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南谢（稚柳）北徐（邦达）”的两位中国书画鉴定泰斗对一幅署名张大千的《仿石溪山水图》作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不少人感叹，大鉴定家尚且不完全可信，遑论他人。这是流行在圈内外的认识误区，以为凡是鉴定权威都百分之百正确。大鉴定家走眼的故事古今中外不胜枚举，如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已故中国古陶瓷学大师日本的小山富士和中国的冯先铭都言之凿凿地认为流散在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美术馆的一件磁州窑白地黑彩剔花龙纹大瓶为民国时期伪造。但后来有专家发现在宋金时期的其他磁州窑瓷器上可以找到相同类型的纹饰信息，此后在磁州窑窑址又出土了相同类型的残片，方知是冤案一桩。虽然如此，丝毫无损于两位大师的权威形象。是人难免有错，权威与非权威的区别不是犯不犯错，而是犯错率的大小。
　　当今收藏界的困惑已不是简单的鉴定家有没有失误的问题，而几乎是对整个鉴定家集体的信任危机。许多鉴定家也不是偶尔犯错的问题，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是家常便饭。鉴定究竟谁说了算？好像谁都不可信。以前被奉若神明的专家，事实证明许多人只不过是借了专家这个招牌的光。由于长期脱离市场，或者虽接触市场，靠有限的老本已越来越力不从心，但因公众对专家的信任，还是有不少爱好者慕名求鉴。不知真的是盲目自信，还是明知力不胜任还勉为其难，不少人只得靠“硬鉴”来硬撑住“专家”的门面。于是，许多人只好将希望托付于“机鉴”。谁知，机鉴同样面临“诚信”问题。以古陶瓷鉴定为例，实践证明，目前真正较为靠得住的机鉴是热释光，但选择哪家机构、由谁操机和是否会有不同也是问题，较为昂贵的价格和破相取样的方式又使许多人望洋兴叹！何况50年左右的误差，使得大量一二百年古瓷的鉴定不太适合。同时，随如火如荼的基建一起出现的地下新发现呈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壮观场面，许多闻所未闻的古代新面孔让一向自负见多识广的专家、老手大跌眼镜。与此同步的是高仿水平突飞猛进，许多高仿臆造品趁机以“出土新面孔”混迹其间。如今，雨后春笋般大大小小的古玩市场简直如一个个立体八卦阵：头上是铁丝大网，身旁是飞镖暗箭，脚下是地雷陷阱。采取鸵鸟政策，只关心那些烂熟的品种的办法，财产是保住了，可对真正以鉴赏家自居的人来说，则是耻辱。
　　收藏圈正在经历从未有过的混乱局面：“城”内外不断升温的收藏热，从四面八方涌进来大批赶潮者，而终于苦苦等到这一局面的“前辈”们却因权威和标准的失灵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迷茫和困惑。本来老权威的失效未必是坏事，可以促使新生代的快速成长，实际情况却是因环境所限，新权威不是胎死腹中，就是未老先衰。山中无虎，除了一些半路出家者乘机占山为王，造假售假者也乘虚而入，以人们对专家的质疑声为掩护，纷纷打起质疑经典、挑战权威的旗号，为自己牟取暴利大造舆论声势。新入门者常常迷惑于这些三寸不烂之舌，一个个着了道、破了财，还极力为他们鼓吹。一时间，大有李鬼招摇过市，李逵反在一旁心虚失落之势。欺诈成风的后果是极大地败坏了收藏界的形象，让许多有心试水的岸上人望而却步。
