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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园
早春二月，江南大地上有一些地方乍暖还寒，残雪未消，罗店镇郊外的河畔，柳树已经萌发出了淡淡的黄芽，柳枝在春风里变得那么柔软，每一阵春风吹来，所有的枝条都会随风起舞。桑田里那些安安静静的桑树，也迫不及待地扬起一只只小小的“桑拳”，迎接那沿着小河赤足走来的春天。
1925年春天，刚满二十岁的乡村小学教员陈伯吹，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自己苦心经营了数年的朱家宅国民小学，提着简易的行囊，走进了宝山县立第一小学，担任初级部主任。这所小学是当地的名校，创建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校址设在地方政府的办公场地“参将衙门”。校长蒲文贵（撷英）先生是龙门师范的首届毕业生，在宝山是一位几乎家喻户晓的“名师”。蒲校长十分赏识陈伯吹，鼓励他说：“你不用担心，这里的教员们都是接受过革命的风雨和新文化思想洗礼的，大家都听说了你在朱家宅国民小学的办学事迹，陈君来到这里，尽可以再展鸿鹄之志……”
蒲文贵校长说得没错。在这所小学校园里，像《新青年》《向导》《新潮》等当时的进步刊物，还有《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来自上海的报纸，随时都能看到。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等“新文化闯将”的文章和思想，不断地被教员们讨论着、传诵着，也向学生们传递着。没过多久，陈伯吹就与学校里的几位志同道合的教员，成为了亲密无间的朋友。其中像周向之、陈荷百、徐学文等几位老师，不仅思想活跃，满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而且待人真诚，把年龄最小的陈伯吹引为他们的“同志”和兄弟。他们在饭前课后，经常一起讨论时局，交流各自对国民教育、儿童教育和国家前途的思考与体会，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大时代的风雨，正在呼唤和引导着青年陈伯吹走出狭小的自我世界，走向一个伟大的群体与行列。小溪正在向远处的海洋奔流，浪花正在汇入时代的波涛之中……
1926年12月一个寒冷的夜晚，在宝山县文庙内的城中小学一间比较秘密的房子里，陈伯吹与张京石、陈荷百、周向之、徐学文四位好友一起，神色严肃地举行了一个秘密的宣誓仪式。
张京石是他们的“老大”。他说：“从这一刻起，我们五个人，都是真正的同志了！”“同志”这两个字，让陈伯吹感到无比亲切、庄严和神圣。
在此后的日子里，在校园午后的亭子里，在远离人声的小花园一角，有一个身穿西装、神色坚毅的大学生模样的人，经常出现在陈伯吹和周向之、陈荷百、徐学文这几位志同道合的同事面前。
宝山一小的校园看上去虽然还是像往常一样平静，但是在陈伯吹心中，仿佛每天都时刻在准备迎接新的考验。他们一起谈论当前的局势，谈论国家的前途与命运，也谈论教育、哲学和文学。陈伯吹和他的同事被这个青年人的思想和热情深深地感染着。他们心里都已经明白，这个青年人不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而是共产党的一位地下党员。
他的任务，就是在这一带的大、中、小学里秘密活动，团结一些进步的教师和学生，发展壮大力量。
果然，没过多久，陈伯吹他们就赢得了他的信任。他开始安排他们在这一带的学生和群众中间散发和张贴传单。为了在白色恐怖之下做到有效地保护自己，他还细心地教给陈伯吹他们秘密张贴标语的方法：最好是四个人合作进行，一个人在附近望风，一个人刷糨糊，一个人迅速地张贴，另一个人身藏标语随行在后面。
去一些街头巷尾秘密地张贴了几次标语之后，陈伯吹得到了这个青年革命者的赞扬。他说：“你的工作做得很好，组织将考虑吸收你……”听了这话，陈伯吹心里感到热乎乎的，一种崇高、神圣的情感在他胸中燃烧。
然而，在接下来的好几个月时间里，这个青年革命者却再也没有出现过。陈伯吹他们几个在为他担心：难不成他被捕了？
事情果然不出所料，1928年2月的一天，上海出版的《申报》《新闻报》等报章的“吴淞地方新闻”栏里，都刊载了这么一条新闻：
中共党员黄忆农，年十九岁，致力赤色鼓动，妄图颠覆政府，著即执行枪决……
这个消息使陈伯吹和他的几位同事非常难过。当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宝山一小的一间门窗紧闭的教员宿舍里，几个人一起，面对黄忆农曾使用过的一架黑色柯达克照相机，悲痛而庄重地表达了他们的悼念。
