗劫掠之可能。后经再讯，果然是飘失之后各不相顾，被林好等各窃各船，并非同伙共盗。
六是神殿问供。利用民众敬畏神灵，恐惧阴谴的心理，使其吐实。例如刘开扬殴毙其弟刘开禄一案，汪辉祖在城隆庙拜神听审，开杨之子闰喜自称系鬼卒导引，自首为殴杀开禄凶手，案情大白。
三、矜恤两造，慎重民命
汪辉祖对待涉讼两造，矜恤周至， 虽嫉恶如仇，但对盗贼人犯仍持仁恕之心。他曾经引用《元史·张养浩传》：“彼皆良民，饥寒所迫，不得已而为盗耳!”然后他说：“今盗亦犹是民也”，竟然群起盗窃，“岂沽恶不悛，其天性然软?抑有司之不能宣上德化，无以感之软?!”再则，“身为法吏，果能时时畏法，事事奉法乎?贪酷者无论，即谨慎自持，终不能于廉俸之外一介不取”，“故遇愚民犯法，但能反身自问，自然归于平恕。”
他在佐幕时，“无论事之大小，必静坐片刻，为犯事者设身置想，并为其父母骨肉通盘筹画。始而怒，继而平，久乃觉其可矜。然后与居停商量，细心推鞠，从不轻予夹拶，而真情自出，故成招之案，鲜有翻异”。出任宁远县令之后，凡遇户婚田土案件，绝不轻易挞人，“至两造族姻，互汗细故，既分曲直，便判输赢，一予责惩，转留衅隙”，不如“将应挝不挞之故，明白宣谕，使知幅然自悟，知惧且感，则一纸遵依，胜公庭百挞矣”。这种做法，对民事案件双方将来的和睦相处，很有帮助。他还主张妇女不可轻唤，“盖幽娴之女，全其颜面，即以保其贞操，而妒悍之妇，存其廉耻，亦可杜其泼横”。依照清律规定，窃盗之罪计赃量刑，有的地方窃米依照时价估赃。汪辉祖在长洲县令郑毓贤幕，甚不以为然。乃为其主官拟一通察，分达各级上司，请求仍依部价估赃。其理由是：事主大多憎恶窃贼，不见浮开被窃数量；何况斛只大小难齐，米色高下不一，“凭一纸赃单，速拟缳首，恐日久弊生，不无冤抑”。巡抚获禀，行臬司议准通行。
汪辉祖特别注意为犯人求生，反复申明：“求生二字，崇公仁心，曲传于文忠公之笔，实千古法家要诀。法在必死，国有常刑，原非幕友所敢曲纵，其介可轻可重之间者，所争止在片语，而出入甚关重大，此处非设身处地，诚求不可，诚求反复，必有一线生机，可以藉手”；“夫律例一书，于明刑之中，矜恤曲至，犯罪自首一条，网开一面，乃求生之路”； “名例一门，义尽仁至，大概必不得已而用法者，尤宜细细体究，而自首各则，断不可略观大意。倘有投案之犯，务在求生以全民命。欧阳崇公所谓‘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于我两无憾也’”。
汪辉祖佐幕时几次辞馆，大部分也是欲为嫌犯解脱而致。后在宁远为官时，审理匡学义侵吞寡妇李氏田产一案，匡学义招出伪书同买之后，汪辉祖念其尚非大恶，而且为李氏经营，颇为出力，乃勒令匡学义归宗，劝李氏勿再苛究。再如刘开扬一案，刘开扬主使其子闰喜，殴毙其弟开禄。依照清律规定，刘开扬父子均应处死，而汪辉祖念“开禄气已将尽，不殴亦死。以开扬父子抵之，情稍可悯”，所以将下手之闰喜照故杀拟抵，不究余犯。后经臬司委员审出主使缘由，汪辉祖犯了“故出”，应受重罚，幸得巡抚念予以回护，令其速自更正，改依谋杀拟详，汪辉祖熟稳律文，当然知道“故出”人罪，“至死者坐以死罪”。他为此受到了上司的责备，但他能冒着自己考成的危险，去为犯人求生，是难得的。
但是汪辉祖并不是一味宽纵，在许多案件里，他都挺身而出，维护弱小的利益，抑制强暴的侵害。例如“周张氏请为殇子立继”一案，汪辉祖强调“与其绝荡而伤慈母之心，何如继荡以全贞妇之志”；在黄俞氏应承夫产一案，他指斥“无干之族长”攘夺嫠妇应继之产，令其不得过问；在同姓不宗争继一案，他引经据典，说明同姓不宗即如异姓，而禁止争继。诸案皆因刁徒图产而起，在他凌厉的笔锋之下，贪鄙却步，孤寡得保，真是大快人心。他一贯秉持除暴安良的原则，对于估恶不悛之辈皆立予惩处，如严治地棍，痛杖凶丐老猴，枷系藉尸讹诈的地保，颊批讼师黄天桂及陈禹锡等等。然而即使对于这类刁徒，也不滥用非刑，可见其对待刑案被告的仁恕态度。