　　各大收藏媒体上谈论鉴定的文字充斥版面，然而，不客气地说，又有几篇真能使人受益？只能满足一批嗷嗷待哺的初入行者的求知饥渴症，还只怕是营养和毒素兼有，指路和诱拐并存。写家和编辑出发点不坏，效果多半倒是帮了造假者的忙，使他们轻而易举地获取了收藏群体的心理情报，使他们的造假和设局更有针对性。一知半解的、似是而非的、不懂装懂的、耸人听闻的、故作高深的……大多看了比不看更危险。面对乱哄哄的局面，管理部门束手无策，专家们免战牌高挂，大有听之任之，徒呼奈何的意思。进步神速的民间收藏研究群体，面对如此混沌的重重迷雾，大多如泥菩萨过河，虽有各种竭力想拨云见日的秘诀悄悄问世，但多为技术性不高的小技巧，缺少科学性和理论价值。实际上，民间高手的学术修养至今无法迈出前辈的理论树阴——尽管那棵老树摇摇欲坠，与越来越扑朔迷离的现实比，贴合时代的新的鉴赏理论的建树远远没有跟上。这几年，进入一批高素质人才，等到他们成熟，担当起继往开来的重任，起码还要耐心等上10年。
　　真假问题从未如此严重的困扰着收藏界，何况遏制收藏界健康发展的远不止此。正是最迫切需要有人来回答孰真孰伪的时候，有资格回答的人却越来越少。真假究竟谁说了算？这个已经如同哥德巴赫猜想似的难题，折磨着圈中的每一个人。谁都不可信，唯一可以信赖的就是自己——许多人不约而同得出这样的结论。客观地说，能达成这样的共识也算是收藏界的一大历史进步，从盲目信赖专家到相信自己，说明收藏者正将那种拄拐杖式的收藏习惯转向凭自己的眼睛去发现的更高境界。但深一步想，又总觉得这是一种不得已为之的无奈之举，而非完全理性的选择。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即便投入一生的时间去钻研一个收藏门类，恐怕要想将所有知识一网打尽怕也不现实，何况，能一生心无旁骛的有几人？即便能够，这一行当毕竟还有个天分问题，并不是花多少力气就一定会有多少收获。再说到底，绝大多数的人进入收藏领域，总有一个由生到熟的过程，有些人可能是赚了钱后只是作为一种精神寄托，或者纯粹是投资行为，他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事必躬亲。所以，“借眼”这一老秘方一时还不能作废。那么，借谁的眼？既然谁的眼都靠不住，又何处去借？
　　


　　近年，民间收藏人士中涌现越来越多既有理论素养又有实战经验的高手，其中不少人是在与高仿集团的对弈中成长起来的，只要假以时日，他们中间必将出现新一代的鉴赏和鉴赏理论大家。正如在百分之九十九的假货市场发现百分之一的真品靠的是眼力，从百分之九十九的冒牌“高人”、准高手之外，发现百分之一的真高手同样需要慧眼。而这双慧眼的构成，除了一定的社会经验外，更主要的是科学的思维方式。
　　所谓眼力，就是对一类对象的认识范围和水平。跟世界上一切知识体系一样，认知者从来不可能处于同一水平，真正的大家总是极少数。一般而言，正是这些大家通过吸收前人和旁人的知识积累，靠自己的刻苦和超常的悟性，总结出一套开启某个客观领域的思想钥匙，而其他绝大多数人都是“钥匙”的接受者，收藏界同样逃不出这一格局。这“绝大多数人”又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判断，信任这些大师所配的“钥匙”的呢？为了识别这些“钥匙”是否可靠，社会自发形成了一种筛选、鉴别机制，如报刊、出版社的编辑就是鉴别这些“钥匙”的第一道把关人。这些被社会机制推举出来的把关人因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虽未必对所有汇拢而来的各种“钥匙”都能清醒识别，但在一个充分市场化的社会中，一个称职的编辑应该具有不放过基本水准之上的“钥匙”的眼力。当然，从经验看，大量出笼的“钥匙”真正经得住市场考验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被岁月淘汰了；有些可能红极一时的“钥匙”，若干年后被证实是赝品的也不在少数。大浪淘沙留下来的“金钥匙”，之所以被社会完全信任，靠的不是别的，而是口碑。