他们一起压低声音，有力地发誓：就让这架黑色照相机做证，我们一定会追随你继续向前，绝不改变，永不退却……
陈伯吹后来得知，这位名叫黄忆农的青年革命者，他们人生道路上最早的引路人，又名黄临川、王忆农，牺牲前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吴淞区委书记。
故乡山河，风雨激荡。晚年的陈伯吹撰文回忆说：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受到暂时的挫折……深秋，王忆农同志被杀害了。次年六月，我和同事徐学文以“共产党嫌疑犯”被捕，幸在宿舍内搜查无着，由学校担保具结释放。这年底，我无可奈何地流亡到上海……
客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伯吹在“孤岛”上读到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艰苦卓绝的长征和北上抗日的事迹，让陈伯吹不胜向往。有一些日子里，他一直在悄悄地寻找机会，并且做好了准备，随时逃出上海，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圣地延安去。
虽然延安最终没有去成，但陈伯吹一直没有放弃用手中的笔与日本侵略者“作战”，以至于受到了日本宪兵特务和汉奸的追捕。
抗战胜利后，陈伯吹和朋友们一起发起成立了由众多进步作家组成的“上海儿童读物作者联谊会”。
就在这段日子里，有一天，陈伯吹家里突然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一位叫王志成，一位叫马精武。这两个人当时都在上海新闸小学当老师，都是“中华儿童教育社”的成员。
陈伯吹原本就认识他们，可是经过漫长的战乱岁月，他对这两人现在的情况并不熟悉。在交谈中，王志成笑着问陈伯吹：“不知陈君对当前的局势有什么看法？” 陈伯吹不假思索地说：“时局确实不妙，十分危险。抗战刚刚胜利，国家和百姓受尽了战争的苦难，内战，自然是人人都会反对的！”
“说得好！伯吹兄，你的态度和我们对你的预料是一致的。”
“你们来找我，到底是为了什么？”陈伯吹稍有疑虑地问道。
“今天我和精武兄来找你，想跟你商量一件大事……”说到这里，王志成压低声音说，“但是需要你绝对保密！你能做到吗？”
“这个……”陈伯吹心有灵犀，马上就猜出了几分来意，立刻说道，“请你们相信我，我会绝对保守秘密！”
“就是面临杀头也不会害怕，对吗？”
“是的，为了光明和真理，杀头也不怕！”陈伯吹坚毅地回答说。
“那么，实话对你讲吧，我们两个人来，是想请你参加中国共产党，你愿意吗？”
原来，当时新闸小学里隐藏着四位秘密党员，他们是其中的两位。这时候，在陈伯吹心头，瞬间闪过了英勇就义的十九岁的共产党人黄忆农的身影，也闪过了他和几位挚友在一个深夜里秘密宣誓的庄严激动。
这样的时刻，不正是陈伯吹时常在心中回味，也一直在暗暗期待和追寻的吗？
“我愿意！请你们相信我，我的心是和你们在一道的！”
说到这里，陈伯吹眼睛里有点湿润，嘴唇也有点哆嗦了。
“非常好，伯吹君！你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王志成又神色严肃地问道，“你有什么要求吗？请尽管讲出来。”
“我没有任何要求，哦，不……如果可以提一个要求，我请求你们……派我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参加斗争！”
“到什么地方去呢，你觉得？”
王志成和马精武对视了一下。
“到四平街去，到那里与反动派战斗！”
此刻，陈伯吹的心中好像被一股暖流拂过。
“明白了，伯吹君，我们回去会考虑一下的。”
说完，王志成和马精武就趁着夜色，悄悄离开了陈伯吹家。
奇怪的是，自那以后，虽然陈伯吹还在“联谊会”里见过王志成和马精武几次，但是他们竟然再也没有跟他提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情，更没有对他提出的“到四平街去”的要求做出回应。
因为有“绝对保密”的誓约在前，陈伯吹对王志成、马精武来找过他这件事一直守口如瓶，連对自己的家人也从来没有提起过。
实际上，从那时起，党组织就已经把陈伯吹作为自己阵营的人，一直在关注他、团结他。或许，王志成他们回去讨论过，最终觉得，像陈伯吹这样在教育界、文学界有影响的作家，还是在“外围”活动比较安全，而且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而这个“秘密的决定”，却是陈伯吹自己所不知道的。
果然，在上海解放前夕，陈伯吹在“反饥饿，反压迫”的斗争中，高唱着《团结就是胜利》的战歌，走在了抗争队伍的最前列。
直到后来，陈伯吹才知道了王志成、马精武两人的真实身份。那时候，王志成已经担任上海第一师范学校校长，马精武则调到国家教育部工作去了。