四、律以养人，礼顺人情
汪辉祖认为法律只是一种下层规范，是一种呆板的准则，“学之不难”，“所虑者，知法而不通乎法之神明”。同时，他也指出：“律之为书，各条具有精蕴。仁至义尽，解悟不易，非就其同异之处，融会贯通，鲜不失之毫厘，去之千里。夫幕客之用律，犹秀才之用四子书也。四子书解误，其害止于考列下等，律文解误其害乃致延及生灵。……如能引律而己，则悬律一条以比附人罪，一刑胥足矣，何藉幕为?”
礼主刑辅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法律极端重视礼，礼成为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礼具有合法性和强制性。同时礼成为判断有罪无罪的标准。礼认为对的，就是法认为合法的；礼所不容许的，也就是法所禁为的。”古代法律本身就是依据儒家礼教原则制定的，因此，引经决狱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所认定的司法审判的最高境界，《后汉书·应邵传》云董仲舒“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 汪辉祖也因此主张“讲习律令，剖条发蕴，寻绎究竟，轻重之间，不爽株黍。及其援据比附，惟变所通，不为典要，律之所穷，通以经术。”
可是，礼也不是至高、万全的规范。汪辉祖认为“礼顺人情，情之所不可禁，不能执礼以夺之也”。因此，汪辉祖提倡“法贵准情”。他说：“法所不容姑脱者，原不宜曲法以长奸情，尚可以从宽者，总不妨原情而略法”； “幕之为学，读律尚己，其运用之妙，尤在善体人情。盖各处风俗，往往不同，必须虚心体问，就其俗尚所宜，随时调剂，然后傅以律令，则上下相协”。
在汪辉祖看来，法律规范有三个层次，上者为天理，中者为礼经，下者为法律。司法制度的目的，在于依据天理，公正地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个人权利，起到养人、爱民的作用。对一个司法工作者而言，就是利用现有的法律或其他规范，去体现天理的公平正义。汪辉祖在决断诉讼时，灵活地运用各种规范，不拘文义，变通法意和经旨，追寻每一个案件里最妥善、最确当的决断，目的都是养人、爱民。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汪辉祖为何在调处、勘验、听审、决断等各个环节，苦心孤诣地考虑涉案者及相关诸人的利害，设想周详，甚至不惜弃馆被参，为犯人开脱。例如在盛大犯抢被诬为强盗，林好窃鱼被诬为洋盗，徐姓私家拜斗被控为邪教，余某被控踢死卢标，许天若被控调戏致死蒋虞氏诸案，他都一一辨析事理，指明所控不实，而改用轻条。至于断案引用何种规范、如何诠释，也是以能否保障案件内各种相关之人的正当利益来衡量。例如在黄俞氏求承夫产一案，夫族便想滥引祔食原则；同姓不宗争继遗产二案，冯某即欲滥引“择立同姓”一条；浦四童养妻犯奸一案，各级上司倾向将童养妻与妻等视，汪辉祖皆引经据典，竭力指陈其不当，而改用其它准则。这些都体现了汪辉祖律以养人、礼顺人情的法律思想。
参考文献：
[1]田文镜.钦颁州县事宜·慎延幕宾[O].