　　口和碑这两个汉字组合在一起后体现出来的分量，一向被我们忽视。此处之“口”即口头传播的意思。认识、认知、知识归根结底是一种口与口之间的传递，是通过无数个口背后的大脑筛选后沉淀下来，某一门类古玩的知识、认识方法也逃不脱这一传递过程，是真金白银就被互相推介，是假冒伪劣就被逐渐淘汰。“碑”字在汉文化中更具盖棺论定的意义。看不见摸不着，口碑却是比真正的刻满碑文的石碑更具分量的评价见证——这里要剔除掉那些刻意自拉自唱的人造口碑，如在网上替自己造势扬名，以及哥们儿义气式的人情口碑。好口碑就是金钥匙。
　　


　　好口碑是如何得到的呢？以出书为例，编辑通过眼力从众多来稿中发现有价值的好稿，然后逐级审查，如最后总编也认可，就拍板付印，上市后或许反应平平——除极少数过于超前的天才作品可能被读者误读外——说明稿子选错了，编辑眼力还不够；如反响强烈，读者尤其是高素质读者纷纷认为是好书，说明编辑眼力不错。古玩的被认可过程与此类似，收藏者发现件藏品，或胸有成竹，或犹犹豫豫地买下，其购买行为类似于写了部稿子，不管接下去是转手、送拍，还是请别人看或者写文章推介，或上网交流，他都要面对形形色色的“编辑”、各类专家和行家的“一审”、“二审”、“三审”，如是“好书”，除特别超前的和恶意打压外，迎接他的将主要是一片赞许声，特别是那些高素质“读者”的赞语，说明他这本“书”写对了；如果相反，“初审”都通不过，或者通过关系“出版”了，但骂声一片，且主要来自高手，而仅有的一些赞许声多出自二五眼，那就说明“写坏”——买砸了。就这么简单。如果说“读者”——收藏群体是陪审团，其中的“书评家”——真高手和好专家就是终审大法官。
　　当然，“编辑”、“读者”的水平参差不齐，意见相左是常事，“好书”被埋没的可能不是没有。收藏圈内也历来有少数宝贝被错杀的情况，但只是暂时的。特别是现在有了更多自由“发表”的渠道，如自费出版，如互联网，只要真是“好书”，总有一天会被人追捧，何况拿书打比方还有不太贴切的地方：这里主要谈真伪问题，而非模糊度、主观性较大的审美等价值判断，相对而言是不会有太多的公理婆理之争的。收藏群体从来就是一金字塔，塔底层人多势众，但他们一般尊重塔中间那部分人的意见并向他们看齐，而真正影响中间这部分人意见的是最顶端的“一小撮”，这部分人的意见才是决定性因素。如果排除审美等价值判断，单就真伪判断，一旦有塔尖的人定了调，中下层的除了学习外，一般不再会出现颠覆性意见。只有同处在塔尖的人提出相反看法时，才会影响到整座金字塔的四分五裂。
　　塔尖那些人又是如何被中间这部分人认可的呢？很简单，通过一系列的“阅读评论”——他们的鉴定意见被一次次地反复验证是正确的。他们靠着卓识、严谨、公正、客观等一系列过硬品质被反复确认后树立起自己的品牌形象，他们的评语一般“读者”都会注意倾听，甚至盲目崇拜。反之，一旦塔尖那些人故步自封，说昏话，几次下来，马上就会使金字招牌褪色，从塔顶滚到塔底。古玩是以造型、线条、色彩、质地等抽象语言为信息表现真伪优劣，鉴赏过程就是阅读这些语言的过程。收藏圈中的高手、好专家是靠自己被反复证明是正确的“阅读评论”在“读者”群中确立了好口碑，正是这种口碑带给他们有时甚至值得盲目崇拜的可信度。即一个鉴定人的可信度取决于口碑好坏程度，而口碑的好坏程度又取决于鉴定实例的准确率。
　　权威是相对的，流动的，没有终身制，不是靠谁封的，而是由相关群体的口碑塑造，不管什么部门颁发的任何“权威”或专家证书都是虚的，只能说明过去。眼力必须与时俱进，停滞就意味着淘汰。书出得再多也不说明问题，许多书主要是给外行看的，即便书中有真知灼见，也只能说明过去，何况现在的许多书本身就是赝品。昨天还是权威，只要出了几个昏招，今天可能还不如新手。苏富比、佳士得等拍卖行之所以得到各国收藏家的信任，并非其鉴定人多么权威，而是出错率相对其他拍卖行低得多，因而有了好口碑，也建立起了一定的权威性。孙瀛洲、冯先铭、耿宝昌等之所以成为古陶瓷鉴定的泰斗，不是因为他们身在文物部门、有耀眼的头衔、写过书，而是靠一次次准确的鉴定实例赢得信赖，所写的书也确实给人启迪，才得以口口相传，说得再白些：大家服气！