追随
1949年5月23日这天，在解放军向大上海进军的隆隆炮声中，陈伯吹正兴奋地从曹家渡向梵皇渡路（即今天的万航渡路）走着，他想，也许马上就能看到攻进上海的解放军先头部队的身影吧？
这样一边想着，竟情不自禁地哼唱起了不久前他在《小朋友》上登载的一首来自解放区的歌曲《唱出一个春天来》……
这时候，迎面走来了一个熟人——陈伯吹在大夏大学读书时的同学林荣。林荣此时是上海北区小学的校长，他也是听到了解放军隆隆的炮声，迫不及待地跑上街头来的。
两位老同学此时邂逅，不禁相视大笑起来。
“伯吹兄，上海就要解放了！”
“是啊……”
陈伯吹没有想到的是，林荣这时突然对他说道：“快胜利了，伯吹兄，你应该填张表了。”
陈伯吹一时还没反应过来：“填张表？填什么表？”
听到林荣说明，是让他填一张入党申请表时，陈伯吹会心一笑，说道：“是啊，是要填张表了。看样子，要不了几天，上海的春天就到来了，到时候我一定填的！”
陈伯吹心里明白，这个林荣，和王志成关系很密切，他们说不定是一起商量过的呢。
但是陈伯吹没有想到，岁月蹉跎，好事多磨。1949年以后，他的工作单位不断变动，甚至一度从上海调到了北京，几年之后，再从北京返回上海。其间，他在1951年、1952年先后两次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是都因工作关系的变动，最终未能如愿。在这中间，他又经历了一次次运动，在“文革”十年浩劫中，还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而被“扫地出门”，下放到了“干校”去参加劳动改造……
1983年10月5日，当他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七十七岁的老人了。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江河奔向大海，孩子想念母亲。在漫长的黑夜里行走过的人，时刻仰望着明亮的北斗星。
晚年的陈伯吹，念念不忘自己青年时代读过的马克思的一段文字：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的幸福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在心中，他一直把这段话奉若圭臬。
他知道，这是他一生的寻找，永远的追随。
责任编辑：田静
早春二月，江南大地上有一些地方乍暖还寒，残雪未消，罗店镇郊外的河畔，柳树已经萌发出了淡淡的黄芽，柳枝在春风里变得那么柔软，每一阵春风吹来，所有的枝条都会随风起舞。桑田里那些安安静静的桑树，也迫不及待地扬起一只只小小的“桑拳”，迎接那沿着小河赤足走来的春天。
1925年春天，刚满二十岁的乡村小学教员陈伯吹，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自己苦心经营了数年的朱家宅国民小学，提着简易的行囊，走进了宝山县立第一小学，担任初级部主任。这所小学是当地的名校，创建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校址设在地方政府的办公场地“参将衙门”。校长蒲文贵（撷英）先生是龙门师范的首届毕业生，在宝山是一位几乎家喻户晓的“名师”。蒲校长十分赏识陈伯吹，鼓励他说：“你不用担心，这里的教员们都是接受过革命的风雨和新文化思想洗礼的，大家都听说了你在朱家宅国民小学的办学事迹，陈君来到这里，尽可以再展鸿鹄之志……”
蒲文贵校长说得没错。在这所小学校园里，像《新青年》《向导》《新潮》等当时的进步刊物，还有《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来自上海的报纸，随时都能看到。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等“新文化闯将”的文章和思想，不断地被教员们讨论着、传诵着，也向学生们传递着。没过多久，陈伯吹就与学校里的几位志同道合的教员，成为了亲密无间的朋友。其中像周向之、陈荷百、徐学文等几位老师，不仅思想活跃，满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而且待人真诚，把年龄最小的陈伯吹引为他们的“同志”和兄弟。他们在饭前课后，经常一起讨论时局，交流各自对国民教育、儿童教育和国家前途的思考与体会，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大时代的风雨，正在呼唤和引导着青年陈伯吹走出狭小的自我世界，走向一个伟大的群体与行列。小溪正在向远处的海洋奔流，浪花正在汇入时代的波涛之中……