[2]佐治药言·勿轻令人习幕.
[3]清圣祖实录[O].康熙九年冬十月乙酉朔.
[4]佐治药言·息讼[O].
[5]王宗炎.汪龙庄行状[A].晚闻居士遗集(卷八)[C].
[6]瞿同祖.法律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历史的考察[A].瞿同祖法学论著集[C].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401.
【关键词】汪辉祖；法律；思想
汪辉祖，字焕曾，号龙庄，晚号归庐，浙江绍兴府萧山县人。清代“自督抚以下，司、道、府、州、县，衙门虽自不同，俱各延有幕宾。”而汪辉祖自乾隆十七年至五十年，在江浙地区佐理州县幕府长达三十四年，后又曾在湖南作官，长期从事刑名之事，积累了丰富的从业经验，并形成了相关法律思想，本文拟对其法律思想作一粗浅总结。
一、调处息讼、减少讼累
清代官场中，刑狱治民与钱粮征输是地方政府的两大事务。钱粮征收，一年两次，刑名事务，常年不断，所以，“地方之要，首在狱讼”，司法成为清代地方行政中的头号政务。州县官听理辖区内所有案件，不仅接受诉状、实施调查、讯问与侦缉罪犯，而且主持庭审、宣布判决。理讼责任重大，关系官员考成，万一处理不当，轻则罚俸，重则革职乃至处以死刑。刑名幕友起草官批，准备案情摘要，拟写上呈报告，从受理、庭审到判决，皆由其幕后策划。
但对于平民百姓而言，诉讼往往意味着财产与身心的劫难。除地方官贪赃枉法外，胥吏衙役皆以讼案为生财之道。一打官司，原告就需交纳挂号费、传呈费、买批费、送稿纸笔费、出票费、升堂费、坐堂费、踏勘费、结案费、和息费等种种陋规。此外，青吏差役还借端向原、被告患意敲诈勒索，如果是命案，则杀人犯或嫌疑犯的财物更是被勒索一空。因此，中国法律中就有避讼、厌讼的传统，而无讼则一直是执政者追求的目标。《论语·颜渊》云：“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清代康熙帝曾作“圣谕十六条”，告诫国人“和乡党以息争讼”，“息诬告以全良善”。
汪辉祖也从百姓的角度出发，大力提倡息讼。他说：“词讼之应审者，什无四五。其里邻口角，骨肉参商细故，不过一时竞气，冒昧启讼，否则有不肖之人，从中播弄。果能审理平情，明切譬晓，其人类能悔悟，皆可随时消释。间有准理后，亲邻调处，吁请息销者，两造既归辑睦，官府当予矜全，可息便息，亦宁人之道，断不可执持成见，必使终讼，伤闾党之和，以饱差房之欲。”地方刑事案件不多，大量的民事诉讼“类皆户婚细故。两造非亲则故，非族则邻，情深累世，衅起一时，本无不解之仇。第摘其词中要害，酌理准情，割切谕导，使弱者心平，强者气沮，自有亲邻调处。与其息于准理之后，费入差房，何如晓于具状之初，谊全姻睦”。汪辉祖认为断案不如息案，“勤于听断，善已，然有不必过分皂白，可归和睦者，则莫如亲友之调处。盖听断以法，而调处以情；法则径渭不可不分，情则是非不妨稍借；理直者既通亲友之情，义曲者可免公庭之法”。能使民众免于涉讼，是汪辉祖首先追求的目标。
实在须审理的，则力求减少讼累。首先，汪辉祖主张尽量避免牵连无关人员。慎初报，“初报以简明为上，情节之无与罪名者，人证之无关出入者，皆宜详审节删。多一情节，则多一疑窦，多一人证，则多一拖累”，其次，勤听讼，速结案，尽量少耗费百姓的时间、精力。官员称职在勤，刑名幕友办理幕务，最要亦在勤，否则遇事迁延，民众乃受拖累；审案贵结，“宕延时日，讼者多食用之费，家人增悬望之忧，是虐民也”，“故不审不如不示期，不结不如不传审”。