　　就是说，不是先有权威再有可信度，而是先建立了可信度才有权威。可是一般人往往受表面现象的迷惑，将头衔、权威和可信度的先后次序颠倒。许多人拼命地去找权威、等待权威，人不行了就等待机器，殊不知机器的权威也是先有了大量可信的鉴定实例才得以逐渐建立的，而并非因为它是机器就一定可靠。别忘了，机器是由人设计、制造、操作的，任何一个环节有小偏差就可能谬以千里。机鉴出错的百分比至少到目前为止不比眼鉴少。不是因为名号叫科学就一定科学，而是因为实践证明它科学才科学。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许多人就是想不明白呢？
　　实际上，任何机器的鉴定结论正确与否当事机器是无法作证的，必须得到其他鉴定手段的验证（互证法是古玩鉴定的关键法宝，没有得到互证的鉴定结论不能作为定论，即便像所谓传承有序的故宫旧藏，在断年代时都无意识地运用了互证法，如同样底款落“大明宣德年制”的两件瓷器，之所以一件被定为宣德，另一件被定为正德仿，就是用其他同类型的瓷器推导得出），而任何鉴定手断最终都要通过人眼的首肯，任你数学运算得再复杂高深也没用，只要出来的结论过不了人眼这一关。起最后拍板作用还是某些人眼，这些人眼当然不可能是普通的技术人员，而是“金字塔”顶端的那“一小撮”——用大量实战成绩和真知灼见赢得大家尊重的好专家、真高手。
　　什么是真品？真品就是这样一个符号：通过真品，众多好专家和真高手对一类信息达成共识，并使心灵的某一个窗口彼此相通。如清康熙青花真品，真高手只需一个“对”字就会很方便地交换彼此有关“康熙青花”的理解，低一个层次的学习者一般会表现出对他们的信任，就会按照这个“对”字去琢磨真康熙青花的特征，悟性高的几次之后就会从盲目信赖过渡到实质认识，然后带动更低一层次的学习者。通过这种由下而上逐层信赖后的逐层学习，进入较高层次的入道者越来越多，慢慢形成共识圈，能进入这一共识圈的自然对何为真何为假心领神会，此时以前可能令人头疼的有关某类藏品的真伪问题已经变成小菜一碟（如明代民窑青花的辨认20年前对许多人来说可能还是难题，现在通过无形之中的一批批“传”、“帮”、“带”，绝大多数已成了“一眼货”），根本无需再多此一举地让机器代劳，即使百分百可靠的机器最多也是做个补充证明而已。稍下层的一批人出于对上层这个共识圈的信赖和领会，会在理解一部分的情况下完全赞同他们的意见。于是，一类鉴定对象的主观真伪标准自然形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真品与否，既有客观标准，如严格的标型、测试数据，又是主观的：当一件藏品被绝大多数公认的高手所认同时，它就可以被认为是真品。这种认同是在严格仔细地考证之后的认同。此处所说高手是针对某一类鉴定对象而言，实际上再高的高手也有相对薄弱的地方，他在弱项面前就不再算高手。至于基础知识欠缺、实战经验不够、只靠能说会道的嘴鼓励自己、鼓惑初学者的“理论型收藏家”，离取得好专家和真高手组成的共识圈距离太远，即便有个别过气的“大专家”支持，也是靠不住的。有些人天真地以为，大家无非都是靠嘴说，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反正没有客观标准，谁的声音高、谁能说会道自然谁是真理的拥有者，此言大谬。真高手哪怕一句话不说，可能只要一个表情就比你的一大套夸夸其谈、玄玄乎乎的深奥理论管用。这就是收藏圈真理标准的全部秘密。
　　由于认识局限，一定时期有些好藏品可能会被高手们集体误判、埋没——如同好书可能被好编辑、优秀书评家误读一样——但这只是暂时现象。那只常被用来证明某种理论的“至正十一年”青花象耳瓶不是没过多久就被“平反”了吗？尽管平反它的是外国人，但也是这个圈内靠眼睛说话的同道，用的方法并不复杂：类型互证。而此前老北京古玩圈对这只象耳瓶的集体误读是在对元青花毫无认知的前提下发生的。在今天对元青花知识普及的情况下，如果还寄希望在一些貌合神离的东西身上圆梦，那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说的是元青花，道理适用于其他收藏门类。