1926年12月一个寒冷的夜晚，在宝山县文庙内的城中小学一间比较秘密的房子里，陈伯吹与张京石、陈荷百、周向之、徐学文四位好友一起，神色严肃地举行了一个秘密的宣誓仪式。
张京石是他们的“老大”。他说：“从这一刻起，我们五个人，都是真正的同志了！”“同志”这两个字，让陈伯吹感到无比亲切、庄严和神圣。
在此后的日子里，在校园午后的亭子里，在远离人声的小花园一角，有一个身穿西装、神色坚毅的大学生模样的人，经常出现在陈伯吹和周向之、陈荷百、徐学文这几位志同道合的同事面前。
宝山一小的校园看上去虽然还是像往常一样平静，但是在陈伯吹心中，仿佛每天都时刻在准备迎接新的考验。他们一起谈论当前的局势，谈论国家的前途与命运，也谈论教育、哲学和文学。陈伯吹和他的同事被这个青年人的思想和热情深深地感染着。他们心里都已经明白，这个青年人不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而是共产党的一位地下党员。
他的任务，就是在这一带的大、中、小学里秘密活动，团结一些进步的教师和学生，发展壮大力量。
果然，没过多久，陈伯吹他们就赢得了他的信任。他开始安排他们在这一带的学生和群众中间散发和张贴传单。为了在白色恐怖之下做到有效地保护自己，他还细心地教给陈伯吹他们秘密张贴标语的方法：最好是四个人合作进行，一个人在附近望风，一个人刷糨糊，一个人迅速地张贴，另一个人身藏标语随行在后面。
去一些街头巷尾秘密地张贴了几次标语之后，陈伯吹得到了这个青年革命者的赞扬。他说：“你的工作做得很好，组织将考虑吸收你……”听了这话，陈伯吹心里感到热乎乎的，一种崇高、神圣的情感在他胸中燃烧。
然而，在接下来的好几个月时间里，这个青年革命者却再也没有出现过。陈伯吹他们几个在为他担心：难不成他被捕了？
事情果然不出所料，1928年2月的一天，上海出版的《申报》《新闻报》等报章的“吴淞地方新闻”栏里，都刊载了这么一条新闻：
中共党员黄忆农，年十九岁，致力赤色鼓动，妄图颠覆政府，著即执行枪决……
这个消息使陈伯吹和他的几位同事非常难过。当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宝山一小的一间门窗紧闭的教员宿舍里，几个人一起，面对黄忆农曾使用过的一架黑色柯达克照相机，悲痛而庄重地表达了他们的悼念。
他们一起压低声音，有力地发誓：就让这架黑色照相机做证，我们一定会追随你继续向前，绝不改变，永不退却……
陈伯吹后来得知，这位名叫黄忆农的青年革命者，他们人生道路上最早的引路人，又名黄临川、王忆农，牺牲前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吴淞区委书记。
故乡山河，风雨激荡。晚年的陈伯吹撰文回忆说：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受到暂时的挫折……深秋，王忆农同志被杀害了。次年六月，我和同事徐学文以“共产党嫌疑犯”被捕，幸在宿舍内搜查无着，由学校担保具结释放。这年底，我无可奈何地流亡到上海……
客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伯吹在“孤岛”上读到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艰苦卓绝的长征和北上抗日的事迹，让陈伯吹不胜向往。有一些日子里，他一直在悄悄地寻找机会，并且做好了准备，随时逃出上海，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圣地延安去。
虽然延安最终没有去成，但陈伯吹一直没有放弃用手中的笔与日本侵略者“作战”，以至于受到了日本宪兵特务和汉奸的追捕。
抗战胜利后，陈伯吹和朋友们一起发起成立了由众多进步作家组成的“上海儿童读物作者联谊会”。
就在这段日子里，有一天，陈伯吹家里突然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一位叫王志成，一位叫马精武。这两个人当时都在上海新闸小学当老师，都是“中华儿童教育社”的成员。
陈伯吹原本就认识他们，可是经过漫长的战乱岁月，他对这两人现在的情况并不熟悉。在交谈中，王志成笑着问陈伯吹：“不知陈君对当前的局势有什么看法？” 陈伯吹不假思索地说：“时局确实不妙，十分危险。抗战刚刚胜利，国家和百姓受尽了战争的苦难，内战，自然是人人都会反对的！”
“说得好！伯吹兄，你的态度和我们对你的预料是一致的。”
“你们来找我，到底是为了什么？”陈伯吹稍有疑虑地问道。
“今天我和精武兄来找你，想跟你商量一件大事……”说到这里，王志成压低声音说，“但是需要你绝对保密！你能做到吗？”
“这个……”陈伯吹心有灵犀，马上就猜出了几分来意，立刻说道，“请你们相信我，我会绝对保守秘密！”
“就是面临杀头也不会害怕，对吗？”
“是的，为了光明和真理，杀头也不怕！”陈伯吹坚毅地回答说。