二、详慎推求，毕得其实
汪辉祖认为，审理案件时，“必当详慎推求，毕得其实。然后酌情理之中……求其可生之道，予以能生之路，则犯自输服，诚如岳家军，不可撼动矣。”因此，强调理讼须慎重行事，就是要认真地探求事实。汪辉祖强调不可轻信草供，一定要慎重审讯。他指出：“罪从供定，犯供最关紧要。然五听之法，辞止一端。且录供之吏，难保一无上下其手之弊。据供定罪，尚恐未真。”办理重案，尤“须理清端绪，分别重轻，可以事为经者，以人纬之，可以人为经者，以事纬之。自为籍记，成算在胸，方可有条不紊，不堕书吏术中。其土音各别，须用通事者，一语之讹，毫厘千里，尤宜慎之又慎。”命案更需慎察情形，“情者，起衅之由，形者，争殴之状”，“此是出入最要关键，审办时，必须令仵作与凶手照供比试，所叙详供，宛然有一争殴之状，凿凿在目，方无游移干驳之患。”汪辉祖不仅要求反复详讯，对于审讯时所用的方法，也十分慎重讲究。他反对用刑，非刑更不用，“命有下手情形，盗有攫赃光景，撰之以理，衡之以情，未有不得其实者”，“若欲速成而刑求之，且勿论其畏刑自诬，未可信也，纵可信矣，供以刑取，问心其能安手?”其求得实情方法大致有：
一是色听。两造当前，“必先定气凝神，注目以熟察之。情虚者良久即眉动而目瞬，两颊肉颤不已。出其不意，发一语话之，其真立露，往往以是得要犯。”
二是多讯问。他说：“官坐堂上，可茶、可烟、可小食，从容自如；犯跪堂下，外则饥惫，内则畏惧，虽甚刁谲，言多必失。静听其隙而严诘之，受之以需，何患不得。”宜言之以理，动之以情，感化犯人。他审案，“与犯人言，温温然”，犯人言多必失，即可攻其隙伪。例如宁远县匡学义侵吞寡妇李氏田产案。匡学义欺李氏不识字，在李氏田契上都写明系与其合购。汪辉祖佯称应依产契批断，夸奖匡学义善于经营，然后问其现有家产、丁口以及应纳田粮，计其所余，衣食尚嫌不给，因而拍案大怒说：“然则汝同李氏买田之资，必由窃盗来矣!”匡学义大窘，方供认伪书同买产契。
三是分别研讯，使犯人不能互相威胁串供。例如宁远李某殴徐某垂死一案，李称该日赴胡某寿宴，以同座六人为证，六人供词如出一口。汪辉祖乃分别询问入门先后，座位上下，肴撰名目，六人语无一同者，可见皆系伪证。又如盛大被诬为盗，自意逃军犯抢万无生理，所以信口诬服，其徒亦皆附和，八人口供熟滑如背书，无一语参差。经隔别研鞠，则供词歧异。
四是依据证据断案。零陵县民谢子存，为侵吞弟媳家产，诬其遗腹子非亲生。汪辉祖觅得接生婆、乳母、医生等证人，遂尽悉案情。不过，汪辉祖也提醒要防止伪证，人证、物证不可逮信。
五是据人情、事理判断供辞之是非。例如林好窃渔被诬为洋盗一案，事主供称兄弟三人分驾三舟同渔，被风飘至黄盘，又同泊一处，遭三艘盗船同伙强劫。汪辉祖指出：黄盘乃是外洋，三船因风驱散，决不可能飘至同处，为同伙洋盗劫掠之可能。后经再讯，果然是飘失之后各不相顾，被林好等各窃各船，并非同伙共盗。
六是神殿问供。利用民众敬畏神灵，恐惧阴谴的心理，使其吐实。例如刘开扬殴毙其弟刘开禄一案，汪辉祖在城隆庙拜神听审，开杨之子闰喜自称系鬼卒导引，自首为殴杀开禄凶手，案情大白。
三、矜恤两造，慎重民命