“那么，实话对你讲吧，我们两个人来，是想请你参加中国共产党，你愿意吗？”
原来，当时新闸小学里隐藏着四位秘密党员，他们是其中的两位。这时候，在陈伯吹心头，瞬间闪过了英勇就义的十九岁的共产党人黄忆农的身影，也闪过了他和几位挚友在一个深夜里秘密宣誓的庄严激动。
这样的时刻，不正是陈伯吹时常在心中回味，也一直在暗暗期待和追寻的吗？
“我愿意！请你们相信我，我的心是和你们在一道的！”
说到这里，陈伯吹眼睛里有点湿润，嘴唇也有点哆嗦了。
“非常好，伯吹君！你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王志成又神色严肃地问道，“你有什么要求吗？请尽管讲出来。”
“我没有任何要求，哦，不……如果可以提一个要求，我请求你们……派我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参加斗争！”
“到什么地方去呢，你觉得？”
王志成和马精武对视了一下。
“到四平街去，到那里与反动派战斗！”
此刻，陈伯吹的心中好像被一股暖流拂过。
“明白了，伯吹君，我们回去会考虑一下的。”
说完，王志成和马精武就趁着夜色，悄悄离开了陈伯吹家。
奇怪的是，自那以后，虽然陈伯吹还在“联谊会”里见过王志成和马精武几次，但是他们竟然再也没有跟他提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情，更没有对他提出的“到四平街去”的要求做出回应。
因为有“绝对保密”的誓约在前，陈伯吹对王志成、马精武来找过他这件事一直守口如瓶，連对自己的家人也从来没有提起过。
实际上，从那时起，党组织就已经把陈伯吹作为自己阵营的人，一直在关注他、团结他。或许，王志成他们回去讨论过，最终觉得，像陈伯吹这样在教育界、文学界有影响的作家，还是在“外围”活动比较安全，而且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而这个“秘密的决定”，却是陈伯吹自己所不知道的。
果然，在上海解放前夕，陈伯吹在“反饥饿，反压迫”的斗争中，高唱着《团结就是胜利》的战歌，走在了抗争队伍的最前列。
直到后来，陈伯吹才知道了王志成、马精武两人的真实身份。那时候，王志成已经担任上海第一师范学校校长，马精武则调到国家教育部工作去了。
追随
1949年5月23日这天，在解放军向大上海进军的隆隆炮声中，陈伯吹正兴奋地从曹家渡向梵皇渡路（即今天的万航渡路）走着，他想，也许马上就能看到攻进上海的解放军先头部队的身影吧？
这样一边想着，竟情不自禁地哼唱起了不久前他在《小朋友》上登载的一首来自解放区的歌曲《唱出一个春天来》……
这时候，迎面走来了一个熟人——陈伯吹在大夏大学读书时的同学林荣。林荣此时是上海北区小学的校长，他也是听到了解放军隆隆的炮声，迫不及待地跑上街头来的。
两位老同学此时邂逅，不禁相视大笑起来。
“伯吹兄，上海就要解放了！”
“是啊……”
陈伯吹没有想到的是，林荣这时突然对他说道：“快胜利了，伯吹兄，你应该填张表了。”
陈伯吹一时还没反应过来：“填张表？填什么表？”
听到林荣说明，是让他填一张入党申请表时，陈伯吹会心一笑，说道：“是啊，是要填张表了。看样子，要不了几天，上海的春天就到来了，到时候我一定填的！”
陈伯吹心里明白，这个林荣，和王志成关系很密切，他们说不定是一起商量过的呢。
但是陈伯吹没有想到，岁月蹉跎，好事多磨。1949年以后，他的工作单位不断变动，甚至一度从上海调到了北京，几年之后，再从北京返回上海。其间，他在1951年、1952年先后两次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是都因工作关系的变动，最终未能如愿。在这中间，他又经历了一次次运动，在“文革”十年浩劫中，还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而被“扫地出门”，下放到了“干校”去参加劳动改造……
1983年10月5日，当他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七十七岁的老人了。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江河奔向大海，孩子想念母亲。在漫长的黑夜里行走过的人，时刻仰望着明亮的北斗星。
晚年的陈伯吹，念念不忘自己青年时代读过的马克思的一段文字：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的幸福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在心中，他一直把这段话奉若圭臬。
他知道，这是他一生的寻找，永远的追随。
责任编辑：田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