汪辉祖对待涉讼两造，矜恤周至， 虽嫉恶如仇，但对盗贼人犯仍持仁恕之心。他曾经引用《元史·张养浩传》：“彼皆良民，饥寒所迫，不得已而为盗耳!”然后他说：“今盗亦犹是民也”，竟然群起盗窃，“岂沽恶不悛，其天性然软?抑有司之不能宣上德化，无以感之软?!”再则，“身为法吏，果能时时畏法，事事奉法乎?贪酷者无论，即谨慎自持，终不能于廉俸之外一介不取”，“故遇愚民犯法，但能反身自问，自然归于平恕。”
他在佐幕时，“无论事之大小，必静坐片刻，为犯事者设身置想，并为其父母骨肉通盘筹画。始而怒，继而平，久乃觉其可矜。然后与居停商量，细心推鞠，从不轻予夹拶，而真情自出，故成招之案，鲜有翻异”。出任宁远县令之后，凡遇户婚田土案件，绝不轻易挞人，“至两造族姻，互汗细故，既分曲直，便判输赢，一予责惩，转留衅隙”，不如“将应挝不挞之故，明白宣谕，使知幅然自悟，知惧且感，则一纸遵依，胜公庭百挞矣”。这种做法，对民事案件双方将来的和睦相处，很有帮助。他还主张妇女不可轻唤，“盖幽娴之女，全其颜面，即以保其贞操，而妒悍之妇，存其廉耻，亦可杜其泼横”。依照清律规定，窃盗之罪计赃量刑，有的地方窃米依照时价估赃。汪辉祖在长洲县令郑毓贤幕，甚不以为然。乃为其主官拟一通察，分达各级上司，请求仍依部价估赃。其理由是：事主大多憎恶窃贼，不见浮开被窃数量；何况斛只大小难齐，米色高下不一，“凭一纸赃单，速拟缳首，恐日久弊生，不无冤抑”。巡抚获禀，行臬司议准通行。
汪辉祖特别注意为犯人求生，反复申明：“求生二字，崇公仁心，曲传于文忠公之笔，实千古法家要诀。法在必死，国有常刑，原非幕友所敢曲纵，其介可轻可重之间者，所争止在片语，而出入甚关重大，此处非设身处地，诚求不可，诚求反复，必有一线生机，可以藉手”；“夫律例一书，于明刑之中，矜恤曲至，犯罪自首一条，网开一面，乃求生之路”； “名例一门，义尽仁至，大概必不得已而用法者，尤宜细细体究，而自首各则，断不可略观大意。倘有投案之犯，务在求生以全民命。欧阳崇公所谓‘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于我两无憾也’”。
汪辉祖佐幕时几次辞馆，大部分也是欲为嫌犯解脱而致。后在宁远为官时，审理匡学义侵吞寡妇李氏田产一案，匡学义招出伪书同买之后，汪辉祖念其尚非大恶，而且为李氏经营，颇为出力，乃勒令匡学义归宗，劝李氏勿再苛究。再如刘开扬一案，刘开扬主使其子闰喜，殴毙其弟开禄。依照清律规定，刘开扬父子均应处死，而汪辉祖念“开禄气已将尽，不殴亦死。以开扬父子抵之，情稍可悯”，所以将下手之闰喜照故杀拟抵，不究余犯。后经臬司委员审出主使缘由，汪辉祖犯了“故出”，应受重罚，幸得巡抚念予以回护，令其速自更正，改依谋杀拟详，汪辉祖熟稳律文，当然知道“故出”人罪，“至死者坐以死罪”。他为此受到了上司的责备，但他能冒着自己考成的危险，去为犯人求生，是难得的。
但是汪辉祖并不是一味宽纵，在许多案件里，他都挺身而出，维护弱小的利益，抑制强暴的侵害。例如“周张氏请为殇子立继”一案，汪辉祖强调“与其绝荡而伤慈母之心，何如继荡以全贞妇之志”；在黄俞氏应承夫产一案，他指斥“无干之族长”攘夺嫠妇应继之产，令其不得过问；在同姓不宗争继一案，他引经据典，说明同姓不宗即如异姓，而禁止争继。诸案皆因刁徒图产而起，在他凌厉的笔锋之下，贪鄙却步，孤寡得保，真是大快人心。他一贯秉持除暴安良的原则，对于估恶不悛之辈皆立予惩处，如严治地棍，痛杖凶丐老猴，枷系藉尸讹诈的地保，颊批讼师黄天桂及陈禹锡等等。然而即使对于这类刁徒，也不滥用非刑，可见其对待刑案被告的仁恕态度。
四、律以养人，礼顺人情
汪辉祖认为法律只是一种下层规范，是一种呆板的准则，“学之不难”，“所虑者，知法而不通乎法之神明”。同时，他也指出：“律之为书，各条具有精蕴。仁至义尽，解悟不易，非就其同异之处，融会贯通，鲜不失之毫厘，去之千里。夫幕客之用律，犹秀才之用四子书也。四子书解误，其害止于考列下等，律文解误其害乃致延及生灵。……如能引律而己，则悬律一条以比附人罪，一刑胥足矣，何藉幕为?”
礼主刑辅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法律极端重视礼，礼成为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礼具有合法性和强制性。同时礼成为判断有罪无罪的标准。礼认为对的，就是法认为合法的；礼所不容许的，也就是法所禁为的。”古代法律本身就是依据儒家礼教原则制定的，因此，引经决狱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所认定的司法审判的最高境界，《后汉书·应邵传》云董仲舒“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 汪辉祖也因此主张“讲习律令，剖条发蕴，寻绎究竟，轻重之间，不爽株黍。及其援据比附，惟变所通，不为典要，律之所穷，通以经术。”
可是，礼也不是至高、万全的规范。汪辉祖认为“礼顺人情，情之所不可禁，不能执礼以夺之也”。因此，汪辉祖提倡“法贵准情”。他说：“法所不容姑脱者，原不宜曲法以长奸情，尚可以从宽者，总不妨原情而略法”； “幕之为学，读律尚己，其运用之妙，尤在善体人情。盖各处风俗，往往不同，必须虚心体问，就其俗尚所宜，随时调剂，然后傅以律令，则上下相协”。
在汪辉祖看来，法律规范有三个层次，上者为天理，中者为礼经，下者为法律。司法制度的目的，在于依据天理，公正地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个人权利，起到养人、爱民的作用。对一个司法工作者而言，就是利用现有的法律或其他规范，去体现天理的公平正义。汪辉祖在决断诉讼时，灵活地运用各种规范，不拘文义，变通法意和经旨，追寻每一个案件里最妥善、最确当的决断，目的都是养人、爱民。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汪辉祖为何在调处、勘验、听审、决断等各个环节，苦心孤诣地考虑涉案者及相关诸人的利害，设想周详，甚至不惜弃馆被参，为犯人开脱。例如在盛大犯抢被诬为强盗，林好窃鱼被诬为洋盗，徐姓私家拜斗被控为邪教，余某被控踢死卢标，许天若被控调戏致死蒋虞氏诸案，他都一一辨析事理，指明所控不实，而改用轻条。至于断案引用何种规范、如何诠释，也是以能否保障案件内各种相关之人的正当利益来衡量。例如在黄俞氏求承夫产一案，夫族便想滥引祔食原则；同姓不宗争继遗产二案，冯某即欲滥引“择立同姓”一条；浦四童养妻犯奸一案，各级上司倾向将童养妻与妻等视，汪辉祖皆引经据典，竭力指陈其不当，而改用其它准则。这些都体现了汪辉祖律以养人、礼顺人情的法律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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